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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的忧虑
这一模型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犹太群体的狂热，人们本以为他们只会对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感到高兴，赞赏美国对以色列的忠诚。实际上，与此相反的是，这个特权群体正陷入一种对于“燔祭”参阅Peter Novik； L'Holoscustedns l vie méricine； Gllimrd； 2001。的，令人焦虑甚至令人担忧的迷恋之中。他们不停地纪念当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不断指责仇犹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上升趋势，替所有的海外犹太人聚居区的安全问题担心，尤其是对法国郊区的犹太聚居区，但即使是在2002年春法国郊区犹太教堂遭袭之后，法国犹太人自己也没有感到那样恐惧。与美国的犹太人相比，“燔祭”对属于阿什肯纳齐人的法国犹太家庭更具体、更现实，但后者的反应远比美国人平静，对未来也更有信心，尽管大西洋彼岸不停地将他们称作是丧失社团意识的叛徒，认为他们将来会成为法国经久不衰的仇犹主义的牺牲品。在拥有所谓“最强大的犹太院外压力集团”的美国，犹太人却始终感到如此恐惧，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参见保守主义周刊《WeeklyStndrd》在法国大选第一轮结束之后的惊人的封面，在三色的背景上，书写着“自由、平等和仇犹主义”的格言（2002年5月6日）。。美国普世主义衰落可以说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犹太人挥之不去的焦虑。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这个诠释模型。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有两个特征：排斥是为了接纳；被排斥者和被接纳者之间的界线并不稳定。有的阶段扩张，有的阶段收缩。 接纳犹太人是为了排斥黑人，可能还有墨西哥人。这一过程出现在普世主义衰落和差异主义的上升阶段，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重新确立种族情感的阶段。今天，美国发展的动力并非平等的价值观，而是不平等的价值观。面对一个如此矛盾的民族融合进程，美国人怎能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呢？怎么可能不感到这一脆弱的进程正受到威胁，充满各种臆想的危险呢？美国的犹太人之所以向外部世界扩散他们自身的恐惧感，因为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他们更多的是美国差异主义倒退势力的玩物，而不是普世主义征服者慷慨态度的受益者。 这种观点并非只是理论思考的结果。在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这一点上受到启发，是通过与我的一位叔祖父、一个奥地利裔犹太美国人的对话。有一次参观迪斯尼乐园时，以正在跳舞的米奇老鼠为背景，他向我表达了他长久以来的忧虑：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狂热，使他并不愉快地回想起他十几岁时的维也纳。在这之前，我从未在我们这个住在法国的犹太家庭成员当中观察到这种担忧。  
真正的“帝国”不可能是一边倒
美国对“邪恶帝国”、“邪恶轴心”或地球上其他邪恶势力的大肆渲染，因其明显的荒谬性，根据场合和每个人性格的不同，有时令人发笑，有时让人怒骂。然而，经过剖析之后，我们必须认真地看待它。它从客观上表现出美国对于邪恶的执着观点，美国人所指责的邪恶都来自外部，但实际上却来源于美国国内。确实，邪恶的威胁无处不在：放弃平等，不负责任的富豪寡头阶层的上升，消费者和农民赊账为生，死刑越来越频繁的使用，以及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潮。不要忘记还有令人担忧的炭疽袭击事件，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是某些秘密部门的精神错乱和不受控制的分子所为。美国之所以到处揭露邪恶，是因为自己运转不良。这种倒退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1950至1965年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大众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社会权利扩大化的国家，一个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的国家，那是一个善的帝国。 人们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差异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激烈表现。在这篇论文中，不应当完全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它，应当思考它的产生原因和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其基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本国平等思想和普世主义的倒退，而其根本性的后果是美国丧失了作为帝国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资源。一个不再认为天下大同的美国是不可能统治如 此广阔和多样的世界的。美国也不再拥有正义这一武器。在战后初期，即1950至1965年，在美国历史上是普世主义的鼎盛时期。正如罗马帝国，辉煌时期的美国普世主义是谦逊和慷慨的。 罗马人知道必须认可希腊在哲学、数学、文学和艺术上的优势；罗马贵族将自己希腊化，军事征服者掌握吸收被征服国家的先进文化。罗马曾被来自东方的几种宗教所征服，最终皈依于其中惟一的一种。美国在其完全帝国的时期，对于外部世界是充满好奇心的和毕恭毕敬的。它通过政治学、人类学、文学和电影艺术，抱着欢迎的态度观察和分析着世界上不同社会的多样性。真正的普世主义保留了所有社会的精华。征服者的力量保证了文化的融合。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结合经济、军事实力，体现知识、文化包容性的时期似乎已经逝去很久了。2000年的美国国力下降、生产力低下，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它自视为人类的惟一典范，拥有取得一切经济成功的钥匙，只有它才能生产出可看的电影。美国最近这种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称霸的意图和自我陶醉的膨胀过程，只是其实际经济和军事实力严重衰落的标志之一，也是美国普世主义衰落的标志之一。既然没有能力统治整个世界，美国便否认世界能够自主存在，否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社会不平等和经济无效率这两种现象的发展最终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1945年的美国是个自主的超级大国，然而，半个世纪后在世界经济中美国却成了某种黑洞，它吸收商品和资金，又不能提供等值的物质财富。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它需要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凯恩斯式的消费者角色。这并非易事。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其霸权只能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它必须充当全球霸主，凭借合法的暴力来垄断世界。但美国并不具备进行这种战略调整所必需的资源，引用约瑟夫·奈的术语就是美国既缺乏“硬力量”，又缺乏“软力量”。 人们发现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增长困难并阻碍世界繁荣。在短期内它使美国陷入一种奇异的机制：自由贸易引起的需求不足让美国扮演“必不可少的消费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造成的利润膨胀又给美国提供了消费所必需的现金。 美国的中央调节者的地位愈发脆弱。前文说过，帝国部落的概念并不能以专制的方式强加于人，它的产生必须基于某种“自由”、自愿、微妙和不稳定的机制，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所控制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领导阶层的意愿。我们可以指责华尔街和美国银行数不胜数的欺诈行为，可华尔街和美国银行并没有强迫它们的客户在那里挥霍钱财。 不规则的资本主义体制越来越不具备合法性，美国则首当其冲，以至于2002年《外交季刊》在其1～2月号里开始探讨并质疑全球化带来的战略威胁。 美国军事制约能力的不足使经济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的海军航空力量无疑是有效的，然而美国的部队并不能直接控制为其提供必需的商品和大笔资金的区域。理论上讲，美国凭借空袭的威力足以发挥绝对的影响，但实际上它仍受制于当今世界上惟一有可能利用其防空技术全部或部分抵消美军作用的国家：俄罗斯。只要俄罗斯一息尚存，美国就不具备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保证自身长期经济安全的绝对把握。 除了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军事力量不足外，普世主义影响力的减弱是阻碍美国形成平等、公正、负责任的世界观第三大因素。普世主义对于任何一个意欲统治和管理某一民族乃至多民族帝国的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 以上这些因素揭示了美国全球地位的根本矛盾：美国需要保证帝国长久的经济平衡但缺乏相应的军事和思想手段。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还要剖析这种根本矛盾为什么会出现，描述这种半帝国主义、半自由主义尴尬处境形成的轨迹。美国出台各种决策时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划导致出现了现在的窘境。 美国选择帝国之路是新近的事：它不是源自强烈的愿望而是美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一项权宜之计，是形势发展的产物。苏联解体让美国顷刻间萌生全球霸主的幻觉，全球稳定的霸权梦由此引发。但是美国做出抉择的时间确切地说应是1995年而非1990年。  
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和前苏联之分崩离析
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同这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对手的竞争使整个自由世界在二战后处于某种消极的和谐状态。90年代初美国已经开始感觉到自身的经济衰退。从1990年开始迈克尔·波特就在《民族的竞争优势》里描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体制，他指出日本、德国、瑞典和韩国在生产能力方面都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由竞争的规则使他们获益匪浅（Michel Porter；The Competitive dvntge of Ntions； Mcmi lln； 1990。）。 共产主义苏联这一主要敌人的倒台，一时间使美国同欧亚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上升为主要矛盾。1993年，莱斯特·撒罗在其著作《对峙》中提出美欧日之间即将爆发经济战（Lester Thurow； Hed to Hed。 The coming Economic Bttle mong Jpn； Euro pe nd meric； Willim Morrow； Nichols Breley； 1993。）。当时美国政府和几年前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的其他国家政府也都未曾想到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会走向衰落。发达国家在高估苏联的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低估了俄罗斯走出共产主义的艰难。 90年代初，人们都认为俄罗斯虽然丧失了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仍是世界格局重要的一极，世界上仍然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甚至可以梦想一个均衡的、平等的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同样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尝试恢复国家间的均衡，在裁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参见supr； ～103。）。当时它没有显示任何充当帝国的征兆。但在1990至1995年间，前苏联势力圈在政治上分崩离析，在经济上一泻千里。 俄罗斯的生产在1990至1995年间下降了50％，投资减少，货币的使用程度降低，在某些地方竟然出现了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人口中有一半为俄罗斯人）的独立造成7500万人口脱离俄罗斯。俄罗斯从而在人口上失去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1981年，苏联共有人口26800万，美国为23000万。到2001年，俄罗斯仅有14400万国民，而美国则达到28500万。 更糟糕的是，要求民族独立的不仅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也包括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自治地区：从高加索到鞑靼斯坦。俄罗斯中央政府失去了对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人们开始看到俄罗斯各地区之间的裂痕以及俄联邦的分化1996年L Découverte出版的Jques S pir所写《Lechosrusse》（俄罗斯的混乱）一书对此阶段有较好的描述。，这一切都预示着俄罗斯全面的解体。到1996年左右，美国的战略老对手眼看就要消失了，一个处于美国军事控制下的失衡的世界已经初现端倪，美国于是开始选择帝国之路。在美俄的大棋盘上，美国只需动一下小拇指，稍微刺激或者挑衅俄联邦的边缘地带也是俄罗斯的两大软肋——高加索和中亚，它就能赢得这盘棋。在1997年出版的逻辑严密的战略学著作《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指出了美国在欧亚大陆进行不对称控制的必要性和手段。 俄罗斯的瓦解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1990至1997年间，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由600亿美元激增至2710亿美元，美国可以超出其生产能力尽情地消费。帝国之梦并不能说明美国领导层思维清晰、精于计算、善于做出战略决断并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美国之所以会充当全球帝国，恰恰相反的是因为他们在事情发展正常时却选择了放弃，从来喜欢走捷径。美国领导人甚至不具备其欧洲卫星国首脑们所拥有的积极意志和长远计划，虽然后者常被人指责软弱。无论如何，欧洲一体化建设所必需的巨大的协调和组织能力是美国领导层现阶段可望不可及的。 集中力量于本国之内——从长远来看这对于美国兴许更可靠、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它本身疆域辽阔，金融体系又高度集中。但这也需要政府切实地履行组织和调节的职能：能源政策、保护工业政策加上对外的多边政策（鼓励其他民族和地区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大家都有利）。在地区化基础之上来重整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地区保护主义也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少。这样的世界规划可以奠定美国永久的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地位，只是从构想到最后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将是劳神费力的庞大工程。 于是美国人带着某种满足感轻率地相信俄罗斯的最终崩溃，认为美国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相信资金将潮水般地涌入，从而放任美国的永无止境的贸易逆差。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帝国化道路正是自由放任的结果。 野心勃勃但动机不足的帝国战略蕴涵了一大风险：人们在1997年仍不能说强大的俄罗斯已经消失了，将如此不确定的假设看成既成事实必然使美国承担巨大的风险——陷入严重的经济依附性又缺乏真正的军事优势，总之就是由半帝国状态向伪帝国状态过渡。 如果选择帝国之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源于强大的意志，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外交军事战略至少应该得到有序而且持久的执行。事实并非如此。证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所有帝国规划中堪称最有理性、最完整的布热津斯基模式，然后检验美国领导人是否身体力行地贯彻它。回顾最近的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了所有简单易行的事情，放弃了那些需要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计划。  
在外交的大棋盘上群雄逐鹿
布热津斯基方案简洁明了，他出于私利建议给俄罗斯致命的一击，将乌克兰并入西方，利用乌兹别克斯坦使中亚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并未直言包围俄罗斯将促使俄联邦土崩瓦解：大战略家也会有最基本的外交谨慎。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东西：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经济衰退及美国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全球财富的必要性只字未提，他的地缘政治学功底使他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基本企图。首先他指出欧亚是世界人口和活动重心所在，然后他强调美国远离欧亚。由此演绎出维持美国上层社会和庶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商品和资金来自欧亚。 尽管有所保留，但布热津斯基的设想是极其严密的。美国要建立帝国的惟一威胁来自俄罗斯，因此有必要孤立和瓜分俄罗斯。瓜分的方式与当年俾斯麦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辙。俄罗斯就像1871至1890年战败的法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0至1871年打败法国后成功地统一德国，在其后的20年间，俾斯麦刻意和欧洲其他所有强国修好关系，以孤立惟一的对手——法国，因为他认为法国人对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耿耿于怀，复仇心切。同样的道理，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同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要真正占领欧亚首先必须征得被保护国欧洲和日本的同意，为此他主张美国应承认日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而非亚洲强国，同时对欧盟建设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只有对英国可以带着优越感地表示关心，同时将其视为无为者。法德二轮马车的主要战略角色应得到尊重。布热津斯基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到顶点，提出对法国应采取更加友善的态度。出发点很清楚：只要欧洲和日本满意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帝国就坚不可摧。这样美国就可以将世界技术和经济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上述战略核心外，他还建议美国同中国和伊朗修好关系，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是个长期的问题，而伊朗不大可能同美国对峙。这样一来俄罗斯就夹在欧洲和日本之间，又与中国和伊朗隔绝，在中亚必定丧失行动能力。概括地讲，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应该同所有的二等强国合作最终消灭惟一能对美国霸权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俄罗斯。 布热津斯基方案的哪部分被美国外交所实现了呢？惟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上：北约东扩，向乌克兰敞开怀抱，利用一切借口扩大美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影响等等。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使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12000名士兵，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了1500名战士，在格鲁吉亚的美国军人也达到近百名。在这些行动中，美国满足于利用形势小打小闹，还远不足以导致俄罗斯发生决定性的动乱，而美国实际上并不具备这样的手段，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里具体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美国外交远没有达到俾斯麦时代的水准，而是非常糟糕的威廉风格。德国的威廉二世刚刚摆脱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控制便迫不及待地同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俄国发起武装冲突，给法国创造了牢靠的联盟，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霸权的消亡。美国现在大搞单边行动，忽视、羞辱它的欧洲盟国，任由它主要的权力工具——北约走上歧途。美国蔑视日本，称其经济落后于时代，事实上日本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对美国的幸福也有利无弊。它还不厌其烦地挑衅中国，将伊朗划入“邪恶轴心国”。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要建立这样一个欧亚联盟：成员之间差异巨大但都对美国喜怒无常的脾性非常恼怒。在加上美国固执地支持以色列，将它同穆斯林国家的冲突全球化，当然这有些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框架。 美国的愚笨不是偶然的。它就像当初选择走上帝国之路那样背弃了事物发展的常态，只图一时之需。美国有限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使它只有通过虐待小国才能确保自己的世界地位。在美国盲目的外交决策背后隐藏着某种逻辑：现实的美国太虚弱以至于只能同军事侏儒对抗。同这些二流角色作战至少还能显示美国的强大。而对世界的经济依附性又迫使美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全球存在。实力不足的美国只能歇斯底里地、大张旗鼓地对付那些次要冲突。由于普世主义在国内影响减弱，美国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想继续主导全球，就要平等对待欧洲和日本这两大盟友，这两者共同主导着世界的工业。  
军事攻击只是一枚小棋子
美国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执拗地同朝鲜、古巴和伊拉克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关系，显示出美国政策缺乏理性。更别提美国对伊朗这个明显走向正常民主化的国家的仇视心理和对中国没完没了的挑衅。真正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追求的必定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这要求美国耐着性子，放下架子与那些必将昙花一现的国家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外部干涉，朝鲜、古巴和伊拉克政权将会自动倒台。伊朗也会在我们眼皮底下和平演变。然而，正是美国的好斗性格让伊拉克政权稳如泰山，巩固了伊朗反美的保守派的地位。最近，既是放火狂又是消防员的美国找到了新的战场：印巴冲突。美国本应对巴基斯坦的动荡和当地甚嚣尘上的伊斯兰运动负主要责任，但它现在又介入其中当上了不可或缺的调停人。 以上种种行为对世界不利，激怒了美国的盟友，但至少还有一点意义。这些冲突可以使美国无处不在，但在军事上却是零风险。美国幻想整个世界永不太平，充满危机，好让它来充当保护神。 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此后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们几乎不再敢谈论战略，因为哪怕极短的理性时期都会在一段时间后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伊拉克为何物？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石油国家，其威慑力只不过是地区性而已。伊拉克发动战争想侵吞科威特，尽管当时形势不甚明朗，但人们并不相信是美国人暗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将伊拉克陷入不义之地的。有一点是肯定的，科威特的解放给美国提供了一种选择：全力介入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的冲突，将其定义为“流氓国家”，以描述他们的可恶和渺小，通过战争来显示美国的力量。但对手必须是弱者。以越南为例，它一直保持共产主义制度，但在美国看来越南具有现实的军事打击能力，原因自不必多说，因此相安无事。美国鼓吹伊拉克（它居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四军事大国）的威胁实际上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地球受到威胁的谎言。 “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例证。美国领导人陷入一场不曾预料的战事之中，在战争中他们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肯定，这种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区微观军国主义”，即通过镇压微不足道的对手来显示世界离不开美国。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并非尽善尽美，它提醒世人任何一个不具备有效的防空能力或者核威慑力的国家都会受到来自空中的恐怖袭击。美军在地面战争的无能也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他们在地面上必须依赖当地军阀，得到近在咫尺的俄罗斯的配合，只有俄罗斯才能迅速武装北方联盟。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既没有擒获毛拉奥马尔也没有抓获本·拉登。当地军阀将一些小头目交给了美军，这些无关紧要的战俘被关在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而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袖只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留大胡子。古巴问题和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纯属虚构。传媒大肆宣传的“邪恶轴心国”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已。  
对伊斯兰问题咬住不放
美军在世界上的力量分配显示了帝国实际结构，也可以说是美帝国残余部分的实际结构，如果你认为美国正处于解体而不是上升阶段的话。德国、日本和韩国是美军在海外部署的重点所在，1990年起，美国开始在匈牙利、波斯尼亚、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部署军事基地，但始于同共产主义斗争时期的军事部署重心并未改变。如今只有古巴和朝鲜是公开的对手，这些国家时不时遭到美国的谴责，但言辞还不至于引发军事行动。 美军的军事行动重心以后将转移到穆斯林世界，名义是“反恐战争”，这是前文提到的“战区微观军国主义”的最新官方术语。有三大理由可以解释美国缘何选择既是宗教概念又是地理概念的伊斯兰作为靶子，而每个原因都可以推出美国在帝国资源三大方面（即思想、经济和军事）的不足：1。普世主义对美国人思想影响下降，使他们不能容忍伊斯兰世界妇女的地位问题；2。经济效益下降使美国人对阿拉伯石油念念不忘；3。军力薄弱是穆斯林世界的致命弱点，自然成为军事实力不足的美国的首选目标。  
女权主义和对阿拉伯国家的蔑视
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世界的多样性，本能地将阿拉伯世界看做仇敌。这种对抗是人类原始的、下意识的反映。它超出了亨廷顿所提出的将穆斯林世界排除出西方势力圈的宗教对立情绪。对于习惯研究各地风俗的人类学家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和阿拉伯绝对是两大对立的体系。 美国人的家庭结构是原子核式的，崇尚个人主义，妇女地位较高。阿拉伯人的家庭则是父系式的复杂体系，妇女对丈夫依赖程度极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表亲通婚是一大禁忌，而阿拉伯人恰恰提倡这种婚姻。美国的女权主义随着年代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专断、富于攻击性，对世界多样性的容忍度不断下降。美国似乎注定要和阿拉伯世界发生冲突，尤其是和那些家庭结构与阿拉伯世界类似的穆斯林（我们可称之为阿拉伯穆斯林）发生冲突，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土耳其的一部分，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非洲印度洋沿海地区除外，这些地区妇女地位较高。 美国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对峙既是不愉快的人类学冲突，也是难以准确定义的两种价值观之间失去理性的对抗。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抗正变成塑造国际关系的一个结构性因素。这场文化冲突自“9·11”事件后展现出了滑稽的一面，成了一幕世界化的街头喜剧。一方面，美国妇女严厉专横，前总统就曾经为了证实他没有和某位女实习生睡觉而接受某调查委员会的审讯；另一方面，本·拉登娶有多个妻子，还有数不清的异父或异母兄弟姐妹。这是一幅世界漫画，但漫画中的世界正在消失。即便没有美国的建议，穆斯林世界的风俗习惯也会发生改变。 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妇女生育率下降本身就说明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她们必须有较高的识字能力，其次像伊朗这样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个孩子的国家一定有许多家庭放弃了养育男孩的愿望，也就是与父系传统决裂（假设每对夫妇生有男孩后不再要孩子，若生女孩就继续生育，理论上就可以使每个妇女只生两个孩子和重男轻女的习惯兼容。但这个假设不大现实，倘若如此，一对夫妇就不可能有两个儿子，阿拉伯传统家庭结构也将改变，兄弟之间的团结和近亲结婚也将随之消失。）。埃及就曾开展过一次表亲通婚率的跟踪调查，1992年的比率为25％，到2000年则降为22％（1992年和2000年《埃及人口与卫生调查》。）。 阿富汗战争之后，在欧洲大陆尤其是英美两国爆发了关于阿富汗妇女地位的文化战，要求改革当地的风俗。甚至有人提出用B—52轰炸机来结束伊斯兰的反女权主义。西方的这种苛求简直有点可笑。风俗的变迁是个漫长的过程，盲目地发动现代化战争只会适得其反，因为战争会将西方的女权文明与无可争辩的军事威慑力结合起来，产生的间接后果就是给阿富汗军阀的超男性化伦理学蒙上一层荒谬的高贵色彩。 盎格鲁—撒克逊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布什夫人和布莱尔夫人在阿富汗妇女地位问题上采取女权主义的态度更是火上加油。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已露出某些退化的迹象，人们不再像爱文斯—皮特卡德或者梅耶·福特斯那样对不同体制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 美帝国的衰落 http://www.xshubao22.com/3/3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