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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变成了王牌
我所勾勒的这幅理想的、为世界所需要的俄罗斯肖像有点走样。我所描述的是个虚拟的民族。目前俄罗斯的个人暴力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国家正在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以保证能收到税并维护高加索边界的完整。它忍受着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造成的对俄罗斯与其说是有效的不如说是挑衅的包围。西方报界假充圣人谴责俄罗斯压制媒体，谴责俄罗斯的极右派青年，总之，指责一个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民族的种种不完美之处。我们的许多媒体太习惯于高度发达社会的甜蜜滋味，喜欢津津乐道地谈论令人担忧的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家们不停地说，要想确保美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让俄罗斯意识到它的帝国时代已经终结。这样做恰恰表明美国对自己的帝国地位深感忧虑。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扩张中的强国。无论俄罗斯的政权采取哪种形式，专制也好，民主也好，它的人口毕竟在减少。人口减少并老化的事实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只会给全球带来稳定而不是威胁。 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俄罗斯的人口运动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反常现象。最初俄国的人口减少和经济崩溃使美国一跃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使之沉浸在不可能实现的帝国幻想之中。美国于是起了打倒俄罗斯熊的念头。后来，人们发现缩小了的俄罗斯不仅不再另人担心，反而自动成为一大平衡伙伴，抗衡过于强大、太具侵略性、在国际舞台上过于游离不定的美国。普京在柏林如是说：没有人怀疑欧美关系的极大价值，但我认为欧洲要想成为真正独立的世界强权，必须联合俄罗斯，利用其在人力、领土和自然等方面的资源以及它的经济、文化和防务潜力。是我在“防务”一词下划的线。 在内心深处，我们并非绝对确信俄罗斯将建立民主社会，永远或者至少长期地服务于福山所倡导的普及自由社会的梦想。俄罗斯在政治方向上未必完全可信，但在外交上又是可信的。有两条主要理由：首先因为俄罗斯的脆弱。这一点很矛盾，俄罗斯的脆弱加上其内部的稳定成了普京争当欧洲潜在盟友的一张王牌。其次，无论俄罗斯是否是自由社会，它的普世情结使之以平等和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国际关系。脆弱让俄罗斯丢掉了统治幻想，加上普世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只能对世界的均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种将俄罗斯作为平衡力量的乐观看法对于美国经典学派里的现实主义者们来说毫无必要，无论其是否基辛格派。对于现实主义战略家而言，作为军事上的平衡力量根本无须考虑道义因素。 希腊人厌倦了雅典强权，最后不得不向斯巴达人求助。斯巴达人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典范，他们惟一的优点就是不愿意扩张领土。雅典最终消亡，毁于希腊人而非波斯人之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未来的俄罗斯将扮演斯巴达人的角色，一个实行寡头政治却被邀请为捍卫自由而战的城邦。此前俄罗斯扮演的是波斯人的角色，一个对其他所有民族都构成威胁的多民族帝国。这样的比较不可能推得太远，今天的世界太大、太复杂了，不可能发生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很简单：如果欧洲和日本愿意，美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来阻止它们重新获得自由。  
美国成了捣乱者
“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欧洲人曾认为这是一个显示团结的良好契机。欧洲领导人在北约这个针对某些国家的防务联盟中明确表示要加入定义含糊的反恐战争。此后的一年里，人们目睹了欧美关系持续降温的事实。表面看来这令人费解，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变得不可避免。面对恐怖主义暴行，盟国充分地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团结，但美国领导方法的粗暴无效、目标模糊的反恐战争却又暴露出了欧美之间的对抗。对“邪恶轴心”没完没了的指责，对以色列不变的支持和对巴勒斯坦人的蔑视，渐渐地改变了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曾几何时美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因素，现在倒成了捣乱者。欧洲人长久以来像忠实的孩子一般尊敬拥有家长式权力的美国，最后不得不怀疑美国这种不负责任的、危险的最高权力。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国际上，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对美国变得越来越敏感，而且这一进程还未结束。 法国人对美国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德国人的态度转变却是令人吃惊的。西德受到美国的保护自然对其领导人忠心耿耿，这是美国维持在欧洲大陆影响力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暗含的信仰又包括两层意思：美国人在1943至1945年用炸弹粉碎了德国，德国人出于服从强者的天性屈服于最强大的美国；此外他们对美国心存感激，美国让他们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恢复了经济。有了这种基于力量和利益之上的关系，德国人的永久忠诚似乎是有保证的。 英国盟友迟疑不决的新态度同样令人吃惊。英国向美国看齐对于美国的战略分析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先天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禀性和文明。布热津斯基提到英国给予美国的支持时的从容和随便足见一斑。英国政治左派和右派中出现的反美情绪是个反常的现象，因为英国曾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强硬态度表态要站在美国那边。不过以前英国人也曾成功地避免了参与越南战争。英国时而紧随美国之后，时而若即若离，这并非什么新现象，欧洲所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同的体验：与某物或者某人过于接近的话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感受。 旧大陆各北约成员国报界的详尽分析，描绘出了欧洲由恐惧到愤怒情绪的上升过程。就其后果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出欧洲态度的这种大转变。让美国军政领导人大为光火的是欧洲人最后同意制造用于军事运输的空中客车。他们还启动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计划以打破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垄断。这让人们看到了欧洲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因为该计划要把30多个卫星送入轨道。只要欧洲想做，也就是说只要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做，他们就一定能做到。2002年6月，德国和英国甚至威胁将针对美国提高进口钢材关税采取多种反击措施。此后，在国际会议上就能经常见到美国的大学领导、军官、记者尖酸，甚至是尖刻地公开责备欧洲人不够理解美国，欧洲人不够忠诚，还有（尽管他们没有明说）欧洲财富、权力的增长和自主权的上升。 仅仅一年的事态发展并不能解释欧洲态度的转变，它只是表面现象。要研究近期美欧间的政治不和，关键要看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如何觉醒，而不能只盯着对抗本身。所以要研究深层力量。有些力量让欧洲人和美国人靠近，其他力量则让它们分离。当前的进程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吸引力和离心力同时增长，这使我们的分析愈发复杂。在欧洲，想要和美国融合的力量逐渐增长，但更强劲的是与美国分离的力量，而后者越来越占上风。美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与闹离婚的夫妻非常相似。  
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
反恐战争伊始，欧洲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同美国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一样具有两重性。美国需要法德和解以保证北约的凝聚力，对付俄罗斯；但从没预料到它们的和解最后会导致一个竞争性的战略实体的诞生。美国从亲近、鼓励到怀疑、尖酸最后到反对的态度转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欧洲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的苏维埃化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需要美国的保护；二战创伤愈合、共产主义苏联垮台之后，他们又开始怀疑美国，怀念以前的独立时期。无论如何，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层看来，每个欧洲民族的历史都比美国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要厚重、丰富和有趣。欧洲人赶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这越来越让他们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也给解放运动提供了理由。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就是范例。 最近20年也出现了推动欧洲完全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自由主义变革（左派术语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反映”）在欧洲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发达国家受到寡头政治趋势的烦扰，新兴的社会阶层需要一个领导。当世界在军事领域不再需要美国的时候，它却成了全球不平等革命和寡头政治转变的先锋，诱惑着所有社会的领导层。美国今后所倡导的再也不是捍卫自由民主，而是替那些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维护他们的金钱和权力。 1965至2000年间，欧洲领导人没有在融合和解放之间做出取舍。他们同时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欧洲的统一，并于21世纪初将美国置于一个尴尬处境：他们不知道欧洲人会是忠实的仆人还是叛徒。欧洲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除了共同农业政策外几乎不再有关税保护。欧元自诞生之日至今贬值了25％，对欧洲经济形成了一种保护，出口价格降低，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则上涨了同样的比例。2002年上半年当布什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实施保护性关税、增加农业补贴时，欧洲领导人和记者的叫喊表明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欧洲人并不希望欧元是对付美国的惟一工具，无论其汇率是走低还是走高，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在融入美国还是获得解放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 选择融入美利坚帝国对欧洲领导人有双重精神革命的意味：一方面意味着要摈弃自己的国家，缔结帝国婚姻；另一方面放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交换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领导阶层，“9·11”事件后，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美国”的时候，欧洲和法国大部分的精英都曾有过这样的冲动。这也曾是让—玛丽·梅西耶（法国威望迪集团总裁——译注）的梦想。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富人被华尔街榨取了钱财之后，美国的企业和银行让这种选择越来越失去诱惑力。尤其是美国右派中出现了厌恶欧洲的情绪后，欧洲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想自己解决问题，同时还想让欧洲人明白他们将来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美国差异主义抬头的趋势不仅涉及黑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还包括欧洲人和日本人。 选择解放则是基于欧洲客观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人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欧洲必须有能力保证自身的防务安全。在短期内不失为现实的选择。欧洲工业实力胜过美国，军事上又无须再担心遭到削弱的俄罗斯。但欧洲必须通过提升核打击力量来达到真正的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人从未把这一点挑明。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平衡给了欧洲充裕的时间发掘军事潜力，但欧洲面临的惟一问题是人口下降，因此欧洲未来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将处于劣势（与俄罗斯相比则未必）。 给出几种方案就意味着要从中选择，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阶层需转变为意志坚定的行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品位和价值观来决定未来的方向。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奇迹：罗马共和国的参议院、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体制的领导人、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的法国、格拉斯通和迪斯累里时期的维多利亚帝国精英们、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贵族等等。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伟大时代，甚至今日美国的社会上层也勉强可以算作此类，但由于他们总选择最容易的方案，因此谈不上是在做真正的选择。欧洲的领导阶层有能力做出艰难的、痛苦的决定，但其国民思想的四分五裂使人不能对欧洲集体思想的产生抱任何幻想。 决定欧洲和美国相互间立场的将是沉重的、潜在的因素。正如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事情的发展终将使欧洲脱离美国。  
欧洲与美国文化传承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文化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不能将文化与经济截然分开。欧洲文化推崇不可知论，追求和平与平衡，这些对于当前的美国社会是很陌生的。 亨廷顿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他所说的“西方世界”列入美国的统治范围。为了给美国的攻击性披上文明的外衣，他拿穆斯林世界、信仰儒教的中国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当靶子，提出西方文明圈的存在。这个文明圈的性质哪怕用他自己提出的标准来检验都是不确定的。这个杂乱的“西方”概念将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同一个文化和宗教圈里。这种合并使人反感，尤其那些研究神学和宗教礼仪冲突的学者或熟知16、17世纪这两大教派教徒间血腥战争史的人。 亨廷顿提出的研究变量中包含宗教，虽然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做到前后一致——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如果我们严格地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当前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出欧洲和美国之间潜在的对立。美国人在宗教上喜欢漂亮而空洞的词句，一半的美国公民嘴上说去做周末弥撒，实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去了。受不可知论的影响，欧洲人几乎不怎么遵守教规。但欧盟更好地遵守了《圣经》中禁止杀人的教义。欧盟废除了死刑且拥有极低的犯罪率，每年100000个公民中仅有一人犯罪。在美国处决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犯罪率略有下降后现在仍居高不下，每年100000人中有6～7人犯罪。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观念不同，而不是因为它的普世精神而令人神往。它的暴力电影妙趣横生，但当这种暴力以外交和军事的方式对外输出时就让人无法容忍。欧美文化差异之大简直没有尽头，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妇女的专横和霸道让欧洲男人担忧，就像阿拉伯男人的全权让欧洲女人担心一样。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欧美观念分歧更深刻、更古老的原因是其社会形成的进程，在这一分析层次上习俗与经济已很难区别，可以用更合适的一个概念，即“文明”来取代它们。 欧洲社会是靠处境悲惨的农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而成型的。在多少个世纪中它因其领导阶层的好战习性而饱受其苦。欧洲很晚才享有财富与和平。日本和旧大陆（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世代相传的某种遗传密码，它们都对“经济平衡”这一概念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在道德方面它们会把劳动和报酬联系起来，在财富方面则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反，美国社会是近代成功的殖民主义的产物，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它依靠无限的矿产资源、未经开垦的土地和已经脱盲的外来移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得到飞速发展。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成功来自对上述资源无成本的开发与消费，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它所创造的。 欧洲、日本或者任何其他一个欧亚民族都懂得维持生态平衡和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这是长期农业社会历史的产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得不同土地和自然资源枯竭现象作斗争，而没有过去的美国看到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国经济不再注重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是一味追求不顾平衡的活力。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和奥尼尔对贸易逆差的轻描淡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在发展的同时耗尽了它的土地，浪费了它的石油，并从别国找来人才为其服务。  
美国社会模式对欧洲构成威胁
欧洲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其人口流动性比美国小两倍，包括英国在内。1981年，英国每年更换住地的居民比率仅为，法国为，日本，而美国高达（；Residentil mobility differences 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tionl Regionl Science Review； 1991； ；n°2；～147。）。美国人的居住不稳定性常被当作活力的证明，但美国目前工业的低生产率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是否会造成经济内在的低效率。日本人的迁居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但其生产能力却是美国的两倍。 欧洲的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的较低层次，即思想观念层次上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代表国家和公民的机构从不互相为敌。美国却正好相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公民与国家关系的一种表面的、可以见人的形式，在较低的观念层次上，这种关系则是绝对的偏执。英国的自由进程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要快，但在那里我们看不到美国所发生的武装民兵反抗联邦控制的现象（nthony King； Distrust of government：explining mericn exceptionlism； in Susn J。 Phrr et Robert D。 Putnm； Disffected Democr 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98。）。欧洲社会平衡的中心就是社会安全。因此，美国输出其失常的资本主义模式对欧洲社会是一种威胁，对远离欧洲，但在上述领域又和欧洲如此相似的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 1990至2000年间人们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间取舍不定，莱茵河畔的德国工业模式注重社会凝聚力、稳定、劳动力的培训和技术的长期投资；与之相对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模式：鼓励利润、工作的流动性和短期的资金。日本和德国在经济模式和家庭结构上（都属弗雷德里克·勒普来所珍视的根式家庭结构）大体相近，只有细微的差别。人们对两种模式的利弊进行了猜测，1980至1990年间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德国和日本模式更有效率，1990至200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影响明显增大，但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而非工业方面。 经济模式的利弊问题尚在其次。美国体系不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物资供给。更严重的是，旧大陆不停地想使其根深蒂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适应美国的自由模式，现在导致了社会的爆炸，这个现象从极右势力在选战中接二连三地获胜就可见一斑。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受到影响。一个黑圈正在包围德国，德国出人意料地上升为欧洲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不禁让人想起30年代的情况。英国得以幸免，首先由于它能更好地适应极端自由模式。但英国人也忧心忡忡，重新感到一种让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冲动，包括在教育、卫生和铁路管理等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知道自己之所以能避免极右势力的抬头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目前德国和日本顶住了这股势头，并不是因为它们更适应一个多变的、不安定的社会，而是因为强大的经济使其民众直至现在免受其害。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社会凝聚力很强的民族一旦发生美国式的混乱局面必定会导致极右势力的上升。 准确地说，意识形态和战略之间的平衡正摇摆不定：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对坚决抵抗这种模式的欧洲社会成了一种威胁。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日本一度曾受惠于自由贸易体制，现在它们面对世界需求不足感到窒息。日本的失业率在上升。工人阶层已经感到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使这些社会内出现了质疑当前模式、足以摧毁当前思想和政治平衡的言论。 美国经济报界不断地要求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但事实上它们的错误仅仅在于生产能力太强。在世界经济萧条的阶段，工业经济强国往往比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更加痛苦。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了当时的工业强国——美国的经济。2000年生产能力低下的美国对付需求不足时却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报刊要求德国和日本实行现代化体系的文章让人忍俊不禁，因为人们不禁寻思如果德国和日本都开始像美国那样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将如何运转。归根结底，美国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国际贸易界自由主义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给美国的两大盟友——世界上工业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造成了问题。起初，美利坚帝国体系的稳定主要依靠的是它在二战期间占领并驯服的两大支柱国家——德国和日本来维系。现在的美国被贸易逆差、各种挫折和焦虑折磨着，不再能容忍其它国家，这使它慢慢失去了这两大盟友。 在欧洲，经济强国德国的新举动值得注意。美国的自由革命对德国社会凝聚力的威胁远远超过对法国共和模式的威胁，法国的自由传统更悠久，它将个人主义和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冲突只能算半个冲突，而德国与美国的观念冲突则是绝对的。2002年5月，布什的欧洲之行显示了德法之间的差异。德国反对布什的游行规模比法国要大得多。法国还沉浸在对戴高乐将军的回忆中，认为只有法国才能实现独立。它很难想象德国会挺身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欧洲的解放——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既依赖德国也依赖法国。 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给他们带来的问题，长久以来，美国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压迫。但欧洲人对于自己给美国造成的问题则认识不足。美国常常讥笑欧洲是没有自我意识、缺乏政治行动能力的经济巨人。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它忘了经济实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从中诞生的融合与集中机制必然具有中、长期的战略意义。这就是为何在欧元诞生之前，美国就已经感到不断上升的欧洲经济对它造成的威胁。  
欧盟正在形成经济强权
自由贸易没有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但它促进了各洲之间的物资交流。全球化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自由贸易强化了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的交流并进而诞生了各洲的经济联合：欧洲、北美、南美，还有远东。美国领导制定的自由主义规则将会打破其霸权地位，并使各国脱离北美控制，组成区域经济组织。 欧洲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自主的强大经济实体。对美国而言，更糟糕的是经济强国之间的游戏将使欧洲扩大其边界，占领新的空间，无论是出于毗邻效应还是辐射效应。它几乎是不自主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影响整个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庞大规模，欧洲逐渐冲淡了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甚至可以将美国的基地吸收进来。 战略上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剖析世界：在军事领域，美国在旧大陆依然存在；在经济领域，美国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欧亚大陆都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军事角度讲，我们必须列举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部署情况。如果我们缺乏辨别力的话，我们就会以为美国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1500名茫然不知所措的士兵和关在阿富汗基地的12000名战士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据点就像两家效益不佳的银行代办处，专门负责为当地部落头领发放补贴。这些头领始终手握实权，例如，他们可以拒不交出美国想要抓捕（或者说装样子要抓捕）的恐怖分子。这种资助数量很小但够用了。当地经济是如此的落后以至于美国的援助足以支付当地雇佣兵微薄的薪水。 如果我们从经济视角来看待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世界上那些经济蓬勃发展、工业正在诞生、社会正在觉醒和民主化的区域，比如在欧洲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物质影响几乎不存在。 再看欧元区的周边地带，这里有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对美国具有关键意义： ·土耳其，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的枢纽； ·波兰，为了彻底忘记从前遭受共产主义专政统治的历史正在加快进入北约的步伐； ·英国，美国的天然盟国。 我们当然可以采纳军事战略学家们的观点：在这些大孩子们看来，上述三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强大、稳定的阵地。例如，在孩子气的拉姆斯非尔德眼中，世界上只有肢体力量最为重要。倘若我们将美国的这几处练兵场放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欧元的势力范围内。英国同欧元区的贸易是它同美国贸易的倍，土耳其为倍，波兰则为15倍。一旦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波兰别无选择，土耳其的选择余地也极其有限。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任何直接冲突都需要它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的牺牲——不过，它倒是很有这种英雄气概。 情况不是静止不变的。1995至2000年的数据表明波兰慢慢融入到欧元区中，土耳其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对美国的出口多，进口少。美国如同杂食动物，力图充当全球消费者的角色。英国虽然表面上属于欧洲贸易区，但在最近五年间稍稍偏向了美国。英国迈向欧元的进程考虑欠周，造成了通货紧缩，对英国成了一个阻碍因素而非吸引因素。 研究这些数据就会清楚地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毗邻因素非常重要。全球化在两个层次进行：世界层次和地区层次。国际贸易越来越朝着区域化和次区域化方向发展，这正是美国战略分析家的忧虑所在。只要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美国的角色就是资金和物资的消费者，而不是为之作正面的贡献。但经过严格的数学计算我们可以看到，地理毗邻造成的互动效应必然会使全球化现象的深层效应显示出来：世界经济重心向欧亚转移，美国将被孤立。 美国倡导的这种力量游戏促成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大陆相比，欧洲在地理位置更佳的亚欧大陆上占有事实上的统治地位。东欧、俄罗斯、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伊朗）以及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发展使欧洲理所当然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和增长的一极。它与波斯湾邻近的地理位置使美国的政治“学者”们认为这是美国在全世界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威胁。 分析危机的方法也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了军事力量对比和经济力量对比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欧洲对土耳其经济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使用其因西尔利克军事基地，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今天？明天？后天？土耳其必定要向欧洲看齐，这会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潜力大大下降。现在的欧洲人还没有这样考虑问题，但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了。  
欧洲向俄罗斯及阿拉伯世界摇动橄榄枝
与美国相反，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特殊问题。欧洲和其他地区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从别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用出口收入来支付进口。它所追求的长期战略利益是和平。但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取决于两个主要的矛盾，涉及两个与欧洲紧邻的对手：一个是美国霸权统治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它太强大以至于美国不可能将其击败；另外一个则是穆斯林世界，是美国的表演型对手，专门用来展示美国的军力。欧洲的利益在于和这两大近邻和睦相处，它的战略优先目标从此与美国的选择完全背道而驰。 只要波斯湾迫于日趋增大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向外出售石油，欧洲就无须担心任何石油禁运。欧洲不能无限期地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制造的混乱局面。经济现实表明该地区应该将合作集中在欧洲这一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美国的存在。土耳其和伊朗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欧洲和美国间的中期对抗也有可能就此引发。 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虽然遭到削弱，但它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现在又是理性的合作伙伴，欧洲只能与之扩大共识。面对俄罗斯，美国在战略上毫无办法，这倒减弱了它与俄罗斯的矛盾。在采取攻击性行动后，由于担心将来被完全排斥在欧洲和俄罗斯的谈判之外，美国不得不向俄罗斯表示友谊。 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伤害正在加深而且越来越具体化。欧洲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比如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法国的马格里布地区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等等。这些移民的后代成了接受国的公民，包括刚刚通过出生地法的德国（这使它缩短了与法国的距离）。欧洲同穆斯林世界保持友好关系不仅出于地理毗邻的考虑，也有保证国内稳定的考虑。而美国则以在国内和国际制造混乱的捣蛋者的形象出现。2002年第一季度，法国发生了生活贫困的年轻马格里布人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法国第一个体验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破坏稳定的政策所造成的苦果，尽管这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法国自身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来德国（因其境内的土耳其人）和英国（因其境内的巴基斯坦人）又怎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呢？  
美帝国的法国伉俪和英国情人
谈及欧洲的强大以及它对美国不断上涨的对立情绪，就要给“欧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经济区域，一个文化范围，一个民族的集合体。总而言之是处于运动中的一个实体。目前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继续。这个实体正以自己的成功吸引着东欧的国家，而且似乎注定要排除万难接纳土耳其。经济本能扩张的过程在政治上产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混乱，它使得欧盟机构处于无效率
( 美帝国的衰落 http://www.xshubao22.com/3/3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