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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没事的，都摆平了，”我撒谎说。
10从大学宿舍和最初用信用卡取现的日子到现在，差不多有18个月了。如今，每当身处格拉斯哥市中心，我可以停下脚步，在脑中调出一幅清晰的地图。它会告诉我附近有哪些酒吧，每个酒吧用什么机器，跟哪些银行结算。我还知道不同银行的不同取现政策。比如：汇丰银行的机器不需要银行授权就可以取现最高30英镑，巴克雷银行和其他几个银行则每便士都要查对。同样，我也熟悉各种机器，知道每一个停顿和每一声提示音代表什么。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卡拿得稳稳当当，什么时候该把它一扔发疯般夺门而逃。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到街对面，好躲开某些酒吧和商店，因为我在那些地方是个熟面孔，而且不能说是个让人喜欢的熟面孔。
但这天我不在格拉斯哥，而是身穿阿玛尼西装走在阿伯丁市中心，衣服口袋里揣着全城最好一家酒店房间的钥匙。路过宏大的法院大楼时，我决定进去看一眼。我对法院和法律系统向来就有兴趣，考虑到我所从事的行当，有这方面的兴趣应该是种好事吧。法院前庭里，身穿袍子的律师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身后跟着各色人等，一脸负罪感，衣衫不整，闷声不响。我满心崇敬看着这些律师，对他们的袍子、他们深知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的态度心向往之。
离开法院大楼，我来到一家当地酒吧，点了顿丰盛的午餐外加一瓶昂贵的红酒。小酒吧生意不错，两三个年轻侍者挺卖力地忙乎着。用餐完毕，我叫了杯啤酒，用信用卡付账时让侍者替我取现一些钱。我口袋里有两张信用卡，都在一天天老去，我得抓紧时间用它们弄点现钱。
十分钟后，等起先招呼我那个侍者收拾杯子时，我把他同事叫过来，依样画葫芦再点了一份。他灌满一扎啤酒，然后把卡插进机器，电话响了，他过去接电话。机器正打收据，起先那个服务生回到了吧台后面。
我坐在吧凳上呆若木鸡，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而无能为力。他取下打出的收据，拿起卡仔细查看，然后朝我走来。到我跟前，他停下步子，手掌撑在吧台上，身体前倾把卡递给我。在他身后，机器开始“哔哔”作响。
“伙计，你如果还想离开这里，最好赶快……”他越过我的肩头看着什么，声音逐渐低下去。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胖男人正拎着一大箱土豆条和软饮料进来。这人嘴里叼着一支烟，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打开的门外，能看见一辆客货两用车，行李箱开着，里面放着很多纸箱。
“怎么回事？”他看看我们，又看看响个不停的机器。
“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听起来完全不像我自己。我滔滔不绝，告诉他们我是从曼彻斯特来的律师，信用卡是我客户的，他授予我全权合法使用他的卡。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胖男人不知所措，这时门外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
“嘿，小伙子，能过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他朝路过的两个警察喊，我的心“扑通”沉了下去。
这只是数百件事例中的一些。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像上面所说，毕竟过去好几年了。有些故事可能是好几个事件的组合，也可能不是，这些事情很容易混在一起。有些案例则分毫不差，因为我做过总结，文字材料就在我牢房里。实话告诉您，确实还有些事我记得一清二楚，却不想提起，虽说我挺后悔干了那些事。不过，从上面的故事，您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偷遍全英国那几个年头（1999年过去，2000年到来；2000年过去，2001年到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蹲监狱是迟早的事，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最后是以什么罪名把我送进去的。想想满天飞的一张张逮捕证——因为抓到我现行，因为我制造的麻烦，或因为我屁股后面的一连串犯罪事实，而签发的那些逮捕証。想想英伦三岛各个城市的地方检察官如何逐渐把种种蛛丝马迹汇聚到一个人头上。想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30多个警察在笔记本上用粗体字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有关描述。想想所有那些酒吧和酒店的员工，他们一看到我的影子就会立刻报警。想想几十个深受我祸害的人，每天一边忙生意，一边还对我的恶行耿耿于怀。想想所有这一切吧，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收拾我？
假冒他妈的什么医生。
您能相信吗？
监狱俚语“怪胎”原先是个官方缩写，表示“非普通犯罪分子”。后来不知怎地，囚犯们把它拿过来，当成性变态、强奸犯、性攻击者、侵犯儿童者的标签，谁要是一身而兼多任，那就十恶不赦。哪个倒霉狱友戴上这类标签，立刻名誉扫地。在牢里走动时，这等人总得时时回头探望，不定哪个角落就可能有人跳出来把他们痛揍一顿，甚至戳上一两刀
有幸还是不幸，“怪胎”的名头现在搁在了我身上，直接带来的一个不愉快后果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现在身处的危险。我企图跟那些听说我是“怪胎”的狱友们争论，可结果不是挨一顿臭骂，就是隐隐约约受到威胁，弄到最后，只是越抹越黑。
我发现一个监狱现实…——如果一个对你不利的谣言散布开来，你的处境就很不妙，而且只会越来越糟。虽然兰卡斯特农场只是一个关押青少年罪犯的监狱，但里头的人对监狱规矩都很在乎，所有小伙子铁了心不理我，而牢头们心知肚明，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
我并不是对付不了这种情形——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独处，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折磨我的是始终存在着身体侵害的威胁。在天井或廊道上散步，一个人在桌边吃饭，或呆在IT课教室里，我都能感到周围含而不露的威胁。我常常三下五除二完成IT课作业，速度极快，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牢头们打备忘录。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干这种事只会为我招来更多的憎恨。
我不再给家里打电话，除非实在没办法，非得让他们寄什么东西来不可，因为我知道无法向妈妈隐藏我的不安，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唯一真正的逃避就是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星期只允许借三本。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把它们一扫而光。结果每个星期快到尽头，就剩下好长一段日子无事可干，备受煎熬。
夏天快到了，晚上八点被关进牢房时，外面还很亮。我的牢房冲西，可以看到天空变红，窗上铁条的影子在牢房地板上慢慢拉长。无书可读的日子，我会侧身躺着，看阴影从石头地面缓缓移过。天黑后我就仰面躺着，绝望地尝试什么也不想。直到天快亮，睡梦才姗姗迟来，然后莫名的危险又伴随新的一天而开始。把我救出这个折磨人周期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明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个坏我名声的牢头可能还是想得挺周到，他把我放在怪胎尺度上偏下的部分。在狱友和我之间好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协议，只要我不招惹谁，他们就不来麻烦我。另一个救星是来自詹姆士•；麦克林的一封信。他非常大度，祝我一切顺利，并且建议我利用服刑的时间多加准备，争取未来过得好一些。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在监狱里多四处看看，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从某个程度上讲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回顾那一两年偷东西的情形，反省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明白了错在哪里。我错在给逮住了。
突然我又感到精力充沛了。手头有这么多私密时间，几乎每晚12个钟头，没人能抓到我，谁也不能加害于我。我为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找理由时，需要的不正是这个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完善一个系统，逃脱最后被抓的宿命。
我现在不再害怕晚上八点钟牢房门“砰”地一声关上，留下我一个人胡思乱想，与阴影做伴。我开始把时间花在监狱日记上，盼望无所事事的晚上赐给我的隐私和机会。在牢房中，我会坐在床上，一边看太阳在铁窗外慢慢西沉，一边回想自己做过的一切——从第一张卡和拉格斯车站月台上的警察开始，直到现在。我会躺在黑暗中回想在想象公司那些日子，然后一直回溯到我最龌龊的盗窃行为。
我随意选取一些场合，在心中把它们过一遍，想找出什么地方做得对，错又在哪里。有些错误很容易发现，而有的成功纯粹是撞大运。想象公司那些卡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它们最接近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跟偷鸡摸狗的局限相比，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我仍然受到缺乏知识的阻碍。对于信用卡系统本身，我只是误打误撞偶尔了解到一些东西——银行不会追查投递错误的卡，刷卡机有哪些基本功能，等等。我需要更完整、更具体的信息，需要更加接近信用卡的运作过程。
另一样东西也是我所需要的，那就是为自己寻求更多保护——我得让银行花更长时间发现我在干什么。他们越难查到我，卡在我手里能用的时间就越长，而最终某人索性放弃追查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于随机的检查，应该有一种安全保护。口袋里揣着那么多印着陌生名字的信用卡，怎能悠闲自在地享受它们带给我的生活？就是这些陌生名字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回，我从达姆夫里斯一家早餐旅馆打电话给一家信用卡公司。此前趁管家老太太取钥匙时，我从前台偷到了一个人的详细资料，打电话就是想用这人的名义订一张卡。
订卡没成功，但在兰卡斯特农场那天晚上，我想起的不是这个。不如说，我想起的是当话务员接转电话时反复播出的录音信息，其中特别有一句现在蹦了出来。“为亲朋好友和同事订一张信用卡副卡吧，好处多多！”信息就是这么所说的。亲友和同事意味着不同的名字。亲友和同事因此也就可能意味着艾略特·卡斯特罗。
你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监狱不喜欢送人出门。释放那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在等候区整整干等了四个钟头，牢头们却极力装出我完全不存在的样子。他们显然不怎么乐意看到我重新穿上一身昂贵西装，享受从囚犯到自由人的身份转换，得意洋洋斜倚在长凳上。我则拿定主意，让他们明白不管怎么拖延，都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跟一个牢头目光相遇时，我对他报以一笑。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你在他们眼里挺帅，是不是啊？”
“谁？”我说，但他只是哈哈大笑。我家里人，他们已经到了。这可有点令人惊讶，记得头天我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她可瞒得挺好。天色渐渐放亮，牢头们仍然对我视而不见，聊着足球和女人，要不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消磨时间。终于，一个牢头拿起电话一边看着我一边说着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眼看要开门放我出去，还想吓唬我！他走过来。
“准备好啦？”
“是啊。”
“好样的，小子，”他说着，领我走出冲着大门那扇门。到了大门，他告诉我继续往前走，我穿过大门时，凭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我一抬头，看到他正指着我，我再转过身，便明白了他把我指给谁看。这会儿我正站在一条长长的用铁丝网圈起来的通道中，末端是另一道大门，大门之外是两个警察，旁边停着一辆车。
“他们要干什么？”我问牢头，可他已经走开了。
原来他们并不需要拖延我出狱，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监狱。我心里七上八下，拖着脚步走过通道。近了，更近了，一个警察说：“别紧张，过来吧。”
我穿过大门，警察转过我身子，铐上手铐。
“艾略特·卡斯特罗，你因欺诈嫌疑而被捕……”
天气晴朗，我们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请他们把后窗打开一点点，刚好开到可以在脸上感觉到阳光和风的程度。我问他们对我的控罪是什么，他们说不能详谈，但可能挺严重。这就够了，我明白那天是回不了家了。
我不能获得保释，几小时后就会因为这项新的控罪而被送到新的监狱拘留。我浑身麻木，脑袋好像因为恐惧过度而无法对这一新的逆转做出反应。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妈妈正坐在巴特菲尔德家里的前屋，眼巴巴盼大门打开，看她儿子走进家门。想到这里我又生气又伤心。我把嘴凑到打开的车窗大放悲声，汽车疾驰向前，我的嚎叫湮没在公路上的风声里，鬼也听不到。
那是2001年6月，警方抓住我，是因为我犯的最大的一次案子。在时而疲于奔命、时而小偷小摸的2000年，一天我正坐在曼彻斯特玛勒麦松酒店的酒吧里。一个生意人踉踉跄跄起身，把外套忘在了椅子上。我捡起外套正要叫他，可觉得一边沉甸甸的，显然口袋里有钱包，于是就没叫出声。
看到两张美国运通卡，好一阵子我简直惊呆了。从来没想到有人会有两张卡——一张个人卡，一张公司卡。当时只想，这个意外发现实在是太幸运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直飞伦敦，住进了摄政王街上的朗廷希尔顿酒店一间阳台客房，500英镑一晚。接下来一连三天，我混迹于邦德大街，享受餐馆、香槟酒、高级酒吧，乐而忘返。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次历险总共花销了多少，现在又一次在曼彻斯特中央车站警署拘留室坐下来，方才明白。值班女律师抬起头，皱着眉头：“一万一千英镑多一点，”语气好像说肯定弄错了。一开始我感到一阵狂喜，在监狱的日子里，好久没有过这种兴奋的感觉了。
一万一千英镑。花在那些个白天，当我为夜晚外出而挑选穿着时；花在那些个夜晚，当我在一家又一家酒吧留下半空的香槟酒瓶时。一时我被成就感淹没，但它并不能改变不那么有成就的现实。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欺诈，对于可能的判决和能否保释都会有很大影响。
玛勒麦松酒店里某个隐蔽的电子眼捕捉到了我的形象，而朗廷希尔顿酒店也能拿出一套与在下匹配的象素。我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律师也爱莫能助，他预计我会被判两年监禁，而且拒绝保释，说完他就去跟警察谈判，留下独自我品尝苦酒。
痛苦到来的方式使之加倍难以忍受。回想起朗廷希尔顿之旅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同时眼看又要被关更长时间，这一正一反，实在让我心都要碎了。但是，法制系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动物（您大概已经发现这一点），当律师再次出现时，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警察问他我过去是否有按时出席审判的记录。他给了个肯定回答，就这样，我又被保释出去了。
十分钟后我就走在去曼彻斯特皮卡迪里车站的路上，头晕晕乎乎的，但心情好极了。我太心神不定，直接上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却忘了身上仅有的是兰卡斯特监狱发的囚犯旅行证。祸不单行，查票员是个白痴，毫无理由地非让我在兰卡斯特下车不可。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好在兰卡斯特那个令人厌烦的小车站下车。等候下一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十分无聊，于是我加入售票处前排队的行列。令人吃惊的逃脱、朗廷希尔顿和即将归家的前景大大壮了我的胆。轮到我时，我决定尝试一下久违的成功味道，不管多小。
我极其耐心地向售票处工作人员解释我是监狱系统的雇员，有公家旅行证，本来应该让我乘头等车去格拉斯哥，可不知怎么搞的——我十分谅解地耸耸肩——旅行证给弄错了。那人看了看我。他眼前是个一脸诚恳、身穿漂亮西服的年轻人（我脚边装随身物品的黑色垃圾袋自然没进入他的视野）。就这样，一张崭新的头等车票到手了。
在巴特菲尔德，家人热情欢迎我，但没过多久，当我解释了为什么去曼彻斯特转一圈后，大家就担心起来。我没法不告诉他们回来这么晚的原因，再说让他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有所准备也好。我尽量让他们放心，但无法否认一两个月后又得回去蹲监狱的可能性。
至少目前，一家人又团聚了，吃晚饭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美好时光。迪恩逼着我讲监狱故事，爸妈则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得先等等，看曼彻斯特的事情进展如何，与此同时我会试着找找工作。这话说起来也不假。
第二天我出门想偷张卡，但不到一钟头就打道回府。我坐了一两路公共汽车，进出了一两家酒吧，然后搭另一辆公共汽车回了家。偷东西我已经没胃口了，而且也不想冒这么快又回去蹲监狱的危险。可是，跟历来一样，我无法抵挡要有所斩获的渴望，而斩获首先就意味着金钱。
我很想试试在某人账号下订不同名字的副卡这种做法。这样做除了使我钱袋里装的东西看起来合法之外，还能帮助我解决身份证的问题。我反复琢磨，突然醒悟到，这样做对解决身份问题的最大好处，是跟我的护照相匹配。而这就意味着旅行，意味着出国旅行，这样一想，我简直迫不及待要重操信用卡旧业了。
好几天，我呆在家里惹得爸妈心烦。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和妈妈都没有工作，三个人挤在一块儿，很难相安无事。结果我只好在自己房间里一躺就是好几个钟头，绞尽心思解决弄副卡的问题，跟在牢房的日子没什么两样。我让问题回到最基本的水平。我需要一张卡，钱包鼓鼓的那些人携带的那种卡。
虽然我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而且我尝试加入他们世界的企图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我明白自己知道一件与他们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事到现在我已经知道好些年了，自从第一次看到巴莫拉尔酒店并且看到里面的男男女女之后，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是：有钱人会住酒店。
我离跻身于有钱人行列已经不远了。我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从入住酒店的持卡人身上搞到详情，好施展我的腾挪功夫，化他人之金为己有。我想啊想，然后得出结论，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问持卡人自己。想明白后，我起了床，走到前屋，关上门让爸妈听不到我打电话。
我掏出电话簿，挑选了格拉斯哥一家昂贵的酒店，从前有一次，我曾悠哉游哉从那里跑出来，而卖酒的侍者看着“哔哔”作响的刷卡机发愣。酒店接线生应了电话，我要求跟史密斯先生说话。可是酒店里没有名叫史密斯的客人。我道了歉，挂断电话。十分钟后，我请她接堪贝尔先生。接线生没有回答，略有停顿之后，响起了不同的铃声。
“喂？”
“喂，堪贝尔先生，”我不带表情地说。“这是前台的约翰。我们正处理您的信用卡，可是需要打电话获得您的授权。我刚给银行方面打过电话，他们让我跟您核对一些安全细节。”
“啊，好吧。”他听起来几乎有点尴尬。“尽管问吧。”
就这样，我的酒店电话把戏开场了。过后几年，我会改变把戏的某些方面，有时是出于事先设计，有时是出于对客人个性的反应。把戏并不总是灵光，有时候得边打边随机应变。尽管如此，…qī…shu…wang…堪贝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梦幻开头，他把自己大来俱乐部国际信用卡的详情一股脑儿全给了我。我谢了他，并祝他好好享受在酒店的其余时光，然后很快就在堪贝尔先生的账号下面以他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名字订了一张卡。
这两步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空中弥漫着革命气息，我打好路易·威登行李包，静候下文。一两天后信用卡送到，为我发出了上路信号。我告诉爸妈呆在伦敦可以更好地处理曼彻斯特那件事，而且在那里有可能找到某些不知名目的工作。这么快就离开迪恩真让人难受，但我向他许诺回来时一定送他一两件礼物，然后就离开了。
在伦敦我住进圣马丁酒店，在旅游网站Expedia上读到过这家酒店。该网站给这家酒店的评价非常高，声称名人雅士和一大帮社会精英都趋之若鹜。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在前台我一边显摆自己的行李，一边问了一大堆问题，结果他们把我升级到角落里一个套间。好一套富丽堂皇的客房！从高高的条形窗户看下去，街景尽收眼底。我对这套客房如此着迷，那天晚上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它，于是订了一大份客房送餐，还订了各色各样的饮品。
第二天，我走在摄政王街上，一副志得意满，雄心勃勃的样子。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归咎于此。抬头看见一个大英航空公司的招牌，我便走进店里。客人满满当当，乖乖排在绳子拦起来的一个Z字型队列中，但稍往旁边一点，又是一番景象。一个悠闲自在的金发女郞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头顶上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仅供头等舱乘客”。
不用说，这对我就像招引公牛的一块红布。我雄纠纠走到金发女郞面前，告诉她我要订一张头等舱机票。女郞“噌”的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给我泡了杯茶，然后说了一大堆天气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趁她滔滔不绝时，我浏览了桌子后面墙上的一张招贴，等她终于回头问我去什么地方时，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多伦多，”我说。招贴画上，最吸引人的就数多伦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尼亚加拉瀑布一直是地图上我的一个最爱。女郞友好得要命，同时不忘告诉我票价是四千多英镑，而我脑子正热，未加考虑就把卡递给了她。她刷卡的当儿，我眼睛四处扫了扫。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几秒钟之内我就能融入街上的购物大军。
可是并没有逃跑的必要。我从容迈出店门，眼看排队买经济舱机票的倒霉蛋投过来羡慕的目光，心里美得不行。飞机第二天才起飞，我抽空给自己置办了一大堆度假衣装，特别是暖和的毛衣和一件厚厚的滑雪外套。
回到酒店，我收拾好行李，然后躺在浴缸里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另一只手握着一杯香槟酒。我告诉她即将进行的旅行，她好一阵默不作声，然后叹息几声，但我把它说成一次工作机会，让她心里能抱一丝希望。她问我会不会去看尼亚加拉瀑布，我说会的。
爬出浴缸，一个念头涌上心来。除了一两百英镑外，我只有一张能用的信用卡。想到这一点，我拿了几张酒店信笺、一只笔，坐到电话机旁。等到上床时，纸上已经记下了整整五套信用卡信息，以备紧急情况之需。好小子，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啊！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加拿大特工（1）
在我瞒天过海，盗用一张又一张信用卡的过程中，有许多时刻让我觉得心血没白费。购物、晚上外出找乐子、酒店房间、餐馆美食，不一而足。但最棒的还是要算坐飞机头等舱。您也许对此不屑：不就是一次空中旅行吗，不，绝不是如此简单，从来不是。
头等舱能勾起我的儿时回忆，让我想起第一次乘飞机去智利，小小脚步蹒跚在飞机过道上的情景。当我自己加入头等舱行列时，方知当初的美好憧憬没有被辜负。我不仅摇身一变跻身有钱有闲阶层，拉开了跟普通英国老百姓的距离，而且这种身份无时无刻不得到认可。
在多伦多航班柜台换登机牌时，我所在的队列寥寥数人，旁边则是一条条长龙，看着那边人头攒动的拥挤情景，无法不感觉到这种明显的地位差异，不断膨胀的喜悦感让我飘然欲仙。那些芸芸众生，有一家老小，有年轻夫妇，甚至还有一些生意人。一条清晰明了的界线不期然把我和他们分开，不但我明白，他们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故意假装无视我这个衣着华贵的年轻人，不乐意看到我倚在柜台上与服务人员谈笑风生的样子罢了，且不提柜台职员平素拉得长长的脸，此刻正灿若桃花。
我目空一切穿过候机楼，向头等舱休息室款款而行，一路上将头等舱机票捏在手上，假装是不经意间露出来的。头等舱休息室很像酒店大堂，到处是皮质沙发、静静闪烁的电视屏幕、一排排免费吧室。我给自己调了一杯饮料，拣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看飞机起落。不过，我很快便将目光转向了周围的人们。
一些上年纪的生意人身穿细条纹衬衣和羊绒衫，有的对着电话叽哩咕噜，有些把头埋进报纸。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拉家带口的几家人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四肢伸展仰在沙发上，体味着耗资一万英镑集体订票换来的自信。吸引我的是其他一些人，他们年龄不大，穿着随意。他们从哪儿弄来的钱？好奇心搅得我直心痒痒，差点上前问个究竟，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
上得飞机，一位毕恭毕敬的女乘务员将我领到左边。我在一个宽大无比的座位上落座，乘务员取走我的外套——我只是稍感不安——然后拿着一些名牌化妆品和香槟酒回来。她递给我一份菜单，告诉我随时可以点随便什么东西，然后又折回来提醒一番。那时，面对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我的惊讶之色大概都写在脸上了吧。现在想想，自己对周遭环境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兴奋，她说不定觉得我挺土冒儿的。
到达多伦多，我一下子意识到在选择旅游着装时犯了个严重错误。我走下飞机，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而这里阴凉处的气温都有二十一、二度。我脱下所有能不穿的外衣，上了出租车。在驰往市区的路上，我让司机摇下所有窗户。
在希思罗机场侯机时，我曾给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打了个电话，自称一家英国公司员工，帮艾略特•；卡斯特罗预定一间客房，并告诉他们卡斯特罗会用大来俱乐部国际卡支付相关费用。事先打电话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来让其预留客房，二来提前赢取信任。我的想法是，一旦卡有问题，预先提供的细节多半会让他们往我的客房打电话，而不会上来就找银行。
抵达希尔顿时，趁着航程和香槟壮胆，我让他们把所有花费全从卡里刷掉。其实这样做并无必要，但卡顺利刷过，因此我自信可以无忧无虑逍遥七天了。
第二天，我满怀激情开始观赏之旅，坐车沿伊丽莎白女王公路向尼亚加拉大瀑布驰去。此时的我心情异常兴奋，仿佛回到了儿时。我在那里呆了几个钟头，先是在观光平台上随处溜达，然后进了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放眼观赏一层层水瀑。周围有许多游客在歇息，我真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置身于他们之中的这位孤身游客。在“瀑顶餐厅”品了一会儿香槟，我便跳进出租车，大声告诉司机回多伦多的希尔顿酒店。
那一周，我在多伦多夏日的街头上四处游逛，每每意识到离家有多么远，心就怦怦跳。我喜欢买东西时用外国钱币付款的感觉，而当一个本地人听出我的苏格兰口音时，我欣喜若狂。那种感觉美妙异常，回程的一天来临时，我都不想走了。
我穿上西装，决定最后劫掠几家商场，捞取一些纪念品。像往常一样，在离开房间前，我把护照塞进上衣口袋。在早期的酒店生活中，我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万一护照被清洁工看到，发现上面的名字与订房人姓名不符，那就惨了。一两个钟头后我满载而归，从容走进酒店，决定试试多呆几天。
我的头等舱机票可以毫无麻烦地改签，唯有酒店可能是个问题。我与一位前台女招待员已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她就这个城市的夜生活给过我一些建议。看到今天刚好她当班，我挺高兴。
她神情漠然，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但在她撇开我望向别处时，脖子上却显露出一丝紧张痕迹。我走近前台，她涨红了脸，猛一转身走进后面的工作间，留下空无一人的台子。遭到冷落的我直奔电梯而去，觉得情况似乎不妙。
在走廊上，我故意放慢脚步。快到客房门口时，突然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屏息敛气侧耳细听，从门后发出的对讲机嚓嚓声湮没了所有声响。我撒手转身就跑，购物袋尚未跌落到地板上，我人已经沿走廊朝备用楼梯奔出几米远。
背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随后是叫喊声，不过我已经跑远了。我双臂张开搭在扶栏上，飞速沿楼梯下滑。快到楼梯底部时，我使尽浑身力气跃过一扇门，里面是厨房，我步子丝毫未减，厨师们肯定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穿过满屋的腾腾热气，我跑到外边。
一条小巷。一端是墙，我慌忙折回到另一端，然后融入午后的人流中。我依旧惊慌失措地横冲直撞，不觉间早已汗流浃背，引来许多人惊异好奇的目光，于是我转身拐到一条安静些的路上。一辆孤零零的汽车朝我慢慢驶来，我本能地伸出一只手冲上前去。
车晃晃悠悠停下来，我疾步跑到驾驶窗前。里面是一位老者，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钱包在他面前一晃。
“加拿大特工！”我大叫，随即跳入后座。“快走！”
他惊得几乎僵住了，然后转向我，一副充分配合的表情。
“哇，特工啊，好，咱去哪儿？”
“机场，”我边说边在后座上低下身子，不让人从车窗外看到。“开车吧。”
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怪异”两个字来形容。前座是一位和善、爱国的加拿大人，尽其胆量所及高速驶向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后排是一位苏格兰诈骗犯，几乎脚上头下地楔在座位上，汗流浃背，偶尔念念有词，用加拿大口音为司机加油。
这可事关国家安全，我从车腹中朝他大喊。我记下了车牌号，我叫道，并会因他对国家的贡献而请求有关部门嘉奖。不过，他或许可以把车开慢些，我边试着把身子掉过来好系安全带边补充道。我们并不想惹来太多注意。
“咱是个退伍军人，”他嚷回来，“能帮上忙是咱的荣幸。”
车子已驶到城外，我在后座挺直身子，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尽力缓和笼罩心头几乎要将我吞噬掉的恐惧感。
“要不要把你送到机场警署？”
“不，”我喊道，“不用，主出口就行，谢谢。”
“没问题，先生。”
我在镜子里窥查到他的表情，那是警觉中夹杂着兴奋。到达机场后，我向他再三道谢，然后惴惴不安侧身进入大楼。我完全地、彻底地吓坏了。机场通常是一名外国罪犯最有可能选择的逃生地，再则，他们此刻一定已发现我的护照不在房间。他们随时可能找到我，我现在就必须离开。
下一班飞机前往芝加哥。我想或许他们会只盯住欧洲航班。忽然一个激灵，新的问题来了：拿什么付款？我掏出大来俱乐部卡，可这张卡肯定已被冻结，不能再冒险使用。除此之外，我身上仅剩一百美元现金和大约同样数额的英镑。
我躲进卫生间，用纸巾拼命擦去额头冒个不停的汗水，试图镇静下来，可两腿还是直发软，每次有人开门，我都下意识地看来人是否身穿制服，手拎手铐。别无他法，唯一可行的就是打电话让母亲为我预定一趟航班。返程票已不能再用，因为是用有问题的卡买的。
不能给妈妈打电话。让她知道我的困境，如同被逮住一样难以忍受。当然我可以编个故事，但那样做实在不体面，而且会耽搁太久。我凝神盯着镜子中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未雨绸缪？哦不对，我是未雨绸缪了！心砰砰跳着，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纸。在圣马丁酒店徽标下，潦草地记着我收集的信用卡详情，那是我的一着马后炮，迟了很久的马后炮。但毕竟我走了这一着。
我折回航站楼，躲在角落上一根柱子后面。我先记下飞芝加哥的航班的航空公司名字，然后细看换票柜台后面墙上悬挂的广告牌。那家航空公司在上面，我勉强看清了订票电话。我找到一个电话亭打给这家公司，声称是卡斯特罗先生的同事，正从多伦多一个会议上打电话过去，想为他预订飞芝加哥这趟航班的机票。
警察一定就我的名字发通报了，因此必须适度遮掩一下。惊恐与压力之下，我多长了一个心眼。票是以艾利特·卡斯提罗的名义预订的。我挂断电话，紧闭双目。等了足足一分钟后，我硬着头皮向换票柜台走去。一位在英国的同事帮我预订了这趟芝加哥航班，我轻松随意地说道。
女工作人员接过护照，敲了几下键。只见她眉头紧皱，盯着屏幕说：“这个名字下面什么也没有”。
“你确定吗？”我问道，不过我发现她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我故意弄错的订票信息上了。
“哦，对了，在这儿，给拼错了。”她抱歉地解释。
“是吗？”我近乎疯狂地哈哈一笑，“没关系。”
通过安检和登机口后，我如释重负，本以为这一关会旷时持久困难重重，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我第一个登机，随后坐下来凝神盯着窗外，人们陆陆续续上来。直到飞机启动、加速、飞离跑道，我才敢相信，自己逃过这一劫了。
加拿大警方或许会识破我的拼写骗局，我承认，但他们先得跟美国相关部门联系，手续一定很麻烦，耽搁的时间足以让我再次逃脱。我打算乘坐首班离开芝加哥的飞机，但愿在相关人员研究出我从酒店走廊出逃的路线之前，能够返回英国。
这不算完，英国警署终究会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倒不打紧。毕竟，仅凭曼彻斯特指控一项，就够我在监狱蹲一阵子了。
眼下，我必须离开芝加哥——我还真办到了，去了纽约——然后利用应急的其他信用卡信息前往希思罗机场。七天前本人还坐头等舱穿越大西洋，这倒好，又坐难受的经济舱飞回来，担惊受怕，筋疲力竭，一件行李也没有，身上只有护照和一张皱巴巴的酒店信笺。
返回英国后，我躲到格拉斯哥，在那里休息了几天，慢慢从惊恐中解脱出来，同时还得想方设法回避爸妈逼人的尴尬拷问。酒店大逃亡一路的心惊胆战渐渐舒缓，取而代之的是愉悦放松。我实现了国际旅游的目标。更妙的是，我成功坐到了灰帘子那一边。数度千钧一发，自己都灵活应对，安然度过，我折服于自己的超强反应能力。俨然一个更年轻、更快活的詹姆斯·邦德嘛！
不过，詹姆斯·邦德可没有住在爸妈家，随时准备去坐牢。我不知道曼彻斯特方面的指控现在进展如何，只晓得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有个律师正想方设法找到我。我答应她会认真看待此事，尽快给律师回电话，但鬼使神差，我不但没打电话，反而在当晚去了爱丁堡。
我利用圣马丁酒店信笺上的信息预订了一家不错的旅馆。在投案自首前起码可以好好享受一晚上，也许几个晚上吧。呵，或许根本用不着去自首。但到头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来解决，最后一晚狂欢也只是美梦一场。
我走向大厅，告诉值班小姐我叫艾略特•；卡斯特罗。她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背后的一位便衣警察，那位二话没说，就把我扭送爱丁堡一家警署。圣马丁酒店的房号最终让我栽了跟头。那天晚上是在拘留所度过的，第二天被押往曼彻斯特，我大脑一片空白，都没去想过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其间我和律师进行了一次乏味无聊的晤谈，我坐在那里，脸晒得黑黑的，心想怎么会漏接她的电话。尽管如此，我其实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即使在被押往曼彻斯特英国皇家弗瑞斯特邦克监狱的警车中，注定要在小小牢房中度过日日夜夜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打垮，因为我的心绪仍停留在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上。车里污秽不堪，充斥着其他人的怪异气味，但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满脑子都是头等舱休息室、外国钞票、打往豪华酒店的一个个电话。
走进弗瑞斯特邦克的牢房，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屋角居然摆着一台小彩电。这样一来，时光应该更容易打发了。我花了几个钟头把电视机调好，接收信号不时莫名其妙地中断，但无论如何，在我惯常的白日梦和长远规划之外，它给了我又一种逃避现?（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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