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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瑞斯特邦克真正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是斗殴现象。斗殴似乎永远在进行，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在兰卡斯特农场的活动期间，牢房会被锁上，所有犯人都被赶到中心娱乐区。就算发生冲突，一般也就是嚷嚷几声，虚张声势一番而已。
而在弗瑞斯特邦克，活动期间牢门开着，犯人之间的冲突全然不同，阴毒可怖。犯人会在自己牢房中遭到伏击，只有看到狱警们拖出被打得不成样子的身体时，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总有点不好受，尤其在吃饭时。不过，我倒没感觉自己受到什么威胁，因为我对颠覆犯人间已有的权力架构不感兴趣，只要谨言慎行就不会惹上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人肯跟我说话，我毕竟有监狱俚语垫底，还可以拿蹲过监狱的历史吹嘘一番，而且我犯的事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信用卡诈骗。
我18岁，还在少年犯之列，但在弗瑞斯特邦克还有一帮成年犯人，看到他们，没法不恶心。那些少年犯是挺烦人，整天做硬汉状跟人找茬，但至少身上还有点儿活气。那帮老犯人却蔫不拉叽，头发灰白、满脸憔悴，八辈子落魄的神情。其中年龄更大点儿那些，从我们身边走过时简直就像一拨阴魂。
服刑期间，我自认局外人和异类，冷眼旁观这些被生活击败的人类标本。不可否认我是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关在一起，但这只不过是上次犯事的后遗症。加拿大改变了我的一切。以后，我再不会每隔数次短暂成功就被关上一段日子，这种牢狱经验太恐怖了，而且如果再被抓，囚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
我已经牢牢掌握了一种套取信用卡的招数，屡试不爽，令人兴奋，在我非同寻常的想象公司那段成功之上又有所改进。做贼的日子，既是猎手又是猎物的扫兴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发现了一种干净利落的高超技术，能给我带来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成功。希思罗机场和伦敦曾经是我施展拳脚的极限，现在则成了雄心的起点。
庭审一天天逼近，每日萦绕脑际的既有美梦，又有被判刑的紧张。二者之间，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要过多久，我才能给另一家酒店打电话，要求接另一位史密斯先生？我每天谋划一个不同的国际旅行路线，决定前往又一个名胜地，梦想从那里的某个酒店套间向身在巴特菲尔德的母亲描述当地胜景。
我给判了18个月。似乎重了点，但律师说这是我第二次犯事，他还提醒我，我什么解释也没给就失踪了一两个月。回到弗瑞斯特邦克，我从拘留部被转移到囚禁部，一下子就感到了冷酷而又真实的现实。算上拘押候审和假释期，熬七个月就能出去，但即使这样也觉得遥遥无期。
在拘留部，通常的阴郁气氛之下，还能偶尔嗅到一丝乐观气息，那些无辜的人心存侥幸，期待法律还其清白。而在囚禁部，每个人都有罪，才不管你有没有真干那档子事呢。人们如行尸走肉般各怀鬼胎，四处晃悠。
一星期后的一天，我被一个牢头砰砰的打门声惊醒。
“转监，”他大吼，“辛德利监狱，半小时准备。”
转监我不在乎，但给这么点儿时间准备却让我很恼火。没法子，我三下两下把东西归拢到一起。无论另一座监狱怎样，总不会比这里差到哪儿去吧。
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是一所少年犯监狱，位于威根郊区。这里好像不大欢迎我。光办各种手续就花了好几个钟头，然后我被带到一间牢房。我还是自己一个房间，一张金属床占去半个屋子。墙角装了一个钢盒子，顶上是个小小的洗脸池，马桶固定在旁边。
马桶壁上残留着结块的排泄物，臭气熏天，再加上之前犯人留下的汗馊味，空气污浊不堪。除了电灯，唯一的光源是从积满污垢的窗户勉强穿过的昏暗光束，泛着淡淡的绿。总之，一切令人作呕。
如果是一年前，看到这种场景，再想想至少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七个月，我一定会痛哭流涕。但现在不同了，我把包裹往床上一扔，便开始干活。首先清理马桶，我屏住呼吸用手纸拼命擦。这些恶心的东西顽固地粘在坐便器上，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弄干净了，擦得金属部分都泛出光泽。接下来是清理积了厚厚一层灰的洗脸池和小镜子。
我甚至努力擦掉了窗户上的积尘，发现拭去灰土后玻璃其实还挺透光。干活时指关节不小心碰到窗框旁的石头擦破了一层皮，但我没有停歇，直到射进来的光束强了些，透过窗户隐约可见栋栋大楼，方才罢手。
我比较了一下铺位上薄薄的两个床垫，最后将其合二为一叠放在下铺，把看起来不那么脏的一面朝上。接着，又在上面铺了一张浆过的床单，把边边角角都塞到下面，然后将毯子和硬枕头放在上面。
吃过饭，我把仅有的几件家当都放到屋角的小桌子上，然后花了一个钟头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过后又跪在石头地上用手纸擦冰冷地面上的积垢。污垢太厚，在地上结硬硬的一层，擦半天也不见改观。我决定将清理地面的任务纳入每日劳务中，当作一项长期计划来执行。
在监狱里，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充实那些被国家剥夺了自由的日子。简单来说，就是在工作和受教育中选择一项。工作范围很窄，通常是保洁或后厨差事。我曾遇到过一个外科医生，人家跟他说，他天生是洗盘子的好手。
准确地说，我从未将自己定位为干体力活儿的人，因此决定去上IT班。这回又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班和IT几乎没有关系，不过房间里倒是放了几台计算机作摆设。有时，这些玩意儿连启动都启动不了，这时我们就只好纸上谈兵，任凭满屋子电脑闲在一边。
经历了一周的煎熬后，我决定客客气气接近两位班级女管理员，探询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工作可干。这一招极其奏效，第二天，她们把我喊到一边，说为我在监狱图书室谋了一份差事。第二天上午我便上岗，整理图书、办理归还手续，甚至向一些比较认真的犯人推荐书目。
这项工作真不错，遗憾的是在监狱里干。不过，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了解了监狱生活的潜规则，但却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一点：新来乍到的犯人就干上了最吃香的工作，无疑会引人侧目，心生怀疑。
人们自然而然据此推断：这家伙不是常打小报告就是有保护伞。因此，正当我天真地在图书室给图书归类时，麻烦悄然而至。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活动时，我正在台球桌旁排队等打球，一个犯人加塞挤到我前面。
随即，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口战，很多无关的旁观者突然聚拢上来。再明显不过，这绝对不是一起突发事件。幸亏牢头迅速赶到，才平息了事态。但第二天，在去教学楼的路上，那个家伙突然从人群中向我冲过来。
他试图扇我，但却失手了。我使足浑身力气本能地回敬了他一巴掌，并使劲掐住他的嘴巴。他跌倒在地，然后跪起来用手捂住脸，血从指缝间渗出来。我自顾往前走，约莫十米远后，牢头终于出现，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没搭理我。
打那以后，就没人再敢找茬了，顶多是有些犯人略带挑衅地拿我的美差揶揄一番。有些人站在桌旁等书的间隙，会半开玩笑地问我和哪个牢头睡觉谋得了这件美差，我本想说牢头中倒是有好几个我看上眼的，不过还是忍住了。
这也是我无法跟犯人打成一片的另一个原因。聊天时，他们不是对监狱生活唉声叹气，就是没完没了地聊性。对我来说，蹲监狱固然不幸，但好汉做事好汉当，怨天尤人算哪路英雄？
话题涉及到性时，我同样担心自己缺少谈资。如果胡编一些艳遇搪塞，肯定贻笑大方。于是，这种时候我也只能一人独处，但感觉也不错，尤其是有那么多书随便让我看。
几个月过去，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中，为了自我改善，我试了几个领域。起先我想啃心理学，因为我觉得知道点心理学，或许会让我跟人打交道时占些起手，还有助于深入了解自我。最后却无功而返。我认定没必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我有足够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不知不觉间我又迷恋上了罗马帝国，其大起（有阵子这些家伙打到了苏格兰）大落牵动了我每根神经。
正要看到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精彩部分时，我被调到保洁组，只好对图书室职务说拜拜了。不过这次运气又不错，我的任务是伺候三个高级牢头，他们共用一间宽敞的开放式办公室。
我负责为他们沏茶冲咖啡、打扫办公室和卫生间，外加倒垃圾等等。干完所有活后就在后面一间小屋里休息，我戏称那是我的办公室。这三个牢头对我渐生好感，或许只是对我比较宽容吧。有时，我们四人会一起大侃特侃，仿佛朝九晚五的同事般。其中一个叫戈登，尤其平易近人。随着出狱日期临近，我越来越接近他。
我最担心的就是一出大门又给抓起来，但在获释前一天，他找到我，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没有人揣着逮捕证等我。许多牢头都瞒着我，唯有戈登向我吐露了实情。我和其他人辞别后，他跟着我走到楼梯口。
“你是个聪明人，艾略特，”他说道。“好好想想出去后怎么过吧。”
“嗯，我想好了，戈登，别担心。”我向他保证。
第一次从监狱放出来，我发觉无法再去偷东西；这一次，开头我发觉无法做任何事情。我本打算重振旗鼓，着手实施以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诈骗活动，但此刻却感到茫然无助。有一小段时间，我甚至考虑要不要金盆洗手，哪怕试一下呢。
但我很快便克服了这种弱智想法。对再陷牢笼的恐惧一定得克服，我最后做到了。我不再对未来担惊受怕，而是化恐惧为动力，绞尽脑汁改进作案手段，降低被逮住的风险。坐在巴特菲尔德家中卧室里，我的思绪又飘回刚刚结束的过去，把点点滴滴教训在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
一周后，我入住都柏林克拉伦斯，这是一家归U2乐队所有的酒店，富丽奢华自不待言。它位置优越，正坐落在这座有待我探索的新都市中央。我全身服饰无可挑剔，信心十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原因有两个：一是战胜了对监狱的恐惧，二是为自己制定了几项新规则。
更多规则
换票 在以欺诈手段（其实，我什么时候没欺诈过？）预订航班后，要在飞机快起飞时致电航空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看看把戏是否已被人揭穿，以防换票登记时被逮个正着。我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打个电话到航空公司预订中心，自称机场换票登记处工作人员。我是（插入相关航空公司换票登记处）工作人员，我们的系统出了点问题，请帮忙核实一下以艾略特•；卡斯特罗名义预订的机票。没什么问题吧？
现金 从现在起，无论去哪儿，都得随身带够能飞回英国的现金。尽管从技术上讲，用自己名下的信用卡在银行取现完全可行，我还是心存疑虑，不敢直接去银行办理。替代办法很简单：外币兑换所。只凭信用卡和护照就提取数千英镑现金，对外币兑换所来说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在大型机场中还总是有许多分点，登机几分钟前取款都不晚。
电话 在格拉斯哥一家店里，我买了一部无法被跟踪的预付费手机，全球各地都能用。除非万不得已，我一般不用酒店电话。以前，我在一家酒店逗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两个晚上，而新计划需要多住些时候，所以得提防打电话套身份信息时被酒店接线员听到。
安全措施（1） 我对这一条挺自豪。我得知道手中的信用卡是否还有效，如果已失效，希望能通过一种安全系统检测出来。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在电话亭或类似场所试用，但导致信用卡失效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采用的方法是直接致电信用卡公司，谎称是一家商店，需要进行授权确认。我在收银机旁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况，也知道店员应该提供哪些信息，所以这种电话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其实信用卡公司需要的也就是商户号，这一般都会显示在刷卡机的某一侧。我常常在商店收银台停下来，假装查看手机，偷偷把这些代码输到手机里。
靠这一基本伎俩，每天早上醒来后，十分钟之内我就能知道哪些卡还有效。
安全措施（2） 每次走进酒店客房前，先敲敲门，喊一声“打扫房间”。如果正有警察或保安守株待兔，听到是地位低下的保洁人员，就会叫他们立马滚蛋。反正我是这么揣测的。
我还是用老办法套取信用卡——给酒店打电话，要求接通姓氏常见的某位客人，然后探询尽可能多信息。有时我很幸运，有时则要对着电话讲半天才能搞定。对这部分活儿我相当满意，但麻烦是还得让信用卡公司把卡寄到巴特菲尔德，人还得等在家中，早早起床迎接邮差。
这段时间，我手里信用卡的生命期从几天到一两个月不等。它们最终都会被注销，按逻辑讲，警察随后会跟踪调查，然后发现这些卡都是寄到我家的。但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我怀疑是银行因为自身的某些考虑，没有将这一细节交知警方。
撇开这点不谈，每采取一步行动就得提供一次家里的住址，可是个相当大的缺陷。我已经想好，离开巴特菲尔德前先弄它一大把信用卡，到了爱尔兰再设法解决住址问题。
在爱尔兰都柏林，头一件事是熟悉新环境，这一点也不难，我几乎一转眼就对一切谙熟于心了。都柏林，一个繁忙而紧凑的城市，对富有的徒步游客最好不过，就我这样的。购物不错，酒吧和夜总会更棒。
我把克拉伦斯酒店的客房升级到套间，运筹帷幄于其中，屋里转眼就塞满了购物袋和空酒瓶。日子很快便落入以往的路数，我频频光顾精品店，出没于酒吧夜总会，谈笑风生、挥金如土，不管什么人只要肯听我胡侃，就替他买单。
一天晚上，在外面胡混一夜后我返回克拉伦斯，在为酒店客人专设的酒吧跟伯诺不期而遇，他正跟几个朋友饮酒闲聊。碰到他，我一时手足无措，但他涵养够好的，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我居然住在他酒店最好的套间里，似乎也给他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我用一轮酒稳住这伙人，然后就音乐、格拉斯哥、酒店咨询顾问的孤单生活之类大侃特侃一通。记忆所及，对于我编造的酒店咨询顾问职业，最刁钻的问题就是一脸困惑的伯诺提出来的。我使劲把话题往不那么凶险的领域拉，最后实在顶不住，踉踉跄跄回房睡觉，分手之际这帮人明显地松了口气。
出逃都柏林的新鲜感日渐消退后，我便着手实施获取信用卡的新招数。我开始定期挪地儿，在一家酒店停留一两周，然后搬到下一家。每换一处，凭我跟信用卡公司胡诌的新故事，信用卡就会追在我屁股后面源源而来。
我会变成一位仁慈的叔叔，热心帮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一把，这个粗心孩子丢了钱包，正困在都柏林一家酒店。我希望立即安排快递一张信用卡给他，好解他燃眉之急，卡挂在我账号下就行。隔天我就会接到前台一个电话，然后下楼踱进大堂，在快递司机单据上签个字，信用卡到手，美滋滋回到客房。
以这种伎俩收到几张信用卡后，我就会换一家酒店，以免引起怀疑；有时则会实施在监狱那些不眠之夜构思的一系列出国旅游。一开始我满足于去欧洲短暂逗留，柏林、马德里、巴黎等地是我常去之地，通常在希思罗机场转机。这些短途旅行挺让人开心，订票一般都通过Expedia网站。
有时我也会找机会从希思罗机场飞苏格兰短暂一游，并开始为此而使用爱丁堡机场。爱丁堡地方较小，不知怎么感觉比格拉斯哥舒服，我可以在这个首府逗留一下午或一晚上，然后赶回巴特菲尔德老家看看。
野心不断膨胀后，我为自己预订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迪拜之游套餐。在从都柏林飞往希思罗机场途中，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这次旅行和送我去迪拜的头等舱。这应该是继加拿大之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但到达希思罗机场后，才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妙。在能看到换票柜台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订票部打了个防范电话。
“订这张票的人正在我们安全监控中，”一位女职员回答，然后急迫地问：“乘客在您那儿吗？”
“没有，不在这儿。”我挺难过地回答，挂断电话。
没法子，只好直接搭下一趟爱尔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回都柏林。我一方面为自己构建的防范体系派上用场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旅行计划泡汤而气馁。闲来无聊，我随手拿起一本机上杂志翻阅，不经意间，一个目的地跃然眼前。我曾极度渴望前往纽约，但又担心自己的犯罪记录会引起美国移民局过分关注。
不过，从杂志上我了解到，移民检查实际上是在乘客登机前，在都柏林机场进行的。一旦抵达美国，海关方面挥挥手就让你过去。我决定冒一次险。飞机在都柏林着陆后，我径直走进爱尔兰航空公司办事处，用最新到手的信用卡刷掉数千欧元，预订了第二天的一张头等舱往返机票，随后到机场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轻松通过海关检查，又一次坐到飞机上，被兜里那些奇妙的塑料卡片送上了天。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载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矮小、性情活泼的印度人。他帮我把行李放好，一边把车开出停车场，一边问我旅途情况，还跟我说他喜欢《勇敢的心》。这个可怜家伙还不知道我的厉害，等进入城里峡谷般的街道时，他已经被我折磨得唇干舌燥了。
越逼近曼哈顿，我连珠炮似的问题越加大了频度。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股脑儿向他轰去：城市天际线（他让我待会儿自己看）、地理信息（他知道的还不如我多）、对去年9。11恐怖袭击的印象（有限——他当时正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停车场）。
我想尽量多看些景致，于是夺过对前进路线的控制权，大声嚷出一个个要去的地名。司机一边骂娘，一边伸长脖子从后视镜里张望，在车流里上演大回环。我无法抑制对周遭事物的好奇和兴趣，想到接下来几天一掷千金的阔佬式消费，更是兴奋无比。
我下榻哈德森酒店，Expedia网站称该酒店和我的老伙计圣马丁酒店同属一家连锁店。我预订的是一套豪华单间。时差意味着这会儿正是中午刚过，我几乎跑着回到酒店前厅，叫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第五大道。以一叠信用卡和现金为武装，我在社交阶梯上节节攀升，尽管时而还会发出紧张的一两声干咳。
现在要让我把挥霍的所有金钱都算出来，可不那么容易；但我估计，在首次纽约之旅的三天中，我在第五大道店面的消费就高达15；000美元。通过杂志、报纸、广告牌，我对那些渗透了奢侈的名牌货早就耳熟能详，而这些品牌中，没有一家在第五大道没有分店。
顾客群有两类：富人和梦想者。我算是兼而有之吧。我在店里指点店员拿东拿西，外面，电影里常见的黄色计程车正冲着一辆加长轿车一个劲儿按喇叭，后者猛一打轮在店门口嘎然停下，吐出一班雍容华贵的人物。销售人员个个英俊潇洒，看去与演员和流行歌星一般无二，但一瞧我从钱包里一张张往外掏信用卡，便笑开了花，谦恭之态可掬。
最初，我的纽约的夜生活并不顺当。头天晚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拦住我检查身份证，这可不在计划之中。要知道我是一大名鼎鼎的国际诈骗犯，满衣柜新置办的名牌服装，居然却没人肯卖啤酒给我，只因我年仅19岁。后来实在不得已，我流落到格林威治村一家毫不起眼，名叫“白痴”的酒吧。一个变性人侍者为我斟了几杯免费饮料，我闷头独坐，嚼着花生打发时光。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不眠之城所抱的美妙幻想，太败兴了。第二天购物回来，我悄悄塞给门卫100美元，嘱他帮我物色几家玩乐场所。这天晚上，等我返回酒店大厅，门卫便给我列出三家夜总会，都有响当当的名头，在航空公司或时尚杂志上常常露脸。他还问我要不要安排一辆豪华轿车，我当然再乐意不过。
那天晚上，一位热情的年轻司机载着我畅游曼哈顿。等我逛完头两个夜总会，他殷勤地招呼我上车。都瞧了些啥？上车后，他这样问我，还告诉我每个夜总会都有哪些大名鼎鼎的人士光顾过。可我当时完全沉醉在享受中，根本没想过要去辨认谁。两个夜总会都塞满了魅力四射的人群，在我看来，应该夜总会付钱给他们才对，他们往那儿一戳就让空气中充满自信——在这种气氛中，我只能缩头乌龟般躲在角落里。
来到第三个夜总会前，我已经灌下好几杯鸡尾酒，所以，当一位女士大叫喜欢我的鞋时，我就本能地凑了上去。时至今日，每次看到《欲望都市》，不管是那一集，我不由得就会想起那晚与我同桌的三位女性。她们从事的工作都跟时尚沾边，我们聊服装、聊苏格兰、聊我杜撰的酒店顾问职业，很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
这几个天生尤物于不着痕迹之中，浑身上下透着时髦气，不过我的老外身份和虚构职业也还能替我抵挡一阵。1000美元一瓶的香槟，我眼都不眨就刷信用卡买下，她们居然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言，我没坐英航的飞机。机场走廊里那几个人，那次稀里糊涂的事故，一直让我惴惴不安。英航想抓我可以理解，令人惊奇的是警察却没利用他们手中的信息跟进。很难设想我过去几个月的荒唐行径还换不来一纸逮捕令，只能假定那班木脑瓜正按部就班层层上报呢。
无疑，很快就会有其他机构加入英航对我的围追堵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来我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防范措施，二来最近几次旅行使我信心大增，所以对此事我坦然接受，只当是我又有长进的明证。
那天，几个人放我离开希思罗之后，我去了伦敦，仍旧住在圣马丁。第二天早晨搭火车回格拉斯哥，一路上都在琢磨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回到家，才发现家人早就另有打算。吃饭时大家说起，父亲和迪恩将回智利去住一个月。此行半是为了兜风，半是为了拜访卡斯特罗家族不同的支派。
我感到我父亲盯着我。
“你去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他神情紧张，咄咄逼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左右为难。他在挑战我，要我拿出证据证明我那事业有成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把我拉回正道。
我真的好想接受父亲的要求，多少减轻点他和妈妈没说出口的担心，但实在没办法。虽然我的诈骗事业一周比一周顺当，可谁也不知道命运什么时候会来个急转弯，一下子断掉我的财路，或者逼得我暂时消声匿迹。我含糊其辞地说工作上有些事脱不开，过后再告诉他能不能去。父亲掉过头，直勾勾盯着餐盘，不再开口。
第二天，家里气氛仍然紧张。我逃出家门，先飞到希思罗，然后马不停蹄来到澳大利亚。此刻，看着窗外的大雨，我苦苦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入住的是一家时髦酒店，窗外就是打令港，海港大桥清晰可见；但天气这么糟糕，再加上时差还没调过来，我身处海外时惯常会体验到的兴奋感不免大打折扣。晚上我依旧外出，中了邪一样挥金如土，但白天，我不是睡觉就是呆坐着回想过去两周发生的事。
我决定还是去智利。此刻我生活中唯一担心的就是家中的紧张气氛。诈骗方面，我从未如此满足、如此高枕无忧过，也从未享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要是与父亲和迪恩在智利待上一个月，那就堪称完美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了会儿笼罩悉尼港的蒙蒙烟雨，然后给巴特尔菲尔德打了个电话。接听的是父亲。我解释说有点公事在法国开会，但已经找到了脱身之计，可以去智利了。他尽力做无所谓状，但从电话中还是能觉察到他的高兴。
挂线后，我拿出笔记本电脑上网。稍加搜索，就找到了我所要的——经希思罗转飞智利的航班，其间有几小时停留时间。机场风险不大，还可以继续利用，但待太久就必要了。
我已跟父亲说过他们那次航班满员，其实是我根本不想与他们搭同一趟飞机。说不定哪儿又出个纰漏，警方再次把我拽下飞机。万一我被抓，虽说他们最终会得知，但还是别让他们亲眼看到那档子事为好。
并且，我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订头等舱。他渴望重返卡斯特罗家族故乡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怀着宗教般的热诚省吃俭用。他把此行看作一次朝圣，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我这边舒舒服服躺在头等舱座椅上，他那厢局促难耐挤在经济舱里。想到这里，我不禁吃吃笑出声来。不过我不是成心的。
从澳大利亚回到格拉斯哥时，他们已经出发了，但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碰到他们。我利用剩余的时间奔跑于外币兑换所之间，把手中卡上的钱都取出来。有两张卡在悉尼一直还能用，但抵达伦敦时发现被停掉了。我开始为筹措下个月的资金感到紧张。
每当这种轻微的歇斯底里症周期性发作时，我做起事来便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行动准则抛到脑后。登机通知最后一次播出后，我才踏上登机过道，隐隐约约觉得大概在五六家外币兑换所取了2000美元左右。坐在头等舱里等着起飞时，我几乎觉得有点儿不值。本来我是打算到智利后就用不着再弄钱的，这一来便开始胡思乱想，好似已经在智利一家兑换所前被抓住，父亲和迪恩在一边呼天抢地。
飞机平稳上天后，我掏出那一大堆钞票和票据，情形才变清楚了。事实上，我现在可以精确地回想起当时由于手忙脚乱而忽略的一切了。在大约一个钟头里，我从九个外币兑换所到手了12560美元！
我和父亲、弟弟在圣地亚哥机场会合，租了一辆小公车，装好行李就向北出发。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细细的一条嵌在南美西部边缘，位于太平洋与安第斯山脉之间。到托科皮亚要开900英里，在地图上并不显远。再说一路上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拜访卡斯特罗家的亲戚、结识卡斯特罗家亲戚的熟人，以及曾与父亲在船上共过事的人。
晚上，大家挤到当地人家里吃晚饭、聊天，遵照智利人作客之道煞有介事地浏览家族相册。转天早上，天气正凉时又踏上旅程。高速公路一眼望不到头，上路前，父亲又是挥手，又是嗯喇叭，依依不舍的样子。路上，迪恩和我会聊个不停，换着CD听，要不我就拿出地图来考父亲。
父亲如鱼得水，一只粗壮的胳膊搁在打开的车窗上，指给我们看沿途的风景。年轻时他在这条路上有过种种旅途趣闻，这会儿便一一讲给我们听。当时这个国家还处在军人统治之下，手持冲锋枪的大兵要是闲得发慌的话，就会拦住过路人，敲上一竹杠。主动讲起童年，在父亲可是件新鲜事。托科皮亚越来越近，一车人亲密无间，这种气氛真是久违了。
待在托科皮亚镇上那段时间，大家一直也处得很好。父亲沉浸在重返故里，与儿时玩伴相聚的兴奋之中。祖母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我只在小不点儿时见过。她在我身上看出某种吉普赛气质，而且暗自认可。她问起我别后的日子，我向她开讲加工过的版本，可她用西班牙语打断了我：
“你快乐吗？”
“是的，祖母，我很快乐。”我告诉她，祖母看来很睿智，也很快乐。
随身携带的巨额现钞弄得我很尴尬。以往，能花钱总是吃得开，最不济也能引来愤懑却又羡慕的眼光。而在这里，人们拥有的财富很少，社会似乎以忠孝礼让为原则运转，一个大把花钱、咋咋呼呼的外国佬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与金钱密不可分。看到智利人怡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在我那扭曲的眼光看来，他们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没尝过更好的滋味。如果他们握着大把钞票踏上过邦德大街或第五大道，或者入住过豪华酒店套房，对生活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了。
自打离开托科皮亚，踏上回圣地亚哥的旅程，我和父亲间的敌意就一点点增大。与亲友挥泪相别是使他消沉的主要因素，但还有别的原因。我对此心知肚明：我们就要回到英国，而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再次分道扬镳。
他三番两次打探我对将来的打算，但我寥寥数语就把他给打发了。起先我还为这样做而内疚，但不久就变成了对他的反感，以至于回程途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俩都在各自生闷气。多亏迪恩像个小大人般左右逢源，度假气氛才不至于荡然无存。父亲默不做声，加大油门驱车南下，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官司。
我想先回都柏林再说，但接下来该做什么，一点儿谱都没有。当务之急是，已经一个来月没跟信用卡打交道了，能带给我安全感的查询、收支状况检查都没法进行。我很想知道在我休假这段时间里，那班陌生人在我所不知道的办公室里都做了些什么。
在机场，我和父亲冷冷地互道再见。然后我登上从大西洋飞往希思罗的飞机，大部份时间都在睡觉。在希思罗，我搭上前往都柏林的首架航班。在市中心一家酒店安顿妥当之后，我又一头冲了出去。后半夜好几次听到手机铃响，我都置之 （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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