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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套说辞勉勉强强还算过得去，但大量蛛丝马迹无不指向我的真实职业。在这个小小的私家法庭上，这几个人围桌而坐，听取我的辩解，可俗话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他们一定在捉摸我手腕上的劳力士和我的生活作风是否跟我的话相符。最后，大伙儿多少信了我的话，但能感觉到有人并没有完全被说服。
我颓丧极了，虽然说起来不该这样。无论他们怎么看我，只要不报告警察就不打紧。我本应高高兴兴走出酒吧，暗自庆幸稳住他们这么久，足够我收拾行装、飘洋过海，把贝尔法斯特远远抛在身后。然而我一路走回家时却身心疲惫，怎么也提不起精神。
我不能离开贝尔法斯特，因为基本上无处可去。警察已经去过巴特菲尔德我家几次，试图从妈妈那里弄到我的消息。去任何其他地方，都意味着孤身一人打发了无尽头的空虚日子。这一度是我的目标，但现在与贝尔法斯特一比，却显得如此虚幻，如此欠缺。
我决定坚持到底。接下来几个星期，我设法把大多数耳闻神秘信件一事的人拉了回来。基兰甚至接受邀请，搬进我公寓的一间空房。我享受着他召之即来的陪伴，不过格外加了小心，早晨一定第一个起床查看信箱。
我的DJ生涯缓步取得进展，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差不多说得上舒坦了。对于我成功得多的另外那个职业，我变得更谨慎、更有节制。但新的策略很快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我不再向瑞士汇钱，因为银行户头上的余额之大，实在令人恐惧，账户一旦出事就意味着灭顶之灾。钱是不汇了，可钞票在卧室东塞西藏，也不是个事儿。
很快，现金就多得让我在公寓里浑身不自在，该采取行动的了。我把所有钱都放到一个圆筒行李袋底部，上面盖上衣服。钱包里，则多了一张署名恰德·史密斯的美国运通卡。一个星期前，这位来自美国的史密斯先生下榻伦敦一家有名酒店，不知何故，在贝尔法斯特把信用卡给弄丢了，需要紧急补办一张卡，寄到他眼下在贝尔法斯特入住的酒店房间。
对这种生猛的公司信用卡，我先前说过，已不再以自己的名字申领副卡。这种卡信用额度很高，反常交易有时一个多月都不为人觉察。我还想出一个点子，偶尔使使，有可能做成大买卖。
可钻的空子这么多，没有必要太贪心，非得以真名弄张副卡不可。那样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能弄到相关的个人信息，再配上一种提示用的水果，我丝毫不在乎再当一回史密斯先生。
卡到手，打点停当，我便飞往爱丁堡，下榻玻璃房酒店，入住最喜欢的八十一号房。我在那里呆了四天，花销呢，我老早提到过——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是四万两千英镑。以下是这些钱的去向。
劳力士—12；110英镑 在爱丁堡，那个开张下午，我沿着爱丁堡新城的购物圣地乔治街走下去，跨进英国皇室御用银匠汉密尔顿英彻斯珠宝店。长长的房间铺着红地毯，玻璃柜橱之间是落地式大摆钟和枝形吊灯。我见过这家店，但只是在公司网站上，如今亲眼得见，比我预想的还要壮观。
但这唬不了我，出击的准备已经做好。一位售货员而来招呼，我用矜持的美国口音向她解释，我来本地出差，想给一位同事买一份退休礼物。售货员立刻置我于卵翼之下，一一向我介绍种种货品。但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慌不忙，通过巧妙的提问和审慎的热情，我把目标一步步引向蚝式总统型劳力士。
这是我多年的梦想，那块沉甸甸的金子，想起它，我心口就会发疼。我设法把艳羡之情控制在与自己见多识广的上流人士身份相符的程度，跟她说明天再来。回到酒店，我给美国运通打了个电话，以恰德·史密斯的身份通过了安全认证。
故事是同一个，那就是第二天我要给同事买一块价格昂贵的手表作退休礼物，想确认一下届时信用卡不会有什么麻烦。电话那头，一位女士确认不会有事的，并在史密斯先生账号上记下了明天要进行的交易。我的主意成功了。
第二天早上，因为头晚的夜生活还有点睡眼惺忪，我再次来到乔治街，边走边给汉密尔顿英彻斯打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招呼我那位女售货员，这就更省事了。我请她动手把手表包起来。到了店里，我告诉她街角有辆车等着送我去机场，很遗憾没时间喝咖啡了。我跟她聊了一会儿美国，一边看她为我那位幸运的退休同事包手表，干的活儿就别提有多漂亮了。
刷卡没一点磕巴，史密斯先生的公司就此掏出12；110英镑，转眼间我已在向售货员再次道谢，然后手拿盒子迈出店门，来到阳光下。我沿着乔治街往下走，双腿如在云端。突然，澳宝廊的招牌映入眼帘，我一溜烟拾级而下。
澳宝廊—约5；000英镑 去年MTV颁奖大会后的庆祝派对就是在这里举行，我由此而在报纸上读到对澳宝廊的报道。这是一家光线黯淡的豪华酒吧，从大街进来后，可以进入一间间里屋。我找了一个靠前门不远的桌子坐下来，点了一杯香槟、一点午餐，但其实我只想女侍早早走开，让我自己跟那个盒子一起呆一会儿。
女侍前脚刚走，我跟着就撕掉包装，掏出手表，套到手腕上，系紧，翻过手腕，让灯光射到金表上。金子如此之厚、如此之纯，每个部分都打着纯度标记。
“哇。”
女侍端着香槟回到桌边，瞥见手表，顿时呆若木鸡。她瞪着我，丝毫不掩饰惊奇之色。
“太漂亮了。”
“谢谢夸奖，还行吧。”
打那以后，只要有机会，她就在我桌旁流连。我能看到她和其他侍者议论我。这可能有点过分，但我没太计较这件小事。显然，这是个奢侈品能被人赏识的所在。
下午小憩之后，我独自吃了一顿价格不菲的晚餐，然后又返回澳宝廊，很快就在身边集聚起西装革履的一个小小团队。从下班时分起他们就手不离杯，此刻无法不被这位新顾客吸引住：他戴着劳力士，喝着陈年香槟，身上的西装比他们谁都高级。
女士们一边精心补妆，一边悄声议论我的手表，而男士们却想知道我是什么来头，同时估量我对他们的地位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几个钟头过去了，一拨拨人来而复去，可着劲儿享受我的酒、雪茄和我爷爷生意胆略的故事。
酒吧经理不时鬼鬼祟祟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嘀咕几句。人越来越多，他的语气随之越来越紧张，直到我终于转身正对着他，避开周围新朋友们的视线，敞开外套，把一叠钞票露出一小截给他看。
“无论谁，不管要什么，”我对他说，“尽管给就是。”
他露出贪婪的笑容，夹着尾巴走开了。每过几分钟，一帮女招待就会过来伺候。香槟开了一瓶又一瓶，鸡尾酒端上一盘又一盘，频度越来越密。我则在交谈或与人周旋的空档再点，再点，再点。直到后来，音乐嘎然而止，酒吧该打烊了。我跟经理碰头。
账单大约五千多英镑，但没事，我身上有七千呢。一群人来到街上，我口袋还鼓着，还能折腾一会儿。一个小伙子说他认识一个倒腾毒品的，可以去那里弄点东西，把派对继续开下去。我让大伙儿都坐上出租车，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一处看似荒凉的廉租房，跟着那个小伙子走进一个单元。
前屋地板上乱七八糟扔着报纸和色情杂志，我站在那里，使劲把袖子往下拽，好遮住手表，看同伴和那光头毒犯讨价还价。我们以最快速度逃离，带着大呼小叫的出租车队回到玻璃房酒店。我贿赂了门房让他对我们的到来睁只眼闭只眼，然后一群人蜂拥进入我房间。
夏菲尼高商店—约11；000英镑 最后一个人离开，上午已过去一大半，我很不安稳地睡了没几个钟头，醒来时燥热难当，心情紧张。我洗了个澡，然后收拾房间，把桌子擦干净，派对的各种残留物全部塞到塑料袋中。我把所有口袋的钱都掏出来，又取出藏在床后面的钞票，在羽绒被上码成一堆。还剩那么多！
在夏菲尼高商店，我很快便引起一位贴身购物顾问的注意，他名叫斯图尔特。他曾经伺候过我一两次，但这一回我可是对这家店发起猛攻，劲头非往昔可比。我从男装开始，挑了一大堆衣服，然后来到女装部。在那里我花了更多时间挑选衣服和饰品，直到斯图尔特几乎再也抱不动，方才罢休。
我留下他清理战利品，独自一人到商店餐厅吃了午餐，然后回到柜台找他。好家伙，购物袋一字排开足有一米多长，账单上了五位数。我用现金结完账，和斯图尔特道了声谢，便打道回府。在玻璃房酒店，我把为自己买的东西摆出来，挑了一件浅色西服、一件新衬衣和一条窄窄的领带。
多年前，我曾在格拉斯哥假日酒店一面镜子前端详自己身穿第一次用赃款买的西服，那情景已然恍若隔世。此刻，置身玻璃房酒店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卫生间，我从镜中看到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衣服在我身上如此熨帖、得体，仿佛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我把女装上的价签都剪掉，然后把所有衣服放到一个袋子里。出得酒店向左一拐，穿过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向王子大街走去。爱丁堡艺术节的活动正密锣紧鼓进行，游客塞满了艺术中心附近的街道。我穿过人群，来到巴莫拉尔酒店。
侍者头儿疾步向我走来。
我说：“两位，卡斯特罗。”他把我带到一个靠窗户的桌前。我道过谢，在对着门的椅子上坐下。他禁不住瞥了包一眼，但我把它塞到桌底下，想象着如何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拎出来。可是我突然醒悟到，这样做可能太打眼，弄不好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又把包拖出来，放到脚边。包里的东西露出一大截，这可不行，哪还有惊喜可言？我正努力把东西塞回去……
“你好，艾略特。”我抬头一看，是妈妈。我一只手正在购物袋里，插在用偷来的钱为她买的衣服中，感觉好像被逮个正着似的。
苏富比拍卖行—约7；000英镑 这是本次旅行的最后一天，我心里惶惶不安。前几天仿佛腾云驾雾般，其中有几天堪称我一辈子最精彩的日子，但同时也产生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反射作用。过去，假如收获能如此丰盛，我会好几天乐得合不上嘴，但现在却是一片虚空，与之相伴的只有漠然和罪恶感。那些微不足道的胜利（酒店、美食、给小费等等）再不能燃起一星半点快乐的火花。
跟妈妈一起吃的那顿饭简直是糟透了。谈到家里的事情时，她还挺正常，但当她看我时，我能看到一种害怕神色，是以前所没有的。上次伦敦之行后，在电话中她似乎接受了我告诉她的那份并不存在的IT工作，我当时认为取得了某种进步。现在我看出来，那不是别的，而是挫败。
她离开时我几乎动手强迫她将礼物带上，那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谈论的全是过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点，尤其是当我白天有时间，兜里有几千英镑的时候。我在乔治街上走着，突然看见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一扇门，正是大名鼎鼎的苏富比拍卖行。我早就打算拜访他们的伦敦分店，没想到爱丁堡也有一家。
入口处有好多人转悠，我信步而入，巧得很，一场拍卖会正进行到半截。我在前台办好登记，领到一张号牌，走进拍卖大厅。里边人头攒动，女士雍容华贵，先生举止优雅，花格子外套满眼皆是。
拍卖师旁边几个身穿短大衣的男人高高举起拍品，我得伸长脖子才能看清楚。头几样是旧油画，跟我公寓里的当代艺术风格完全不搭界，但随后两个工作人员举起一张雕工十分精细的木头桌子。
这是件苏格兰黑栎木雕花家具，拍卖人正儿八经解释道。拍卖开始，起价2；000英镑。六七个买家你追我赶，煞是热闹，可这种事最终还得看谁的钱包最鼓，幸运的是，那天最鼓的钱包属于我。我完全沉浸在挥舞号牌、交替领先的激烈角逐中，等到最终胜出，自己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价。
来到前台才知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一下砸进去将近7；000英镑。一位先生填好表格，透过半月形眼镜问道：
“先生准备怎样付款？”
“现金，”我彬彬有礼地回答。“请帮我把货发到贝尔法斯特。”
杂项—近7；000英镑 至此，差不多已花掉35；000英镑。算上住酒店花掉两千，还该有5；000英镑。可是第二天打车去机场时，钱包里只有200英镑了。这说明在挥金如土的发作中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几乎是在跟钱怄气。结果，零七八碎叫不上名头的东西，四天里就买了将近5000英镑。
无论吃的还是喝的，我都按标价挑选，专捡贵的买。出租车是逮住机会就打，至于小费，无论什么人，只要肯收我就给。购物，买的是什么不要紧，只要不断买、拼命买就行。也许我心知肚明，只有钱花得干干净净，我才能安下心，脑子才会清醒。当我坐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里时，玻璃房酒店八十一号房间中还堆着一摞没开封的CD，没揭开书页的书，没剪下标签的衣服。另外还有一张数额不菲的发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爱丁堡渐行渐远，我低头看着崭新的蚝式表壳总统型表带劳力士。这是一项熠熠闪光的声明，彰显着我渴慕已久的身份。我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这样的生活，现在我知道目标已经达到。不瞒您说，这一状况对我的主要影响完全是正面的。我眼见别人如今怎样看我，眼见他们面对我所代表的地位和身份，如何二话不说就退避三舍。至于另外一些人，他们本来就属于我多年孜孜矻矻、务求跻身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现在他们视我为同类，为合法，我怎能不感到心满意足，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但在这一切背后，还有另一种东西在滋长。
第十二章 绝对孤独（1）
骗子、老千、江湖郎中、牛皮匠、冒名顶替者，到处都是。电影里不乏这类角色，他们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却总能让观众着迷，暗地希望他们别让人逮住；在现实生活中，您成天看到的却是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声名扫地的混混。随便捡起一张报纸，上面总有关于种种人渣的报道——车贩子从老太太手里买辆奔驰，才给人50英镑；传销者用金字塔销售蒙人；还有一些家伙让家庭主妇装信封，一小时才付她们50便士。
电视节目中，凡是需要坏人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调到那些喋喋不休的消费者节目，您会看到，借助暗藏的摄像机，再加上一点运气，就能揭穿某个黑心地产商或下水道修理工的骗人花招；调到一个日间破节目，您会看到观众突然对某个弱智嘉宾大加挞伐，不定还会有个名叫比尔的建筑商跳出来承认自个儿是异装癖。
看看他的丑态：头戴松松垮垮的假发，涂着口红，声称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快乐过，而他太太则在旁边又哭又嚷：“这不是你呀，比尔，你不能靠谎言过日子啊！”
这些人和我不一样。这类汽车销售员、金字塔传销者、信封奴隶主、地产商、下水道修理工，等等，他们白天在外面行骗，晚上回到家里，还是规规矩矩过日子。要是警察找上门，最多也就是交点罚款或禁止再出任董事而已。对这种一只脚还在正常社会中的人，法律通常睁只眼闭只眼。
他们是朝九晚五的诈骗犯——是我本人稀释后的版本，过的日子也是我生活的稀释版本。建筑商比尔回到家里，可以脱掉那身花哨衣裳，然后说一切是场天大的误会。他显然不是靠谎言过日子。这些家伙都不是。而我却是。
对我来说，不可能某一天金盆洗手，摇身一变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醒着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活在谎言之中；哪怕在梦中，主宰睡眠的依然是谎言。四年多来，我嘴里的每句话都经过精心斟酌，绝不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管在哪里，酒吧、法庭、牢房都一样，最要紧的是不让谎言穿帮，以保护自己。
谎言决定了我的言语、神态和走在大街上的步态。谎言告诉我去哪里，到了之后又该做什么。每当日子过得稍微顺心——比如在贝尔法斯特那段时间——谎言就不安分，非得插上一脚不可。在表面的满足之下，它们总是蠢蠢欲动，伺机惹是生非。
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谎言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当我奔走于英国各地，或漫步在某个异国他乡时，很容易夜复一夜对着那些热切的脸孔重复相同的故事。时间稍长，新鲜感会渐渐褪去，故事不再令人着迷，但要使这些人（甚至包括我自己）相信我的话总不太难。
对于较长时间和我相处的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每天都可能出十来个破绽，让人心生疑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真情实况可能露出越来越多的马脚，人们会问，这家伙说的话有几句是真的？出事只在迟早间，而一旦发生，就覆水难收了。
#奇#卡罗尔窥见我门口堆的信用卡公司信封，并不是我在贝尔法斯特身陷麻烦的原因本身，但却是导火线。现在，人们风闻了关于我的种种流言，再看我时眼神都有点不对了。周遭气氛日益恶化，基兰几个星期后搬出公寓，其他人对我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了许多。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受酒精影响，人们和我关系还好；在其他场合，我和多数一度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就有一道鸿沟。
#书#压力不断增长，而我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DJ工作。在昏暗的夜总会里，站在唱机后面赚着合法工作带来的合法钞票，与我的日常生活相比较，简直就是快乐的休假。在那里，没人会质问我，没人会看到阴影之中静静贴在我手腕上的劳力士蚝式总统表。
#网#但我孤独生活中这些鸿沟总还是暂时的，很快我却遇到另一个大转折点。那天我一个人在“信仰”吧台喝酒，几个熟人走进来，看到我在，转身就走。迈克尔注意到我的失望表情，停下手里擦杯子的活儿，恳切地看着我：“艾略特，你还好吧？”
“不好，不怎么样，”我答道。
他当时正要收工，过后我俩就回了我房间，开了几罐啤酒，在长沙发上坐下。他再次问我情况如何。这回我几乎不过脑子就答道：“我，唉，其实是靠诈骗吃饭。”他的反应好像我在说什么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真有他的！
“成啊，”他说。就那样。在我当时的状态下，他本可问出一切，但他就这么让它过去了。
第二天我从惊恐不安中醒来。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花了一整天捉摸所有可能——最糟糕的结局，最好的，再到最糟的。我得知道捅的漏子有多大。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信仰”酒吧。迈克尔一如既往地招呼我。我提到万一东窗事发的话他可不可以拒绝作证，他说没问题。
他已经把这事捅给埃德娜了。这没什么，我早料到了。
“她怎么说？”我心虚地问。
“她大笑一气，说多少觉察到你可能在干那种勾当，”迈克尔说道。“她不想知道任何细节，但她说了，别在这里花那些钱。”
“好，”我答道。
虽然情形本来还可能糟得多，但眼下的局面对我来说还是一记重击。艾略特是个诈骗犯的消息似乎肯定了先前的流言。我那一度密切的社交圈子对此事的反应五花八门，独独缺一样：惊讶。
有关我海外公司和高级咨询顾问身份的种种细节其实对双方一直都是个幌子。对我而言，它使人不去追问我巨额钱财从何来，为什么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对聚集在我身边的人而言，它提供了一滩方便的沙土，让人们把头埋进去，以利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
蓝色海岸这段旅程，本该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此行目的地才是肾上腺素的源头，没料到却碰上这么一位司机。我跟他说要去蒙特卡洛赌场，他把这档子事和我的苏格兰口音硬扯到一块儿，一边把肖恩·康纳利叫做“康诺利”，一边展示着他那詹姆斯·邦德式的驾驶技术。
我祈愿在赌场找到救赎。管它是快感、刺激、理性还是别的什么，我非找回它来不可。在绝望中我转向这个新理论，这个新的反叛行为。我要成为一名赌徒。以前我从未赌过，而现在，当我坐在出租车里拼命不再去想每小时140公里相当于每小时多少英里时，我希望赌博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什么效果也没有，至少它能让我离开贝尔法斯特。
那天早上不列颠群岛上空特别阴沉，及至迂回穿过一座座山丘抵达蒙特卡洛市中心，一眼看到阳光和目力所及之处的财富，我高兴坏了。司机把我放在一家金碧辉煌的酒店前（这是我最后一次由Expedia安排的出行），我入而复出用了不到五分钟。
我在贝尔法斯特的西装要么皱皱巴巴，要么烟味熏天。在这个世界最知名的赌场，今晚我要拿出上佳表现。在梅特罗波尔购物中心，一位裁缝为我配了套行头，据他说，有了这身衣服，赌场里就没人敢小瞧我。在酒店房间用过晚餐后，我准备停当，要以雷霆千钧之势打进阔佬们一掷千金的赌博世界，让众人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西装有点小，背上紧巴巴的，大腿根处也不太舒服。但除此之外，我整个人还是满体面的。我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抽出万把欧元的一叠大额钞票。我把赌资和护照一起放进外套口袋里。一切就绪，我摆出当年约瑟夫·贾格尔的架势——此人1873年曾把蒙特卡洛的赌场掏了个精光。
穿过喧嚣的街道走向赌场，一排排聚光灯指引方向，眼前出现一块绿地、几处喷泉，再往前就是我的目的地了。我三脚并作两步跨上赌场著名的台阶，目不斜视穿过几个房间，直奔晚餐时读到的豪客博彩区。出示护照，交完入场费，我就投入行动，准备好追随贾格尔闻名遐尔的足迹。记得当时我还在想，赌场方面可别把我当成专业老千，当场给轰出去啊。
一个钟头后，我身上的所有钞票几乎就输光了，现在可是进退两难。裤子好像分分秒秒越来越紧，屁股简直就粘在了凳子上，浑身汗如雨下。桌旁其他赌友则沉着冷静，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熟练地翻动着筹码。我浑身燥热，笨手笨脚地把筹码胡乱垒在绒毡桌面上。
随着轮盘的转动，我头脑昏乱得几乎神志失常，其实也只剩几个筹码在桌上了。我毫无策略可言，再加上两腿火辣辣地痛，我变得越发抓狂。赌桌后面派发筹码的先生肯定见识过无数惨不忍睹的输家，可连他也觉察到我不对劲儿，很担心的样子，问我要不要来杯水。
这可是个奇耻大辱。我出溜下凳子，头也没回穿过赌场走了出去，裤子像湿式潜水衣的下半身一样紧紧吸附在腿上。我回到酒店的酒吧，用一通闷酒浇满肚子的块垒，最后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一觉醒来，我陷入沉思：赌博，以命运为对手、永不休止的搏击，极乐和绝望间的瞬息剧变，分明不是靠偷来的钱为生、四处流窜之徒的理想事业。
唉，就此打住吧。我决心充分利用阳光，于是一跃而起，向城区街道进发。出得游艇船坞，我沿着蜿蜒的道路上行。路越来越陡峭，崎岖山路在有的地方实在太具挑战性，时不时会有电梯把人从一条街送到另一条。等我好不容易爬到山腰墙垣处，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如牛。
我转过身，似乎整个摩纳哥都躺在脚下。我坐在年代久远的石头上，注视着船只在水面无声地划出一道道白线，水那边是泊满游艇的船坞，再后面是一排排公寓楼房。像日内瓦一样，这里富得流油，是私人银行业的又一座家园。
不知为什么，当我坐在墙头上时，并没有想到永久移居摩洛哥或其他类似地方。没错，我是得错过一些DJ当班，还得远离公寓和贝尔法斯特的生活。但这样会安全得多。
这些念头就是没产生。我当时一门心思全在贝尔法斯特上，只想着回去后可能面对的情形。除了回去，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听凭命运发落吧！明知在劫难逃，我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重返贝尔法斯特，重返阴冷凄凉。蒙特卡洛和那条紧身裤恐怕都是最后一次消遣了。不过眼下我得带您穿过我面对的另外一条绝望深渊，最好还是从钱说起吧。
我刚才没有提到，经过爱丁堡之行并挥霍掉四万二千英镑之后，骗钱的事有点不顺手了。我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半是出于自愿，半是由于恐惧，其实我也根本无所谓了，情况因之变得越糟。打往酒店的电话少了，寄到公寓来的信用卡少了，都柏林之旅几乎完全取消。我转而使用贝尔法斯特的电汇转账代理来进行风险低得多的操作——从瑞士户头把钱打过来。手里有那么一大笔钱，我再也提不起劲头去创造更多财富。我已不再陶醉于采用的伎俩，它不仅丧失了挑战性，也丧失了最初每次得手之后的紧张激动心情。整个过程变得味同嚼蜡，而且我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每走一步都像新手似的提心吊胆。
只要遇到一丁点儿麻烦，我就会说“行，没问题，”然后挂线。电话复归沉寂，有时一连几天我都不动它，直到需要从瑞士调出一万英镑什么的，汇到一家电汇转账代理，甚至径直汇到我那一度清白无瑕的贝尔法斯特账户。之前我还对电话把戏中碰到的障碍饶有兴致，视之为磨练我技法的好机会。如今，稍遇挫折我就使劲咽一口口水，放弃努力——“行，没问题”——然后拣一条顺当些的路走。
按理，我本应对自己充满信心，可事实上我却对欺诈打心眼儿里感到厌恶。更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近来之所以心惊肉跳，是因为意识到一旦再落入当局手中，我就算玩完了。我满心不情愿地窥视未来，看到的东西又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
因为不愿意承受返程之痛，我干脆不再出门旅行。钱依旧如流水从我指缝流过，但那是习惯使然，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不轮班做DJ时，我几乎都孤身一人闷在自己房间里。我会一连几个钟头看DVD，实在腻了，再在那张古董书桌前坐下来上网冲浪。
我花了大量时间查看世界各地的房产，筹划着永无实现机会的逃亡计划。无数个钟头花在了权衡比较房产上：伊比萨岛上的无名公寓，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山上托班加镇的小木屋。但假如不肯冒被逮住的危险，购置房产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偶尔我也浏览一下招聘网站，但从来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种种迹象使我渐渐看清，以诈骗为生给我自己设下了什么样的圈套。我本以为它可以给我带来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给我的生活和未来，结果它却剥夺了我的未来。我亲手剥夺了自己的未来。
短期前景也不怎么乐观。坐吃山空，瑞士户头眼看所剩无几，接着会怎样？与此同时，和母亲的交谈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与父亲，已经到了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只知道说“你要好自为之啊”，这意思我明白，就是说我给他脸上抹了黑，于是我越发尖酸刻薄，根本不听他的。至于迪恩，我发现他嗓音变得深沉有力。他已经长大成人，可在我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那个在我们第一次智利之行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屁颠屁颠走在我身边的小不点儿。
有几个晚上我壮起胆子去贝尔法斯特城里，结果不是发现又失去一位朋友，就是又有一家酒吧或是夜总会给我冷板凳坐。我的交际圈只剩下“信仰”酒吧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再加上布伦丹和另外两三个人。
十一月初，沉沦之中，我采取了两大行动。第一就是邀请布伦丹搬到公寓里来。我正竭力想弄清楚，大难临头的感觉究竟是这座城市造成的，还是陷入孤独生活导致的；这种时候有个伴儿，也许能使局面稍有改观。
第二个行动就是再旅行一次。这个决定做得毫无热情，纯粹出于一线模糊希望，想试试看能否找回一点往日的灵感。我几乎都没钱付旅费了，幸亏事先从一两位史密斯先生者流搞到了一两张信用卡，其中一位入住的还是咱们的老相识巴莫拉尔酒店。如此这般，一天晚上我便预订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致电机场，结果订的机票出了问题。瞧瞧，连把自己弄上飞机都成问题了。
另外那张卡。我把第二张卡找出来，决定转飞爱丁堡。订好航班后我又订了玻璃房酒店的八十一号房。那儿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但为求万全，还是得从爱丁堡机场发一纸传真过去。我打开电脑，从网页上抓了一个图标，拖到一个文档里，很快就做好了一张还算过得去的公函。
真够惨的，我口袋里只装着一张信用卡，公寓里的现金少得可怜。天无绝人之路，从前没绝过，现在也不会。到了爱丁堡，我一定有办法弄到一些钱。钱包里一堆信用卡都属假冒，但在我一团乱麻的脑子中，却还记着好几套可用的身份呢。
要把这些身份派上用场，就得干一些额外工作，也就意味着我没多少时间好磨蹭了。我匆匆披上外套，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公寓。最后一分钟，我删掉电脑中所有信息，然后走出门去。没有频频回首、深情环顾，或诸如此类的戏剧化动作。再说了，犯得着吗？
那一天是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第十三章 最后的审判（1）
好啦，最后一站。还有伊斯盖特。啊，伊斯盖特。如今，想起这人和他干的事，我不禁会心一笑。没法儿不佩服他。当时一走进等候室，我立刻就猜出哪位是伊斯盖特。旁人谈笑风生，他却与众不同——腰板儿笔直，身上散发出自然而然的自信，那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
起先——先是在等候室里，然后又在去机场的警车上——气氛有点微妙，好像我俩都希望别人走开，让我们私底下好好掂量一下对方。曼彻斯特警方送我们下了车，走进机场时，伊斯盖特把我叫住。
“艾略特，我不打算铐你，”他微笑着说，“你不会溜掉吧？”
“不会。”
我们在机场大楼里蜿蜒前行，伊斯盖特不断亮出警卡。一条条办公走廊，一道道未加标志的门。我尽力揣摩他手里掌握了多少东西。他不能跟我说太多，但从他漏出的一点口风中，可以肯定他有足够弹药来收拾我。
加拿大并未提起，这多少令人松一口气。对于我为规避法网而走出的妙招，他无可奈何，不可能追加任何控罪；然而要是他心怀恶意，我的日子只会更难过。一个遭人鄙视的警察可能格外危险，可伊斯盖特似乎对他的工作心满意足。
在飞机上，他宣称不会跟我玩花招，我说我也一定坦诚相待。我这么说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可当时身处狭小逼仄的经济舱座位，话一出口我竟惊讶地意识到其实那是我的真实想法。紧接着我感到如释重负，诚实做人的前景就在眼前，我觉得终于可以一劳永逸地卸下背上的沉重包袱了。
一路上，我没完没了地跟伊斯盖特攀谈，然而他要么咧嘴笑笑、摇摇头，要么就干脆不接我的茬。我晕头转向，神经兮兮，肯定像个兴奋过度的小鬼头。伊斯盖特初次在警署见到我时还以为警方抓错了人，如果那让他失望，现在看到我在南下飞机上的调皮捣蛋，只怕失望之情更要加倍了。
我的律师一到希思罗警署提供咨询，伊斯盖特就向他出示了指控我的示例罪名。主要是关于航班方面的，我痛痛快快全认了，话说回来，不认也不行啊。即便没有闭路电视或静态照片，他一定也掌握了有关人士的描述，甚至还有证人。他此举是一着缓兵之计，一边将我还押候审，一边赢得时间把控罪全部列出来。看看头几项控罪，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单枪匹马。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早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了。
如此，伊斯盖特自去整理他那边的资料，而我则在苦艾林监狱拘押所忙我那头，食宿都由监狱方面慷慨地包了下来。与我过往的牢狱之灾相比，那里条件算是不赖。尽管没人逼我，我还是找了份清洁工的活儿来打发日子，免得整天老想着判决的事儿。
我对罪名供认不讳，没什么好说的。这样做自有道理，本来也不是件值得去争的事情。伊斯盖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跟信用卡公司谈，一会儿跟航空公司谈，此外还得联系迪克兰•；法雷尔和加拿大警方。每次我见他或是我的律师来访时，总是又伴随着一大堆新的控罪。有时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某个已然忘怀的时刻在我沉睡的记忆中被唤醒，某次旅程或某个夜晚栩栩如生浮上脑际，于是不管谁在屋里，我都会乐呵呵讲起当时的种种好玩情景。
（我得说，显然伊斯盖特手里并未掌握全部证据。同样显然的是，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把什么都端出来。）
一位心理学家来对我进行评估，比起刷厕所来，这可是一大消遣。她人很好相处，让我做各种各样的简单测试，还小心翼翼问了一下我那乱七八糟的童年。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并尽量如实相告，尽管有时禁不住会插科打诨几句，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信用卡公司与伊斯盖特往来的所有文件按规定都复印了一份给我和我的律师，有几份还包括信用卡公司安全部人员写给他的便条。有的写着：“干得好！”有的写着：“好消息！”还有一张写着：“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我把那张便条钉在牢房墙壁上。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后来，我拿这张条子把妈妈给逗笑了。
很清楚，愈来愈多的控罪意味着我前景不妙。我的律师一开始说可能会判个一两年，然而随着控罪数目增加，她改口说大概四五年。新的控罪不断出土，判决因之一拖再拖。虽说律师竭力为我争取较短的刑期，但谁都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转圜余地。
到后来，面对好几百条控罪和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发来那些足以让我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总结时，她完全放弃猜测了。她告诉我（我巴不得没问过她）最多可能判十年。但据她说，获刑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听到这话，我好像该开心点？
我竭力让父母对我遭到长期监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试着让他们宽心，别把刑期太放在心上，并且言之凿凿：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蹲监狱了。不难理解，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这不是我头一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悔过自新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候审期中，我最终还是做成了说服工作。先是妈妈，随后是爸爸，都相信了我这次发下的誓言。那是五个月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刻。
到那时，我对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跟所有监狱常客一样，身陷囹圄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惧，而是无聊。我对牢头和狱友都很礼貌，跟他们挺谈得来，并且像个机器人似的按部就班打扫卫生，一边揣想悬而未决的判决，回忆我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罪行，偶尔也会想起远方的某个城市或一家夜总会。
由于我的案子要在刑事法庭受审，一位诉讼律师被指派为我辩护。庭审前几个星期，他开始来监狱和我见面。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尽管一扯到判决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我进行的心理测试报告这会儿已经下来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报告挺好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被描写成一个智力超群的年青人，IQ水平在全英国人口中高居于顶尖7。3％中。我的非言语推理能力极其出色，掌握的词汇量高于平均水准。您要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那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过请想想，这可是当年在中、小学里，老师、同 （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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