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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高桂的疑惑，帝国陛下与文天祥相互看了一眼。
随即由宋瑞开了口：
“高将军，陛下此次与史格的再论，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证实一事。即，是否北朝之中真的无人能知他们的军力实情？”
高桂一怔。
好么，居心叵测啊，如此之事，竟然连自己这个参谋院副使都瞒着。
但文天祥这个兵部尚书的说辞也使他愈加困惑。
宋瑞已接着解释：“自军情司设立以来，杜贵卿的要职责之一，即为查明北朝的军力实情。”
“然而，真正的实情却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杜贵卿如何想方设法，亦或是督军司通过审讯战俘，从未能查明北朝军力的真相，更无人能得知鞑子兵的数量。甚至是一些战俘中的将领，他们也全都不知。军情司过去报给兵部、参谋院的北元军力数目，实为一种估算。”
高桂、包括边上的张德是真怔住了。因为据过去军情司所报，北朝总兵力约五十万，鞑子兵和探马赤军约二十万，其余均为汉军。可谁曾想，这其中竟然颇有不实之处。
宋瑞眼中也有了复杂之sè。
“陛下认为，史格之父史天泽，曾在北朝为相。如果连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实情，那就说明，北朝不仅始终没有完全信任这些汉军将领，而且他们还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高桂与张德等人忽然一震，他们一同看向了陛下。
他们的陛下却仍然不语。
东这个狡诈之徒不惜抛出参谋院的部分谋划，甚至整个帝**力的一些家底，的确只是为了从史格嘴里套一句话，或者说是证实一件事。而这件事，其实是《元史》中的如下一条记载：
“（元代）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整个元代，它所拥有的总兵力是国家最高机密，整个朝廷之中，除皇帝之外，只有掌管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才能知道。汉臣、包括其它的大臣从来不可能得知。甚至到了整个王朝结束了，它仍然对世人是一个谜。
东对这个记载一直极感兴趣，因为在他的看法里面，这其中颇有蹊跷。
我们说，蒙古帝国在军力上的极盛，应当是在成吉思汗时期。这时候的草原大漠已经被他混一，而部民中的男子，全成为了他这个大汗的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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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兵牧合一”，从兵制上讲，其实比汉、唐更严酷。《元史》中的记载是：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
用后世的话来解释，则是：草原之民中的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以十人为一编组，全都为兵。平rì放牧，战时则上马战斗。
以这个时代中原百姓生活相对之稳定，“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当草原之民男子中的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无论多寡，全都需要服兵役时，说他们一生死在兵役之上，并不夸张。甚至男孩仍年幼时，就注定了这个命运，因为他们已经被编为了“渐丁军”。
如果凭上述记载来推断，在草原上拉一支十几万，甚至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并不难。《汉书》上就曾确切记载，当时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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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成吉思汗临死前，他留下来的本部之兵不满十三万人（“太祖临崩，部兵十二万九千人，……”）。
在东私下里的判断中，蒙古帝国最盛时所拥有的草原之兵，即使加上后来扩张中部族的吞并，恐怕总数上也不会过二十万。
因为撇开人口本身的稀少不讲，单从人的寿命来看，这时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医疗条件之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人均寿命不可能高出中原百姓，就是婴儿的出生率、存活率也低。
这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既罕有人口爆式增长、数量上也远远低于农耕民族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则是，在宋末之前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草原上始终战事频繁，这对草原之民的伤害更大，他们的族群人口不可能上涨，只会出现下降。
成吉思汗登上蒙古帝国的汗位，是在草原上的杀戮中实现的。而上位之后，他一直没有断过征伐。
所以东先认为，历史所记载的、成吉思汗身后留下的军队数量是合理的，与实际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其次则是他认为，到了忽必烈当政时期，他所真正拥有的草原之兵已经变得更少。
支持他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当窝阔台、贵由、蒙哥即位后，他们同样没少动战事。蒙古兵就是再强悍，战争中的伤亡也不会少。
后世高科技战争时代了，都做不到己方零伤亡，中古时代就更不可能。它所等达到的最佳结果，还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蒙古人当初在攻城时，之所以经常逼迫当地的百姓上阵，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因为大规模攻城战中的损失，是他们绝对损失不起的。
此外，严格来讲，从窝阔台开始，这些后即位的大汗，已不再像成吉思汗那样是真正意义上整个草原帝国的大汗。因为此时的其它金帐汗国，于事实上早已dú 1ì行事，这本就导致了草原帝国在力量上的分散。
蒙哥攻宋时，他这个大汗入川所率之军，就仅仅才四万，其中更有像史天泽等人这样的“汉军万户”。
还不可忽略的是，窝阔台汗之后，草原帝国内部的纷争就没断过，忽必烈的上位，更使这种纷争达到了登峰造极。这种内部的自相残杀、反叛、不尊号令，再加上外部征战的损失，到了老忽这里，他手上真正控制的草原部族力量，显然已远不如从前。
东其实一直认为，成吉思汗时代还有草原军力的确切记载，而到了老忽这里彻底变成了一个谜，它很可能已经昭示了蒙古帝国的一种衰落。甚至后人都可以进一步猜测，在老忽内心里面，他实已有某种难以震慑整个帝国的担忧。否则，为什么他要这样藏着、掖着？
除了像伯颜这样的枢密重臣，他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北元兵籍的实际数目，怕是担心这个确切的数字一旦泄露出去，只要有人再进行简单的汉军和草原部族之兵力量对比，那么，这个天下蠢蠢yù动、想叛乱的人就更多了。
东让杜浒的军情司查证此事，固然是为了争霸天下，也不是没有满足他某种历史好奇心的小心思。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还是查不出来，这小子在翻白眼的同时，竟然也给了老忽一个狡诈的评语。
东的纠结在于，他内心里的某些想法根本无法向任何人喧之于口，如此，他就只能暗示了，而他暗示的对象就是宋瑞。因为他相信，只要宋瑞一注意，他必然会现其中的蹊跷。
所以在过去，他几次装作有意无意地嘀咕一句：“奇怪，北朝军力的具体分布，理应为军机，秘不示人。何以它国中兵士之多寡，即使是军中的将领也均不可得知？”
宋瑞多聪明，陛下说一次他都不会不上心，更何况杜浒始终未能查明对方的真相，他早已起疑。
这两个都够狡猾的家伙就此一密商，决定从史格的嘴里看看能不能“套”出点实情。
“实话”有时候就是要用“实话”才能“套”，所以，他们将参谋院的策划给端了出来。
但是，在帝国陛下yīn暗的内心里，他想听的也就是史格的一句话，而且他认为，这句话只要让文天祥亲耳听到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和宋瑞都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等了。
他更认为，这其实在将来对他的文帅哥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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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一气将这章写完，有事，明rì再补。
第二百七十三章 信心
（） 东在这场争霸天下的游戏中，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绝对是他令人不可思议的信心，以及由此带来的野心。
因为客观地讲，对当初行朝所有的人来说，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复国江南。而且这个目标曾经一度越来越渺茫，甚至后来连活下去都成为了一种奢望。可到了他这里，目标早已不限于此，不知道要大了多少倍。
行朝之中固然当时已经有人觉得对此难以理解，就是后世，也颇有人认为不可思议。
但他们并不知道，东的这个信心、乃至于野心，是建立在与所有人见识、或信息的不对称基础上。讲白点，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事他知道，别人不知道。
事实上，当年刚到琼州的那段时间，他明着是在养病，暗中脑子里却一直在盘算着未来。
在他的盘算中，那时他实际上有三种选择：投降、跑路、继续争霸这个天下。
“投降”先被他放弃，甚至他连考虑都没考虑。
忽悠谁都是可以滴，千万别来忽悠我。兄弟我这样做了，于这时代，小命能否最终保的住，真的要另说。
“跑路”他确实认真考虑过，这自然是由于眼下能让他玩的地方有很多。
真这样干，也不过就是带着所有人进行了一次另类的、这时代的地理大现。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进行这个争霸天下的游戏。
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对故土的情结，使很多人未必愿意远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朝分崩离析，人心彻底散了。
至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信自己知道北元的弱点在哪里，更有信心找到必要的策略和方法来战胜对手。
然而，东有信心，并不等于别人也有他同样的信心。
因为自大宋立国以来，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决当中，它始终处在一种弱势的地位，这就在客观上、让所有人内心里或多或少会留下点yīn影。而宋军后期的一连串失败，更对所有人的信心造成了严重打击。
宋末历史上的焦山之战和厓山之战，其实已经揭示了这点。
如果您细细体会当时张世杰、刘师勇等人临阵的战法，不难现，他们实已都有了“拼了”的念头。而抱有这个念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说他有成竹在胸自信的。
相比之下，项羽的“破釜沉舟”看起来似乎也是“拼了”的意思，但楚霸王那样做，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直至彻底打垮对手。这两者之间在jīng神气上的差别是显然的。
东是清楚信心重要xìng的，不提古龙已经在他的《七种武器》里讲到过这点，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只有有着信心的人，他才能在逆境中坚持，并想尽一切方法来最终战胜对手。
另一个时空里的刘师勇、张世杰，包括6秀夫和谢枋得，以及行朝更多的人，他们先后的死去，都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和希望。
甚至这里面还包括了文天祥。
《宋人轶事》就曾记载：
宋文丞相被执至燕京，闻军间之歌“阿剌来”者，惊问曰：“此何声也？”众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矣。”
宋瑞是否真的听过所谓“黄钟之音”，没人知道，但以他的聪明，是不是从别人质朴的歌声中，听出某种与南宋的奢靡在jīng神上的不同，从而有了“南人不复兴矣”的感叹，实在是值得令人深思。
反过来讲，如果宋瑞能够知道北元实际存在的种种弱点，并能从更深的角度理解有些事，他还会不会出那样显然失去了信心的感慨，真的就不好说了。
东不会苛求身边的人完美，因为他不是不清楚，一直以来，他之所以显得高人一筹，凭仗的就是知识、信息的绝对不对称。他根本没资格来苛求别人。
假如真和这些实际上属于自己先人的忠贞之士生在同一时代，他绝对不敢保证自己能有着高于他们的见识，更对自己能否也在别人的情况下慷慨就义要打个问号。
但他是真心希望能将某种信心传递给他周围的人，从而避免某些另一个时空中出现的、在他看来本不应当有的悲剧。
就是从他争霸天下的小心思来讲，这仍然还是必须的。
信心可以从多方面来树立，方法并不单一。
东为此所做的努力之一，就是尽最大可能、使其他人也能看清对手的弱点。
所以他当初才会提醒刘师勇，对手应当比自己更不适应海战。
所以他也曾暗示张世杰，北兵有水土不服的弱点。
所以福建之战中，他更于众人面前**裸地揭示对方补给的短处。
他眼下做的事，还是要告诉文天祥、以及其他人，对手并非如所有人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强大，貌似不可战胜。
因为行朝从现在开始，才算是要真正和强悍的对手交锋。宋瑞更即将经略西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领军面对蒙古军。只有现在让他真正看清对手，才能帮助他始终保有必胜的信念。
只不过这个狡诈之徒在无法将有些话直接告诉他文帅哥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就只能用些迂回、曲折的手段了。
宋瑞肯定不知道他那个狡诈的陛下此次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让他多察觉到点北元的真相。但这并不妨碍他要重新评估和认识对手，因为史格已经讲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除了忽必烈，没人能知道蒙古军究竟有多少。”
忽必烈这么做，动机难道不值得令人怀疑？
当他向高桂等人解释过后，立刻对帝国陛下说道：
“陛下，依军情司过去所探、史格之言，臣以为，北朝所刻意隐瞒的，实为鞑子兵的实情。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其真正的军力，要远低于以前军情司的估算。”
听了他所言，高桂、张德等人更大震，帝国陛下则点了点头。
自史格讲出那句话开始，东其实已经对这次所谓的“论决”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很明白，某种提防之心的存在，他和史格之间讲到那个程度，已经是极限，都不会再说下去。
但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他要做的，就是等宋瑞讲出他的判断后，再加以“证实”。
“文相，您以前曾对朕讲过，昔rì汉武帝兴兵，导致天下百姓疲敝。而从军情司收集的消息来看，自北朝兴起于大漠，他们就一直没断过征伐，这同样也会导致草原上的百姓疲敝。”
兄弟我就不信，这时代咱穷兵黩武会让天下百姓疲敝，难道他们大举兴兵就不会？
“以草原人口之寡，他们这样做，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宋瑞眼中已经有了光，他沉声言道：
“古人云，好战者必亡。陛下，现在可以断言，北朝的穷兵黩武、它的内乱，已经导致了鞑子兵军力的大幅下降。”
瞧瞧咱的文帅哥，真的是一点就透。
这时候咱真应该再加一把火。
“文相不愧为灼见。朕一直以为，以我大宋过去国土之广柔，人口之众，在这样的对决当中，哪怕一时受挫，就是仅仅坚持和他们耗下去，他们也耗不过我们。”
对不起了老忽，您老就是再厉害，只要兄弟我祭出某伟人持久战的法宝和你拖，您也拖不过我。更不要说您的弱点咱都清楚。
好么，这不光是要大举兴兵，而是要连年兴兵了。
宋瑞刚觉得哪里似乎不对味，他的陛下已经转向高桂说道：
“高将军，不用担心会泄露军情。川中、荆襄、两淮三地，是朝廷过去和北兵鏖战的主战场。就是我等不说，北朝必然也不会忽略。”
“况且以史格等人现在的情形，即使让他们知道了朝廷要先下川中和扬州，且他们真将此消息泄漏给北兵，北朝能否相信也未为可知。相信了难道又真的要分兵应对？”
“果真如此，参谋院则可改变策略，以川中、两淮、北方沿海为牵制，集荆湖、广南两个都督府之兵，另加水师，先夺取荆襄。”
兵者，诡道也。该变的时候，兄弟我绝对不会犹豫。
“兵部务必要记住，在具体的战术上，我禁军决不可轻视对手，而于总体战略上，我大宋实不必惧怕任何对手。”
自兄弟我来到这个大宋，早就从另一个层面理解了某伟人的这句名言：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假如兄弟您不仅拥有广柔的国土、又有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族群，且这片国土上还具有远高于任何地方的生产潜力，那么，您为什么不能藐视外来的敌人，反要害怕他们？
没有人能够否认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xìng，但没有了jīng神和勇气、丧失了信心，有时候对一个民族来说，后果将更严重。
高桂的眼中已经闪烁着jīng光：“陛下，末将明白了。”
东是在这年的年底送别文天祥的，这时候，苏刘义已进驻建康。
临行前，东授予了宋瑞帝国兵部西南总督的官衔。同时下诏：任命邹洬为四川都督府都督、张应科为云贵都督府都督。两都督府之兵，包括协助步军入川的水师刘尚武所部，均由宋瑞直接节制。
至于民政上，东在和6秀夫认真商议过后，任命了姚良臣为西南节度。
姚良臣有安置流民、开流求之功，而现在的整个西南，也等于是要重新开。所以，东和6秀夫决定将这个重任交给他。
当6秀夫面对着即将离去的文天祥时，他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更也许该说的话，他们之间早已都说过。
他只是慎重地向宋瑞施了一礼。
宋瑞回了一礼，他眼中充满着惜别之情，却同样没有说话。
是不用再说了，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别离了。
只有他们的哪个陛下，冷冷地对边上的西南总督府副督军指挥使张德，下了道严令：
“张德将军，文相乃国之柱石，无论何时，也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你都必须保证他不可有失。这是朕的严旨。”
第二百七十四章 点将
（） 后世曾有人这样评价帝国的名将张应科：
“自夺雷州半岛，一洗当年城下之辱，从此祸尽福来，无往而不利也。战高州如此，夺静江如此，以后攻大理、扫荡西南还是如此。”
不过说这话的人并不知道，那时的张应科可没有什么“祸尽福来”之感，相反，他于景炎十三年以前还颇觉得有点郁闷。
这是由于，自实施兵部夺取广南西路的计划以来，更确切地说，是夺取雷州半岛之后，除了一些小的战事，他和他的第四师就没轮上什么真正的大战，连个进军也不像别人那样追求兵贵神、风卷残云，仿佛是在磨叽。
高州之战是“斗将送客”；磨磨蹭蹭到了柳州，则是无人据守；最后总算兵部来了指令：迅占领静江，兵进荆湖南路，又变成了有人开门献城。
静江之战的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两路宋军兵临城下，元军却开始出现内乱，有人开门献城，静江府就此而下。
导致这个结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广南西路的元军已失去了史格这个军中主将，且北汉军一退再退直至静江，于是阿里海涯就遣他的心腹阿里到静江府“督阵”。而阿里到了静江后，又在军中追究了“未战逃归，弃城退走”的脱逃之责，还“找茬”斩杀了两名北汉军将领以“儆百”，如此就导致了北汉军军心大乱，下面的人心更不服，因此，一怒之下，有人就于阵前倒戈。
这真的不用奇怪，它们都在过去有先例。当年张柔那么为北元卖命，其地位不仅比史格还要高，而且还没有什么临阵脱逃的由头，蒙古人还不是想杀就杀？历史上的张世杰同样由于所谓的“有罪”，干脆直接来了个“奔宋”。
对于这个结果，最满意的是张世虎。这家伙当着另两人的面，既冠冕堂皇、又肉麻地说道：“陛下圣明，当初高州的攻心之战，今果收奇效。”
听了他所言，邹洬和张应科都暗中翻了个白眼。
也许他们并不太清楚如下一个事实：史格的北汉军中，实有不少人是张世虎老乡，事情能这样结束，对他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但他们全都知道，面前的这位仁兄早就口水直流地盯上了别人军中的战马，恨不得立刻就将这些宝贝给“接收”了。你真要算起来，整个静江之战收获战果最大的，其实是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和他的骑军啊。
拿下静江之后，由于此次进军广南西路，邹洬为正，张应科和张世虎为副。于是邹洬就命张应科驻守静江，随即自己领军北上，加入到争夺荆湖南路的战事当中去。张世虎这家伙有马，甚至跑得比邹洬还快，这就让张应科郁闷了。因为他早有建功立业之心，更在第四师上花费了不少心血。
在帝国现有的五大步军主力中，张应科的第四师是岭南之兵，也就是他的部下主要来自于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和琼州等地。而这些人当中，又有很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你比如说，琼州本是黎族主要聚集地之一，因此，张应科军中的黎兵就不少，那个邓自愿过去既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在宋代的兵制中，这些在当地招募的所谓“洞兵”、“土兵”（不是“士兵”）、“枪兵”、等等，都属于禁军以外的“乡兵”范畴。即使到了元代，他们仍受到大规模派遣。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忽必烈征安南，他就曾动用了大量的黎兵。
即使是从历史的记载中也能现，这些所谓的“蛮夷之兵”，如果您有本事将他们打造成一支真正的军队，绝对会成为不容任何人轻视的力量。因为一支军队最怕的，恰恰就是没有了野xìng。
帝国那个狡诈的陛下绝对是不会忽视这里面的有些事情，话说回来，以他当时的处境，他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本钱来让他忽视。
这就是他当初在对禁军二次整编时，把张应科所部和江淮军放在前面的重要原因。因为他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岭南之兵改造成帝国的“正规军”，不是什么过去的“乡兵”。而这个改造，显然要比其它的宋军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
他为此定下的原则就两条：
一、一切要按照兵部的规矩来办，没有例外。
二、军中要彻底贯彻“平等”。
帝国陛下是不会有这时代所谓“夷、夏之分”观念的，他要是有，就真让人笑话了。再讲白点，如果不是忽必烈在带人来抢东西，他自掏腰包摆摆国宴也不是不可以。有时候喝点小酒，叙叙茶话真没有什么。
他的态度其实就一条：“凡跟着帝国干的，就全是帝国的子民。”
也就是他和张应科、以及第四师的督军指挥使黄华和詹福等人所强调的：“军中没有夷、夏之分，只有为帝国效力的职责不同。”
他更放话给张应科：“岭南之兵，能否成为帝国真正的生力军，并在将来建功立业，就全看将军了。”
帝国陛下如此信任，眼见行朝的情形也越来越好转，张应科只要不是真不想干了、或心怀二志，他自然不会不努力。况且当年的雷州城下之辱，让他着实在心里憋了一口气。因此，在他的手上，岭南之军成为了帝国又一支令人生畏之军。
但张应科是真没有想到，他的新岭南之军成军后，除了在雷州实打实地战了一场，随后就鲜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他是真急了，随后连连上书，请求出兵荆襄。而陛下和兵部给他的回复极为简单：“就地整军，积极备战。”
也只有到了景炎十三年年初，帝国朝堂通过新兵役之制以后，当他和邹洬、张世虎三人再度被陛下召回时，他才知道他和他的岭南之军真正大展拳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与帝国陛下一起和他们会面的，是兵部尚书文天祥。
君臣见礼过后，望着肃然的三位将军，帝国陛下轻叹道：“三位将军，朕知道，以广南西路之蛮荒，过去的数年，你们都当得上劳苦功高。”
以这时代的条件，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不假，可到那里，人所要经历的，绝不是后世的旅游啊。
这次张世虎就显得口拙了，陛下话音刚落，邹洬立马“咔”的一个立正。
“陛下远略，他人难及。末将等之所以能席卷广南西路，实应归功于陛下当初攻心之策，末将只恨未能为朝廷多加效力。”
邹洬是领军杀向了荆湖南路，可他根本没怎么赶上战事，就是张世虎也如此。
有张世杰的江淮军和陈吊眼的第五师在，那轮到他们来抢“胜利果实”。
宋瑞却看着邹洬，眼中露出了嘉许。
而帝国陛下则故作谦逊地说道：
“邹将军，二位张将军，朕可没有什么功劳，如果要算，这功劳还是应记在你们和将士们的身上。”
张应科、张世虎立刻都回道：“陛下谦逊，末将汗颜。”
其它不论，高州之战可是陛下亲自在筹划，就是静江之战，严格来说，它也是高州之战的延续。这个功，可不能不知轻重地乱揽。
帝国陛下摆了摆手。
“三位将军，朕并非是在谦逊。因为所谓的攻心之策，它其实是建立在你们于雷州浴血奋战的基础上，没有你们勇战在前，且能战而胜之，这个攻心之策也就没有用武之地。”
兄弟我心中当然也有小小的得意，但说实话，咱心里明白，如果不是禁军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让对方产生畏惧，所谓的“攻心之术”根本就毫无用处。
千万不要以为像咱那样死皮赖脸地“塞钱”，别人就会认为你好。如果别人能随时随地、轻而易举地拿了你、抢了你，他为什么要白担你个人情？
人类过往的历史早就说明了这点。
过去有些国人总喜欢谈什么“仁者无敌”，孔夫子最讲“仁”，可他在“仁”之外，却又提到“勇”，难道他老人家是在提倡什么“好勇斗狠”？这岂不是与他的“仁”相矛盾？
人家孔夫子早在几千年前就明白，只有勇者无惧，并保有“仁心”，才能上升到“智者”的高度。这就是他所说的“三达德”。
没有了这个“勇”字，那就变成了“怯”，所谓的“仁”和“无敌”不仅是空话，而且这样的人更与“智者”沾不上边。
反映到国家上，能战、敢战、但又不轻易地挑起战争，这才体现了“仁”。
后世有人竟然说什么哪个岛国保存了更多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文化。一个形不得其形、更不能得其神的家伙算鸟的保存？
听了陛下所言，文天祥的眼中露出了沉思之sè。
邹洬、张应科、张世虎均立刻推脱：“末将惭愧，陛下实在是过誉了。”
帝国陛下则再度摆了摆手。
“只要我禁军能战、敢战，朕希望三位将军以后同样要多琢磨琢磨这个攻心之策。因为你们的目标不是荆、襄地区，而是西南。”
“邹将军，朕和文相想把川中之地交给你，你觉得如何？”
邹洬看了文天祥一眼，显然从宋瑞的眼中看到什么，他立刻一挺胸：“末将谢陛下、文相之信任。”
“至于两位张将军，应科将军，朝廷准备收回云南故土，你愿否承担这个重任？”
张应科这才真吃了一惊，他过去不是没有想过陛下会如何使用他的岭南之军，可绝对没有想到过云南。哪里朝廷实已放弃很久了。
帝国陛下看着他，淡淡地说道：“兵部将在哪里设立一个新的都督府，这个都督一职，你是否有兴趣？”
张应科的心跳已经加。
“末将定不负陛下重托。”
帝国陛下笑了，只不过当他转向张世虎时，更变成了坏笑。
“世虎将军，滇马好啊，而且据军情司谢明所报，它们还不少。”
第二百七十五章 另一种无奈
（） 当6秀夫和赵与珞来到昔rì的国学院门前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多瞟了几眼门上悬挂的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写有七个大字：“大宋国民教育部”。
看着这几个字，6秀夫和赵与珞即使没在脸上，也于内心里有了一丝苦笑。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得到通报迎出门来的谢枋得和刘鼎孙却容光焕。
谢大侠和刘大学士热情地将“上官”迎进自己的官署，自然，一些这样场合应有的寒暄、让坐、敬茶等等之类客套程序也必不会少。只不过所有这些一结束，大家再相互看了一眼，随即就落入了正题。
6秀夫和缓地开口：“叠山兄，今rì在下与赵相前来，还是想与您和刘大人商量一下教部用度之事。”
“您和刘大人其实都是知道的，眼下朝廷是上岸了，可仍处于战时。而且战事不仅是现在，就是以后，也将变得越来越大。”
“在下与赵大人仔细盘算后认为，战事期间，朝廷各部于用度上，理应都要相应地裁减，否则，朝廷不仅将难以为继，且会影响战事。所以，教部的用度，恐将不得不压缩。”
好么，随着他的话语，谢枋得一改先前的热情，脸sè立刻沉了下来，更冷冷地哼了一声。
刘鼎孙看了看他，立刻婉转地说道：“6相，赵相，正因为考虑到朝廷处于战时，所以谢大人、在下和诸位同僚于先前拟订时，已经将教部的用度大为压缩。如果再裁减，陛下交代教部所要做的事，就难以实施了。”
闻听他所言，再加上谢叠山先前的“哼”，6秀夫已经不仅是内心里，就是在脸上也露出了苦笑。
在行朝目前的所有人当中，6秀夫处理朝政的能力绝对是公认的。
以前的都可以不提，就讲行朝迁往广州，这个“迁”，可不像一般人搬个家，里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也太杂了，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要处处留心的皇室。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从朝廷准备上岸开始，直到在广州落脚，6秀夫均忙得不可开交。而上岸之后的朝廷，更有许多事情需要他来处理。
仅仅是朝廷能妥善地安顿下来，说他居功至伟就已经不是夸张。
可6秀夫再有能力，一遇到他的好学生来添乱，他也常常会变得头大。
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差点心力憔悴，而事情的起因，恰恰又是他宝贝学生折腾的“财政预算”。
客观地说，身为帝国的管家，6秀夫、包括赵与珞都在事后极其重视这个“财政预算”。甚至在他们私下里的探讨和评估中，这个举措要比陛下过去推出的新币制、国债和宝行等更重要。
因为，如果新币制、国债和宝行等举措，是使朝廷拥有更多可使用的钱财；那么这个“财政预算”，就是在让、或者说在迫使朝廷于花费上更合理、也更具有计划xìng。而这，正是过去朝廷所最缺乏的。
换而言之，就是假如这个举措放在过去，即便没有国债和宝行等举措，它仍然能大幅改善朝廷的理财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6秀夫无法对赵与珞明言的，是他内心里还隐隐觉得：他的好学生之所以当初要把皇室用度也纳入到整个朝廷花费中来，一是要将皇家的用度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二很可能就是在提前为这个“财政预算”铺路。
如果帝国皇室用度每年都有数额的限制，朝廷各“部”、“司”等衙门是不是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想的再好，真一实施，6秀夫和赵与珞都现自己低估了这个举措对整个朝廷带来的影响。
这是由于，按陛下的旨意，虽然这个举措在景炎十四年是试行，可他真正的打算，是要在将来把朝廷每年的花费分到每个“部”，由各部自行支配，这事情就太大了。
这世上本就没几个人当了头，不想自己的部门有更多的钱可以花，哪怕他根本不是出于私利的目的。
某人的确是说了：“各部要拿出自己的用度预案，预案中既要列出用度的数目，也要详细说明拿钱做什么事、用在何处。”但对众朝臣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身为朝廷官员，本来咱就是要做事，而做事自然要花钱。
刑部的徐宗仁就肃然言道：
“江南初定，各地仍多有宵小之徒为乱，刑部承担的办案压力很大。”
办案是要花钱的，您说是不是？
赵樵的吏部没有事？当然不是。他不仅有事，而且是大事，朝廷新郡县制的规划就主要落在他的身上，因为帝国并非是对过去的郡县制进行照搬。（这事放在后面讲。）
除了《大宋邸报》，礼部现在真的算是没有多少事情，可陈宜中照样列出了什么祭奠、郊祀、观礼等等之类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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