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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廷议中的如下议题：
治理天下要不要法度？
法度应如何制定、或怎样制定才合理？如果已定的法度如果不合理，是否要修改？如何修改？
朝廷已定之法度要不要人人都守、甚至包括帝国的君主？
谢枋得的教部被要求在《国学月刊》上讨论。
陈宜中等人没有尽言，（那是，某人就根本没让别人多说话，）可以著文在大宋邸报上刊出。按他的话说就是：
“只要有自己看法的，不管是对秦制、秦法，还是本朝，甚至于先秦的诸家，都可以著文。一旦刊出，礼部还要给润笔费。”
兄弟你一定要理解，咱当然不会立马就弄什么“依法治国”，做到这一步，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事情完全可以先讨论，以求达成某种共识。
什么事都要舆论先行，这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套路。
古时候出师，先来一段吊民伐罪是为什么？还不是先造舆论。后世国外也都在跟着中国人学。
您没见西方想对别的国家动手之前，舆论动不动就铺天盖地？眼皮子浅一浅的都要被他们迷惑。
说实话，在这时代就“依法治国”这件事，您只要能把观念竖起来、或留下来，您就已经成功了。
以兄弟我所见，不见得是百姓做不到守法，往往还就是那些士大夫们会有问题。只要您一提到法律、**治，他们在潜意识里面就认为您是要采取高压政策。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潜藏更深、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惯xìng思维：别人受约束是应该的，自己受约束是不对滴。
今rì的廷议，您还没有看出来有些玄机？
向谢大侠、陈宜中交代完之后，帝国陛下又转向了其他人。
徐宗仁领衔的刑部，以大理寺为主，从现在开始，对朝廷过去的法令、法度全面梳理，重新正式制定《大宋律法》，并将在以后刊印成书。
凡《大宋律法》涉及到各部职责范围内的，各部要仔细审议并书面提出意见给大理寺。
（这其实也是应该的，你比如说民法，民部显然要比刑部更了解民事，他们就应当参与进来。）
同时他还交代夏士林：“《大宋律法》成稿之后，御史台负责最终的复核。”
“在此期间，任何人都可以以书面形式向大理寺、御史台提出异议，并阐述自己的理由。御史台认为其中有不当之处者，也可以提出异议和驳回。”
由于有杨亮节这个上司在，夏士林一直在朝廷里没有太显山露水。因为老杨近来正“闭门思过”，所以今天是他来参加了这个朝会。但夏士林实际上也是行朝当中的一个方正之士。
依法治国固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达到，但眼面前的重新拟定大宋法律，实已到了刻不容缓。老杨这事说明了什么？法律有漏洞。
有漏洞当然要补上。再说，兄弟我真没有时间等了。
……
朝堂里已经没有人了。
不管帝国陛下的用意究竟何在、众人是否明了，反正某人是又折腾了，而折腾出来的事，自然仍会是落到了朝臣们的头上。
可拿着朝廷的俸禄，您不做谁来做呢？
当离去的众人背影消失后，目送他们的帝国陛下与陆秀夫开始在殿堂外的回廊上漫步。
漫步自然随意，可这俩人竟也一时无语。但这种情景显然不可能持续很久。
在踱出了十几步之后，陆秀夫率先轻声言道：“官家如何看先秦之法家？”
帝国陛下抿了抿嘴唇后，淡淡地回道：“作为先秦之一家，法家自有他们的可取之处，因为他们制定了天下的第一部法典。”
－－－－－－
所谓的法律，大约就是从人类早期的部落习俗、惯例、做法等等逐步转化而来的。自人类形成族群、或部族开始，它实际上就已经存在。否则，早期的人类族群何以形成？族长、或部族的长老如何管理、维系整个原始的部族？
俗话中的“规矩”，其实也就是某种人群中不成文的法律，反过来，法律不过是把这些规矩中的一部分文字化。
但正是这一步，人类开始进入了法治社会。
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家第一个功绩。
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为依据，人类才开始逐步摆脱“人治”中所存在的某种随意xìng和模糊xìng。
法律的缺陷是其教条和刻板，而中国人喜欢讲人情，“人情”其实仍源自于“人治”，所以同样存在随意xìng和模糊xìng。
你比如说参加婚宴中的随喜，两百是人情，八百也是人情，有人送个八千、一万的，它还是人情。
人情就难以有个普遍都能接受的具体的标准。
所以，只要人类自身还存在“恶”的一面，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上法治的道路。
－－－－－－
“如果没有法度、法令或法典，朝廷、乃至于任何人，都并不能治理好天下。”
陆秀夫沉默。因为他无法否认这点。
不如此，哪些极力反对法家的儒生何不将法家的这个做法给废了？
“不过老师，朕其实更欣赏的是儒门的荀子。”
陆秀夫的眼眉微微动了一下。
咱的好老师也是很坏滴，他实际上在旁敲侧击。但咱把他单独留下来，就是想说点心里话。
“因为在朕看来，荀子不仅继承了圣人的‘仁’，他‘重教’、‘重学’，也提出了‘法’。”
兄弟我之所以认定荀子就是儒门之人，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重教”、“重学”。
有句俗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荀子所写的《劝学》绝对在“劝人学习”这个题目上能排在第二。这已经足够证实他的确继承了同样重教的孔老夫子衣钵。
至于他也提“法”，很可能是吸收了早期法家的一些思想，认为仅仅靠“教化”不够，还必须通过“法”的约束，使人由“恶”达到“善”。也就是使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
“老师，荀子其实提出了治理天下的两种手段。一个是教化，另一个是用法来约束。因为单凭某一个，均不能真正做到治理好天下。”
“依朕之浅见，李斯、韩非等人并没有全盘领悟荀子的本意，而是仅仅取其‘偏’。这就是它们没能让大秦帝国持久下去的原因之一。”
单凭教育，是无法将天下全给教成圣人滴，否则，自孔子之后，这个东亚之国的圣人怕是要成灾了。
而只依靠“法”，不仅容易走到后期法家的套路上去，也容易给人造成严酷的感觉。
“老师，朕还认为，所谓的‘刑罚’与‘仁义’其实并不相斥。因为只要朝廷怀有制定它的目的，是只有惩恶才能扬善，并在制订时使之更合理，就不会使天下百姓觉得苛刻。反之，恶如不惩，则就是对他人以不仁。”
这次陆秀夫的眼眉大大地跳了一下。
他的好学生一方面推行教化天下的大计、一方面又开始强调法治的原因，他算是彻底明白了。
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
“所以，陛下也并不排斥某些秦制。”
有些事情的确是瞒不了饱学的夫子的，因为历史的事件已经给记录了下来，只要仔细一对照，很多东西就已经在光天化rì之下。
“老师，朕的确借鉴了一些秦政的做法。”
某人稍微迟疑了一下，终于说道。
陆秀夫的神sè仍不变。
“因为以秦当初所处的边陲之地，它能最后席卷六国，同样自有它的可取之处。”
“在朕的看法中，秦法就是战时之法，而秦制，则是战时之制，这就是它在当时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的时候，即使我们不了解全部，历史的某些细节也会泄露出玄机。
你比如说引起整个秦末风暴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导致它的原因是陈胜等人途中失期，依秦律当斩。
秦律中的这个规定，如果从战时的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了秦国确保在那个时代能快速集结军队的一种有效措施，也就是它拥有了比其它五国更高效的举国战争动员能力。
所以，从制度上讲，当时的五国已经落在了下风。
“但商鞅、李斯之误，除了他们所定之法过于苛酷外，另外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朝廷的战时体制与平常体制理应有区别。”
“当天下已无战事时，秦皇、李斯仍采用严酷的战时之法、战时之制，且又没有做到安民，这如何不激起天下的民怨？”
“所以，为了我们的复国，为了收回朝廷的故土，我们该拿过来用的，就要拿过来用，只不过要消除其中的弊端。”
兄弟我是眼泪汪汪滴，咱要是说咱的战时体制是咱自己想出来，同样也麻烦大咧。
但秦制在事实上就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时体制，尽管它的确存在很多的弊病和缺陷。后世不过就是在做法上改进的更合理。这就是法家的第二个功绩。
陆秀夫心里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
你小子也汰坏了，稍一不留神就让你给钻了空子，这要是传到天下，……
帝国的当朝丞相心中忍不住颤了一下。
可他还是再问出了一句话。
“陛下以为道学如何？”
这下轮到了某人怔了怔。
咹，谁让你小子今rì又来卖弄，而且以前似乎有点偏向道门的意思。此时不问，更待何时。
某人停了停，露出了苦笑。
不说看过老子书的人多得很，就连孔子都说老子是条难测其深浅的龙，兄弟我哪敢有什么“如何”？
只不过在苦笑之后，他喃喃低声语道：“有些东西，怕是老子藏得太深。”
第二百八十九章 会盟
昆州郡（过去的善阐、后世的昆明）。
城外的军营军容整肃，城门、城墙上、包括街道上的军士们屹然伫立。
宋帝国西南临时总督府兼太守府内，宾客云集。云贵两地各部族的族长、首领、头人等等均已到齐。
随着鼓乐齐鸣，宋帝国兵部西南总督文天祥、西南地区节度副使兼昆州郡守曾渊子隆重出了场。
曾渊子一开场即是满脸老激ān巨猾的笑容：
“诸位，今rì本使与文总督是奉圣上之命……”
随着他的话语声，所有来客均以一种敬畏的眼神看了看他边上那位始终面带微笑之人。
我们说，宋军于景炎十四年实施的夺取云南行动，其整个过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而且出兵时机，在一定程度上颇出乎许多人的意外。
说它不长，是因为宋军从开始行动，到平定整个云南，历时不到九个月。
讲它不短，则是相对于另一个时空中明军的收复云南，就显得长了点。
朱元璋夺云南，不仅动用了三十万明军，并且当时他还有大明已经拿下四川、云南已彻底被孤立这有利的一面，故此完全可以说是雷霆万钧、泰山压顶。
如果简单地描述其过程，就是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军从应天（南京）溯江而上，当月下旬抵达湖广。经休整、部署、准备后，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正式开始行动。十二月十一rì攻占普定（后世贵州安顺）；十六rì在曲靖进行了决定xìng的白石江大战，击破元梁王在云南的主力。到第二年的闰二月，拿下了云南全境。也即，明军真正动手的过程，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用兵的时机。
九月出兵，正值秋收，如此，很大一部分军粮可以就地筹集，无需再从东南地区转运，就算征调民夫也不会耽误农时。
年底动手，暑气已散，明军又在相当程度上避开了南方闷热、cháo湿天气的不利因素，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应有的战力。
特别是后一点更重要。
忽必烈在宪宗三年攻大理，同样是九月出兵，到了当年的十二月一举拿下。
张弘范当初的南下，也还是在入冬之后到达沿海。
所以，在这个时代进行南征，惯常的做法是必须要等到深秋以后的季节。
换句话讲，如果您能在chūn夏季节采取如此行动，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尤其是对北方之人。
－－－－－－
其实诸葛孔明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历史上他的南征，就打破了通常的惯例。
（三年chūn，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不等到更有利于用兵的秋冬季节，多半是要出吴、魏双方意料之外，尤其是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任何一方对蜀有动作，整个南征行动就会受到极大的牵制，甚至无法进行下去，同时还让蜀国陷入几面受敌的不利境地。故此，他故意选择看起来并非是最佳用兵时机的chūn夏。
等别人得到了消息，也到了秋冬最佳向南用兵的时节，他早已率大军凯旋而还，严阵以待。别人就是有什么捡便宜的想法，此时也已无可奈何。
后世总有人说孔明军事上不行，可在兄弟我的看法中，孔明帅哥“卧龙”的称号还真不是白给。
当然，川中之军与北方、东南地区之兵有着气候适应xìng上的差别，同样应该是导致孔明如此用兵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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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次宋军攻云南的主力、张应科所部为岭南之军，无惧气候的影响，故此宋军的行动也采取了当年孔明的做法，于chūn季动手，并且在夏季连续进兵，入秋以后结束。
文天祥这样的聪明人，一旦真了解了军事，也绝对比任何人都能来事。
他攻下矩州之后，始终按兵不动。一方面暗中囤积军械、粮草，收集军情；一方面大肆筑城，摆出一幅要固守大宋过去属地的架势。
既然宋军控制了夔州路，云南的元军也不是没有准备，其防御的重点是曲靖（宋代称之为石城郡，曲靖为元代所改），因为它是出入云贵两地的门户。
当时间开始入夏、别人都认为已过了最佳用兵时机，宋军就算想有动作、恐怕也要等到入秋之后，稍有松懈之际，宋瑞突然挥军倍道兼行，直扑石城郡，让对手大感措手不及。就此，双方在白石江（后世曲靖的南盘江）爆发了激战。
只不过由于张世虎的骑军在某一喜欢作弊的鸟人暗示下，再加上有谢明军情司的情报和接应，于白石江的下游某处早早偷渡，形成前后夹击，这场大战的结果也就不难预料。
曲靖既然被拿下，云南的门户洞开，北元在云南大势已去。
宋瑞原本就风流倜傥，此战过后，他再拿出当年孔明帅哥的风范，好言安抚被俘获的、元军中的南方部族首领或头人，以及下面的兵士，并一一释放了他们。结果，他这位当代的帅哥立时就被这些人视为诸葛丞相再世。
然后这些被放回之人再一传播，得，整个云南基本上就被搞定了。
（事后某人得报，对着铜镜是内牛满面：形象其实也是很重要滴，咹，兄弟俺是不是也该整个整容手术？）
事实上，宋军用一个半都督府兵力、再加骑军，以十万之众能席卷云南，除了在军功授田等政策的激励下、宋军的战力现在很强外；此时北元在云南的根基远不如另一个时空中的明初、已历百多年那么牢固，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由于，相比宋代，在对南方部族的态度上，北元所采取的政策实际是高压。
其它的不用讲，忽必烈在云南安了个镇南王，这就等于是在这些当地的“土皇帝”头上，给压了一座山，套了一个箍。
而宋代所采取的是“羁縻州”的做法，也就是那些依附、投靠朝廷的蛮荒之地，朝廷赋予当地的部族首领以自治权，顶多每年向朝廷上贡点土特产。你像矩州，它过去就属于这种xìng质。
如果两相比较，谁都不能不承认，宋代的政策对那些当地的首领、头人等等，绝对是“圣恩浩荡”。
（“羁縻州”这个制度起自于唐代，其根源恐怕要追溯到原古的朝贡制度。后人甚至都能在共和国的自治政策中，看到某些它的影子。）
此时的宋瑞面带微笑，心里却像明镜似得。
因为作为帝国兵部西南总督，他非常清楚，当初在拟定这个庞大的“经略西南”计划时，民政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在谢明军情司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朝廷在广南西路做法经验的基础上，为了以示大宋与北元的区别，经陛下与陆秀夫等重臣多次商议，拟定如下：
一，在有些关键的地方，兵必须要驻。
针对帝国陛下原先提出的在昆明和贵州（即贵阳）设郡、并驻军，经宋瑞和参谋院仔细考虑，又提出了将曲靖也纳入其中。由此，朝廷、禁军在云贵地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支点。
二，仿照过去“羁縻州”的制度，在西南各地部族居住区设置“自治县”，取消“羁縻州”的说法。
这里面某人的“怀旧”心态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配合帝国新的郡县制。因为现在的“县”，实际上已经和以前的“羁縻州”平级。过去仅仅是在贵州地区，“羁縻州”就有五十多个。
三，取消所有的上贡，但各地以后应遵照朝廷的要求，在朝廷官员的指导下组织民夫修筑道路。
所谓的“羁縻州”，其实就是这时代落后的蛮荒之地，让他们上贡东西，还不如不取。但开通道路，不仅可以使各地的人员、商贸交往更密切，促进地区的发展，同时也为以后的进一步开发打下基础。
朱元璋平定云南后，就开路宽十丈，每六十里为一驿站，同时设立卫所，强化了大明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控制。
……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人要共同立约，奉大宋为正朔，视自己为大宋子民，如果以后有谁再叛了，所有部族“共讨之”。
其实以眼下的情形，其它做法都属于次要，把归属的名分定下来才是第一位的。
今rì在此，就是举行所谓的西南地区各部族会盟仪式。
曾渊子话语声再度传入宋瑞的耳朵里。
“朝廷的条件，想必诸位均已明了。盟约的内容，不知是否还有异议？”
宋瑞知道，这是已进入最后的征询意见阶段。但他毫不怀疑，所有的一切都将按朝廷的意思最终达成。因为不仅有北朝做对比，甚至是宋军自己都于陛下的授意之下，在给所有人以震撼。
自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禁军除了做到军纪严明，如看到有粮商，或其它需要的物质，他们必拿出铜钱来采购，而遇到合意的战马，更直接掏出了真金白银。
面对这样一支军队，就是宋瑞自己都从这些部族之人眼中看到了敬服。
也就是看到这些敬服，宋瑞忽然更明白了陛下曾经所说的，“一支没有宗旨、没有荣誉感的军队，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军队”的含义。
曾渊子已经站起了身，并抬手向所有人做了一个“请”的示意。
宋瑞明白，最后的歃血盟誓就要举行。而在这个仪式过后，他于云南的使命已结束，真正就要入川了。
但是，在如此时刻，他心中所想的，却是他那位陛下正在做什么呢？
*************
关于平定云南，只要查看一下明军平定云南的决定xìng战役－－白石江之战，自然全都明白。只需注意一点，在宋代，普定、即后世贵州的安顺，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城镇。
第二百九十章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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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张世杰、茅湘，以及鄂州太守陈羍的陪同下，正“视察”所谓的宋军军医院。
“军医院”自然出自于这个后世废才的授意，这也是他在上一年、即景炎十三年，除新军服之外，在宋军的后勤保障体制上推出的又一举措。
医院的设立非常必要，我们从后世就可以知道，随军的军医在战场所进行的，只能是临时性救治，真正的救治伤员，还是要在后方的医院、或者是“战地医院”里进行。
当然，医院的功用并不完全是在军事上，它所涉及到的，更重要的是民生。
医院的出现，来自于人类对于伤病救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它不仅有着细致的分工（你像内科、外科、伤科、五官科、妇科等分类），同时还集中了相当多的医疗资源（医生、护士或护工、医疗设备、药品等更齐全），再加上内部的一些协作（比如医治与护理），因此，在对伤、病人员的综合救治能力上，就远远高于个人（郎中）和小诊所。
医院的另一个作用是人才培养上。医学从本质上讲是应用性的，医师的水平不仅需要前辈来带，也只有不断地在临床上实践，才能得到提高。光有理论肯定是不行的。
事实上，不仅是“医院”这个机构，并且就是这个名词，都最早在我们这个东亚之国出现。
中国的历朝历代本就有为宫廷服务的医官，到了宋代，朝廷不仅从民间选拔良医，并着力培养了相关的人才，同时还将他们归到了“太医局”。金朝占据中原后，又将这个机构改名为许多人更熟悉的“太医院”。
所以，在这时代，您弄个什么“医院”出来，其实也不过是一种顺势而为之举。
行朝登陆之后，鉴于朝廷的各项规制理应走向正规，过去的“太医局”就被陆秀夫、赵樵等人提出再度恢复。
在朝廷的框架结构、选官任命上，吏部是有相当话语权的。
而东这小子则见缝插针，趁机将它改名为“医药局”，同时提出设立“太医院”，并向民间开放。
按他的意思，就是将这个太医院搬出朝堂，设在外面，让百姓也可以前来问诊。
听了这个旨意，陆秀夫、赵樵等人都略微皱了皱眉头。
“太医局”、“医药局”就是个名头，改改其实无伤大雅，反正这样的事，陛下也不是头一回。问题是，过去的太医局属于朝廷太常寺名下，它所服务的对象，是宫廷和达官贵人，并且这些御医，也均为医官。现在不仅要让他们搬出朝堂，而且还让百姓也享受如此特权，这事就来得有点大，也让他们措手不及。
帝国陛下则看了他们一眼，淡淡地说道：
“依朕所见，朝廷已有的医官，实已满足宫中和朝臣们所需且有余，既然如此，与其让他们闲在朝堂听差，何不让他们也为百姓诊治？如此，既可惠及百姓，也体现了朝廷仁爱之意。”
听了陛下所言，陆秀夫和赵樵相互看了一眼，随即赵樵迟疑地问道：
“陛下，医官在外，宫中若有急，……”
东摆了摆手。
“赵爱卿，宫里每日轮流安排一、二人来当值，以备应急之需即可。何况太医院还可设立在皇宫近处。”
“至于为百姓的诊治，朕认为，太医院可以适当地收取些诊金。具体如何，由你们和太医院共同来拟定。”
医疗资源有垄断，咱当然要从现在开始逐步来打破。
说实话，兄弟我真想一步到位，无论皇室、还是官员，人人诊治均收费，尽量贯彻平等。但有些事情真不能急。
咱已经剥夺了有些人的一些特权，近来的动静更有点大，这样的“小事”就应该放一边，先把医院推出来，以后再对付。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医疗资源相对社会需求的缺乏和不足；资源上更存在浪费。只有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王道。
－－
说句闲话，后世共和国在医疗体制上存在的，怕仍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尤其是进入老龄化之后，很难说问题不会更大，实不可不早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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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在经历了内藏库一事后，赵樵对官家还是有几分敬佩之意的。何况眼下他的说辞又如此冠冕堂皇。故此，陛下的话音一落，他随即就应道：“陛下圣明，臣自当附议。”
而非常了解他好学生的陆秀夫，虽也有小小的敬意，可心里面却冒出来了另外四个字：“以医养医。”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景炎十三年户部被拆分为“财部”和“民部”后，很快官家就下旨：将原本隶属于太常寺的医药局，划归民部管辖。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到的是民生，这就是民部的职责，理应由他们来统管。在这时代，咱再弄个什么“卫生部”出来，那就真的太过了。
随后，在太医院的基础上，他再度于兵部下旨：“军中设立军医院，由荆湖都督府率先试行。”并委派了太医院两位精擅伤科的御医，前去担任了正、副院长。
时代的特点，尤其是人才的缺乏，真的对东很多“大计”形成了极大的限制，这就是他早早实施帝国教育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他同样还认为，有限制并不等于就不可以做。相反，现在的试行不仅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且还能为将来起示范作用。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在军、地两方面均展开了尝试。
换句话讲，在这时代建立一个正规医院也并不复杂，中医里面同样有骨科、伤科、妇科、儿科等分类，事情不是不好办。
帝国陛下亲临军中医院，更一进入即下旨：“所有人等，于此地一切免礼。”并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前来看望军中伤病的将士，对军中士气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他前所未有地仔细查看了每一个地方，不仅对正在将养的将士好言抚慰，其后对他钦点的两位院长更不吝美言。
然而，当他离开所谓的军医院之后，脸上却露出了慎重。
“少傅，陈爱卿，朕当初裁撤厢军，如今看来是否不妥？”
闻言，张世杰和陈羍相互看了一眼。
我们说，东这家伙的确在厢军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为宋代的厢军，其职能相当于后世的辎重部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正规的后勤保障部队。
实际上，在后世共和国早期的军中编制里，仍然能看到它明显的影子。过去所谓的铁道兵、工程兵等等，他们担负的职能就与宋代的厢军基本类似。
共和国的这些军人，为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发展，实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严格来讲，禁军过去的作战，地域不超过一省，时间也并不太长，且多有水运之利。在一定程度上，自身的补给输送问题就显不出来。但当更深远距离的作战出现时，它就必然浮出水面。
首先发现这问题的是文天祥，因为在“经略西南”的过程，尤其云南作战中，宋军的作战距离长度超过了两个省，时间跨度还很长，这就让军需的输送暴露出了问题。
没有了厢军，失去了水道之利，宋军自身的输送能力就有限。而尽管也采取了雇佣民夫，可由于整个行动的过程包含有春耕、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百姓多不愿意，应募者就大为减少。
身在前方的宋瑞，为此想出的临时性解决方法，一是要求归附朝廷的贵州部族提供支持，也即禁军拿出钱来购买他们的粮食等物资，二就是令其中的一些部族派出人力参与输送。
但从更深层面、朝廷理应完全掌控，以及将来四川作战，多山、蜀道难的特点上来考虑，他就在事后上书陛下，阐述了自己应恢复厢军的理由。
诸葛孔明出川作战的几次经历也是写在纸上，身为兵部尚书的文天祥对此早已烂熟于胸。所以他立刻就发现了某些潜在的问题。
东这个废才当然不是什么“神”，他也不可能什么事全都想得那么周全，但他对宋瑞的意见绝不会不重视。因此，他才有对张老大等人的这一问。这也是他亲临鄂州的原因之一。
在如今的行朝地方官员当中，陈羍绝对属于能力出众之人。这位夫子的能力，甚至都让曾经和他“共过事”江淮军、如左大等人的敬重。正因为此，东在和陆秀夫商议过后，再度将他调任更重要的鄂州太守。
当下，在听了陛下的垂询后，他首先回道：
“陛下，战乱过后，百废待兴，百姓收拾家园尚且不及，理应休养生息。或者左近可以不论，但让百姓远离，不仅强人所难，实未能体恤民意。依臣所见，朝廷要想做到安民，自当恢复厢军。”
陈老夫子这是在委婉地批评咱了啊。
不过他讲得也是实情，无论如何，荆湖南路等地刚经历过战乱，还未及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朝廷的“经略西南”计划就在一定程度又让当地百姓陷入战事，的确是急了点。当然，这也是没办法，兄弟我现在也必须要抢时间。
陈羍讲完之后，张世杰才沉声言道：
“臣也以为应恢复厢军。”
张世杰不愿就此多话，除了谨慎之外，是他清楚，这个心思莫测的陛下亲临鄂州，绝非仅仅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军医院或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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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在下再上一个附录。抱歉。
第二百九十章 附录
－－－－中医与现代医学
这里想讲点个人对中医和西医的浅薄认识，首先申明，中医的书在下只断断续续看过一点点，完整地看完其中的一本都谈不上，更不敢说有研究，西医就更是门外汉。如有不妥，务必见谅。
如果我们梳理世界上所有的医学理论，在当今的医学领域内，存在有两个相对完整的医学体系，一个是所谓的西医，也可以说是现代医学；另一个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医。
恕在下见识浅薄，真没有发现还有第三者。可能世界各地的人群中，也有一些过去流落下来的其它医药知识，但它们远比不上上述两者系统与完整。
西医或现代医学的形成，大约是建立在解剖的基础上。也就是外在的人，通过对另外一个人开膛破肚（开开玩笑啊），逐步了解了人体内部的皮肤、内脏、血液、淋巴、大脑、神经等等的组织构成。
它总体上的特点，是对人体从“外”向“内”的认识。
在这过程中，现代科学所带来的种种技术手段、或工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些技术手段和工具，就不可能形成现代的医学体系。
比如说，仅仅是少了一个显微镜，许多西医的东西就无从谈起，您说是不是？
那么，在没有这些技术手段和工具的情况下，人类能否也建立一种完整的医学体系呢？答案就在我们中国的中医上了。
中医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在个人的看法中，它来自于某种由“内”向“外”的认识。
也即：它是某个人、更可能是很多的某一类人，不假外人，先经过自己对自己身体内部的某种体察或了解，再推及相同的他人，一代一代反复积累，方才建立起来。
这样讲的主要原因是，中医里的五脏六腑之说可以暂且放在一边，毕竟古人也可以“开膛破肚”，但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人体的经络系统，就很值得后人琢磨。
只要针灸疗法有效，后人就不得不怀疑所谓的“经络”真的存在。
问题是，后世外在的技术手段都那么先进了，依然对此不甚了了，没有这些技术工具的古人就更不可能从外部发现这些人体内部的奥秘。
所以，对它的了解，一开始理应不是建立在由“外”对人体内部的认知上。
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有“外人”向我们的古人进行了传授。只不过这个“外人”既然对人体能认知到如此细微的程度，想必其它的东西也并不在话下，可“他”为什么单单传授这些，而不将别的也讲出来？是否因他觉得这些认知才最重要、也更深奥？
从中医最古老的典籍《黄帝内经》来看，它的出现，理应与古代修真之士的修真行为有关。
（《引子》里所引用的《黄帝内经》那段话，其内容实已经暗示了这点。）
或许从更深一点的层次上讲，无论是“修真”这种行为、还是中医的理论，都是符合我们这个东亚之国文化中某种“内敛”、“内省”特征的。
对于古人的“修真”行为，后人不应轻易地否定；就是所谓“气功”中的“气”，也不要现在就立刻下断语。
因为当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依然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充满宇宙空间的“暗物质”时，很难说作为宇宙中一个“微粒”的人，自身也有着类似于“暗物质”的“气”。或许我们祖先中的杰出者就早已发现，身为万物之灵的人，是能够直接体察到它们的。
还是把有些结论或事情放到以后吧，毕竟曾经轻易地否定、结果反在以后被证明是谬误的事例，于科学上屡有出现。
当然，对于世人中所谓的“大师”就要认真鉴别。
至少像兄弟我这样，眼睛已开始浑浊、有着红丝、且瞳仁的黑白更不似童子如此分明，整天想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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