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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第一天投入的600多辆坦克之外，至少还留有300辆坦克的预备队，装甲车总数更是可能超过1500辆，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相比之下，在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实施防御作战的中国军队只有6个步兵师、2个野战炮兵团、2个高射炮团、1个残缺不全的反坦克团和3个刚刚组建的民兵师，而且都部署在承德、凌源、锦州、秦皇岛等大城市附近，几乎没有预备队。苏军的攻势正好打在辽河集团军群和华北集团军群的结合部上，华北集团军群的主力都集中在北京到张家口一线，辽河集团军群的主力则集中在沈阳附近和辽东半岛，要把这些部队调来抵挡苏军，至少要花上三天时间，而且苏军对铁路线频繁的轰炸使坦克部队几乎无法调动。苏军北路突击集团前锋已经抵达宁城以北15公里的一个火车站，南路突击集团前锋则已经攻占了承德西北20公里的几个村庄，估计24小时之内就要对这两座城市实施总攻了。在每一个苏军进攻正面上，敌我步兵数目约为6比1，火炮为20比1，坦克则接近100比1，这场战役根本没法打下去。一旦苏军两路进攻部队在秦皇岛会合，东北战场就将失去最后的希望。
邢楠沉痛地分析了严峻的局势，提出了三个应对措施：第一，立即放弃哈尔滨、长春，把松花江集团军群的主力调到辽宁，对苏联蒙古方面军发动坚决的反突击，在渤海岸边挡住他们的脚步，同时华北集团军群发动进攻打击苏军侧翼，保证华北与东北陆上交通线的畅通；这意味着放弃黑龙江和吉林的全部土地，但至少可以保住辽宁。第二，放弃辽东半岛，把辽河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调去阻挡苏军，这意味着把辽东半岛拱手让给日本人，中国海军从此不能再利用旅顺港向东北运送战略物资。第三，松花江集团军群和辽东集团军群都按兵不动，尽可能牵制日军和苏军的其他部队，由华北集团军群对苏军实施反突击；但是华北集团军群兵力薄弱，很难阻挡住苏军的脚步，一旦苏军切断山海关铁路线，后勤补给物资就只能通过旅顺港运往东北，所以辽河集团军群一定要死守旅顺。三个措施都十分勉强，但目前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邢楠要求将军们各抒己见：究竟选择哪一条应对措施？东北战场是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王澍上将首先发表了意见：“我认为第一个措施完全是不可取的，绝不能把松花江集团军群调到辽宁西部去，那样至少要花费一个星期，苏军恐怕早已攻下山海关了。而且，在苏联三个方面军的凌厉攻势之下撤退，很容易演化为一场大溃败，我们绝不能冒这个险。第二个措施也不可取，如果要在辽东半岛和山海关、秦皇岛之间选一个，我还是宁愿选择辽东半岛，它不但能拖住大量日本陆军，还能够为我国海军提供一个屏障，何况现在运往东北的战略物资有2/3都是通过旅顺港转运的，放弃旅顺无异于自杀。第三个措施比较可以接受，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但是必须赋予华北集团军群足够的装甲支援，至少要有500辆坦克、400辆自行火炮和1000门以上的反坦克炮，否则很难抵挡住苏军机械化兵团的脚步。”
国防部长兼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蔡景丰则表示：“华北集团军群目前的兵力相当薄弱，可以作战的师只有22个，其中大部分还不满员，至于刚刚组建的民兵师，还根本不可能对苏军构成任何威胁。说实话，拦截苏军的任务对于华北集团军群来说是太重了，即使给了我们500辆坦克增援，那些增援也要花一个多星期才能抵达战场，那时候大局早就确定了，还有什么希望？”听到这段悲观失望的言论，陈兴润大将当即反驳：“华北集团军群兵力薄弱，只能归结于自己准备不足！松花江集团军群和辽河集团军群都成立了大量的新步兵师，民兵师的优秀兵员都被抽调到正规师去了，各大工厂都在加班加点的制造火炮、迫击炮和反坦克地雷，为什么华北集团军群没有这样做？华北地区既不缺乏人力，又不缺乏工业能力，道路交通也非常畅通，备战工作居然这么落后，这里有你的一份责任！”面对老将军毫不留情的指责，文官出身的蔡景丰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半天之后才畏畏缩缩地承认，自己的确不适合直接指挥部队，希望能够把华北集团军群的司令职位让给另一位有才能的人。
正当地下室里吵的一塌糊涂的时候，陈卓群总统终于到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反突击的准备？我指的是对苏联蒙古方面军的反突击。”将军们的脸色立即变成惨白，邢楠简短地向总统汇报了商议的结果，指出华北集团军群和辽河集团军群都没有足够的兵力阻挡苏军，恐怕只有放弃辽东半岛、甚至放弃整个东北战场，才能够保证秦皇岛和山海关的安全。陈卓群立即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是说放弃东北吗？这简直是头脑发热说胡话的行为！我们已经有8个新的集团军组建完成，还有7个新的集团军正在组建，每月的坦克产量很快就要超过800辆，空军也在迅速恢复，你却说我们无法阻挡苏军！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言论。”邢楠只得解释说：“我们的预备队的确在增长，军火产量的确在扩大，但短时间内还不足以扭转战局。而且，苏军对承德、锦州和山海关的攻势是非常迅速的，恐怕还没等我们的预备队到达山海关，那里就已经失陷了。总统先生，恐怕我们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了！”
第十一章 苏军进攻承德（下）
地下室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过了整整三分钟，陈卓群才开口询问蔡景丰：“你的华北集团军群有多少机动兵力？抽出十几个师暂时阻挡一下俄国人还是能够做到的吧？”蔡景丰只得再次尴尬地承认，他的华北集团军群只有22个正规师和不到10个民兵师，而且大部分都不满员，至于火炮、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就更是缺乏，这点兵力还要扼守一条500公里长的战线，根本不可能抽调十几个师去阻挡蒙古方面军。陈卓群当即发了很大的脾气，痛骂蔡景丰根本不会组织部队，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如果山海关不幸失守，完全是蔡景丰一个人的责任。蔡景丰低着头听完了总统的训斥，嚅嗫着嘴唇说道：“总统先生，我接受您的一切指责，我承认自己没有尽到华北集团军群司令的义务，并请求您任命另一个人接替我的职务。”陈卓群当即大笔一挥，签发了一道命令，任命南京卫戍部队司令、在中国国防军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黄文德中将接任华北集团军群司令，即日飞到北京就职。倒霉的蔡景丰终于不用再负担指挥作战的任务了，但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场被苏军切断的危险却绝不会就此解除。
在大家都感到无计可施时，靳成亮上将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总统先生，总参谋长阁下，我想我们不应该过度重视苏军这次作战行动的意义。即使苏军拿下了承德、锦州、山海关和葫芦岛又能怎么样呢？即使他们切断了东北与华北的陆地联系又怎么样呢？难道东北战场就不能再打下去了吗？王澍将军说的对，山海关和它周围的城市的战略地位，是不能与辽东半岛相提并论的，因为辽东半岛不但是重要的海运通道，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绝不能轻易放弃。实际上，由于苏联飞机的狂轰滥炸，从山海关铁路运往东北的战略物资已经很少了，而且多是粮食、燃料、弹药等后勤物资，这些物资在东北本地也可以生产。我估计，即使东北与华北的陆地联系完全被切断，东北战场也至少可以坚持一个月。”
王澍上将立即附和靳成亮的意见，他指着地图上的苏军战线指出，苏军进攻山海关或许对我军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会大大加长苏联蒙古方面军的战线，使它的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凝成拳头的部队也会分散开来，使华北集团军群有机会打击其暴露的侧翼，夺回某些失地。“敌强我弱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有改变，因此我军目前的战略应该是引诱敌人在漫长的战线上发动进攻，适当地让给他们一些空间，为我军组织防御争取时间，然后利用敌军战线太长的弱点，予以歼灭性打击。如果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跟着苏军的指挥棒转，必然陷入更加严重的被动。希望总统先生、总参谋长阁下头脑清醒考虑为好。”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王澍的语气异常沉重。
王澍和靳成亮的建议，其实就是要放弃承德、锦州、山海关和葫芦岛等重镇，同时又不导致东北战场的崩溃。陈卓群总统认为，放弃山海关就意味着东北战场的瓦解，他质问道：“现在哈尔滨和长春已经陷入危机了，如果再切断全部铁路供应，仅仅依靠旅顺、营口等军港进行补给，难道你们还可以坚守一个月吗？况且，在攻占山海关之后，蒙古方面军就可以挥师东进，与日军夹击沈阳、鞍山、营口一线，最终达到与日军全面会师的目的，这样东北战场的全部军队必将陷入灭顶之灾。”但是，王澍并不赞成总统的看法，他再次强调，东北战场最急需的物资是坦克和大口径火炮，这些装备基本上不能通过山海关铁路运输，丢失山海关无关于东北大局。王澍声称，他的部队经过艰苦奋战，已经把日军阻止在抚顺、鞍山一线，事实证明日本陆军的战术素养很低，如果我军能获得三到五个装甲师的支援，不仅可以完全保住辽东半岛，还可以把日军驱逐出辽宁。
在这种激烈争论的情况下，陈卓群再次询问陈兴润：“你需要多少增援，才能够守住长春和哈尔滨？”陈兴润回答，长期坚守哈尔滨不太可能，因为苏军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且还在不断增兵，但是以哈尔滨、长春两座城市为依托，且战且退，可以最大限度的削弱苏军兵力。他的结论是：“我们不缺乏步兵，在哈尔滨周围的某些阵地，我军步兵数量甚至超过苏军。我们缺乏的是机动部队，尤其是中型坦克、大口径自行火炮和中口径突击炮，这些机动部队不仅能够抗击敌军坦克，还可以迅速的从一个阵地调往另一个阵地，从而阻挡渗透进来的敌军步兵。事实上，苏军对哈尔滨…吉林铁路线的奇袭，也是因为我军缺乏机动部队才能成功，否则战局会对我们有利的多。”接着，陈卓群一再要求陈兴润做出承诺，至少在7月下旬之前坚守哈尔滨，陈兴润却倔强地摇头答道：“我不能做出承诺，对于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永远不能做出承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吵，邢楠总参谋长终于提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应对措施：首先，松花江集团军群、辽河集团军群按兵不动，它们的兵力不仅不能抽调，还要增加，它们的任务就是守住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不参加与苏联蒙古方面军的作战；其次，华北集团军群要单独肩负其抵抗蒙古方面军的重任，最高统帅部将从大本营预备队里抽调1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步兵师，以及至少2000门50毫米以上火炮对其增援；第三，承德、山海关、锦州和葫芦岛并不一定需要坚守，但山海关以南的京津唐地区一定要坚守，华北集团军群要把主力部队布置在山海关与天津之间，防止蒙古方面军挥师南下。如果蒙古方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北京、天津，华北集团军群就利用海河水网和城市防御地形，最大限度的迟滞敌人攻势，甚至做好进行巷战的准备，等待后方更多援军的到来；如果蒙古方面军下一步的目标不是北京、天津，而是向东进攻沈阳，那么华北集团军群应该把机动兵力凝成拳头，狠狠打击蒙古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粉碎其与日军会师的企图。邢楠乐观地指出，在未来两个月内，能够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将增加50到60个，其中至少30个可以用到华北战场，这些兵力用来守卫北京是绰绰有余了。
7月6日深夜，漫长的军事会议终于结束了，陈兴润和靳成亮乘坐同一架飞机飞回东北，刚下飞机他们就听说苏军在各个阵地上都势如破竹，吉林市中心已经被苏军坦克进占，哈尔滨江北的两个街区出现了苏军步兵的身影，布琼尼麾下从大庆向南推进的机动部队也已经攻入松原市区，与哈尔滨和长春的距离差不多相等。如果这时松花江集团军群得到300辆坦克的增援，战线应该可以稳定下来，至少那些渗透到长春附近的敌人将被驱逐出去；然而国防部许诺给松花江集团军群的坦克还停留在青岛、烟台等港口，要冲破日本海军的重重封锁才能到达旅顺，此后还要经过三天三夜的铁路运输才能抵达长春、哈尔滨，真正平安送到的坦克可能还不到额定数目的三分之一。陈兴润估计，如果战局继续恶化下去，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警卫营都派到前线去，同时还要立即组建两个新的民兵师。在哈尔滨外围的阵地上，已经响起了密集的手枪声，那是中国国防军的中高级军官们在用自己佩带的手枪还击敌人。7月7日一天之内，就有15名中国尉官或校级军官在战斗中阵亡或负伤。
7月7日，蒙古方面军攻克了承德、凌源两大重镇，新上任的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黄文德中将急忙拼凑了4个师的“紧急突击队”向承德发动反突击，一度杀进了承德市中心，与苏军步兵展开激烈巷战；但是短短12小时之内，这支薄弱的突击队就被苏军坦克打的落花流水，损失过半。接着，黄文德又把3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派到承德东南的长城沿线，依靠长城的险峻地形阻击苏军。可是苏军并不需要越过长城，他们的炮兵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轰击，把中国军队压在原地无法动弹，主力坦克部队则大摇大摆地沿着公路，继续向山海关推进。黄文德终于意识到，在没有足够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想与苏军优势坦克部队决战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于7月10日命令华北集团军群撤回长城以北的一切部队，以长城（包括张家口）为第一道防线，京津唐外围为第二道防线，京津市区为第三道防线，构筑纵深防御体系。整个华北地区有30多个民兵师迅速组建起来，不仅在北京、天津修筑了工事，在大同、太原、保定周围也建设了反坦克堑壕、步兵堑壕和各种火力点。
7月10日中午，吉林、松原两大重镇在同一天陷落，长春失去了东西两个方向的门户。好在罗科索夫斯基的迂回部队已经连续鏖战了十天，消耗非常巨大，暂时无力发动下一步进攻；布琼尼的迂回部队也已经战斗了一个多星期，必须休整补给之后才能继续前进，因此陈兴润又赢得了重新组织防御的机会。这天晚上，从沈阳运来了20辆光永式坦克，从旅顺运来了40辆27式坦克，这些坦克对于长春和哈尔滨的防御虽然是杯水车薪，却也聊胜于无。哈尔滨的各大工厂还在加班生产20式坦克，松花江集团军群拥有的坦克部队正在急剧上升。
第十二章 工业生产就是胜利（上）
1933年7月，当东北战场随时有沦陷的危险时，迁移重工业基地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中小工厂早在战争开始时就搬迁了，大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有一半迁移到内地，留下的工厂只是为了满足东北战场补给需要而已。东北三省的石油、钢铁、煤炭、商品粮、铁路机车和汽车发动机产量都居全国第一位，沈阳兵工厂是中国最大的陆军装备生产基地，旅顺造船厂则是中国第二大海军舰艇制造基地。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东北在中国工业中的首要地位，斯大林才会那么梦寐以求的想夺取它，他认为一旦东北陷落，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会一落千丈，丧失抵抗的资本，只能妥协投降。
然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斯大林的判断完全错误，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地分布实在太广泛，无论哪一块地区被攻占，都仍然不失为一个工业强国。东北固然拥有中国最大的钢铁和煤炭基地，但山西的煤炭和湖北、安徽、四川的铁矿也具有很高的产量，只要投入一定资金扩大生产，就可以弥补东北沦陷的损失。东北的商品粮和蔗糖、苎麻等经济作物产量的确在全国首屈一指，但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有更广阔的粮食产区和经济作物产区，而且中国内地的粮仓里还堆积着几千万吨粮食储备，足以供应几百万大军长期打下去。东北虽然拥有最大的陆军装备、海军舰艇、机车和汽车生产基地，但内地一样拥有成都、西安、北京、南京、太原等军火工业基地，以及上海、泉州、广州、三亚等船舶工业基地，至于机车和汽车生产则是每个大城市都能做到的事情。在苏军攻势无法达到的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等内地纵深省份，至少有1万家各种规模的轻重工业工厂，其中有能力生产轻武器的超过5000家，有能力生产坦克、重炮和飞机等技术装备的接近500家。况且，迁移到内地的东北工厂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带动了当地工厂的技术水平，使整个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向极致发展，所谓的“战时经济繁荣”就要开始了。
1929…1933年，全世界都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阴影之下，中国受的损失相对较轻，但是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率很高，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两年。但是苏联的突然入侵，使中国工业企业不得不开足马力运转，政府的军火订单骤然增加，仅仅是1933年6月到9月的军费开支就超过1929到1932年的总和，所有工厂都在加班加点工作，几乎再也看不到闲散劳动力和闲置的设备了。为了在短时间内生产更多军火，绝大部分重工业工厂的设备都是三班倒，每天工作超过20小时，这严重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也降低了武器装备的质量；但是大敌当前，必须先弥补武器数量上的劣势，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宏观经济运行报告，1933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达到5％，第三季度则飙升到12％，其中绝大部分是军火工业做的贡献。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本来在世界第二到第三之间徘徊，略高于德国，与苏联处于同一水平线，但现在中国工业已经发挥了120％的能量，处于高度过热状态，而且过热局面还将进一步发展；而苏联工业并没有全面动员，还处于和平时期的体制，所以在事实上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
1933年7月9日，随着陈卓群总统亲自签发命令，东北地区最大的工业企业——沈阳兵工厂被整体搬迁到济南，并暂时改名为济南兵工厂；第二大工业企业——旅顺造船厂则被搬迁到江苏连云港，并暂时改名为连云港造船厂。这两家企业还各自分出三分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福州、南昌、长沙等内地城市建立新的军火工厂，这些工厂在半年之内就有望投产，两年之内将成为中国工业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位于上海、武汉、成都的几家大型汽车公司宣布将削减民用汽车产量，把绝大部分生产线用来生产军用汽车及坦克。除了东北之外，靠近前线的华北地区的工业企业也纷纷搬迁到黄河以南，郑州、洛阳、徐州等本来工业不发达的城市，也迅速冒出了一批工厂，但它们要完全发挥生产效率至少要等到年底。经过一系列布局调整，远离前线的中国内地已经占据了中国80％的陆军装备生产和几乎全部空军装备生产，留守在北京、大同、天津等前线城市的工厂也已经随时待命，一旦苏军突破防线，就将立即搬迁。
但是，工业企业的搬迁也造成了严重的运输问题，每一家大型工厂的设备和人员都要占据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火车皮，经过几天几夜的漫长运输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使得本来就很紧缺的铁路资源雪上加霜。在战争最繁忙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几百列军车满载着士兵、装备和后勤物资开往前线，它们却不得不与迁往后方的工厂争夺道路，有些路段还发生了严重交通堵塞，军用物资不得不被卸下火车，通过公路运往前线。由于总统下令必须优先从东北、华北迁出大型工厂，因此军用物资只能暂缓运输，铁路完全被工业设备挤占了。松花江集团军群司令陈兴润和辽河集团军群司令王澍异口同声的抱怨从内地送来的坦克、火炮和飞机数量太少，铁路运输基本发挥不了作用，但最高统帅部宁可牺牲前线的局势也要保证工厂的顺利搬迁。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东北战场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即使用铁路运去1000辆坦克也很难反败为胜；倒不如利用有限的铁路资源，尽可能多的运出工业设备，为将来的长远抗战和反攻做准备。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最高统帅部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东北能否守住已经是一个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强大、巩固、高效的大后方，与苏联展开人力、装备和工业资源的长期消耗战。
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是比较容易搬迁的，但自然资源无法搬迁。失去了年产量3000万吨以上的大庆油田，中国的石油基本依靠河南中原油田、山东胜利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这些油田都处在苏军飞机的轰炸半径之内，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输油管道才能与长江中下游的工业企业连接起来。为了满足内地工业生产的需要，最高统帅部对长江流域的苏北油田、江汉油田等中小油田进行了大力投资，企图就地满足一部分石油需求。至于钢铁和煤炭的缺口倒不是很大，海南石碌山刚刚发现了非常优质的铁矿砂，其纯度几乎可以与澳大利亚的极品铁矿砂相提并论，只是产量相对较少而已。到1933年底，内地的大部分钢铁工厂都使用海南铁矿砂为主要炼钢原料，此后生产的钢材在质量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也间接导致了坦克装甲质量的提升。要制造优秀的坦克、飞机及舰艇装甲，除了钢铁之外，最需要的是钨、铬、锰和稀土金属资源，这些资源都是日本、德国最缺乏的，而中国恰恰是全世界钨储量最大、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生产的钨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资源对中国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当苏联人为了加强装甲防御力，不得不采用倾斜装甲、附加钢板等措施时，中国却通过在装甲中添加稀有有色金属的方式，实现了装甲强度的大幅提高。在战争后期，相同防御水平的坦克中，中国坦克的装甲厚度总是最少的，重量总是最轻的，这使得中国坦克的机动能力超过了世界任意一国的坦克。
第十二章 工业生产就是胜利（下）
在战争的前三个月内，各个大学、中学的适龄青年很快被征召一空，下一批被征召的是30岁以下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空缺则由50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填补。事实证明，妇女不但能完成轻体力的技术工作，甚至还能完成重体力工作，包括为车厢装卸弹药、为坦克进行大修等工作。中年男性和身体素质不足以服兵役的年轻男性大部分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设防御工事、挖掘防空洞、建设新的工厂和负责后勤运输等。1933年10月，财政部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就业率已经超过充分就业水平，进入透支状态，此后还在透支水平上一路飙升。战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只新建了六个十万吨级的深水良港，然而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又建设了四个；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作战飞机生产线只有12条，却在战争的前半年就骤然扩张到90条；战争爆发前夕，中国铁路通车总里程约为3。2万公里，此后两年时间翻了一番，膨胀到6。5万公里，成为世界第一铁路大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中国的大中型机场总数为40个，此后的一年之内猛增到190个，几乎达到了世界第一航空大国美国的水平；至于在此期间内通车的公路、桥梁和隧道，更是数不胜数，据说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这些基础设施的增加，是以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为前提的，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静坐观望，没有及时予以中国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战争机器的规模扩大了两到三倍，而且为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民用工业打下了基础。战后的各国经济学家都完全折服于中国在战争第一年的生产扩张，并称之为“1933年的中国奇迹”。
虽然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成问题，人民的士气也非常高涨，但仅仅凭借数量优势是无法打赢战争的。早在1933年7月底，中国每月的坦克产量就达到800辆，作战飞机则接近600架，然而生产的大多是20式轻型坦克、战…2轻型战斗机和轰…2战术轰炸机等陈旧装备。火炮的产量虽然达到每月1500门以上，但大多数口径在50毫米以下，前线最需要的57毫米、76。2毫米、85毫米和100毫米高初速火炮的产量非常小，而质量非常不过关。前线将士抱怨，他们收到的大口径火炮或高初速火炮经常出现卡壳、初速度不足甚至炸膛等现象，在长时间激烈的作战中，每一门火炮都可能出现问题，士兵们浴血奋战保住的阵地经常因为火炮故障而被迫放弃。坦克也经常出现故障，20式坦克由于重量较轻、生产流程较简单，故障相对较少；中型的27式、光永式坦克就经常出现问题，主要是履带、汽油机和炮塔液压系统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经常出现的沙尘暴天气下，光永式脆弱的输油管道经常被堵塞，经过几个小时检修都无法启动。东北地区的坦克兵尤其抱怨27式和光永式坦克的排气口太低，很容易受到泥泞地形和浅水的影响，一旦地面积水淹没排气口，就会造成发动机熄火；这两种坦克的履带部件也过于复杂，一般的坦克兵非常难以维修，经常有坦克因为履带损坏而被迫送厂大修。由于坦克战损比例和故障比例很高，因此装甲抢救车、战地拖车成为急需车辆，一辆35吨重的光永式坦克损坏之后，至少需要两辆二十吨拖车才能够运离战场，否则就只好就地毁坏。中国陆军当时使用的拖车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吨以下的，结构也不够稳定，不能适应各种路况。至于装甲抢救车的数量就更少，只有装备光永式坦克的装甲师才配备有很少的专用抢救车，比起苏军每个师都有2到5辆抢救车，水平差的很远。
当时最高统帅部的策略是用坦克数量的优势去抵挡苏军，由于苏军攻势很猛，在战场上损坏的中国坦克基本没有时间修复，所以装甲抢救车和拖车的生产当然不处于优先位置。总参谋长邢楠上将甚至提出，第一线装甲部队应该主要装备20式坦克，第二线装甲预备队才应该装备27式和光永式，用20式坦克的海洋来消耗苏联坦克，等对方筋疲力尽、锐气衰减的时候，再用强大的中型坦克予以歼灭。不过这个战术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苏联坦克的数量也不少，中国的20式坦克与苏联的BT、T…26和T…60相比，无论在生产速度上还是作战能力上都没有任何优势，战损比例反而远远高于对手。前线指挥官发现，20式坦克对付日军有一定效力，因为日军使用的多是15吨以下的轻型坦克，而且20式坦克卓越的机动能力对日本步兵能够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自1933年7月以后，20式坦克主要供应给辽东半岛战场。数量巨大的20式坦克主要在北京、太原和南京的兵工厂，经过正太铁路、京沪铁路和山东铁路支线运到青岛，然后统一装船，在中国海军当时硕果仅存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冲过渤海海峡，在旅顺港卸下货物。后来日本海军对渤海的争夺日益激烈，尤其是在苏军攻占秦皇岛后，日本海军可以利用秦皇岛的海军基地进行“清剿”工作，整个辽东半岛的海岸线都被日本控制，中国只能利用封锁线中的某些间隙，用载重量较小的货轮突破封锁，在小型港口卸货。1933年第三季度，日本为了封锁长江口和钱塘江口，切断中国的近海运输，又将渤海湾里的许多军舰调往东海，使得中国海军一度解除了旅顺的封锁。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承认：“大本营没有将海军兵力凝成拳头，同时在渤海、黄海和东海乃至南海地区进行封锁作战，结果是顾此失彼，导致辽东战事长期无法解决。”
通过东北战场的严重损失，中国最高统帅部逐渐意识到，必须加大27式、光永式和使用这些坦克底盘的突击炮、自行火炮的生产，离前线较远的坦克工厂纷纷改为以中型坦克为主，轻型坦克为辅。除了山东半岛和南京的兵工厂为了援助辽东半岛，仍在生产20式坦克之外，到1933年底大部分兵工厂都停止生产20式。南京第一兵器工业公司提出了一种20式改进方案，对20式底盘进行加强，在前部装甲中加入高强度稀土金属，从而达到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增加防御力的目的；车身的宽度有所扩展，炮塔也更宽敞，可以容纳45毫米长身管火炮，足以击穿T…26或T…60的前装甲。这种20式改进型从1933年冬季开始大规模生产，并在西北战场上对苏联坦克起到了极大牵制作用。不过从1934年春天开始，苏联逐渐停止了BT、T…26和T…60坦克的生产，轻型坦克只有T…70仍在服役，因此作为轻型坦克杀手的20式改进型坦克也失去了生产的必要。到了1934年夏天，光永式和27式已经成为中国坦克生产的主流，在“太行山”和“太行山2”重型坦克量产之前，这两种坦克一度占据中国装甲兵力的70％以上，剩余的30％大都是用这两种坦克底盘改装的突击炮或自行火炮。南京、武汉、成都和西安四大坦克生产基地，每个都提出了自己的改装方案，由此诞生了装备85毫米火炮和120毫米前装甲的光永2型坦克、装备35毫米高炮的27式自行高射炮等威力强大的新式装备。但是由于生产坦克的工厂太多，每个工厂系统的产品都有微妙的区别，导致零件配备和维修都发生了矛盾。成都、西安两大军火基地的产品自成系统，南京和武汉则遵循其他的零件标准，它们分别向不同的部队提供补给，本来也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从1934年开始，各个集团军群之间的部队调动越来越频繁，有的装甲部队发现他们的战车居然无法使用后勤系统送来的零部件，不由得怨声载道。直到最高统帅部直接成立了一个“装甲产品质量监督委员会”，统一各种零件标准，麻烦才宣告结束。
虽然中国工业潜力惊人，而且最高统帅部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在1933年夏秋季节，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强大的轴心国集团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苏联不但有庞大的兵工厂，还从德国得到“施图卡”和梅…109战斗机的援助，后来又得到了德国生产的军用卡车；再加上日本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实力，对中国无疑是压倒性的优势。虽然每个月都在生产新的装备，但装备必须由士兵来操作，士兵的素质则是必须在战争中锻炼起来的。由于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交通线频繁遭到苏军轰炸，沿海地区则被日本频繁袭扰，许多武器装备都堆积在仓库或火车站台上，无法迅速送往前线。1933年9月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至少有1000辆27式坦克和600辆光永式坦克无法及时送到前线，有的坦克生产了5个月居然还放在仓库里，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终于促使最高统帅部痛下决心，加强空军和海军的重建，确保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线的安全。因此，从1933年冬季开始，霸占天空已久的苏联飞机遇到了久违的敌人，重要交通线和工业基地上空的空战日益激烈。虽然日本海军仍然在中国海上占据着优势，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既没有能力攻占中国港口，又没有能力维持对中国海岸的全面封锁了。
第十三章 不可征服的城市（上）
从7月10日开始，哈尔滨周围的战斗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由于长春受到了罗科索夫斯基和布琼尼的迂回进攻，陈兴润不得不从哈尔滨调走4个师星夜驰援长春，哈尔滨也就丧失了它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主战场仍然在松花江北岸，苏军许多团级作战单位已经推进到松花江岸边，与中国军队阵地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某些重要渡口附近的阵地每天都要易主三次以上。科涅夫的军队已经于7月10日傍晚夺取了哈尔滨下游的三个渡口，并将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野战炮兵营渡到南岸，但是这点兵力很快被疯狂反攻的中国军队打的七零八落，科涅夫不得不下令方面军直属炮兵向对岸开火，才勉强稳住了阵脚。库利克的进展小一点，只夺取了两处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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