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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轰炸山东半岛南部的军事仓库。事后证明，这一机群包括8架零式战斗机、7架俯冲轰炸机和3架水平轰炸机，他们从游弋在黄海的“凤翔”号轻型航空母舰上起飞，取得了非常大的战绩，却错过了提前发现中国航空母舰的机会。
8月13日凌晨2点，“雷公行动”突击大队比预定时间提前3个多小时到达渤海海峡，作为前锋的潜艇部队与日本潜艇封锁线撞个正着，眼看无法隐瞒自己的存在，只得抢先发射鱼雷，试图在对方发出情报之前予以消灭。水下的鱼雷大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日本潜艇因为猝不及防，损失4艘，重伤2艘，中国潜艇只有2艘受伤；但是，这一海域仍然有2艘日本潜艇不知去向，很难判断日本海军究竟有没有发现突击大队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微妙时刻，突击大队指挥官毅然下令潜艇编队北上进攻日本潜艇封锁线的其它部分，争取将大部分日本潜艇吸引到旅顺附近海域，为突击大队的隐蔽创造条件。此后整整两天两夜，旅顺附近海面成为了潜艇大战的舞台，日本海军航空兵以为旅顺守军要趁乱突围，纷纷集中到这个区域，营口附近的防御更加空虚了。
8月14日半夜，在渤海湾西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突击大队又躲过了一队进行例行巡逻的日本驱逐舰，成功逼近到营口港西南120海里处。次日凌晨3点，一切轰炸的准备都已完成，57架作战飞机（27架歼击机，16架鱼雷机和14架俯冲轰炸机）在机库里加满了油、挂满了弹药，被升降机有条不紊地输送到飞行甲板。天津机场的89架飞机已经在同一时间起飞，准备在“天津”号上空形成联合攻击编队。此时，日军在营口附近的辽阔海域只有“翔鹤”号重型航空母舰、“金刚”号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由于两军相隔十分遥远，“金刚”号在海战中不会有什么作用。以“能登”号战列舰为旗舰的分舰队游弋在渤海中南部地区，由于突击大队小心谨慎地绕道渤海西侧，这支分舰队也没有发挥任何预警作用。日本海军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在渤海西部部署任何兵力，因为天津军港还保留着一些海军航空兵，附近100多海里到处是潜艇线、水雷线，日军不愿意碰这个硬钉子，也没有在天津附近部署足够的侦察力量；于是，“翔鹤”号覆灭的命运就无法挽回了。
8月15日凌晨3点45分，第一架鱼雷机从“天津”号甲板上起飞，“郑成功”和“袁崇焕”两艘战列舰机警地护卫着它的两翼，防备一切可能出现的日军水面舰只。45分钟后，除了8架歼击机留下保卫母舰，其余作战飞机均已起飞并形成作战编队，但从天津港起飞的飞机却遇到罕见的浓雾，无法按时到达！成败在此一举，已经没有时间与最高统帅部联系，突击大队只得临时决定：“不要天津港的支援，由我们单独完成此项任务！”4点45分，49架飞机呼啸着离开突击大队上空，向营口飞去；半个小时之后，来自天津港的飞机才穿越浓雾，到达原定出发位置，接着就在无线电里挨了突击大队指挥官的一顿臭骂：“如果雷公行动失败，你们应该负一切责任！现在，你们就作为第二攻击波，继续向营口前进吧！”
凌晨5点15分，天刚蒙蒙亮，“翔鹤”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几乎全部起飞，对200公里外的辽阳兵工厂进行轰炸，留下的护航战斗机只有4架，这简直是天赐良机！5点45分，来自“天津”号的第一攻击波准确无误的找到了停在营口船坞的“翔鹤”号，并立即投下了12枚鱼雷。可惜，这些鱼雷只有1枚命中“翔鹤”号，其余只击中了船坞内的日本驱逐舰、护卫舰或运输舰，整个港口立即陷入混乱。幸存的日军舰只立即组织起高射炮火力，向天空疯狂扫射，虽然击落2架中国俯冲轰炸机，但另外12架轰炸机仍然毫无阻拦的把炸弹投向了“翔鹤”号光秃秃的甲板。这次投下的24颗炸弹有9颗命中目标，引爆了甲板下方的油库，“翔鹤”号立即陷入熊熊火光，在刺耳的爆炸声中倾斜下沉。由于火焰过于炽烈，船上的水兵根本无法逃出去；10分钟之后，这艘曾经威震渤海的巨舰只剩下舰桥上方还露出水面，急忙赶来救驾的三艘驱逐舰也被逐一击沉。然而中国的鱼雷机不满于自己的战绩，就找到了3海里之外另一个船坞的“金刚”号战列舰，这艘巨舰正在慌忙起锚，企图用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拦截来犯之敌，但这火力网还没有发挥作用，鱼雷机就已经冲到了眼前。第一枚鱼雷就使“金刚”号的水下动力部分熄火了，第二枚鱼雷则在侧面撕开一个裂口，此后的七枚鱼雷无非是撕出更多的裂口而已，水线附近的舰体已经惨不忍睹。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水密隔舱布局，“金刚”号又顽强地坚持了30分钟，才缓缓沉入18米深的水底，只剩下一面残破的太阳旗孤零零地飘在水面上。
当来自天津港的第二攻击波到达时，第一攻击波已经准备返航，留给后来者的任务只是肃清营口港内的敌军。第二攻击波对营口的日军营房倾泻了2万多磅炸弹，并炸毁了营口北郊的一群防御工事，城内凡是悬挂着日本海军旗的地方都遭到无情的打击；鱼雷机因为无法轰炸陆地，就把怒火都倾泻在残余的水面舰只上，又击沉了剩余的一艘驱逐舰和两艘满载燃油的轮船。整个攻击行动于早晨6点50分全部结束，日军除了损失全部水面舰艇之外，还伤亡3000多人，营口周围的防御体系近乎崩溃。次日，早有准备的辽河集团军群出动四个师收复了营口，并将日本海军远远驱离了辽河河口。
按照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说法，“这是帝国海军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陆军已经证明自己的无能，得意洋洋的海军又在渤海湾蒙受奇耻大辱，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考虑“对华战争是否合适”的问题。然而裕仁天皇不这么想，他把日军蒙受的一切损失都归于“黎明前的黑暗”；为了保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被苏联吞没，他必须投入更多本钱，以赢回原先输掉的一切。
第四章 战略情报会议（上）
8月中旬，最高统帅部注意到苏军可能对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发动新一波进攻，所有军级以上指挥员都参加了关于秋季战略的情报会议。8月18日，我和两名军部参谋一起赶到邯郸，参加了华北南部地区三个集团军共同出席的情报会议，除了第5装甲集团军之外，第23集团军、第24集团军两个新建混成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也在会议上露面。我原先就知道现在高级军官十分缺乏，可是直到这次会议，才真正弄明白高级军官究竟有多缺乏——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规定，有资格参加情报会议的军官包括集团军司令、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处长、军长、军参谋长和集团军、军两级的大本营代表，三个集团军的定额是43人，可是空荡荡的会场一共只坐了32人，第23集团军甚至连参谋长都没有，只有作战处长，至于军一级单位则全部没有军长，只有参谋长或国家安全代表。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方昊中将看到这一幕，不禁叹息道：“指挥官如此奇缺，怎么打仗？要用多少鲜血才能换来足够的人才？原先以为我们集团军的军官编制最不整齐，现在看来，我们还算好的了！”
主持会议的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副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极少数中级军官之一——杜国平上将，他此前一直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军训处处长、后勤处处长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却并不给人思想僵化的感觉；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是赞成对陆军进行机械化改革的。杜国平对战局的分析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两位大本营参谋帮他展开了一张非常大的地图，显示着长城沿线的苏军兵力配置：华北方面军前锋基本与长城平行，在山海关等地区已经越过了长城；内蒙古方面军已经夺取了长城以南的河套地区，但河套以内还有第二道长城，陕西榆林以南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关内。杜国平强调说，虽然长城在现代战争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三百多年前它就已经无法挡住满洲骑兵的铁蹄了），但它是中国干旱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一道分界线，许多山地、丘陵、河流、沙漠都集中在这道分界线附近，如果不能把苏军挡在这条分界线之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大本营已经清醒的意识到，整个东北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辽东半岛或许还能支撑几个月，但它绝对无法拖住苏军主力，苏军也不会帮助日军解决这块硬骨头。所以，今年秋天苏军进攻的方向肯定在长城沿线，要么是华北，要么是西北。
在我们看来，苏军下一阶段攻击的重点是北京、天津、大同地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一地区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资源中心。夺取天津，中国将失去最大的钢铁工厂、石化工厂和第四大油田，而且无法继续利用渤海湾向辽东输送战略物资；夺取北京，中国将失去北方金融业、精密机械工业和军火工业的中心，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也必须转移，人民士气将遭受沉重打击；夺取大同，中国就失去了“世界煤都”，并丧失四分之一的焦炭、煤焦油和焦炉气。在华北南部设立这么多新的集团军，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保卫北京、天津，而山西全境已经集结了四个集团军的重兵，大部分富有经验的老兵都集中在山西北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最高统帅部更注重山西的煤炭资源，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对河北苏军的侧翼形成威胁，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京津。根据上级偶尔透露出的风声，最高统帅部对要不要坚守京津的问题争议很大，陈卓群总统是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京津的，但国防部长蔡景丰和陆军总参谋长邢楠都认为我军目前还没有与苏军决战的条件，应该吸取哈尔滨和长春严重损失的教训，主动避开苏军打击的锋芒，用空间换取时间；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黄文德中将对坚守北京倒是有信心，但他要求至少增援3000辆中型坦克、5000门反坦克炮、8000门高射炮和4000架作战飞机，并把山西境内的军队调到河北，作为北京守军的总预备队，这是最高统帅部无法接受的。据说邢楠总参谋长在听说黄文德的要求之后，气的把茶杯都摔了，看着满桌子飞溅的茶水，恨恨的骂道：“我看他要求这么多增援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这些装备都送给俄国人！”一贯主张寸土不让、坚守到底的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似乎也对守住京津没有充分的信心，虽然在7月底乘飞机到北京视察过，却没有说一句评语，面色凝重的回到了南京，此后也没有任何消息。甚至有小道消息说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在苏军攻势过于猛烈的情况下，主动撤出京津地区，在河北南部的漳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下一道长期防线则将设立在黄河北岸。如果最高统帅部真的有这样的决心，我们这几个集团军恐怕根本没有打仗的机会，就要一路撤退到河南了。
可是杜国平上将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消息，他指出，根据“可靠渠道”提供的消息，苏军正在向甘肃、宁夏、陕西一线大规模集结，内蒙古方面军的实力已经强于华北方面军，东北的三个方面军兵力也有所减弱，这一切都预示着苏军下一阶段的主攻方向将是西北。这一重要情报立即在会场引起了骚动，我的顶头上司方昊立即疑惑的询问：“这个情报真的可靠吗？苏军突然转换主攻目标，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杜国平摆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说情报来源都是最高机密，他只负责向大家传达基本的战略情报，决不能擅自解释。关于苏军进攻西北的战略意图，他指着地图上内蒙古方面军的战线分析道：“敌军将主攻方向转向陕西或宁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他们的攻势可能还要偏西一点，对陕西的进攻或许只是佯攻，真实目的是占领银川和兰州，截断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为夺取新疆创造条件。大家知道，虽然苏军已经以优势兵力攻击新疆两个多月，却只夺取了阿尔泰山山麓和巴尔喀什湖南岸的少数据点，对新疆的各大城市和油田几乎没有构成威胁。东北各油田失陷之后，新疆石河子和甘肃玉门就是我国最大的油田，苏军肯定不会放过掐断我们工业命脉的机会。我们谁都不知道斯大林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苏军总参谋部在想什么，但如果他们把切断中国战争潜力放在首要地位，首先进攻西北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如果他们的战略眼光更长远一点，进攻西北就更有理由了……”
杜国平没有说出“战略眼光更长远一点”是什么意思，但在场的军官都领会了他的意思，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打了一个寒战——每一个人都说，中国有充分的时间打败苏联侵略军，因为中国有“很大的战略纵深”，这个战略纵深并不体现在东北，也不体现在华北，甚至不体现在江淮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都是容易遭到攻击或轰炸的，不足以作为坚固的大后方支援长期战争；谁都知道，最坚固的战略后方是西北、西南地区，尤其是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生产的商品粮足以养活半个中国，拥有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是四川离苏联和日本都非常遥远，不在轴心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第四章 战略情报会议（下）
但是，如果苏军看穿了我们的战略纵深，决定对四川这个战略大后方开刀呢？他们肯定会选择向关中和甘肃进军，利用关中的军用机场对汉中和四川进行昼夜不息的轰炸，竭尽全力予以破坏。或许苏军会把长江中下游作为最后的战略目标，首先拿下整个大西北和大西南，再从华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夹攻地势低洼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时，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供退却呢？难道要一路退到珠江三角洲，甚至退到印度支那半岛上去吗？从西南方向形成战略包围，这是当年蒙古帝国忽必烈南侵的路线，那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全境唯一成功的征服，苏军是不是要照搬到现代来？这么说，苏军的在西部的目标就不仅仅是关中平原、汉中盆地或四川盆地，甚至还会包括云贵高原了，这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苏军是不可能完全照搬忽必烈南侵的战略的，因为这将是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当年蒙古帝国总共花了二十多年，仅仅在四川合川的钓鱼城下就付出了一位大汗阵亡的惨重代价，足以证明西南地区的易守难攻。当然，历史已经过去八百年，现在的侵略者装备着飞机和摩托化车辆，但这些现代武器对西南地区极端复杂的地形也只能望洋兴叹。坦率的说，如果苏军要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这要冒中国退到西部继续抗战的风险；如果苏军选择更加稳妥的方式，就应该首先征服西部，但这场战争至少会拖上三四年，或许是三四十年也说不定。那时候，整个国际局势恐怕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办法看起来更加稳妥，实际风险却是无穷大。
第23集团军司令从战役战术的角度对“苏军进攻西北”的情报提出了质疑：“苏军怎么会在陕北、宁夏和陇东这样不适合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地区发动主攻呢？凡是去过陕北的人都知道，那里密布着各种小型高地，严重的水土流失早已把疏松的黄土冲的沟壑纵横，不仅不适合坦克行动，也不适合步兵大规模行动。山西北部的地形还稍微好一点，虽然有五台山和恒山山脉，但大同、太原周围都有广阔的平原，苏军坦克有用武之地；可是在陕北，最大的平地也不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苏军要向南挺进600公里到达西安城下，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噩梦。还有宁夏、甘肃地区，地势稍微平坦一点，但大部分是荒漠或半荒漠地形，夏秋炎热的天气和飞扬的沙砾都将严重阻碍坦克前进，况且还有一条波涛汹涌的黄河横亘在前，很难想象苏军居然会沿着这样一条补给困难的漫长道路前进！粗略的计算一下，如果苏军出动1000辆坦克进攻银川和兰州，运输燃油和弹药的军用卡车至少要8000辆，让这么多车辆在内蒙古南部和甘肃北部的戈壁滩上浩浩荡荡的前进，这个作战方案可真够愚蠢的。我不认为苏军总参谋部真的这么愚蠢。”
各个集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争吵成一片，杜国平不得不一再提醒他们注意会场秩序，强调“这只是一次情报传达会议，一切消息必须完全保密，我没有权利参加你们的讨论。”不过保密和讨论完全是两回事，既然情报已经被传达了，大家就有必要予以深入分析。在整个争吵的上午和下午，我都安静的坐在后排的椅子上，一只手拿着已经凉了的咖啡，另一只手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其他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发言的机会，作为一个破格提升的装甲军参谋长，从理论上讲是没有资格与大本营负责人讨论问题的。但是，到了晚上8点，这一整天冗长的会议即将结束，大家都筋疲力尽、打着哈欠准备打道回府时，我终于获得了最后一个发言的机会。当我从后排座位上站起来，尽量平静的走到会议室前方时，整个会议室充满了窃窃私语之声，其中一些评论还清晰可变：“是第10装甲军参谋长卫明宪上校吗？听说他曾经率领牡丹江师获得了第一个‘共和国英雄师’的荣誉称号？竟然如此年轻啊。”“听说他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为陆军机械化法案作过证，是真的吗？”“虽然听说过，但我还是不喜欢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的军官，他们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在这一片嘈杂的嗡嗡声中，我大声而快速的阐述了我的疑问：
“杜上将，各位，如果苏军攻占了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他们是否真的能切断新疆油田、玉门油田与内地的联系？据我所知，兰新铁路固然是新疆与内地的主要陆路通道，但除了这条铁路，我们还有其他通道，比如青海境内的公路、输油管道，以及正在修建的青海铁路等等。当然，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国家战略情报，我只是偶尔在报纸上看到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青海境内的交通线究竟是什么样子了，那里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一旦兰新铁路陷入苏军之手，我们能否利用青海公路和铁路继续支援新疆，并把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和棉花运到内地？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今天会议的内容，我只是表达一下疑问而已。”
会议室里的窃窃私语声更加嘈杂了，大部分人显然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暗地抱怨我浪费了大家宝贵的时间。杜国平的回答非常缓慢，几乎没有包含任何信息：“啊，这个问题当然不属于今天的议题，即使我知道，我也没有权利告诉你。不过，平心而论，你的问题提的很有道理，那些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应该很关心这个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能不能坚持抵抗下去……所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与我们无关。”
在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杜国平的脸上露出了微妙的笑容，似乎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笑容，但那种笑容转瞬即逝，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我的错觉。杜国平不可能不了解青海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他曾经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后勤处处长，这个处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与交通部门合作，协调全国军用物资的铁路运输。如果青海境内的交通线足够发达，可以满足与新疆的联系，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就算苏军夺取了银川和兰州又怎么样？即使他们打到西安城下又怎么样？遥远的西北内陆的石油资源仍然在我们手里，新疆也可以继续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援，它不会那么容易被征服的。而且，苏军一旦夺取了陕西、甘肃、宁夏，他们本来已经十分漫长的补给线就又要延长600…1000公里，这新增的补给线全部位于中国境内，想要组织空中打击或游击队去破坏它是很容易的。苏军将会发现，他们不但没有消灭中国的战争潜力，反而在中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了。
会议结束之后，我与集团军参谋长郑勇一起乘车离去，他要顺便视察第10装甲军的训练情况。在车上，郑勇抱怨道：“今天的会议开的真是不成体统！最高统帅部想干什么？召集集团军和军级指挥员讨论敌人的战略动向，这有意义吗？战略只是高层的事情，我们只管打好每一次战役，完全贯彻上级指示就够了。现在把这些真假不明的情报拿出来传达，只会扰乱军心。”
“我倒觉得，今天的情报很让人振奋啊。”我用手指慢慢揉弄着太阳穴，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如果苏军真的在西北发动新的攻势，北京和天津就绝处逢生了，我们至少还能赢得两个月来加强华北防线吧。到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提出放弃北京吗？一定要在北京城下和俄国人狠狠的打一仗。我有一种预感，这场战役会载入史册的。”
第五章 从沈阳到旅顺（上）
8月14日左右，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开始了对辽宁的进攻，开始攻势范围很小，以空军轰炸为主，坦克和摩托化主力仍然蛰伏不动。苏联与中国争夺的焦点是吉林西南部的四平，它不仅是吉林第三大城市，也是辽河平原的门户，控制着从长春通向沈阳的铁路和公路，与辽源、通化等城市共同构成吉林南方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一地区的地形比较平坦，既没有山峦也没有沼泽，但城市作战是苏军比较头疼的问题，哈尔滨和长春在完全被包围的情况下还坚持抵抗一周之久，没有被包围的四平又能够抵抗多久？在城市巷战中，苏军炮火、装甲和战术空军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如果不能通过突袭拿下四平，那么最好的战术就是绕过四平，切断沈阳与四平的联系，迫使整个辽河集团军群向后撤退。关键在于，日军能够对沈阳施加多大压力？辽河集团军群的防御重点究竟是沈阳，还是辽东半岛？
8月15日凌晨，举世震惊的“翔鹤号被袭事件”发生了，在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猛攻之下，日本海军不但损失一艘重型航空母舰，还损失了一个旅团的海军陆战队，刚刚夺取的营口军港也被夺了回去。日本海军在遭受打击之后，再也不敢把大型水面舰船派进渤海湾，一切水面封锁线都撤退到渤海海峡外侧，对辽宁中南部的轰炸几乎完全停止。日本陆军在8月上中旬取得的一系列战果，主要是依靠海军航空兵的支援，现在海军打了退堂鼓，陆军也失去了继续蚕食辽中南的动力；况且，在轴心国条约里被划归日本的是抚顺、本溪、鞍山、营口一线以东地区，现在这条轴线北部的抚顺和本溪已经落入日军之手，下一步究竟是进攻鞍山、营口，还是把主攻方向转向辽东半岛，在日本帝国大本营内部争论很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军肯定不会帮助苏军进攻沈阳。从四平到沈阳的公路沿线密布着大中型工业城市：昌图，开原，铁岭……一想到中国人可能会在每个城市的街巷都拼死抵抗一番，苏军高级将领就不寒而栗。
从8月17日开始，苏军远东第2方面军的3个步兵师攻入四平郊区，倒霉的库利克又一次承受最困难的任务，他手中寥寥无几的坦克都被调到了内蒙古，现在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步兵方面军，下属的航空集团军也被调的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库利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苏军总参谋部迫害自己的又一罪证，事实证明他的确在四平城内蒙受了惨重损失。第一批投入的3个步兵师连最北面的一个区都无法控制，19日又投入了3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勉强推进到离市中心5公里的地方；20日，远东第1方面军对通化发动攻势，辽河集团军群不得不将预备队派到通化，库利克趁机占领了四平中心火车站。直到21日中午，在“满洲战区”总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命令之下，后贝加尔方面军的3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军才加入了对四平的进攻，并且他们不是攻入四平市区，而是从西南方向绕过四平，企图切断四平与沈阳的交通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布琼尼元帅都声称，坦克部队的动作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检修、油料补充和重新编制花费了大量时间，纯粹是客观原因；但是在库利克看来，这纯粹是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诡计，把最硬的骨头扔给远东第2方面军去啃，自己则跟在后面收拾胜利果实。
无论怎么说，在苏军展开全面进攻之后，四平已经不可能坚守下去了。中国最高统帅部授权辽河集团军群司令王澍上将在8月21日之后随时撤出四平，王澍于8月22日深夜下达了撤退命令。此时四平到沈阳的铁路已经被切断，但苏军坦克还没有控制所有公路，王澍命令他所剩无几的战略预备队向四平市区发动了一次英勇的反突击，付出了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暂时遏制了苏军坦克咄咄逼人的攻势；接着，辽河集团军群第32集团军于8月23日中午进入四平市区，与城内剩余的4个步兵师、2个民兵师汇合，并在12个小时之内与他们一道撤离了这座岌岌可危的城市。最后的撤退是在深夜完成的，据第32集团军的战士回忆，当时的战况非常危急，苏军用大功率探照灯照亮了天幕，伊尔…2强击机和佩…2轰炸机肆无忌惮的向市中心的街道倾泻炸弹，大口径榴弹炮开火的声音此起彼伏，绝大部分街道都化成了瓦砾，只有西南方向的两个郊区还保存完好，因为苏军坦克要利用那里的道路进行迂回进攻。8月24日凌晨，王澍一直紧张地守着野战电台，向第32集团军司令部大声询问：“你们完成撤退了吗？你们与敌人脱离接触了吗？发生任何情况，都必须立即报告！”但电台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偶尔传来急促的呼吸声，就是没有人回答。人们经常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但在战争中，没有消息往往意味着最坏的消息，因为前线指挥员都希望在第一时间把胜利的喜悦传达给上级，对失败的苦果则隐藏的越久越好，往往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你才能听到下级哆哆嗦嗦地报告惨败的消息。事实上，第32集团军当时正在经受苏军10个步兵师、2个炮兵师、3个坦克师和2个机械化军的强大压力，在拼命逃跑的同时还要拖着几万经验薄弱、惊恐万状的民兵，哪里有时间整理报告？幸运的是，苏军负责正面进攻的远东第2方面军和负责侧翼迂回的后贝加尔方面军配合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合拢包围圈，终于在24日拂晓让疲惫不堪的第32集团军和四平守军一起逃出四平，辽河集团军群总算保住了这支重要的有生力量。
四平战役虽然非常激烈，却并没有苏军想象的那样血腥，因为中国军队明智的选择了退让而不是硬碰硬。库利克的远东第2方面军阵亡1。1万人，受伤3万人；布琼尼的后贝加尔方面军阵亡2000多人，受伤不到1万，另外损失3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中国军队阵亡则超过3万，受伤至少有5万，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民兵，正规部队损失比较小。总而言之，苏军虽然避免了像哈尔滨和长春那样惨烈的巷战，却也失去了围歼辽河集团军群主力的机会，王澍上将现在仍安安稳稳地坐在沈阳的司令部里，从营口、牛庄和旅顺三个港口接收内地送来的补给物资，似乎还可以坚持很久。
8月25日，远东第1方面军攻陷了四平东南250公里的重镇通化，次日又攻陷了通化和四平之间的工业城市辽源，现在整个吉林都掌握在轴心国手里了。但是，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并不特别高兴，他向总参谋部报告说，辽河集团军群主力几乎没有任何损失，至少还保存着20个师，建议总参谋部立即下定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平、通化两个方向对沈阳展开钳型攻势，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拿下沈阳，不要再坐等中国人完善他们的防线。可是他的顶头上司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中国人的能量已经耗尽了，他们在哈尔滨和长春打的很凶，在四平和通化已经无力抵抗，现在只需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推倒了。我不认为现在还有必要采取冒险的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占领上，因为我们都盼望在年底之前结束战争。”看到沙波什尼科夫异常乐观的电报，斯大林不禁乐的飘飘然，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在全体最高苏维埃成员面前跳了一个高加索土风舞，并连声高呼：“为了远东战局的胜利欢呼！乌拉！”8月26日，为了祝贺“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的伟大业绩”，莫斯科全城的鸣放礼炮，斯大林秘密指示最高苏维埃筹备“战胜中国”大型庆典，这个庆典应该在苏联和中国的首都同时举行。
在这样狂热的庆祝气氛中，总参谋长朱可夫和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倒还保留着清醒的头脑，尤其是朱可夫一再提醒斯大林不要轻视中国，现在它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几个月之内又可以恢复过来，精神抖擞地再打上几十个回合，所以不但不能松劲，还要继续增兵。当时斯大林已经决定下一个主攻方向是中国西北地区，这个计划得到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支持，朱可夫则主张直接进攻北京，可是他不可能违背斯大林的意志。究竟是先进攻华北还是先进攻西北，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有一些争论，但大部分人并不重视进攻的次序——反正中国已经无力抵抗了，最大的资源产地和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胜利只是早晚的问题，准确的说是“今年胜利或者明年胜利”的问题。朱可夫忧虑地向斯大林指出，进攻西北会给苏军补给带来极大麻烦，而且西北的战略空间很大，中国军队有充裕的回旋余地，即使完全夺取这片人烟稀疏的地区，也不会使中国人丧失抵抗意志。斯大林则回答说，西北的资源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西安是中国最重要的军火基地之一，兰州则是重要的化工基地，甘肃全省供给着中国1/3的石油化工产品，丢失这个省份对中国来说是致命打击。朱可夫对这个解释非常不满，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可以等同于经济上的加减法，仅仅以破坏对方工业生产能力为目的，那么战争也太简单了。夺取工业基地只是手段，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唯一的目的！”
第五章 从沈阳到旅顺（下）
华西列夫斯基支持进攻西北，但他的目的不是破坏中国经济，而是对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在下一步的攻势中可以居高临下的夺取中国的剩余地区。他分析认为，如果仅仅从华北平原南下，不仅攻击面太窄，容易受到顽强抵抗，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可以轻易脱离与苏军的接触，一步一步退到纵深地带，等待苏军补给发生困难。如果首先夺取西北，然后从西北和华北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就可以在黄河一线实现非常深远的包围，彻底消灭华北的中国军队；此后还可以如法炮制，在淮河实现另一个包围圈，消灭江淮以北的所有中国军队，那时中国就不会再有战略预备队了。但是，总参谋部也有人忧虑地认为，即使丢失了整个江淮流域，中国仍然能在长江以南、西南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继续抗战，战争只会更加漫长。或许苏联可以借助日本海军夺取中国的东南沿海港口和台湾、海南两岛，但是斯大林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他希望苏联能够鲸吞整个中国，包括所有的出海口。
从7月下旬开始，东北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就被大量抽调到西北方向，用来充实内蒙古方面军。尤其是坦克、摩托化步兵和战术空军，抽调的比例高达40％，各种后勤物资也是先供应内蒙古方面军，再供应东北三个方面军。科涅夫认为远东第1方面军的战斗力已经下降三分之一，整个东北战场的苏军现在只相当于两个方面军，兵力优势不再明显。8月26日，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签署了《关于在9月上旬夺取沈阳的训令》，规定了苏军各方面军的进攻路线：远东第2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一起充当正面进攻的角色，沿着四平…沈阳这条坚固设防的公路进行强攻，一个一个的拔除中国军队固守的据点，后贝加尔方面军同时抽调一个机械化军离开公路，沿着乡村道路向沈阳以西高速迂回，企图扰乱沈阳守军的后方；远东第1方面军则负责侧翼进攻，从通化、梅河口方向出发，经过日军占领的新宾、抚顺等城市，从东侧猛击沈阳的“软腹部”。朱可夫强调，这次行动一定要迅速而坚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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