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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酝豕至⒌恼文Ｊ剑囊帐酢⒖蒲А⒄苎Ш蜕桃导绦⒄狗比佟＃ń贤硎逼诘挠《仁芳?、9、13、14、15、16、19和20章。）
中国的起源
我们无法判定以城市为基础、有文字、会用金属的中国文明出现的准确年代，它同其他所有地方的文明一样，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漫长过渡时期。但是，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我们称之为龙山或黑陶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开始建设有围墙的比村庄大的居民点，制造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使用极易辨认为书面汉语前身的象形和表意书写符号。他们的小镇或城市已有大群大群的非农民的居民——抄写员、冶金技师、手工业者、也许还有官员——龙山人已经学会了丝织方法这一中国长期独有的技艺。大概4个世纪后，约公元前1600年，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中国王朝——商——建立在华北平原黄河大拐弯处主要龙山居民点集中的同一地方或其周围或附近。商文化可能是早先龙山和仰韶（彩陶）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或是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但这两种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能早得多就已出现，而且也许就是中国传说中所指但考古上未得到证实的夏王朝。 不管夏是否是一个实在的国家或王朝，夏这个名称一直被使用，因为商不可能没有它的前身。尽管古代文献提到商而且列出了商的各代王的名号，但与夏一样，近代史学家对商的存在也不全信，直到1920年代考古发现展示了它的首都和甲骨文，后者列出的各代商王名号与古代文献所列者完全吻合，商的存在才得以确认。夏可能仍是晚期龙山…仰韶文化最后发展阶段的合适名称。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的城镇已相当大，有了带厚重大门的夯实土围墙，显然不再是农民村落而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王国。古史籍所称郑州附近的阳城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可能是夏）的首都，它有高20英尺的夯实土围墙，大小达一平方英里，墙外有两座青铜铸造场。 具有相似物质文明的龙山居民点分布区，东至海滨，南达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古中文文献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像的英雄；归功于他们的功绩有火、农耕、牲畜驯养、历法、书写文字等项“发明”和洪水治理。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建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其他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是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总之，到了商代，中国特色文化的许多要素已经形成。关于商及商以前各中国朝代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如果有所得益的话）从遥远西方传播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成就，存在着长期的争论。看来，小麦、较晚时期的驴、紫花苜蓿、葡萄和某些数学知识无疑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但那发生在远远晚于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作为商代重要战斗武器的轻便辐轮战车似乎也是到约公元前1500年才传到中国，这也许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有关。水稻、水牛、鸡和猪亦非中国北方土产，而是很久以前从东南亚原产地通过华南传入的。确实，中国得益于南方的东西远远超过得益于西方，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最初从南方引进的东西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基础地位时，则更是如此。 商代青铜器的工艺极为先进，其主要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各种器皿。本图所示可能是礼仪场合用于斟酒的柄盂，它的盖子可以取下。与其他一些商代青铜器一样，其形象是一头身上有很多抽象图案的想像的神兽。（Courtesy of the Freer Gllery of rt； Smithsonin Institution； Wshington； DC［6133］）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在文化上也同物质上一样，与毗邻的东南亚的关系，比它与干燥寒冷的华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近在长江下游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文明的起源可能与考古普查更彻底、古物保存更完好的华北一样早或甚至更早。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东亚青铜器和最早的水稻种植证据来自今日泰国北部和越南的地区。青铜器大概就是从那里与猪、鸡和水牛一起较顺利地传到了邻近的华南，这可能远早于商代，而所有这些事物到商代早期已经在北方出现。到那时，虽然华北和华南在人种和语言及正在形成的文字方面均不同，但两地在文化上已充分融合。 在商代及其后许多世纪中，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不是小麦而是可能为本地谷类的小米。商文化的所有成分，包括商代的艺术以及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这两样决定性要素，都未显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有任何关系。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都是先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后在印度得到发展，但最早的中国书写体系与它们两者都不同。如果中国人曾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过接触，或者从那里引进了有关的观念或技术，那么他们极不可能不接受或不改用楔形文字而采用了远为麻烦的表意汉字。至于青铜，商代中国在技术的完善和器物的美观上一直鹤立鸡群，大异于任何古文明的青铜器，证明中国经过长期试验，用不同比例的铜、锡、铅和锌混合，取得了最佳比例的成就。地理上离商文化中心越远，青铜制品越粗糙；这里没有苏美尔或哈拉帕文明的任何痕迹。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中国文明，同印度文明一样，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创新，它早在与其他同样先进或古老的文明实际接触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也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证据表明中国石制工具一直在类型上与从印度经中亚到欧洲这一地区制造的工具不同的情况相一致。中华文明是在早得多的时代从南方引进某些农业要素之后，基本上独立自主发展的。
商王朝
商王朝的都城先后有好几处，先是在今洛阳附近，然后在今郑州附近（两处都靠近黄河），最后是安阳附近当时叫做殷的城市。我们不知道商的政治辖区有多大，但文化遗存物表明，虽然商在其西、东、东北、也许还有南方均拥有或宣称拥有物质文化上与商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属地，但它本身却局限在黄河中游洪泛区内。那时，小麦已上升到与小米同等重要，水稻虽有种植，但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狩猎仍是家养牛、猪和禽类之外的补充食物来源。商代蓄奴，奴隶多半是来自较不发达或商王朝边境被征服族群的战俘；奴隶可能曾经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也被大量用于建筑城市和宫殿，可能也充当军队。 尤其是安阳，其纪念性建筑令人难忘。该城在极盛时可能大到10平方英里，有十余座带各种陪葬物的王室陵墓。陵墓证明当时已有剩余产品以维持奢侈的夸耀，如装饰华丽的战车配有青铜附件和鞍辔鲜明的拉车马；马匹是带着挽具向后退着进入地下墓室然后被杀死。王室或贵族成员死后的陪葬品不但有贵重的用具，而且有数十或数百个随从或部下，他们牺牲自己以供死者来世驱使，当然也是为了显示死者的地位。异常精美和工艺高超的青铜器皿和武器，证明商代的技术达到极高水平。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书面记录，但存在大量多半刻在扁平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用于占卜的商代甲骨文。卜辞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刻在经过火烤或用烧红铁棒加热因而出现裂纹的骨板上；裂纹被认为能给出所提问题的占卜答案，不过更合适的也许是把这种答案视为一种获得满意结果的愿望。另一些所谓占卜甲骨文，比如使用十分接近古典中文的汉字而且大多数能辨识的卜辞，则提供了商代诸王的名单和王室活动的简要记述。 总之，这些甲骨文所提供的材料，勾勒出一个等级制贵族社会。它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常年不断；它的弓箭手使用一种强有力的复合弓；持矛战士有各种等级；贵族及其驭手乘坐的轻快战车与印度及欧洲人的相似。王室围猎一直是一项重中国和朝鲜 要而往往十分隆重的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猎杀动物数以千计。甲骨文清楚表明，王族甚至可能所有贵族的祖先的灵魂，要求活着的人虔诚地为先人举行祭拜仪式，他们则替生者向至高神祈福——这是中国人“敬祖宗”习俗的根源。奴隶被视为没有精神或灵魂，因而可以随意杀害；商代贵族显然未曾想过自己如果成为战俘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虽然最上层阶级生活极端奢侈，普通人的住所看来非常简陋，往往不过是穴居野处的坑穴，肯定无法与印度河文明的住房相比。很多占卜所提问题是关于天气，说明那时华北的气候和今天一样是半干旱性的，容易发生旱灾和河流泛滥引发的水灾；但却未见到大规模人工灌溉的迹象，想必当时只利用洪水。华北没有印度河流域那样干燥，其农业看来主要依靠降雨，当然某些靠近河流的小地区或小规模利用浅水井的长期干旱地区除外。小米是高度耐旱的作物，在其他作物不宜的地方也能高产。华北农业的重大优势是极肥沃而容易耕种的黄土土壤（风成冲击土）及便于运输和交往的基本无树的广袤平原。
周王朝（1）
商与它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与周边外族的长期战争，加上主要依靠强制性奴隶劳动和工匠们建立起来的王室建筑的奢侈和炫耀，过度消耗了商的资源。最后一代商王纣是一个体力上的巨人，一个残忍成性的恶魔，他暴行累累，包括用被他征服的敌人的头盖骨做酒杯。商王朝在约公元前1050年的一次奴隶大反叛中覆灭，参与反叛的有它的诸侯之一——周。周原来守卫在西部边疆的渭河流域，都城在今西安附近。 最初，周大概是被商征服的异族，是强悍的边民，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服整个王国。到约公元前1050年，他们联合奴隶反叛者打败最后一代商王而终于成功；他们洗劫了安阳，迫使商王在自己宫中自焚。周继承了商文化和技术的大部分，它的征服不仅仅是武力讨伐，而且将已经开始的文化及技术发展接续到了一个新朝代。获胜的周拥有充分发达的书写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把商的暴行和压迫作为他们讨伐的理由，第一次讲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政权更迭的标准辩护词：“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灭之。”换言之，商因自己的错误统治而失去了“上天的授权”，明白是非的人有责任推翻它。 周将新国都建在他们的原根据地渭河流域。他们继承并扩大了商时期的封建诸侯（从属的同盟者）制度，于是周围各民族和地区（它们不久后就开始以国家形式出现）通过承认周王元首地位的效忠誓言保持它们与周的关系。这一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制和实行这一体制的理由则一样：治国初期的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一片较大地区，于是与各地方首领签署封建契约式协定，以求至少在名义上扩大中央王国的权威。另外，当时也有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周围的敌人或劫掠者。周王朝征服的地域显然比从商王朝继承的大得多，从渭河流域向东直至海边，向北深入南满，向南抵达长江流域腹地。发展中的各王国（周朝称它们为公国，所用名称与中世纪欧洲几乎相同，包括各种等级的爵位称号如侯爵、伯爵，等等）的共同利益，可能也促进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文明”地区对付外域蛮族以维持内部秩序。 这一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看来运转得不错，它的另一基础是后来命名为“井田制”的体制，就是像农奴制那样大部分耕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耕者可以用中央地块上的浅水井进行有限的灌溉。农奴也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与土地束缚在一起，不允许离开，实际上成了领主的财产。不论是在周王朝的宫廷，或是其他属国的宫廷，建立在原商代基础上的技术和艺术在继续发展。青铜仍是主要金属，庄严的祭祀器皿往往相当巨大，越来越多地铸上了记述各种事件或法令的长篇文字。 虽然大多数著作这时已经用毛笔和墨书写在帛或竹片上，但用这些易腐蚀材料写就的作品均未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很久以后可能被大大改动了的副本。但一般都认为，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起源于周代早期，其中包括《周易》（占卜者的神秘手册）、《诗经》、《周礼》和历史文献集，后者包括涉及文化上的五位英雄帝王和夏朝的历史，以及目前得到肯定的商和周的征讨的记述。中国人已经开始纪录历史事件，对保存历史记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但是，后来导致周王朝全面分裂并最终灭亡的根本性变化也在进行着。由于技术的改进，铁逐渐变得便宜，数量也大大增加，开始有可能用于制造农具，如中国人发明铁头犁比西方人早了1000多年。借助更优良工具，对半干旱的华北特别重要的灌溉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发成良田。铁斧头加快了对华北周边多山地区和长江流域剩余森林的砍伐。在农业生产量提高的刺激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到周代中期可能达到2000万，而商统治时期大概只有400万。除反复发生旱灾的年份外，人口看来并未超出食物供应能力，稳定的剩余农产品奠定了发展贸易的基础。 新的农业生产力将越来越多的人从农耕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手工工匠、运输工人、士兵、官员、学者和商人。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超过作为王室或封建主统治中心的作用，城市居民以商人居优势，星罗棋布的城市出现在华北平原和更富饶的南方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因水上运输的便利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和城市中心的兴起。不可改变的世袭农奴身份和地主贵族的统治，日益显得与变化的情况格格不入，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晚期相似。与此同时，周代最早的诸侯中，有很多在朝着独立王国演变，它们各自发展了独特的地区性文化。周代经过大约400年统治后，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出现紧张而终于导致分裂。 战国 公元前771年此前有关古中国的年代记录肯定不准确，但从现在开始则完全可靠，这已由其他证据所证实。现存最早古籍来自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周代记录的一次日食确实发生在所纪录的时刻。，渭河流域的周王朝都城遭北方蛮族抢劫，周王被杀。其子于翌年即王位，建新都于较易守卫的洛阳，希望从更接近王国领土中心的地方进行统治能够比较可靠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为了守卫西北边境，周将渭河流域的老根据地作为采邑（封赏的地方）赐给了忠诚的贵族秦；500年后，秦却扫灭了周王朝支离破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第一个帝国。
周王朝（2）
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 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一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 楚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一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一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一，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一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 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一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一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和他们的扈从们早先拥有的优势。 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一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一样，中国这一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一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
圣人孔子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周王朝势力范围内山东的一个较小国家，卒于约公元前479年，因而他大致与佛陀同时代，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前几年去世。他的家姓孔，中国人称他孔夫子（“孔老先生”），现代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成Confucius。孔家看来是相当低级的贵族，家道已衰，但尚能让儿子受教育。那时离科举考试的实行还有很多年，孔子以教学为生，不时给一些封建领主当顾问或参事。他不仅教给学生们读写文化知识和古典名著，而且讲授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和治国哲学。他的一些学生在国家行政机构谋得高级职务，但孔子本人在这一方面却始终不太成功；他在晚年显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追随其观点以及今天仍受其深刻影响的人数来看，孔子堪称人类历史上也许最成功的哲学、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创始人。 我们没有见到过孔子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关他本人或他的学说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确实知道的，全部来源于叫做《论语》的谈话或格言集，是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收集并不太系统地整理而成，因而可能不完全准确。后世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他的教导的意义和运用。孟子论德政 孔子的第一位主要继承人孟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72年至约前289年，他写下了他自己的道德教导和轶事。关于仁德的政府，他给战国时代的一位君主进言如下忠告。 狗和猪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而不想办法制止；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救济饥民；老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与用刀把别人刺死却争辩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大王不老是归咎年成不好，那么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会归顺您了。（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出处：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根据《论语》，我们了解到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即使不太完整，但也相当鲜明地表明，他是一位思想丰富、通情达理的人。他抱怨他一直未能找到他向往的那类好学生或他向往那类职务，他在谈到他成功乏术时相当坦率：“我不在意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任职的本领。我不担心无人认可我，只求做到值得人们认可。”（原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原文见《论语》，里仁篇第14章。然而他抱怨他受到的对待说：“我难道是个无用的苦葫芦，只能挂起来而不能吃？”（原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原文见《论语》，阳货篇第7章。看来他异常迫切想获得作为顾问的职位，以至考虑过为反叛集团工作，因为他相信，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机会，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哲学改造人和国家——这也是100年后柏拉图的同一态度。不过孔子也相当幽默，甚至喜欢拿自己开玩笑。 孔子学说的基本要旨是，人的品格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长辈的道德榜样来陶冶和提高，这样塑造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将向往做合乎道德的事，而不是把这当作权宜之计，因此也将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用暴力和威胁进行统治是无效的；只有将社会准则内在化的价值观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行为也应该以从家庭长辈直到最高统治者这些不同等级的上等地位的人的行为做榜样，上位者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和公正相一致。处理人与人的一切相互关系时，则应该“自己不喜欢的事，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见《论语》，卫灵公篇第24章。 儒教是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管理中实行仁爱的处方，但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的是秩序。然而，突出仁爱意味着坏的政府理当予以抵制，即使因此可能危及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是《论语》中好几处一再提到的观点。儒教心目中的模范是不顾任何后果，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坚定不移遵循正确道德规范的正人君子。孔夫子的一生看来符合他所宣扬的教导。也许他确曾像苏格拉底那样过分坦率地希图赢得他那个时代权势人物的恩惠，但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远远超越了当时他生活其中的渺小政治，而一直流传至今。
秦的征讨
秦本来是周王朝属国中最穷、最小也最边远者之一，似乎很容易被其他对手超过。然而它的历代能干的统治者把相对贫困、农民基础和边远地域等劣势变成了自己的长处。他们强调勤劳、俭朴和纪律的重要性，重视农业和农民士兵，排斥商贾或知识分子，把这些社会成分转变成军事力量。秦的强悍军队在一连串战役中击败了竞争的敌国，而这些战役都远离秦国在渭河流域山峦环抱的老根据地，却给依靠商业的敌国较脆弱的经济往往造成严重破坏。秦的对手们看出日渐强大的秦的威胁并打算联合抗秦时已经太晚，终于被秦逐一灭亡。秦的将军和政治家是战略战术大师，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外交、宣传、叛逆、谍报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战术。关于改革的意见 孔子死后不久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墨子较少因循守旧而更热衷于社会改革。 圣贤的责任在于管理天下；因而他应该知道为何产生祸害，才能够加以控制。……那么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缺少博爱。……世上一切祸害都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只能是这一原因。……如果世间处处博爱占上风，就不会有一个国家攻打另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扰乱另一个家族的事情发生；窃贼和盗匪将不复存在，君与臣、父与子都会忠孝善良。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应该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天下有哪些祸害呢？国家与国家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相互扰乱，人与人相互仇视和侵害，……这些祸害何以产生呢？产生于不讲博爱。……这种博大普遍的爱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实行起来比你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如果不实行它，那一定是统治者不喜欢它。如果统治者以实行它为乐，人民就会争相仿效。……因此，实行博爱，实乃圣贤君主的大道理，它能使王公大臣安其位，能保证普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原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天下之害何也？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杀死一个人是一件违法行为，是要判死刑的罪恶。照此推论，杀死十个人是十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十倍的死刑；杀死一百个人是一百倍的违法行为，必须判一百倍的死刑。当今天下所有君主都知道应该给予惩罚，并谴责那是违法行为。然而最大的违法行为，即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却不给予惩罚，反而颂扬它并宣称那是合法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多么不公正。（原文：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出处：原文见《墨子》，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篇公元前230和公元前220年代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以公元前221年最终击败所有对手而告终。华北和长江流域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秦统治者将称号改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帝，并把构建了秦国权力的制度运用于整个新帝国。公元前221年后的进一步征讨，启动了中国吞并南方诸国的漫长过程。首先是打通从长江南下的路线，拿下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越南北部领土在内的越王国。在整个帝国版图内，像前秦国那样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即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和地位的制度）和除小家庭内部仆人外的奴隶制。过去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一并废除，土地成为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国家以抽取一定份额收成的形式从所有土地征税。制定了适用于一切臣民的无歧视性的统一新法律，结束了沿袭数百年的贵族特权，这一改革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过去各独立国家和文化中差异颇大的货币、度量衡和书写字型，也根据皇帝命令统一采用秦制，这些改革对帝国极为重要。一个全国范围道路及运河系统也开始修建，渭河流域今西安附近建起了新的华丽都城咸阳。甚至规定了统一的车轮距，使所有车辆适应统一车辙。 长城也许是秦始皇最著名（也许是臭名）的工程。图中所示乃北京以西沿中国东北和蒙古之间山脊的一段蜿蜒的长城。城墙宽度足容两辆战车并行。现存各段长城均系明王朝于公元15世纪大规模重修时所建。（Dnielle Hyes/Bruce Colemn Inc） 新政权的工程中最宏伟最著名的大概是长城。这是秦始皇下令将很久以前好几个国家沿北部干草原边界修建的一系列城墙连接而成的整体壁垒，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瞭望塔。这一工程及以后的重建（现存长城是公元15世纪明代所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单体工程。长城可能是依靠农闲季节从农民中抽调的劳动力建成的，据说有100万人在修建过程中死去，应征者的劳动充当徭役（即用劳动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与服兵役相当）。讽刺的是，长城从未如预期的那样有效抵挡游牧民族的侵犯；绕过两端的迂回进攻和内外勾结打开城门的诡计，常能轻易突破壁垒。敌人与朋友，无害的商贾或旅行者与捣乱者、入侵者或潜在的入侵者，往往难以区分。但长城总归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性肯定和领土主权的象征性声明。中国人可能说过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译者作品中的话：“有好围墙就会有好邻居。”但蒙古人及其祖先也可能用过同样是罗伯特·弗罗斯特作品中的话作为回敬：“世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围墙。”新兴强大国家对群众劳动力的掌握，刺激了好大喜功的皇帝提出越来越多的巨大工程计划，其中包括修建全国道路网、开挖新运河（可用于运送军队和给养及灌溉）；除新的军事征讨外，皇帝还为自己修建了宏伟的皇宫和陵墓。
秦的独裁主义（1）
农业被强调为经济和皇权的基础，吃苦耐劳的农民农闲时可从事徭役或从军。贸易和商人被认为是寄生者和潜在危险的皇权竞争者，因而部分地危及能减少地主势力威胁的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但秦制度的主要靶子则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会提问题，会考虑其他的可能选择或指出缺点。中国已经存在着以孔子和孟子（孔子死后的追随者）为光辉榜样的学者、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悠久传统。秦视这些人为破坏现状的捣乱者（这一点可能没错）。秦是公开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使命感使它更加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 秦始皇开始迫害知识分子，下令活埋对他的政策提出质疑的数百名学者，焚烧所有可能助长不良思想的书籍。被毁的文献包括自古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料。不允许赞美过去；不允许批评当今；不允许对未来提出建议，除非来自官方。这些政策，尤其是焚书，深深背离了中国人尊敬书写的文字和保存记录的传统，引起后世学者和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谴责。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渴求权力达到了不近人情甚至堕落的程度。但是，他的手段尽管严酷，却在一团纷乱中建成了一个帝国，并且奠定了秦及其后各代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基础。 秦始皇葬在今西安附近一座巨大地下陵墓中，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组成的军队守卫着陵墓的进路。1970年代的发掘让他们经过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陶俑相貌不同，表情各异，栩栩如生。（Erich Lessing/rt Resource； NY） 秦始皇的政策中，很多都是丞相李斯制定的。李斯的生涯颇像印度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他是将秦代严厉管制一切的国家政策具体化的新哲学学派法家的奠基人。这种管制通过大大膨胀的国家官僚机器和严厉监视一切教育而加强。只有那些支持国家意图的价值观被反复灌输；强调实用技艺，压制批评性质疑。同孔雀时代的印度一样，成立了严密的警察组织和秘密机构，来搜查和惩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个造成人心骚动的原因是，不论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除特许外，一概禁止。 建立一个帝国，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都是一件艰难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人怀疑其效用。以巨大生命代价强制统一在一个帝国内，或分别保留各自的地区文化和国家，这两者之中究竟哪种方式能带给人们更好的处境呢？不幸的是，力求建立帝国看来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如同借宗教之名行残暴之实。两者都冠以崇高思想或者不过是不惜代价的自尊而至少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中国即使以这种手段一旦统一，从此就抱定了庄严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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