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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生活（4）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 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 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 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 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 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 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 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 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 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 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 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 彼得金继任观察组指挥官前，与其他几人前往日军后方的阜平（Fuping），进行了为期 四个月的旅程。包瑞德教彼得金如何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他们的 身体状况、食物、衣服、士气和潜能。他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 断有多少武器是国民党丢弃后被捡回来的，多少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多少是从友好的军 队处获得的，多少是共产党人自己制造的。彼得金还需要从根本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力 度，并对共产党的突出能力和缺点给出一个大体评价。彼得金需要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与人民的关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要留意他们的训练设备，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 力做一个判断。包瑞德希望彼得金和他的下属们能带回报纸和刊物。 延安距阜平大约有1000英里路程。观察员们坐在骡子的木鞍子上，在1200～1500人左右的共 产党士兵的护送下前进。一队人马护送他们走一段路后就有另一队人马接替。沿途的村民为 他们提供热水和粥。彼得金上校带着证明其身份的文件，上面称他是美国政府的 特别使团的官员，请沿途的军事或民间组织尽可能地予以关照。 当日军就在附近时，观察组就夜间行进，主要是在山里。他们在行进中碰到了无人监管的 伪军战俘。他们参观了医院，那里的医疗人员用红丹、大蒜和鸦片治疗有毒瘾的病人，病人 需要从医院走两英里去拍X光。观察组考察机场、军事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中国人 为他们进行军事演习和操练，并在每一站接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有一次约翰·高林 还给主人演示如何使用当地人自制的地雷。观察组见到了民兵，也看到他们埋地雷。他们看 到农民买粮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他们经过一些村子时，也看到日军过后的一片狼藉。 美国人在所到之处，都有孩子们围观。一天他们碰到一个四处演出的戏班子，他们的行头放 在箱子里，驮在骡子上，摇摇欲坠。戏班子里的女人也骑着骡子，一些骡子还驮一只或几只 哈巴狗，这些狗看来也是行李的一部分。 在观察组过夜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把门卸下来，放在木架上，上面垫上充气床垫，为旅行 者搭起临时的床。有时候中国人会给他们诸如小块的本地丝织品作为礼物。他们有时在村子 里的饭馆吃饭，坐在只有六英寸高的小凳子上，吃着放在一英尺高的桌子上的食物。 在这些旅途中，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他们将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 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一块假石头下，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美国人钻进 地道，那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的头。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 些小 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有一个陷阱是将8 英尺的木板横放在一个30英尺深的洞口。如果日本人来了，木板就会被抽开。有时共产党在 地道口放一口磨，或是用很重的木头堵住地道口，防止日军进入。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 消失，躲进地道。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地道的建 造就像井一样，最初是以一些新挖的井筒为基础建起来的。 当一个井筒的一端向前伸展到另一处时，比如说150米远的地方，地道的一部分就建起 来了，它穿过井筒，连接两端。最初的洞就被填满了。因为地道是挖在泥土里的，所以尽管 人们挖地道时不用柱子，但地道也很少有坍塌的。地道里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卫生设备。 当日军进入一个废弃的村子时，他们总试图找到这些地道。他们一找到地道，就向地道里扔 催泪弹和手榴弹。 彼得金一直在阜平这一中共游击队在敌后的总部待到1944年12月28日。他和他的使团成员参 观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他们还考察了平汉铁路。日军在这一铁路每三分之一 英里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派哨兵把守，监视附近村庄。一次，一个碉堡中的十个日本人 试图拦截美国人，但他们快跑逃脱了。幸好他们逃离了，因为捉拿彼得金的通告已经张贴 出来，不论死活，悬赏5000美元。
延安生活（5）
在这些旅行中，美国人穿着中式的棉袄。羊皮大衣可以帮他们抵挡大风。陕 西省的大部分农民都住在没有家具而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家人睡在炕上。炕是一种泥土或 砖砌成的台子，下面有弯曲的暖气管道连通，用来取暖。 一个炉子上面放着半圆形铁锅并 与炕相连接。家里用锅烧饭做菜。他们的食物仅限于大米和粟米、一些大白菜，有时也有其 他蔬菜和一点儿肉。人们通常都吃一瓣瓣的生蒜。 共产党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社区中心，交由它看管。有时一个月只看见孩子一次 或两次。每个家庭都有织布机，每人都有一个碗、一双筷子、四到五个盛食物的罐子。家里 没有橱柜或是椅子。在冬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将他们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三四件 棉衣 服，一件套在另一件上。在北方，男人和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大多数人都剪着短发，戴着 旧的蓝色棉帽，穿着夹衣和长裤。男人和女人都几乎分辨不出来，有好几次，美国大兵们在 梨树园里参加舞会，当他们打断正在跳舞的两个女子后，才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与男士跳舞。 北方的女人远离化妆品，但在南方，一支口红可以卖到15美元的价格。南方的女人则穿裙子 。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织土布做的。在中国所有地方，农民都从初冬起 就穿上土布内衣裤，直到春天才脱下。 〃迪克西使团〃在阜平度过了圣诞节。尽管主人们都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反对所有的宗教， 但他们还是待之以礼，为美国人准备了一顿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他们送给彼得金的礼物是 熏烤的鸡、土布帽子和围巾、白兰地、一件日本军官大衣和中国人概念中的美国蛋糕。 事实上，共产党人非常细心地对待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很重视它。圣诞前夜，中国 人没有忘记送上正式的祝福。1945年的圣诞夜，使团邀请最重要的一些共产党人出席他们的 晚宴，并请他们看电影。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尽管这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现存的物品里挑 选出来的。1946年的中国新年，伊顿上校收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战区总部努力不忽视这些 远离他们的人。魏德迈将军通过信使的飞机送了一棵挂着装饰品的圣诞树和特别的食物，并 送给每人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共产党人非常严肃，总是彬彬有礼，和善友好，他们也爱笑 和开玩笑。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和他们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与普通 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书店老板、工人和农民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 。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从来没有见到过上层统治者们拿着的沉重的黑色手杖。 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一条更直的路。尽管如此，路程仍有600英里，他们 直到1945年1月23日才回到延安。大部分人步行，因为骑在骡子上太冷了。旅行回来的人们 带了许多礼物和手工制品。其中一件是一枝毫米的步枪，是当地仿造毛瑟枪造的，毛瑟 枪在南方被称为〃总司令〃。它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制造的。他们把铁轨放到机床里加工， 机床由四五个人在一间〃松鼠笼子〃里拉动，他们要操作一分钟，之后由其他人接替。这样 一枝枪的制造总共需要16个人参与进来。 他们带回来的另一种武器叫 〃游击队〃，是一种制造得有些像毫米步枪的一发子弹的 枪。因为枪经常打不准，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奖励赠给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还有〃碎土豆机〃 ，一种小的手榴弹，是专门为妇女和儿童使用设计的。 一回到延安，彼得金就写了好几份报告，详细描述他的考察结果。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 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很多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只需要给一点儿钱就 会充当情报员。让彼得金很吃惊的是，共产党可以在离日军封锁线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 ，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将铁轨制造成步枪和手枪。在这个地方的考察和以前对国民党的了解之 间鲜明的对比也深深打动了他。中国共产党几乎不付钱给它的士兵，这些人可以在闲余时间 做其他工作，他们的收入尽管不太多，但足够生存。共产党的制服很不错，他们士气高昂， 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他们的官员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 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 都在进行买卖。 人们痛恨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他们被用绳子绑着，赶到征兵入伍的中心。有时候他们被押 在监狱里，防止逃跑。〃迪克西使团〃中没有一个人报道说，他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地区有人拒绝服兵役。他们也没看到有军官打入伍的士兵的情况，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 寻常的事。但有时候，包瑞德有理由怀疑，共产党没将所有的事情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一次他和周恩来穿过一个村子时，那个村子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他联想起波特金习惯把凯瑟 琳大帝任何时候经过的俄罗斯的村庄都弄得井然有序。 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 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 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 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 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 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 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 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 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延安生活（6）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 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 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 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 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 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 ：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似的法律执行人员，而这是外界的人通常将 其与压迫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知道，在离他们总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共产 党将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关押在那里。美国人是从一个高个子年轻南斯拉夫人那里知道这个地 方的，一天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出现在他们的住所。他告诉使团，他叫迪米特里·叶拉济 奇（Dimitri Yellcich），在珍珠港事件前，他在北平的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处工作。之后 他离开了北平，开始旅行。大部分时间他是走着去的。他经过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来到延安 ，在那里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一直到他见到美国人之前才被释放。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与使团的人相处融洽，但他从来不谈与共产党生活在一起时的经历。显然他来延安时身体 状况很好，并没有被虐待。叶拉济奇很快就开始工作，成为共产党的机械师。他负责维修 他们的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过于老化，只能用一个烧柴的火炉加热释放的热气来发动它）和 同样老的载人的汽车。叶拉济奇也照料美国人的吉普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机械师。包瑞 德很喜欢叶拉济奇，建议审查他的背景，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务了，但这个建议 再没有了下文。当彼得金和几个美国工程师到距离延安四五十英里的一个油田考察时，他也 带上叶拉济奇一起去。 叶拉济奇担心他的护照的有效性，因为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重庆时，他请求彼得金去苏联使馆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新他的护照。彼得金照办了，向苏联 大使解释这件事情，并把护照交给他。但大使说因为他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护照必须要送 到莫斯科去。彼得金三四个星期后又来到使馆，再次试图完成护照的处理，但他再也没拿回 叶拉济奇的护照，也没有就为什么拿不回护照得到过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 在约翰·戴维斯在〃迪克西使团〃考察的16天里，他非常重视从叶拉济奇那里得到他关于共 产 党的看法。戴维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南斯拉夫人，妈妈是俄国人。他看上去像一个欧 亚人，因为他有蒙古人种的眼睛和不易分辨的肤色。他戴着一顶中国北方赶牲口的人戴的灰 色毡帽，帽子的边长长地垂在脖子后面，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帽舌，两耳也有帽子边遮盖，这 些边都被翻起来，绑在帽子上部。他的外套已经破旧不堪，但戴维斯认为这件衣服曾经是很 时髦的。他穿着棉裤。戴维斯认为叶拉济奇对两种文化都颇为了解。 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尽管中国共产党都不带识别职位的徽章，但官员与民众是有差别的， 官员吃住条件都更好些。不像中国其他军队，这里红军的士兵不会挨打。军队为人民着想 ……他认为是过分为人民着想了。在关于军民纠纷的政策里，民众总是对的。叶拉济奇告 诉戴维斯，日军让整个村子的人为铁路的安全负责，以防止铁路被破坏。当破坏还是发生时 ，附近村子的人就会受到残暴的惩罚。叶拉济奇被八路军和山东游击队的能力深深打动。他 认为如果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有足够的弹药，他们可以切断日军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1945年加入〃迪克西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lfred Hrding）在香港遇 到了叶拉济奇，后者说他正要回南斯拉夫，要帮助中国人建造一口油井。他声称他为此从包 瑞德那里得到了绳索和合成材料C，但哈丁从来没有证实此事。 许多〃局外人〃都对美国派遣团在延安的工作很感兴趣。结果，使团总有许多造访者，多得 让彼得金抱怨不已。一些客人是新闻记者或作家，如哈里森·富尔曼（Hrrison Formn） 和 白修德（Theodore White）。来访的记者可以在美国人住所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也可以 在日军后方旅行。他们需要遵守规矩，如不让政治介入社会活动中。当美联社记者约翰·罗 德里克（John Roderick）借用新年晚宴的机会询问朱德将军对蒋介石〃三点建议〃的看法 时，伊顿上校感到厌烦，而后就发火了。大部分记者在延安待十天到两个星期，这也是通常 飞机前后两次来延安的时间。但罗德里克1945年12月3日到达延安，做一次〃短期访问〃， 却一直待到第二年4月。这让伊顿和他的执行官杨照辉非常不满。 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nn Louise Strong）也惹恼了伊顿，因为她要别人迎合她 。在她到达的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的秘书长杨先生（译者注：杨尚昆）来到她的窑洞，与 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谈完后，她指挥杨尚昆和杨照辉少校一起搬家具。这给 人的印象就是，尽管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在她的意念里，还是把中国人当成苦力 。杨少校发现，斯特朗在延安的20天里只洗了一次澡。
延安生活（7）
除了那些到延安参观者的女朋友外，像安娜·路易斯这样的女作家是这个地方惟一的非中 共妇女。共产党对他们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即使是对像弗雷达·阿特利（Fred Utley） 这样一位供职于《读者文摘》并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的人，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另一位女士 ，坎贝尔夫人从重庆飞过来，就坐在周恩来旁边。她不知道周恩来是谁，就评论说，〃这些 共产党人是一群笨蛋〃。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在延安各景点游玩，打野鸡，或是像第312 蜘蛛飞行大队（312th Spider Wing）的兰道尔将军那样，取悦自己的女朋友。不论 他们是 什么样的身份，彼得金总是发现他们的到访是麻烦事。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军事重要性的人 打乱了他的常规生活。他们要带着客人们参观这个城市及各个景点，客人们通常还要去商店 购物。不一会儿，彼得金就会安排非常详细的巡视活动。参观者们对军事活动越是不感兴趣 ，彼得金的参观计划里这些活动就越多。 尽管延安的地形限制了参观者，而骡子又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人并不限制这些参观者 和上述记者的活动。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富尔曼在此给人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大 约300磅重的记者的确把骡子都压垮了。 有时，派到使团的人也像前来参观的人一样，让指挥官感到厌烦。其中一个是与英国首相有 亲戚关系的温斯顿·丘吉尔·格斯特（Winston Churchill Guest），空地救援组的一个美 国人。格斯特非常渴望越过日军封锁线去看看，但彼得金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身高六英尺六 英寸，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而他天生随随便便的性格使他不那么适合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 。 后来被称为伯克勋爵的林迈可（Lord Lindsey of Birker）博士并不是使团的成员，但他经 常与使团一起活动。林迈可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他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生活，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另外，他还教 游击队如何炸铁路。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通讯技 术主要顾问。林迈可并不声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纲领的极大认同。 另一个与〃迪克西使团〃相处融洽的有趣的人是马海德。马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乔治·海特姆（George Htem）。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查佩尔山（Chpel Hill） 的一所医学院上学，后来他遇到麻烦，去了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斯诺，并跟他 一起来到中国。他遇到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并与她结婚。尽管他从来没有完成过正式的医 学课程，但他开始行医。〃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期间，马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是充 当〃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尽管使团中许多成员都能说流利的汉语，共产党人总还是需要一 名翻译在场。马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但中国人接受了他，并把他当成自己人。 马医生与记者和乘飞机出入延安的外交官都亲切交谈，并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提供了关于共 产党思想的有趣的观点。例如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白修德，共产党人害怕英国人。他说他 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蒋介石把中国南方分割成旧的势力范围。在马看来，共产党希望逐步发 展，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妥协，以此阻止把中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白修德和戴维斯在延安期 间，马被派过来帮助他们，周末才回家。戴维斯猜测，与美国语言和美国式的活跃气氛、香 烟、夹克衫和美国大兵的靴子的亲密接触，使马医生想美国了。 战后马医生留在中国，成为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之一，并成为民族英雄。他在战后事业中 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一个计划，使中国战胜了麻风病和性病。 马医生并不是作为医生前来帮助〃迪克西使团〃的。他更多是作为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 个与美国人有共通之处的非正式的联络人。使团最初的医生是梅尔文·卡斯伯格。卡斯伯格 在 1944年5月遇到当时在重庆的医院治疗肝炎的包瑞德。两人成了朋友。包瑞德问卡斯伯格是 否愿意参加由他带队去延安的团队。卡斯伯格觉得这可能会是有趣的任务，于是同意去。使 团一建立起来，包瑞德就告诉卡斯伯格，他在满足使团的医疗需要之余，可以做他愿意做 的事。卡斯伯格很快就发现延安的中国医生非常出色，于是将他的医疗工作交给了马医生 。他还帮助马医生照料患有支气管炎的毛夫人。卡斯伯格送给马医生一套军队的医生制服， 后来马将这套制服放在一个博物馆里。 卡斯伯格向包瑞德要求更多的任务。包瑞德允许他考察附近中国人的医疗情况。指挥官 让他观察当地人的医疗设备，并判断如果美国设备可以被带进来，他们是否可以使用。 首先，卡斯伯格考察了延安附近的地区。他到了医学院，见到了医护人员，并尽力评判当地 的医疗水平。之后，他告诉包瑞德，他完全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诊断他们的病人的，也不知 道光坐在延安的椅子上，是怎么处理军队的医疗问题的。要弄清楚这些，他需要跟随共产党 的军队一起上战场。包瑞德很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卡斯伯格，因为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他 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关于士气和其他他感兴趣的事情的答案。于是，卡斯伯格带着一名翻译 和一名赶骡子的人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日军占领区时，他们又增加了两到三个熟知地形的人 。有一次，一些蒙古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蒙古人穿着平底凉鞋，骑着小马。如果他 们有时骑着马跑在前面，他们会在马上转过身，两腿悬空晃动。蒙古人的这种冒险让卡斯伯 格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悬赏捉拿他。
延安生活（8）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区。他有时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独。 他帮助撤退伤员并照料他们，也给中国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对病人进行护理。卡斯伯格 也同一些记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urice Votw）、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el Ep stein）和在他之前几天来到日军封锁线后的哈里森·富尔曼。 当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时，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由包瑞德将它送到中缅印战区总部。报 告中除了卡斯伯格关于医疗情况的专业考察外，还有一份中共军队进攻一个日军占领的村庄 的记录。卡斯伯格还向马医生和八路军指挥将领叶剑英阐述了他的观点。当他说到他在旅 途中所看到的医疗系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时，他们都被逗乐了。卡斯伯格认为，他所看到 的医护水平有巨大差异，因为一些医生是在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l College） 接受训练的，而其他的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就很一般了。当医学院的教授离开时，他随 身带走他的设备，因此有时候一所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剩下。 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将伤员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显无法救活的伤员。他 希望他们将一些受到更好训练的医生安排到离前线近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对治疗提出建议 ，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药物，只能靠医生使用鸦片来治疗。他也建议增设一些特别的救济医 院，少数有专长的医生就可以为更广地区的人服务。卡斯伯格看到，当这样的医院建立起来 时，医生们在一些窑洞里工作。一个设在战场附近的小型战地医院会占用大约12个窑洞，伤 员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内被送到医院里。门很容易被搬动，在危急情况下，门被卸下来放 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转往山里躲藏。护士们拿起枪，埋好地雷，骑上马，开始上路 撤离。护士们也会架起大炮，藏在战壕里，从那里她们可以控制公路。 在卡斯伯格离开后，朱利叶斯·伯米朗兹（Julius Pomer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团 长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卫生条件，与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对 他的职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伯米朗兹计划为当地医院做一些事，他 认为这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而且美国人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当地医院。使团中的一些人害怕生 病和到当地医院去接受治疗。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阑尾炎时的情况。彼得金总 结说，使团的人在美国医生面前会感觉好一些。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在多次医疗危机中帮助了中国人。例如，1946年1月爆发了一次传染性 脊膜炎。当地医疗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迪克西使团〃当时也没有常驻于此的医生了，因 为卡斯伯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已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杨照辉作为伊顿不在时的执行指挥 官，提供了磺胺嘧啶，并向上海发电报，要求送100单位的盘尼西林过来。他还把所有在延 安的使团成员都隔离起来，因为当地中国人中已经有18例病例，其中两人死亡。杨照辉请求 美国医药帮助共产党并不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经常通过美国飞机运过 来。 卡斯伯格和马医生并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国医生。那里还有汉斯·米勒（Hns Mueller）、一 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阿洛夫（ndre Ykovlevich Orloff）的俄罗斯人，以及一 个奥地利犹太人傅莱（Fry）。傅莱于1942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都没有 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文化，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 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 尽管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 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 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阿洛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被召入俄罗斯军队。他在诺门汉（Nomnhn）湖工作过 ，并参加了芬兰战役，1942年他被批准离开三年，之后飞抵延安。他并不与〃迪克西使团〃 的人接触，但卡斯伯格能在医院见到他。一次卡斯伯格问他觉得穿着军靴在外国的感觉如何 ，阿洛夫回答说，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 Kuo Li）和孙平（Sheng 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 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 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 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 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 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 要的人 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 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 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 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 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no 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 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 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 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 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延安生活（9）
当杨照辉任〃迪克西〃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穿过已经涨水的河，回到美国人的住所。结果他毫无准备地参加了俄罗斯人晚上的聚会。他们吃着精美的食物，有俄式的 茶炊和白兰地酒。当杨照辉小口啜饮酒时，俄国人笑了起来，并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他所 做的不是苏维埃式的。他们解释说，苏维埃式的意思就是一口干掉杯中所有的酒。杨照辉说 ：〃那好吧，为了保持美国政府的荣誉，我就以苏维埃方式喝酒。〃他照办了。接下来是白 酒，还是用平底酒杯，以苏维埃方式喝掉。后来还有法国白兰地。然后下起雨来，杨照辉和 杨尚昆来到后者的窑洞。杨照辉觉得自己证明了美国人也不是娘娘腔的。 1946年1月7日，两架俄国飞机飞抵延安。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向美国人做出解释。美国人猜测 飞行员住在共产党人的宾馆里。飞行员身上挂着漂亮的勋章，他们断然拒绝了让〃迪克西〃 的成员给他们拍照或是给他们的飞机拍照。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前来接伊顿赴重庆与马歇尔见 面的C…47的旁边。但当俄国人准备要走时，伊顿命令杨照辉到C…47里，透过一扇窗户把俄 国人的飞机照了下来。 一次，一名厌倦了内战的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他的轰炸机叛逃到了延安，在机场着陆。共产党 人用人力把他的飞机推拽到了一个山谷，试图把它藏起来。但几天后，一架战机飞来，在机 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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