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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谍海”
俄国的冬天果然加重了毛姆的肺病。他回家后发了烧，医生敦促他尽快去疗养。但是唐宁街催得更紧，召他出席一次紧急会议。怀斯曼也坐在与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毛姆把一份书面报告呈给官员们。当怀斯曼应邀宣读完报告后，毛姆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是去罗马尼亚。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情报处打算派一名特工去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媾和之举。毛姆很奇怪他们对他竟如此信任，他受宠若惊，因为他依然认为俄国之行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意见，决策者们收回了成命，反而劝他去休养。毛姆离开他们时，被这种出乎意料的关怀深深感动了。 在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毛姆叙述了他是如何学会秘密接头、清除痕迹和把报告偷送出境的；谨慎而自豪地回顾了他的谍报活动。在回忆中，他觉得，对一切情况，乃至叛变出卖都可能习以为常。但是，战争对他来讲就像他所经历的大多数危险一样是虚假的。他留给读者的遗产便是艾兴顿系列小说。 二次大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代号“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给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确地表示毛姆并不特别有用： 说起萨默塞特·毛姆，他是我们在处理BSC（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档案材料时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反纳粹战争中，许多志愿服役者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间谍机构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当间谍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报效国家。很少有人喜欢这一行。他们之所以干上这一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传《一个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后来指出他们并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欢默默无闻。  
戈培尔的预言
艾兴顿是第一个非英雄式的间谍。后来的非英雄式间谍人物形象有莱恩·德顿笔下的哈里·帕尔默和约翰·勒卡雷笔下的斯迈利。艾兴顿像毛姆一样为不快所困扰。他神经紧张，悲观厌世，四处游历，寻欢作乐：他嗜好享受佳肴、阅读、火车旅行和热水浴。在日内瓦，艾兴顿像毛姆那样担心自己被捕，但却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脱。艾兴顿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报处特别重要的角色。其实，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样平淡无奇。 艾兴顿的公务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样定期召见手下的间谍，发放薪水。有时候他会雇佣一个新手。他收集情报，经核实后送往伦敦。每周他去一次法国边境，与同伴接头，接受命令。逢上赶集，他会去见一个卖黄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来自日内瓦湖对岸的消息。总而言之，他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工作。 艾兴顿是一个文化人，对画展和看戏比对他不太在行的谍报活动更有兴趣。从《金小姐》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冷面上司R招收他当间谍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经历： 他向艾兴顿提出了好些问题，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他具备进行特务活动的特殊素质。艾兴顿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他的职业是极妙的掩护。他可以借口写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讲到这里，R说： “要知道，你必须去收集对你的工作有用处的材料。” “我很乐意。”艾兴顿说。 艾兴顿喜欢打桥牌，尤其以品尝美味为乐。他还热衷于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尤其是R的丑。 毛姆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冲突就很像短篇小说《大使阁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礼仪和令北极熊也寒彻心肺的冷淡态度接待艾兴顿的情况。大使对艾兴顿说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专用密码拍发你的电报，而且密码电报一到就得马上转交给你。我想密码你已经拿到手了。” “我希望电报不会常有，阁下，”艾兴顿答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密码译来译去更讨厌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许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从艾兴顿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执行俄国使命的旅伴之间的关系： 他感到迷失在广袤的俄国，孤孤单单只影飘零……忽然有人敲门。艾兴顿高兴地用他学来的几个俄语单词嚷起来。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 “进来，进来，”他嚷道，“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走进来三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乘的也是从旧金山驶往横滨的那班轮船，但是根据指示他们不得在途中与艾兴顿联系。他们是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在美国的捷克人，他们被派来协助他完成使命。他们将替他联络上在俄国犹太人中有绝对权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兴顿都很了解上司的麻木和虚伪。当艾兴顿奉命下令破坏一家奥地利兵工厂，因而导致屠戮大批无辜的人时，他反省道： 大人物们当然不愿和这种事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们准备从闻所未闻的无名间谍的行动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却对肮脏的工作闭上眼睛，而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干净的双手放在心口上，庆幸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在《艾兴顿》1941年版的简介中，毛姆讲到二战中戈培尔曾在广播里预言：艾兴顿系列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残酷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无疑是对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真实写照。毛姆成功地再现了早期英国情报机关里盛行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艾兴顿》对战后间谍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比《沙滩之谜》和理查德·汉内的爱国冒险活动都要大得多。埃里克·安勃勒，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和莱恩·德顿都塑造了困在一系列情报活动规则中的常常玩世不恭的中年主人公，可是在所有虚构的间谍小说中，艾兴顿的冒险生活最接近他的塑造者的真实经历。  
约翰·巴肯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大权在握的人》《绿色斗篷》《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三名人质》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 《绿色斗篷》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 巴肯出生于1875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获得过斯坦厄普论文奖和纽约迪盖特奖。曾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被派往南非，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富于超想象力，制造恐怖悬念的大师。 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MI5（军情5处）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MI6（军情6处）后来也以相同的方式成立。  
闯荡南非
约翰·巴肯是个才智超群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他的特工生涯，生动的描述给情报机构抹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致吸引了不少英美作家涉足谍海。 1875年巴肯出生于佩思的一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庭，是皮布尔斯郡布劳顿·格林地区的牧师约翰·巴肯的长子。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布拉斯诺斯学院受过教育，在那儿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1897年他获得斯坦厄普论文奖。1898年获得纽约迪盖特奖。19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同年担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那时米尔纳勋爵是派往南非的高级专员。在这个岗位上巴肯卓有成效地干了两年。米尔纳勋爵对英帝国的使命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在国外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如1890年至1892年在埃及任财政次官，1892年至1897年他在国内担任英国国内税收委员会主席，1901年布尔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他出任南非高级专员；同时他忙于招募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因为他计划改组南非德兰士瓦和奥林奇自由省。他对他的同事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说： 我需要年轻人……这会有一些风波的，对小伙子们，对牛津大学，对工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会有不少议论的……可与经验比起来我更看重智力和性格。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弄不到，不管你给他多优厚的待遇，都不能使他们为之心动，并放弃手头的工作……不！我将离开这儿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走的时候打算把大量工作托付给年轻人。 巴肯是由《泰晤士报》的利奥波德·埃默里正式推荐给米尔纳勋爵的，但那时他已小有名气，这位年轻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结识了圣洛·斯特富奇（《观察家》编辑）和阿斯奎斯，他们对他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他在米尔纳勋爵的“幼稚园”内的工作因而得到了保证。一到了南非，巴肯就全身心地投入米尔纳的工作。1902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工作五花八门，如同杂乱的陆海军军需品。这星期我参加讨论了一项法律委托业务，起草了数份公司成立规划书，组织落实了难民营，建立了两个新殖民地，查了一支非正规军的账目。这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只是肩上的担子稍微重了点。当我能把许多工作移交给各部门去办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 不过巴肯觉得工作极富有刺激性，对他来说，这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他长途跋涉，走进灌木丛林。当起航回国的一刻来到时他深感遗憾。  
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
1907年7月，巴肯与苏珊·格罗夫纳喜结良缘。苏珊的父亲是伊伯里勋爵的儿子、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兄，也是惠灵顿公爵的外甥，所以他们有许多名声很大的朋友和亲威。婚后巴肯当上了T·纳尔逊出版公司的编辑和文学顾问。该公司指望他能使出版业务有所改观。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当代文学修养，而巴肯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又获得了主编《苏格兰评论报》的机会。他决心将这份报纸改为苏格兰《观察家》报。他开始吸收一些有名望的人为该报撰稿，其中包括R·B霍尔丹、伊莱尔·贝洛克和学者安德鲁·兰。他自己也定期写些社论。这段时间巴肯夫妇活跃在伦敦社交界，巴肯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苏珊常去伦敦经济学院听讲座，并在个体服务联合会工作。她还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要求在宪法上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尽管这些活动占据了她许多时间，但她还是坚持学习希腊语。为此巴肯写下这样两句诗： 济贫争权为选举， 驿车遗书希腊语一次她把随身带着的希腊语语法遗忘在车上。。 1908年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出生，1911年他们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第二年巴肯成为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年轻的家庭过早地获得了英格兰长老会颁发的代表着权力的证书。他们与斯特雷奇夫妇和埃默里夫妇共进午餐，米尔纳和霍尔丹经常出席他们的家宴；他们也会见休·沃尔波尔和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的画像》等。，这两位作家抱怨巴肯的文学趣味——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品位不高，劝他重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 巴肯已写作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政治理论著作。191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普雷斯特·约翰》。但他对当专业作家不感兴趣，他是这样解释他拒绝陪同沃波尔出席皇家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宴会的：“我确实不愿出席这类闹宴。我喜欢和作家聊天，但这是在私下单独见面的时候。云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像牧师集会一样令我感到恶心。”1912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集《不落的月亮》，作为一名作家，这部短篇集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想像力。但他仍无意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当时他更热衷于政治。1911年他被选定为皮布尔斯郡和塞尔扣克郡的英国保守党候选人，尽管他出生于自由党家庭。但他旺盛的精力很快消耗完了，1912年医生要他卧床休息，改变饮食结构和戒烟，没人能确切地诊断出他究竟患了什么病，但胃痛一直折磨着他。 由于不得不躺在床上，巴肯开始构思他最扣人心弦的具有独特氛围的小说之一《大权在握的人》，此书由威廉·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于1916年出版。 1914年夏天，巴肯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起因主要是家庭问题，艾丽斯正动乳突炎手术，他妻子的一些亲戚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这只得由巴肯出面来解决。8月他们一家在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尔斯买了一幢房子，为的是让艾丽斯静心养病尽快康复，巴肯也能找到一份宁静，但他安定不下来。他得不到休息，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英国已对德宣战，猖狂的间谍活动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巴肯急切地想参军，但得不到批准；极度的沮丧使他开始写第二部“恐怖小说”——《三十九级台阶》。  
最年轻的少将
巴肯塑造的理查德·汉内这个著名的角色是基于他在南非遇见过的埃德蒙·艾恩赛德中尉这个人物原型。艾恩赛德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叫廷尼，他实际身高6尺4寸，多才多艺，能讲十四种语言。布尔战争中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许多。1902年他亲自护送斯马茨将军前往弗里尼金出席和平会议。他还从事情报工作，他十分适合干这一行。艾恩赛德伪装成布尔人的运输司机，讲一口极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让人看不出丁点儿破绽，甚至能骗过地道的布尔人的眼睛。他和手下的布尔人随同一支德国讨伐军镇压过两个南非的赫雷罗部落。不可否认艾恩赛德也犯过一些低级错误——虽然人们不得不认为这是些处于战争状态之下的英国绅士通常都会莫名基妙地犯的错误。幸亏是他们这些家伙犯错误，要不然会更糟。譬如他不拘小节：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在艾恩赛德的一条狗的颈圈上发现了他的真实姓名。为了摆脱这十分被动的局面，他靠智慧成功地蒙混过关，终于在迅速撤回南非之前获得一枚德国战斗勋章（1937年在被介绍给希特勒时，他非常得意地炫耀了这枚勋章）。所有这些都是那种令巴肯激动不已的素材，在汉内身上他打算塑造一位有各种探险本领的喜爱运动的英国特工人员。 1914年勇敢的艾恩赛德第一个在法国登陆，随后他一直呆在西部战线，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他被派去指挥进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联军；以后又去匈牙利执行一项情报任务，在那儿他和其他人一起负责绘制匈牙利边境地形图。他也参与领导了联军在伊斯米德半岛阻止一场将要发生的土耳其人暴动，并率领部队在北波斯防止布尔什维克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些冒险行动结束时，艾恩赛德被提升为少将——成为英国军界中拥有这一军衔的最年轻的一位。 汉内与艾恩赛德的区别在于汉内是被动地卷入冒险活动；而艾恩赛德则是受命执行任务。体现艾恩赛德的性格和功绩的素材极其丰富，以致巴肯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他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恩赛德将军非常关注发生在英国的间谍活动。在1940年7月调任英国国民军总司令之前不久，他发出警告：“很明显有些人已为‘侵略者’准备好了机场”。这一警告促使情报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 英国有间谍活动。任何人如果认为不存在这种活动，或者觉得“不会在这里发生”，无疑是中了间谍设置的圈套。间谍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相信不存在这种活动。在其他国家，当时机成熟，很多受人尊敬的、待人十分友好的公民竟被发现是间谍。 巴肯在艾恩赛德的记忆中可能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但我们都是苏格兰人”。在南非时他们经常交谈，巴肯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给艾恩赛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没有信件往来，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他们经常见面，就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1940年巴肯去世。巴肯的儿子特威兹穆尔勋爵回忆起父亲时说过，汉内这个人物主要来自于艾恩赛德。他还补充道，巴肯的其他人物角色大都是取自两三个生活原型的混合体，体现的通常是好几个真实人物的冒险活动。  
《三十九级台阶》
汉内这个人物不是完全取自艾恩赛德以及他的英勇业绩。巴肯完成此书时已39岁，许多背景材料和看法来自于他对金色的青春时代的深情回忆：漫步于盖勒韦山间小径，垂钓于肯尼特河畔，在牧羊人屋内度过的良宵，一次次的政治会议，这些都是巴肯自己亲身的体验。《三十九级台阶》（1915年）里的一段描述就是他对自己青春年华的缅怀： 春天，一个壮丽的黄昏，一座座山冈轮廓鲜明，宛如一块块切割而成的紫晶，空气中弥散着泥塘根茎的怪味儿，然而清新如同海洋的气息，它对我的情绪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影响，我感到实实在在的轻松愉快。我似乎是一个在假日外出踏青的小男孩，而不是一名被警方追捕的已度过二十七个春秋的男子。 一群撕下假面具的反面角色呆在城郊的一栋小屋里，一条三十九级的台阶通往海滩。这场景完全取自于布罗德斯泰尔斯的一幢房子，1914年夏天，巴肯正是在那儿休养。这幢房子有一条相似的台阶。 在《三十九级台阶》中，汉内阻止有关英国舰队部署的绝密文件落入德国人手中，为此他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开始像巴肯那样出入于上层社会。在《绿色斗蓬》（1916）里，汉内阻止德国军队利用伊斯兰教徒的狂热情绪。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1919）中，汉内把自己伪装成和平主义者，从而摸清了一名以开明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德国高级间谍的底细。在《三名人质》（1924年）里，他和曾在《绿色斗蓬》中出现过的桑迪阿·巴思诺斯一起与国际罪犯展开搏斗。十一年以后（文学上的表述），当汉内由于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被授予爵士称号时，他又卷入了一次名为：“羊岛”的探险活动。在《羊岛》中出现了一个勾起他对南非往事回忆的人物。 不过汉内有些地方缺少些感染力：他缺乏幽默，打架时嘴里嚷个不停，还常常为自己的胆量烦心，怕自己缺乏勇气，有一次他甚至称自己为“狡猾的懦夫”，不过到头来他从未真的害怕过。他不会支配人，但在执行秘密任务过程中能战胜不利因素，因为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擅长破译密码，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他在这个风险极大、专业老手出没的间谍世界里竟能干得如此出色。和艾恩赛德一样，汉内是个化装大师，在一些反映宗教道德思想的小说里，他以牛奶工、修路工、汽车司机和旅游者等各种面貌出现。在其他小说里又扮作电影制片商和士兵。他很晚才近女色。除开两次转瞬即逝的罗曼史，他只对一个名叫玛丽·拉明顿的专业女特工感兴趣，最后他同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喜结良缘。 汉内的英雄品质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他是一个服从命令、有责任心的人。汉内有着学者和诗人的描述能力，但他只会在战场上指挥人马——一旦离开战场他就显得不老练了，有时甚至非常天真。 仍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养病的巴肯发现现在天天都有他朋友死亡的消息，他为自己不得不这么干坐着而深感遗憾。1915年春天，当他恢复健康时，《泰晤士报》请他当战地记者，他欣然接受。他已39岁，早就过了服兵役的法定年龄。 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巴肯一直干到卢斯之战结束，随后在外交部工作了一阵子。1916年他被委任为军事情报部官员。这一年陆军部和外交部都给他下达了不少任务。外交部要他在生活上照料前苏联代表团。最后一个日程安排是带他们去斯卡帕弗洛。他在情报部的官衔是少校，直接受查特里斯将军的指挥。以此资格他还在法国的总司令部作短期逗留，有时受命陪同来访的贵宾巡视前线。他的任务之一是采写萨默战役第一阶段的宣传报道。9月，里格将军要求外交部将巴肯的逗留时间延长到年底，这样他能重返总司令部，继续写萨默战役的总结报告。可这时他原先怀有的战争热情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截然不同的厌恶情绪。他旧病复发，胃痛加剧，最后诊断为胃溃疡。  
当代骑士
在1916年出版的第二部汉内惊险小说《绿色斗篷》里，巴肯引入了举止最为古怪的主人公桑迪·阿巴思诺特。他的原型是奥布里·赫伯特。巴肯是在牛津大学与赫伯特相识的，他那与众不同的奇异个性对巴肯特别有吸引力。他还在埃克斯穆尔·赫伯特的家与他一块儿度过一次假。 当巴肯在布罗德斯泰尔斯一边疗养一边写作时，赫伯特已设法参加了爱尔兰卫队，当了一名翻译官；后被德国人俘获，但伺机逃脱了。他早在战前就已有许多年的冒险经历了。他周游了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是卡那封勋爵的同母异父兄弟，卡那封勋爵是1922年挖掘图坦克哈穆姆墓地的两名探险者之一。赫伯特也是下议院中的托利党议员。他不仅在1922年受到流亡在美国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邀请，让他领导由他们组建的一个团，而且还两次被推上阿尔巴尼亚的王位。L·E·琼斯在他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一书（1956年出版）中写道： 奥布里的生活充满浪漫情调，每一位少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诗，他会给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写诗。激情在他胸中蕴动、奔涌、沸腾。不管奥布里的脑海里呈现出什么，他总能找到表达它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一句格言，更多的是一些诗句。他喜欢语言，就像有些女人喜欢珠宝一样。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女人收藏贵重首饰那样缄口不语。他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只要你想了解。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言无不尽。他不仅思想浪漫，而且见解独特，想像力丰富，所以一开口就能吸引住人。他的行为与他惊人的想像力是一致的。他是个怪才。 对赫伯特这个人物，巴肯无需发挥创造力。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没有一个原型人物比他更适合于在巴肯的小说中担任一个角色了。他能和艾恩赛德讲同样多的语种。他虽然是个贵族，但他常常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而且不断资助受苦人。在加利波利半岛，他成功地促成了双方的停战，从而数千具尸体得以搬移并入葬，但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他的声望由于他拥护一项经谈判已达成的和约而一落千丈。 在《绿色斗篷》里，桑迪·阿巴思诺特最初的几次冒险活动与奥布里·赫伯特战前在阿尔巴尼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冒险经历极为相似。该书的高潮是俄国人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得了欧泽伦市，而这一内容完全取自于1916年哥萨克人经过激战攻克该市的真实事件。桑迪·阿巴思诺特这个人物比理查德·汉内奇特的多，他的行为常常十分古怪。在《绿色斗篷》中，汉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敬畏心情描述了这位把自己打扮成某些狂热的宗教舞蹈演员的领队的阿巴思诺特： 他身材颀长，身披兽皮，光脚穿凉鞋，一条猩红色的布缠在肩头，一顶飘有尾巴的皮帽，严严地压在眉梢上。他踏着单调、刺耳、怪异的音乐节奏，模仿野兽狂乱地跳跃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绿色斗篷》中的外交官员沃尔特·布利凡特爵士以同样适用于奥布里·赫伯特的语言描写了阿巴思诺特： 他骑马穿越也门，白人以前从未有过此举。阿拉伯人让他通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一定疯了，纷纷说，无须他们费心，真主会惩罚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全是他歃血为盟的兄弟，他也常常插手土耳其政治，并获得极高的声誉。 1923年9月，赫伯特去世，巴肯悲痛欲绝，他认为赫伯特是惟一继承中世纪骑士风范的人，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将刚柔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人。  
跨国界行动
1917年初，巴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两个小时的手术是相当成功的。医生再次嘱咐他休息，他却借此机会笔耕不辍。1917年2月9日，由米尔纳撑腰，劳埃德·乔治任命巴肯为宣传局局长——这对一名病人来说，并不是一份合适的差使，但巴肯喜欢快节奏的工作。他的工资是每年1000英镑，然而他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在“出版总部”的名下，陆军宣传局、中立报刊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新闻局三方既不情愿、又不愉快地合并了。糟糕的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大楼里办公。巴肯为了使手下的人有事儿干，不得不定期拜访这几个部门。那时候，“宣传”两字在英国政府眼里是卑鄙的同义词。大臣们大都认为，应该单从实际行动来评价一个国家。为了使这些大人物放心，巴肯坚持不捏造事实，不夸张事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传达事实的政策。巴肯还负责将业务范围扩大到美国新闻界，使英国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进展也能在美国得到准确的反映。 巴肯的部门不仅仅采取借助汽球将传单散发到敌方的简便行动，而且还安排通过荷兰和瑞士秘密运送宣传小册子和传递消息的活动。为此，巴肯越来越直接地同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了。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已进入了他自己虚构的世界，在那儿他能充分利用自己十分活跃的想像力——一个米尔纳向劳埃德·乔治推荐巴肯时没忘了介绍的特点。 偷运小册子的结果是使巴肯认识了海军情报部的雷金纳德·霍尔爵士。巴肯乐意进行这种接触，因为他一直很钦佩霍尔处长以及他手下的人。《绿色斗篷》里布伦基隆说的话很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假如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而且有权选择助手的话，那我肯定会请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帮忙的。”现在巴肯自己也使用特工人员了。他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他常常去白金汉宫，因为王室成员开始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定期听取有关各国对英国的看法的汇报；下午他要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然后同劳埃德·乔治有一个不短的碰头会；完了还要同特工人员交谈，通信联系，一直忙到深夜。1917年7月3日，巴肯收到利奥波德·埃默里的一封赞扬信。埃默里那时已任战时内阁的助理大臣。他在信中说，虽然泄漏战时内阁会议内容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但他认为如果他私下让巴肯知道他每周的情报工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话，这没有什么要紧。 巴肯的传记作家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觉得应该将巴肯的一些公开的情报活动与任何可能涉及秘密情报的活动区分开来。她对巴肯直接参与秘密情报活动表示怀疑，但巴肯的儿子约翰·特威兹穆尔非常肯定地说他父亲参与了特务活动，尽管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珍妮特也承认，由于巴肯频繁地与雷金纳德·霍尔爵士接触，那他了解许多秘密情报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活动是由T·E·劳伦斯和奥布里·赫伯特这一对极有魅力的人前往库特执行的秘密任务。  
秘密谈判
1915年7月，拿下纳西里亚之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这意味着此战役的原定目标已经实现——将土耳其人从阿瓦士赶了回去，并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样英国在波斯湾的油田就安全了，威望又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恢复。遗憾的是当他们攀上成功的顶峰之际，其他问题又出现了。英国军队受到食品短缺、疾病蔓延等问题的困扰，而且炎热的夏季和当地人的不合作使英国士兵们的体力严重不支。印度远征军司令尼克松将军在应该后撤休整部队的时候，却决定向巴格达进军。受骄傲自满情绪的驱使，加上得不到来自印度的明确指示，他决定继续进逼，尤其是在印度许诺——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医药用品和增派援兵的时候。1915年11月，英国军队在巴格达城外的特西丰战役中严重受挫，汤森德将军——指挥官之一率部队被迫撤回库特。这时汤森德将军犯了错误：他决定驻守该城，抵抗土耳其人围攻。 当一条救援船不仅未能冲破封锁线，而且还被缴获时，形势更加恶化了。于是要派人去完成一项同土耳其人谈判投降的绝密使命。陆军部提议派奥布里·赫伯特前去谈判，T·E·劳伦斯上尉——在更多的场合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也从阿拉伯局借调出来助一臂之力。赫伯特觉得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不妥，因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他知道土耳其人看重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汤森德将军应该较为明智地直接与对方谈判。不幸的是在猛烈的围攻下将军变得很不冷静，于是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4月29日，奥布里·赫伯特、“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武装司令部的情报组长比奇上尉三人开始了同土耳其的谈判。他们卷入的冒险活动是值得巴肯记录下来的，也确实启发他写出了像《绿色斗篷》那样的小说。 赫伯特·劳伦斯和比奇被蒙住眼睛，“手拉着手朝壕沟走去，不时碰撞在他人身上和拐角处的墙上，令人难受的汗水直往下淌”。他们走出壕沟时，蒙在赫伯特眼睛上的手帕已成了一块“绷紧了的湿布”。当他们终于收住脚时，发现接见他们的是军队指挥官之一——贝基尔·萨米·贝。贝基尔体魄强健，且快活有趣，他盛情款待了他们，拿出了紧缺食品、咖啡和酸乳酪。如赫伯特所述，他十分诚恳地问，还有什么他能做的。 我们坐在那儿，浑身冒着热汗。他对我们说，他非常热爱英国，现在依然如此。当我们走时，我说，他让我们“开了眼”，我们扬了扬那块蒙眼湿布，随手放入自己的口袋。他大笑道：“不，不，既然你们选择了军人这一残酷的职业，那你们就不得不再蒙上它走几英里路。” 虽然赫伯特为库特的战俘谈成了几条宽大的条件，但协议很快被破坏了，因为土耳其人对战俘进行了抢劫，体罚，还让他们挨饿。结果死亡人数达百分之七十，尽管有一阵子官方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青云直上
巴肯发觉创作惊险小说可能是减轻他目前工作压力的最佳办法了，但问题是现在他一直“浮”在上面——听不到“汉内”的呼声了，情报部门里连“一般的争吵”也没有，而有的大都是名符其实的勾心斗角。沉闷的权力走廊里连一丝清新的空气也吹不进。巴肯的工作直接由首相劳埃德·乔治负责，但他现在难以与首相取得联系。1917年9月，他无法忍受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的封锁和难以与首相接触的现状，请米尔纳以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出面干涉，将他的部门置于他能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之下，从而改善互不通气的状况。米尔纳立即作出了反应：爱德华·卡森爵士，另一位内阁成员受命代表内阁对方针政策进行把关，而巴肯仍然负责行政工作。事实证明这一变动并未给工作带来多大方便，巴肯觉得自己仍然被关在门外。最后，情报部成立，并接管了这一部门的大部分工作。这样情报部部长就可以在下议院里支持该部门的工作了。对敌宣传局在莫思克利夫的领导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情报部长。巴肯当上了情报局长，从而进一步深入了理查德·汉内的世界。 巴肯对比弗布鲁克颇有好感，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忙，但发觉工作十分令人满意。比弗布鲁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学。总之，我的日子比去年过得自在多了，因为我现在得到了许多帮助。” 原先当宣传局
(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4/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