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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一套他不真有资格穿的制服，显得英俊潇洒。宾厄姆曾这么评价他： 奈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他喜欢动脑筋，想办法，点子多。我们都愿意铁心跟着他。当炸弹倾泻而下时，他像母鸡爱护小鸡那样，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尽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不一。  
在占领区
宾厄姆拿着400英镑的年薪（不用付税，因为军情五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在奈特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作为一名情报官去了德国的汉诺威。他的任务是调查数百名值得怀疑的难民，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悠，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对汉诺威的最初印象生动地描绘在他的日记中： 一幅灰蒙蒙的凄凉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碎石破瓦堆积如山。一切都是灰濛濛的…… 许多大楼的窗户都已没有了玻璃，炸弹炸裂了屋墙。幸存的住宅从屋内伸出一截临时用的烟囱，以此证明里面有人居住着。 宾厄姆注意到，过路人都用茫然若失的目光盯着他，里面没有仇恨，也没有好奇。假如他同他们说话，他们会用一种绝无个性色彩的方式，礼貌而又诚恳地作出反应。有些男子穿着破旧的德军制服；有些女人穿着用撕下来的纳粹旗帜做成的红裙子，给人一种哀婉凄楚的感觉。商店里食品少得可怜，而棉布、缝针、梳子、剪刀等已绝迹。火柴每月配给一盒。外衣大多是用染过色的旧军毯改做而成的。煤已停止配给。至于对军政府的态度，人们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既充满了怨恨，又流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无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宾厄姆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为了研究各种公文忙到凌晨3点，其中包括许多涉及俄国占领区的情况和被莫斯科当局怀疑在向英国或美国传递情报的人的命运问题。俄国人逼迫对象“开口”的方法之一，是臭名昭著的“瓦瑟尔卡策尔”法，即在冬天，每隔十分钟往受害者赤裸的身体上浇冰冷的水。这种折磨要持续2至14小时，直到身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为止。开始宾厄姆认为，俄国情报机构在监视英国占领区方面已快智穷才尽了，因为在那儿没发生任何与他们有丝毫利害冲突的事。后来宾厄姆发现，俄国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于是他想会不会是他们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演习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在俄国人的眼里“安全工作与谍报活动是生活的本质内容。”现在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审讯
受到宾厄姆审问的俄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弗洛连斯基的人。他被德国人逮捕后，与其他囚犯一起接受强制劳动。当德军溃退时，他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儿他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捷克人明确指出，不强迫俄国前战俘回国。毫无疑问，他根本不想回去，他甚至非常放心地考虑起婚事来。他是个军官，这是他后来告诉宾厄姆的。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业。他在捷克警察局就是这么登记的。可不久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俄国战俘必须回国。这是不祥的征兆。出于求生的本能，弗洛连斯基抛弃了新生活，先逃入美国占领区，然后又躲入英国占领区。在汉诺威，他去了市政厅，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怀着天真的自信申办身份证，申领配给卡，并反复说明，他想在汉诺威工作和生活。然而他立刻被逮捕了。 占领区当局给宾厄姆的指示是明确的： 1941年6月22日起成为俄国武装部队一员的俄国俘虏，如果尚未正式释放，将移交给经办部门，由他们负责遣返工作。 宾厄姆问弗洛连斯基，被遣返回国的俄国战俘将得到什么待遇。他答道，他们连同自己的家属都将受到迫害，因为俄国人推行着这样一条路线：任何投降的士兵都是叛徒，将被“发配”许多年。至于那些明确表态不愿回国的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糟。弗洛连斯基对宾厄姆说，他会遭枪杀的。听了这话，宾厄姆感到毛骨悚然。 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心肠太软，太容易上当受骗，不适宜干目前这项工作？他的同情心连同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后来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特征。  
突击搜查
宾厄姆经常带着枪参与对DP营地的突击搜查行动。这些营地里分别居住着乌克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国流亡者。棚屋里的地板和床都是木头的。有些棚屋里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给已婚夫妻，床用帘子隔开。 突击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车和吉普车在深夜11点30分左右出发，午夜时分到达营地附近；然后熄灭车灯，将车停在距离环形栅栏200码的地方。然后，英国军队、情报官员和德国刑事警察同时开进营地。每栋棚屋有两名士兵把守在门口，以防止任何人逃离（那儿总共居住着两千多人）。随后情报官员、士兵和德国警察核对屋内人的身分，搜查他们的行李。他们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发现潜伏的特务。 这些突击行动给宾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宾厄姆的搜查小组一进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惊动的人们困惑不解地坐了起来。他们穿着短裤衬衣，有些男人戴着睡帽。这种时候容易看出破绽。桌子上搁着吃剩的饭菜，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个人物品——几双鞋，一堆难以形容的破旧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在用作营地警察局的棚屋内，穿着制服，佩带着标有“营警”臂章的乌克兰人——头儿佩带标有“警察局长”字样的特殊臂章——都站着，个个愁眉苦脸。两名情报官员则在一旁等候着。终于嫌疑犯被带进来了，通常是一个一个地由两名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押进门的。  
红头发嫌疑犯
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她们没带身份证；一名妇女，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国男子，他的证件没办妥；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圆脸红发，傲气十足，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对最后一位的审讯，宾厄姆作了记录，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 “你从哪儿来？” “哈雷。” “俄国占领区？” “对。” “你的证件呢？” “我丢失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前天。” “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 “越过边境。” “目的？” “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 “在汉诺威。” “哪儿？” “在克莱弗尔德区。” “哪儿？” “我不知道那条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 “我在报上读到的。” “哪份报纸？” “《汉诺威新闻报》。” “怎么弄到的？” “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 “谁送的？” “我叔叔。” “《汉诺威新闻报》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 “不，它们登了。” 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但他逃脱了。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怎么担忧——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  
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
与宾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报官员中，有一个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他是这场大混战的受害者。1942年6月，当托布鲁克市快要沦陷时，他面临抉择：要么他自己逃跑，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已经上了德国人“黑名单”的捷克情报官。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尽管他的未婚妻在奥地利正等着他，以后又有几次表现出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于意大利人断绝水源，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俘虏，快要渴死了，是他挡住了一支开赴前线的德国部队，让德军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了水让大家喝，而当时他不仅已筋疲力尽而且身患重病。还有“B”在战俘营里，充当英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帮助组织越狱。当战败国宣布投降时，“B”和一名军士又被派往不伦瑞克的监狱，去解放那儿的政治犯。宾厄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B”： “他慢慢地咧开嘴笑了起来，笑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笑得那么舒心，配上永远翘在脑后的几撮头发，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孵出的画眉鸟”。但是当他回到维也纳，发现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间已另嫁他人时，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国人的弱点
1948年宾厄姆回到英国。马克斯韦尔·奈特请他回到原来的部门，于是他在反颠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从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个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他仍然相信传统的手段，尽管军情五处越来越依赖于窃听器和电子设备，但宾厄姆不为所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玛德琳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一名特工。窃听器无法告诉你谁同谁在睡觉，谁妒忌自己的上司，谁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以及谁在喝酒。” 1952年宾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迈克尔·西布利》。接着他写了一些更为冷酷、可信、写实手法的间谍惊险小说，譬如《第6号谋杀计划》（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双重间谍》（1966）和《犹大》（1976）。在《双重间谍》一书的序言里他谈到： 当前在对我们情报机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报机构雇佣的是一帮杀气腾腾、能量极大，两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们养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软弱无能的流浪汉。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思潮源于推断模糊、愚昧无知，可能还要加上政治或气质上的一厢情愿。 宾厄姆自己对军情五处的看法和小说中反映的一样，认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根植于绝对忠诚的高效率服务机构。他认为情报收集是一项单调乏味极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把一名特务安插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话，俄国人是不会介意的。宾厄姆觉得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就是他们的强大所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是英国的一大弱点。作为作家，他自己的原则是对存在着各种弱点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个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极易遭到背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情报官员。宾厄姆常常对他妻子说，俄国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们从不公开这些事件！宾厄姆永远也无法接受的是，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标准和不断显现的背叛倾向。从《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问世以来，他就积极开展反对丑化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但是，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变节，以及后来菲尔比的叛逃，英国情报机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受到了损害。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套公寓》《莫斯科的冬天》《画宫》《地狱之路》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蹉跎岁月录》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成功地劫获了一艘德国潜艇。 莫格里奇1903年出生于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他17岁考入剑桥大学，在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曾在埃及的一所英国学校当过教师。二战爆发后，他为军情六处工作，后被派往德国，负责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他曾险些遭到敌国间谍的暗杀，曾成功地劫获一艘德国潜艇。 险遭暗杀的间谍作家 二次大伊始，英国秘密情报处里依然弥漫着约翰·巴肯所描述的那种奇特的氛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他们自命不凡地忙忙碌碌，为能在秘密行动中打破社交常规而天真地沾沾自喜。一名情报处新雇员彼克汉姆·斯威埃斯科特记得他曾被带到陆军部里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军官在等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这名军官说，“我只能说要是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不能害怕欺骗，也不能害怕谋杀。” 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工作。秘密情报处（军情六外）负责间谍工作。1940年这些组织陷入了致命的互相竞争之中。  
忠实的追随者
耄耋之年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和他的妻子基蒂在东萨塞克斯的宁静偏僻的村庄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城市作家，还是一个极有争议和影响的新闻人物。莫格里奇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那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引导他进入了秘密世界。他的很多谍报工作有时候使他得意非凡，有时候使他心灰意懒，一度还曾逼得他差点自杀。 今天，老莫格里奇像以往一样诙谐机智。他那红润的慈祥面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滑稽之处。他就像一个以思考人生为乐的饱经忧患的潘趣先生英国成功的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钩鼻，驼背的滑稽主角。。虽然他胸藏锦绣，但却决不吹嘘他的传奇生涯。他通过严格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 然而在基蒂眼里莫格里奇是一个锋芒华露的圣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才华的淘气的“爬格子虫”，一个生活快到了尽头还不知停歇的流浪者。他喜爱从丰富的谈话中汲取养分。“马尔科姆和休（休·金斯米尔）过去每夜都要畅谈数小时。我真想朝他们扔一本书。”基蒂·莫格里奇这么说道。 莫格里奇生于1903年。他的祖父在潘奇承办丧事，在莫格里奇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抛弃了家庭。于是，莫格里奇的祖母不得不开一家旧家具店，勉强维持生计。 莫格里奇的父亲13岁辍学，在一家生产衬衫的公司里打杂。他毕生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经过奋斗当上了公司秘书，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常常在家乡克劳顿的萨里街集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与商贩们展开辩论。演说内容主要是抨击旧秩序，宣扬社会主义新理论。他的听众不多，但他确实有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在莫格里奇的自传《蹉跎岁月录》第一卷《绿枝》（1972年出版）中，他写道：“我和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忠实听众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唱《红旗颂》，我那走调的声音就混杂在他们深沉的嗓音之中。”莫格里奇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市工党议员。莫格里奇一家戴上了红玫瑰花饰，替他的竞选演讲压场，热烈地为他助威。这种家庭助阵是有根源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打算让俄国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家庭军队则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家里，莫格里奇从克鲁泡特全的《回忆录》中第一次知道了俄国。虽然家里藏有《资本论》的普及本，但他和他的父亲谁都没去读它。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小学读书，后入塞尔赫斯特文法学校。他的毕业成绩并不出众，但他还是考进了剑桥大学。十七岁那年入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四年后他勉强通过了考试，但是他所修的科目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以后再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过兴趣。在剑桥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不久，他发现他们的文化教养与他自己格格不入。剑桥的生活令他十分厌倦，他把漫长的闲散时光消磨在薄雾迷濛的乡间散步之中。在他毕业那一年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杰出的神甫、学者和神学家的埃里克·维德勒。他们的友谊一直绵延到今天。由于维德勒的缘故，他搬进了剑桥的礼拜堂（神甫的住所）。在大学生涯中，他第一次过上了快乐的日子，长期与友为伴使他获益匪浅。  
埃及应聘
莫格里奇离开剑桥后去印度旅行。那块大陆上遭受贫困和英国统治而仍保持心灵安宁的印度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英国后，在伯明翰一所人满为患的学校里代授英语。1927年，他和伦纳德·道布斯的妹妹基蒂结了婚。他在剑桥搬出礼拜堂后是和伦纳德·道布斯共住一室的。基蒂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基蒂的姑妈碧丽斯·韦勃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而基蒂的母亲则是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来自于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制陶工人家庭。道布斯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很高兴，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比较犹豫。莫格里奇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转机。 莫格里奇通过丈人结识了享利爵士的儿子休·金斯米尔，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和莫格里奇之间牢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金斯米尔去世。 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国学校招聘教师的广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兴奋心情去报了名。结果他被录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发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亚。 到达明亚后，莫格里奇马上注意到那里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视的印度社会的状况，只不过在埃及英国的统治软弱得多罢了。这份教师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简直与他在伯明翰的情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学生的肤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机前埋头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好像还很遥远，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来开罗的《卫报》特派记者、作家阿瑟·兰森。十月革命时兰森就在俄国，他对那场伟大革命的亲身经历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兰森肚子里有数不胜数的秘闻掌故，他说有一次他还和列宁下过棋。兰森把莫格里奇推荐给《卫报》编辑C·P·斯科特。几周后，斯科特回信建议莫格里奇先当三个月见习编辑。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无所获的教书生涯也许要宣告结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俩回英国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担任《卫报》社论作者期间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家金斯利·马丁，莫格里奇一家暂时就寄居在曼彻斯特他的家里（后来，他们一家搬进迪兹伯里的一套公寓里），有时候C·P·斯科特会来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写社论外，还开始为《曼彻斯特每周卫报》和评论杂志写稿。他的剧本《三套公寓》由戏剧协会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后颇受好评。波特南出版社总经理康斯腾特·享廷顿在美国出版了《三套公寓》，并提议莫格里奇写些小说。于是他写出了取材于他对克劳顿的童年回忆的《衰容》（1931年）；这本书同样受到欢迎。莫格里奇觉得他终于实现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当自由作家的念头，他认为脱离活跃的报界和他现在很喜欢的闲话专栏太冒险太孤立，他就是在报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种辛辣尖锐的幽默感的。  
俄国寻梦
1932年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莫格里奇的父亲失去了罗姆福德众议员的议席。年轻的莫格里奇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英国是一座腐朽衰败的城堡，如今在强盗的统治下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了。在阿瑟·兰森的影响下，他对俄国的新时代兴趣倍增。他深信那鲜为人知的革命圣地即便还不成熟，但却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可是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卫报》恰巧给了他一次机遇，莫格里奇的新闻编辑，自然也是他的竞争敌手，建议他去取代即将返回美国的《卫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廉·享利·钱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满怀希望动身前往俄国。他们对战后俄国的田园生活很有信心，并计划在那里定居。莫格里奇象征性地烧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则烧掉了她的晚礼服。他们变卖了珠宝，撤销了银行账户，甚至还处理掉了他们觉得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不会受欢迎的书籍。他们想把以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痕迹统统消除干净。《卫报》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当时十分乐观的他确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会放弃《卫报》的工作，过上完完全全的苏联人生活。基蒂此时又怀孕了，他决定让他的第二个孩子成为苏联公民。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刚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坏运。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莱斯摩找到一幢乡间别墅时，基蒂却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觉得她生命垂危，这种充满忧愁的恐惧完全替代了他对俄国空想式的热爱。基蒂病愈后返回英国生产，而莫格里奇则留在俄国继续寻觅俄国梦，但是他找不到。当他给《卫报》撰写完第三篇有关俄国饥荒的调查文章时，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这些文章一旦发表，他的签证就会受阻。但是那决不能使他放下笔来，因为他在俄国的一些富饶地区亲眼目睹的人为饥荒使他深恶痛绝。他目击了一场导致深重苦难的军事行动，他的俄国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当基蒂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然降生，并且他们有望住进一幢瑞士木屋时，莫格里奇很高兴地抛弃了他的新生活。随后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里写下了他的俄国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内瓦的国际劳动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转入国际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出所料；他回到伦敦后；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会主义刊物的严厉谴责。厄运接踵而至：他失了业，他觉得是俄国之行把他给毁了。然而，专业作家的运气变幻莫测。阿尔——斯波蒂伍德出版社买下了他的小说《画宫》的版权，乔纳森·凯普还委托他写一本塞缪尔·伯特勒的传记，计划在伯特勒百年诞辰之际发行。这时莫格里奇似乎时来运转了。  
时来运转
倒霉的是《画宫》惹出了麻烦。《卫报》威胁说要以诽谤罪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书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过于接近《卫报》编辑C·P·斯科特。《画宫》的出版商不得不收回此书。莫格里奇又一次囊空如洗，他将不得不在自由作家生活的暗礁丛中挣扎度日。然而，就像先前发生的那样他又时来运转了：他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政治家》的邀请，欣然受命出任助理编辑。基蒂刚刚生下女儿范伦坦，她决定和孩子们留在伦敦，让养家糊口的丈夫一个人启程赴印度。 莫格里奇在加尔各答极其惦念家人，凄凄惨惨过了一年光景。多亏《旗帜晚报》以每周20镑薪金聘用他到“伦敦人日记”编辑组工作，从而使他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国后他在“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遇到了布鲁斯·洛克哈特。洛克哈特是英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个间谍，他在1932年出版的《一个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追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的传奇色彩深深地感染了莫格里奇，使他对早期谍报世界的奇谋秘计发生浓厚的兴趣。 莫格里奇一家搬到东萨塞克斯的巴特尔附近的沃林顿后不久，夫妇俩发觉分离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甜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此时他们膝下有了四个子女——三男一女。但是，莫格里奇很快又躁动不安起来，他离开了“伦敦人日记”编辑组，替《每日电讯报》撰写书评，为罗达夫人的《时间与潮流》捉刀代笔，又开始了一段自由作家的冒险生涯。他的脾气似乎生来就是如此，除了写作以外什么事也干不长。他们在沃林顿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不得不从井中打取洗衣水，提着水桶去远处取泉水饮用。生活虽说艰难困苦，但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休·金斯米尔就住在附近，他和莫格里奇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俩一起开始为《夜与昼》写稿，那是一份由格雷厄姆·格林担任文学编辑的杂志。供稿人有伊夫林·华尔、奥斯伯特·兰卡斯特、伊丽莎白·鲍温、约翰·贝杰曼、安托妮娅·怀特和安东尼·鲍威尔，集中了现今文坛的众多光辉人物。  
过时的情报课程
英国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一，莫格里奇报名参军，但当天下午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因为军队里只招收专业技术人员，他被坦率告知新闻工作职业不予考虑。他沮丧气愤地继续撰写评论。然而不久，他在情报部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莫格里奇对能为战争效力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变幻莫测的工作。自从俄国梦破碎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兴奋激动，准备接受战争可能带来的命运转折。他暂时收敛起他那躁动不安的老脾气，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中去。他平生第一次决定为人民的共同目标展露他的才华，但这意味着他必须与基蒂和孩子们分离——这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极其坦率地写道：“我这么做不是被迫，也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责任感，而只是由于虚荣和冒险心理的缘故。我想，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想独自去干我所爱干的事情。”然而，后来他非常想念家人，变得异常消沉。 情报部在布鲁姆茨伯里区的伦敦大学新楼里草草成立。部里好像主要有两种人：一大帮进进出出的信使和拿着公文包忙忙碌碌的穿制服的人。莫格里奇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他有新闻工作经验和活跃的创造力，他赢得了同仁们的欢迎和尊敬。这个部门也吸收了别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棚里对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播音；格雷厄姆·格林，他也在情报部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展开工作。 格林和莫格里奇由于工作关系，彼此很熟。格林住在情报部附近一幢鸽笼似的狭小公寓里，莫格里奇有时候前去拜访他。如果留下来吃饭，他就会发现菜谱很简单，主食是香肠。他注意到格林不管境遇如何，好像总是过着最节俭的寄居生活，他很像是一个流亡者。二战后期他重逢格林时，格林所住的克拉彭公共宿舍在大空袭中已经被炸毁了，他的家人都搬到了乡下。在莫格里奇的印象中格林喜欢一个人独居。 几个月后，莫格里奇参加了汉普郡阿什维尔的陆军秘密警察部队。一旦穿上制服，在军纪约束下，他就感到这种呆板的生活令他很不自在，不免又向往在情报部里那段坐办公室喝茶的惬意日子。他学了一门安全情报课程，他对课程训练中的某些荒唐之举，诸如利用最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戴姆斯·布兰奇斯组织很不满。那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坐在窗前一边织毛线一边数军列车厢，估算德军集结动态的比利时妇人。这门老掉牙的课程中还包括从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之类的老百姓那里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方法。虽然有教材，但却散发着一股子外行做戏的强烈气味。学员们一致认定这种情报网太落后了。最后，莫格里奇被调到谢佩岛，核查德军入侵法国时溃逃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他在那里获得了比较实用的保安工作经验。  
艾恩赛德将军被撤职
莫格里奇的下一个工作是在伦敦奈勒大楼内的统帅部值勤。随着德国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渐渐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务里。值班军官的职责就是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发出德国进攻的警报。万一德国果真进攻英国，他们就要立刻警告总部。随后总部就会对广播大楼和电话局之类的通讯枢纽展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并把一些人员调往弗吉尼亚湖边的一座构造特殊的地下指挥部，在那里设立紧急行动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职责还有参与防止敌国间谍打入总部的反间谍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欢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欢迎，”他记得，“我被赶出了那个鬼地方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太特殊的缘故。”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调查总司令员恩赛德将军——巴肯笔下的理查德·汉内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组织有着颇为可疑的神秘纠葛，后来他被撤了职。 在大空袭中，莫格里奇常会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伦敦黑暗空荡的马路上。有时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还会和他一起去“风车”剧院看戏。那里的观众无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级庸俗的戏。莫格里奇觉得格林之所以喜欢格调不高的东西是因为他偏爱观看恶魔戏的缘故。这种悲凉的心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体现。格林还告诉莫格里奇，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在“风车”剧院里坐在何处才能获得最佳视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袭时格林在冒险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别的忏悔，这使莫格里奇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张三等车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会升天堂，而他则要入炼狱。莫格里奇从认识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对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激情抱有一种特殊的超脱态度。在他看来，格林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当他偶遇格林时，常常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神情。伶牙俐齿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开说格林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罪人的圣人；而他，莫格里奇，则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圣人的罪人。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说：“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你出卖你的祖国，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出卖你的朋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总是说他宁愿住在俄国，我看他准是疯了。这肯定不是真的。”至于格林笔下描绘的秘密情报处，莫格里奇对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认为以特雷弗·威尔森（一名军情六处办案军官）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优秀最真实的间谍小说是《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里的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为：“经受道德折磨的邪恶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袭时常常没完没了地发牢骚，莫格里奇认为他说话过于随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
(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4/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