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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字迹可疑的信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给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素材。罗尼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奈特征募康韦尔，私拆了康韦尔的一封信，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门的信，引起了罗尼的怀疑，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于是罗尼打电话给白厅内的一个熟人，请他帮忙查出谁在动他儿子的脑筋。要不是康韦尔态度坚决，那次军情五处的官员，在旅游者俱乐部约请康韦尔共进午餐，并同时进行初审时，罗尼真会去那儿警告这些情报官员，别来打搅他们。“二十年后”，康韦尔说，“有一次我接受电视采访，由于我没有称罗尼为我的生活的设计师，于是他威胁说，要上法院告我，后来又去我的会计那儿索要一万英镑，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就难怪康韦尔在描写要挟行为方面是如此得心应手。 戴维·康韦尔多次想动笔写他父亲，但一番苦心总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受罗尼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没法客观地分析他。他觉得自己在写罗尼的时候，带有一种戈斯戈斯（1849—1928）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的自我意识色彩，希望读者把他看作一个被暴君压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实上康韦尔始终没被压垮，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拼搏着，而他父亲一直试图剥夺他的个性。不过后来他认识到，原先试图将父子关系与他的特工生涯分割开来构思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他不仅删去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他同父亲展开秘密战的继续。 就是在罗尼死后，康韦尔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观地看待父亲之前，再多写几部小说。二十五年来，他每写完一部小说，总要反复修改描写罗尼的章节，就是那些总是不很明朗的部分，但到后来，常常将它们搁置一边，在斯迈利——值得注意的是，斯迈利是个孤儿——这在父亲的形象里可以寻求安慰，并怀着一种不很明确的爱和忠诚，置他们于困境之中。康韦尔认为这部专写罗尼的重要著作、可能是一部他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作品，这样其他书都成了卫星，围绕着这个空缺的中心旋转着。 然而，康韦尔深知自己一直在悄然追踪罗尼，尽管他从未成功地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在1971年出版的《纯真的情人》中，把主人公，一个懒散而又无责任心的商店老板，非常勉强地描绘成一个像罗尼那样的父亲。 卡西迪对他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卡西迪看来，父亲透过屋里的大玻离窗注视着自己的儿子步入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的眼睛曾经注视着该隐穿越沙漠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悟性极高，即使失灵，直觉也会取代它，为他效劳。处境恶劣的时候，卡西迪把他看作不受欢迎的人，并密谋杀害他。一帆风顺时他非常崇拜他，尤其佩服他的眼光。年轻的时候卡西迪对他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在夜总会采访过堕落的老相识，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过档案，但有关他的材料就像有关上帝的材料一样，很难搞到。 康韦尔写作《纯真的情人》时，罗尼还活着。罗尼虽然事实上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从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消息。为此他曾考虑向法院指控他儿子，但最后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康韦尔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童》中，试图再次描绘罗尼。这次康韦尔让他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报界巨头：“一个生活奢侈的父亲，长着一头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养着许多赛马……和他儿子一样，他从未安分过，女人和住宅像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他老是对人怒吼，如果不是冲着他儿子的话，那就是冲着某个过马路的人。”康韦尔第三次的尝试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里，但这次他用更加隐晦的手法刻画了罗尼。女主角查莉喜欢吹嘘她父亲，目的是为了惹人注目。然而许多事实上并未发生在查莉父亲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亲罗尼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既然罗尼已进了坟墓，康韦尔觉得可以写得更放开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没有出现斯迈利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尤其是罗尼在世时，康韦尔还有把斯迈利写进每一部小说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让斯迈利出场，是因为他已下意识地在为他父亲留出空间。  
罗尼阴魂不散
罗尼的死并不意味着他对康韦尔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时候有关罗尼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搅得他晕头转向。他那些繁复的交易，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诈骗行为开始受到报应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位住在欧洲某国首都的女士，在罗尼死后不久给康韦尔写了许多信，在这些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信中，那位女士坚持说，她与康韦尔在罗马快车上曾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写的，因为她不仅字斟句酌，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韦尔失约。声称她去火车站接过各种车次的车，满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车上。她甚至寄来一些她坐在炉边阅读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罗尼过去一直在冒充他儿了？康韦尔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最后的还是接受了这一推测。估计是罗尼为他儿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随即声称自己是约翰·勒卡雷的文学辅导老师和经纪人——经纪人这个身分对他更具吸引力。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事实，但罗尼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嘘，自己为康韦尔签订了好几份拍片合同，在文学事业的各个方面，他心爱的儿子是如何请教他的。有时候他的离奇想法会与事实巧合。譬如，康韦尔曾收到数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寄来的，在这个老板的印象中，康韦尔的下一部影片该是由他来拍了，实际上是罗尼前往该制片厂签订这份合同的，他还索要了一笔金额不太大的经费。尽管如此，由于康韦尔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罗尼的这种骗术他没有加以指责，只是写道：“我们几乎能够原谅父母亲的一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而感到自豪的话。” 同时那位不幸的欧洲女士仍然固执己见，没完没了地写信来指责康韦尔。康韦尔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好奇心一定也起了作用，他一直保着沉默。但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书上配有照片，小说行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士怎么会看不出罗尼与他儿子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年龄相仿，外貌相似，他曾冒充过他的身分？最后他经过考虑给那女士寄去了一份法律文件，正告她这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必须结束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打扰过他。假如确实是罗尼与她发展了这种关系——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呢？1986年康韦尔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对此作了推测： 为了讨她的欢心，他把一个作家为寂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都说了出来？我吃不准。他向她描述了我的困惑，我遇到的障碍和风险，以及夜间我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时闪现的种种想法？在假设的各自有别的幻想境地，里是否存在着某个秘密战场，在那儿我们正以战斗的方式来一争高低……为了避开父亲，我躲进了间谍天地。为了着手写作《荣誉学童》，我和想像中的伙伴斯迈利一起出发，前往东南亚，虽然我应该料到罗尼的幽灵会在那儿早早地等候我的光临。 1980年，仍想写写父亲的康韦尔，在考虑是否要派一个人去研究罗尼祸患无穷的生活轨迹。1965年出版的《战争倒影》主要是揭示，罗尼与其他自高自大的骗子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欺骗他人的才能是以欺骗自己为先决条件的。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康韦尔目睹过心智健全的人、屈从于这种自我欺骗的行径。而罗尼则是有野心的，想当下议院议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应该明白——他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一定意识到——一旦他参加竞选，他过去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然而他作为未来的自由党党员继续参加竞选，不仅操纵全家，而且拉拢朋友支持他。 1986年，当康韦尔终于能在文学色彩最浓的《出色的间谍》中，客观地描写他父亲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罗尼并不奇特，他逃离的乱糟糟的家庭生活，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的生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罗尼与他们相异的地方，只在于那些官员打着为国家效劳的幌子说谎和行骗。康韦尔认为，为罗尼辩护的理由，在于“他的天敌表现出一种有罪的顺从，而我由于急于逃离罗尼，刻意追求体面，成了他的这种天敌。”康韦尔相信，只有把儿子的罪孽看得和他父亲的罪孽一样深重，只有把两人的罪孽看得轻于那个集团所造成的罪孽，而这个集团正是他们交替进行欺编和服侍的对象时”，《出色的间谍》才能获得成功。  
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
由于谍报人员在斯迈利三部曲中形象不佳，情报机构的上上下下被大大激怒了。“我们决不是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伦郭伊伯里大街的拉波尔奥布特餐馆，与亚历阿·吉尼斯爵士共进午餐时口气坚决地说道——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康韦尔安排的。奥德菲尔德曾任军情六处的首脑。他父亲是德比郡的一个农场主，有十一个孩子，莫里斯最大。他原先是想走学术道路的，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陆军侦察部队服役时，他在谍报活动方面的特殊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这次是因为吉尼斯将在由BBC电视台改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视剧中扮演乔治·斯迈利，非常想会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在共进午餐时，奥德菲尔德显然想否定康韦尔笔下不光彩的形象，因为他反复强调特务机关的道德标准很高，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康韦尔的观点。亚历克爵士对这次会晤非常满意，他发现奥德菲尔德性格开朗，富有魅力，而且非常风趣。他们通了几次信。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他写信给吉尼斯：“我仍然认不出我自己。”也有人传说，奥德菲尔德是弗莱明笔下M的原型。 奥德菲尔德与乔治·斯迈利外貌特征相符。“矮胖，刚步入中年，外表看上去很温顺，毫无野心。他的腿很短，步态显得不很灵活。”奥德菲尔德走路也有点平脚，和斯迈利一样，他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过，奥德菲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类比。确实，他虽然憎恨出自康韦尔笔下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形象，但他也感到有趣，只是没有外露。当然，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一出现，他便正式退休了。这一定与他的看法有关。 1986年3月奥德菲尔德去世之后，连伦郭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推测他是斯迈利的原型，英国独立电视台“10点钟新闻节目”竟然声称康韦尔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康韦尔立即加以否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勒卡雷的文章：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尤其是在莫里斯爵士不幸去世的日子里……对此我作最后一次说明：乔治·斯迈利的小说出版后很久，我才听说莫里斯爵士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个性，都是如此。我们社交上的接触事实上是在他退休之后，也只不过是共进了两次午餐。餐桌上他有责怪我之意，尽管口气非常友好。他认为我把他以前待过的机构描绘得不讨人喜欢。应他的要求，我曾把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介绍给他，因为他一直是亚历克爵士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克制。为此莫里斯非常高兴。 不过，斯迈利与奥德菲尔德之间还有一些褒义的相似点。两人都毕业文法学校，都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都酷爱历史。除此以外，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一份奇特的礼物
克兰莫里斯女勋爵玛德琳·宾厄姆，约翰·宾厄姆的妻子和奥德菲尔德一样，也不赞成康韦尔诋毁特务机关。她写信给奥德菲尔德的传记作家理查德·迪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会相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就是斯迈利的原型。惟独他不在人世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她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说明她丈夫是斯迈利最初的模特儿：“显然戴维并不想公开承认杰克杰克：约翰的昵称。就是斯迈利，虽然杰克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60年代末。但当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戴维会说出真正的模特儿是谁的。”她认为康韦尔事实上是用漫画手法描写了她的丈夫。她的书被军情五处禁止出版，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内容，根本不能说它违反了安全条例。玛德琳·宾厄姆写道：“就书的内容来说，它只涉及一名情报官员和他家庭的情况，选取的素材是用来为情报机构辩护，反击戴维·康韦尔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奥德菲尔德和宾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迈利的原型，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组织，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导者，一个艺术团体。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是该团体的成员）……一个上等阶层的基督教会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一个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团。”他用剑桥约三一学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样真正的来源便更为清晰可辨了。所有迹象表明，维维安·格林——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时的牧师，以后又是他在林肯学院的高级导师——是斯迈利的原型。康韦尔也告诉我们：“大多数搞秘密活动的英国人，都是在战前被卡拉征募去的，他们来自上等阶层……内心充满着狂热，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们的工人伙伴。”格林后来告诉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当戴维携妻与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份鱼子酱加伏特加酒的礼物，其中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来自卡拉（勒卡雷小说中‘英斯科中心’主任）的问候。”康韦尔证实了这一个插曲。 玛德琳·宾厄姆不单单关心斯迈利的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她还告诉我：“杰克对康韦尔描写情报机构的方式大为不满，并一直耿耿于怀。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杰克的回信，针对杰克提出的异议，康韦尔写道：‘我写西部小说 。由于我写得合情合理，人们信以为真了。’”当康韦尔成为特工部的一名官员时，宾厄姆发觉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相比，他不够尽心。后来宾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搞中，猛烈抨击了康韦尔，他这样写道：“在许多间谍小说家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情报官员都是些夜猫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恋者，从而使得情报工作难以开展。”玛德琳说得更为坦率，在她看来，“戴维是在给特务机关的形象抹黑，严重丑化了特务机关一直在夸耀的忠诚的真正品质。通过诋毁杰克的工作，他挖了我们国家的墙脚，使我们成了苏联人的笑柄。”  
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约翰·宾厄姆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6号谋杀计划》《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双重间谍》《犹大》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取材于他的间谍生涯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受雇于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战后作为情报官被派到德国汉诺威，任务是调查可疑的难民；1948年回国后，他又在反颠覆部工作了二十年。 约翰·宾厄姆1908年11月出生在英国，曾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曾当过《赫尔每日邮报》记者、《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持枪的间谍作家 1940年夏天，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成立，正式接管英国所有的安全机构时，军情五处处长几易其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弗农·凯尔被迫辞职，前警方人员哈克接替他的职务。很快，代号“碧玉”的哈克准将又被戴维·皮特里爵士取代。由国家安全执委会主席斯温顿勋爵任命的皮特里处长，对这一机构实行了改革。他决定任命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官员。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B5（6）部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
(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4/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