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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倡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们俩构成了极易冲突的统一体。 1946年当格林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时，他很快发现在塞拉利昂编写和破译没完没了的密码电文阻碍了他创作能力的发挥。他还发觉写作这本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他私人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他在1980年出版的《出路》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战争通过闪电战、被潜水艇击沉的船只；在非洲则借助里尿病毒带来死亡，以此作为种种解决方式；然而我在这里活着，将不幸带给我所爱的人们，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格林的堂兄爱德华透露，是他妻子维维安使格林皈依天主教的。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后来他们早已分居。 格林在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最初阶段就遇到的技术难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使威尔逊这个角色离开阳台。他正在西非殖民地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主人公斯科比警官。很显然，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都可以始于阳台，格林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决定与其写一部娱乐性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严肃小说。但小说完稿后格林对它并不满意，觉得情节太多，宗教道德思想强调得太过分。然而，尽管他有许多遗憾，但事实上读者对这本书还是十分欢迎的。他否认他的好朋友塞拉利昂的警察局长是斯科比的原型人物，他也否认威尔逊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在西非海岸活动的军情六处情报人员塑造的。惟一取材于他特工生涯的真实细节是葡萄牙班船和以此为非法运输工具的金刚石，以及信件。  
维也纳“谍影”
1948年格林在维也纳为亚历山大、科达试写电影剧本，结果不仅使令人难忘、风格独特的影片《第三个人》上演，而且此剧本还改写成了同名小说，并于1950年出版。《第三个人》不是一部真正的间谍小说，但很容易使人想起间谍活动一直很猖獗的维也纳。战后维也纳被四个列强瓜分，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盘。1948年2月格林来到这座城市里，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句话：“一星期前当哈里的灵柩埋入二月冻土之中时我已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所以当我在施特兰德的人群中看见他视同陌路地从我面前走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施特兰德在这部影片中成了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外景，但哈里·利姆这个人物给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格林曾和一位向他透露过“地下警察”情况的情报官员共进过午餐。这位情报官员告诉他“地下警察”在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巡逻，这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已成了这座被肢解的城市的地下走道。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主要是拦截来自这四个地区的间谍。另一个激发格林想像力的因素是人们可以从设在人行道上的不引人注意的广告亭内进入下水道。 巴西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卡瓦尔坎蒂也请格林替他写个电影剧本。为此，格林决定写一部间谍题材的喜剧剧本，取材于他在葡萄牙时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间谍机关欺骗行径的情况。《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中的主人公沃莫尔德是个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真空吸尘器推销员，却有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军情六处把他吸收了进来。为了维持日趋好转的经济状况，沃莫尔德声称他已发展了一些其实根本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接连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有关他们的假情报。卡瓦尔坎蒂在正式开拍这部影片之前，决定先征得军情六处的许可。结果非常不幸，军情六处很快给了他答复：嘲弄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影片是不会获得许可证的。至少卡瓦尔坎蒂是这么对格林说的。对整个计划已丧失信心的卡瓦尔坎蒂心想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没有编造出一个能推卸掉责任的借口，才遭此厄运。然而格林并不打算搁置这个不恭的主题思想。当他后来访问哈瓦那时，他明白这儿才是上演这部离奇喜剧的地方。沃莫尔德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那位征召新兵的军官霍索恩喜欢躺在床上通过电话给他的厨师下达命令的习惯则是辛克莱上将的习惯做法——这一细节是辛克莱的侄女告诉格林的。 对格林来维也纳，俄国人心存疑团，因为他们知道他在秘密情报局干过，猜测他是来维也纳接管军情六处分设机构的工作的。他们还了解到格林曾是共产党党员，但这段历史非常短暂。据说一名克格勃特工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等官员说过，遗憾的是格林只能以小说家的资格在维也纳逗留，因为他现在比那儿的英国特务机关头子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下水道里的事情。 《沉默的美国人》（1955年出版）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活动为背景，呼吁人们运用常识防止一场小规模的残杀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一部含义深刻的小说，只能出自目光敏锐的前情报官员的手笔。  
两种忠诚
几年后，在布伦特曝光之前，格林写出了《人性的因素》，小说的背景放在前苏联。这是反映特工内幕的最冷酷的小说之一。非正统派主角莫里斯·卡斯尔是个双重间谍。情节的发展极其微妙，张开的网最终以其毫不宽容的精确性围住了卡斯尔。格林战后打算写一部不搀杂任何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间谍小说，而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则在以后的詹姆斯·那德历险记中可以找到。格林想把谍报工作描述为没有浪漫色彩却受到职业约束、而且领不到养老金的行当。不过他承认《人性的因素》用的都是些过时的材料，因为这部1987年出版的小说动笔动得比较早，可是写了二三年后又弃笔不写了，主要是因为发生了菲尔比的背叛事件。虽然卡斯尔这个双重间谍和其他角色都与基姆·菲尔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格林非常担心公众舆论会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从菲尔比身上获得了灵感。 在该书出版之际，格林接受了《星期日电讯报》的一次难得的采访，在采访中格林说：“在所有书中，也许《人性的因素》是最难写的了——大概还有《名誉领事》。完稿后如释重负。”他又说《人性的因素》含有强烈的离奇成分，这是在写作间谍小说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因素。在这次采访中他再次明确表示，就个人而言，他是喜欢菲尔比的。他常常自问，要是当时他发现菲尔比是个密探，他会怎么做？但由于他们那里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所以格林认为，“假如他醉后无意之中说漏了嘴，我也许会给他24小时澄清事实的机会，然后向上汇报”。格林对忠诚的看法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互相抵触的忠诚是我经常谈及的话题，它强烈地震憾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因素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特工的作用就是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它从一个完全不同于领导所希冀的方向牵制他。我是指对他妻子的爱，对他所抚养的孩子的爱。我是指这种比对国家的忠诚还要伟大的忠诚。 《人性的因素》这部小说格林写了2万5千字之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但时时牵挂在心。当他决定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疑虑和犹豫。虽然他觉得菲尔比丑闻已成为过去，但他写完后仍然没马上将书稿寄给出版商，一直考虑着是否要用笔名发表的问题。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格林已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了。随着戴维斯这个重要人物的被谋杀，暴力悄然登场。他不认为珀西瓦尔医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英国特工人员。但他最后裁定这部小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书名。他后来把小说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爱情故事。  
叛逃
格林给在莫斯科的菲尔比寄去了一本《人性的因素》。菲尔比的看法是卡斯尔的前苏联背景太惨淡了。菲尔比虽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比卡斯尔重要得多的间谍，但觉得卡斯尔本可以像他一样为自己多作些准备。至于吸收进来的珀西瓦尔医生，他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珀西瓦尔多少有点像菲尔比和格林两人在军情六处认识的L医生的影子，他的诊断十有九误，声名狼藉，但他不可能杀人。格林另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瓦连京娜·伊瓦舍瓦教授写信告诉他，集中供暖设施现在非常普及，前苏联使用火炉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这本小说再版的时候，格林将“火炉”改为“取暖器”。但是他没有改动卡斯尔公寓内的家具，因为他是根据《我钟情的间谍》一书中的描述设计的。这部1968年出版的《我钟情的间谍》是埃莉诺·菲尔比写的。 格林的老朋友莫里斯·奥德莫尔德爵士发现在《人性的因素》里格林使用了奥德菲尔德手下的一名特工的化名——事实上纯属偶然，他感到十分有趣。 格林并未把菲尔比当作卡斯尔的原型。虽然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他确实从菲尔比的动机和活动方式上获得许多灵感。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在他的自传《地狱般的丛林》中写道，格林“以其独特的行家眼光来看待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冷静地探索把耻辱和其他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化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心灵之战，并使我们获得优势的可能性”。格林在他给菲尔比的《我的无声战争》写的序言中说：“今天间谍战确实已成为心理战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使敌方阵营内的各同盟者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他认为莫尔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且发现他工作极其勤奋——比他的同事要勤奋得多，从不惊慌失措。虽然最初他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当他后来新设立了一个反俄国间谍的部门时，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菲尔比得到英国首相的准许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后不久，哈罗德·麦克米伦、格林和莫格里奇三人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前往东萨塞克斯郡的克罗伯勤看望菲尔比。当时谁都没料到他们会在一个非常不祥的日子里抵达那里。菲尔比住宅的花园长满野草，门铃响过之后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望去，只见地板上散乱地扔着一些未启封的邮件和小册子。厨房里只有几只空奶瓶和放在洗涤糟里的一只不干净的茶杯和茶托。格林觉得它不像一个有妻儿的男人的家，倒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吉普赛人的营地。其实菲尔比早已离开此地前往贝鲁特——投奔前苏联的最后一站，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 这个住宅的荒凉景象深深地印刻在格林这个能够制造独特氛围的作家脑海里，而《人性的因素》的成功恰恰在于对主人公卡斯尔的家庭生活的描写。  
约翰·勒卡雷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冷战谍魂》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建造柏林墙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任务。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艾·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国沿海小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为了假冒贵族身分，送他进圣安德预备学校。后又进入瑞士伯恩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曾服兵役，退役后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过人的聪慧和观察事物的反应能力，颇受老牌间谍奈特的赏识，因此他得以进入军情五处，并以外交官的身分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 不受间谍欢迎的间谍作家 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  
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字。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象乞丐的生活。 康韦尔五岁那年父亲因犯诈骗罪被捕入狱。不久母亲奥利夫也离家出走，直到二十多岁时才与她取得联系。戴维与他的兄弟很快明白，与他们原先以为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钱。在经济上他们一直过着骗人的生活，经常发生账单未付，佣人工资拖欠的事。罗尼过去一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他想入非非，谎话连篇。他还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风流韵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钱的情人也很多，这使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经济来源更加枯竭。为了继续假冒贵族身分，孩子们必须去私立学校读书，为此祖父母替他们付学费，让他们进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区的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但后来当他们仅仅依靠父亲不稳定的收入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入公立学校。康韦尔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个贼，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里不受人欢迎，并深刻意识到，父亲的抱负犹如流动的沙滩，他们的一切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康韦尔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忍受着童年的孤独，这种环境无论对他日后成为作家，还是充当间谍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观》杂志上，怀着与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忆道：“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渴望成为真实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韦尔许多孤独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尔·罗奇身上。罗奇是1974年出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预备学校当学生时，感到自己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游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即便是校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铺床和叠衣服他都干不好……他还为父母亲离异的事而责备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价值。孤独和困惑不时袭上心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厨师建立起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父亲罗尼也没闲着。他开办了数十家没有任何资本的公司。50年来他不止一次破产，但他从不吸取教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数十位情人，还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们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牺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很有身分，这对一个骗子来，是再理想不过了。他在切尔西有一套公寓，在杰明街设有许多办事处。他有好几辆漂亮的轿车。他虽然没有任何现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么合同都签。 整个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康韦尔都是在父亲的监视下度过的。父亲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闭专制的世界里。作为一种反抗，康韦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罗尼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士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他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罗尼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处，一个必需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分。面对审讯，他也拼命抵赖。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报员——他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罗尼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准。”他出生于一个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从未吃过苦。”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以致这成了他追求一种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生活的理由。” 离开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之后，康韦尔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学校继续求学，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过得很不愉快，因为学校靠惩罚来维持秩序。战争使学校的教职员工锐减，各种文化设施遭到破坏。体育活动成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高标准。在这种过于偏颇的教育氛围下，校方向这些不幸的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的前途在于为帝国效劳。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康韦尔，对这种如此狂妄的推断大为反感。他逐渐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终于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逃学了，拒绝返回这所培养奴才的学校。经过说服，罗尼终于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学读书。罗尼一定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去那儿求学至少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他在伯恩大学呆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德语和瑞士语，当然日子也过得很勤俭。这期间他访问了柏林。战后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国崩溃后的废墟。 第二年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内服役；由于他精通德语，被分配到情报部门工作，在那儿他参与对难民营里的流亡者的审讯和安全检查。这使他第一次接触了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也使他熟悉了当时约翰·宾厄姆正在从事的谍报工作。康韦尔后来在约翰·宾厄姆手下工作过。两年后，他的服役期满，康韦尔回到英国。尽管他不够资格，但他还是挤进了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 然而在1953年，由于父亲又惨遭破产，大学二年级的康韦尔只得停学，极不光彩地离开了林肯学院，因为他无力偿还欠款，他不得不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直到罗尼替他凑足了钱他才返回林肯学院。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书期间，康韦尔又遇见了一位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一个差点酿成悲剧的孤独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内的维多利亚式壁炉前，等待着学生们上床睡觉。这时一个年级长奔进来说，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企图自杀。康韦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冲向楼梯井，仰头望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校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天才间谍
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情报机关工作，康韦尔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康韦尔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间谍都需要观察能力，他记得L·P·哈特利说过：“别把我单独留在你的书房里，否则我一定会看你的信件的。”康韦尔觉得自己不会做得那么过分，但他知道，作家脑子里负责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与用于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谍报工作需要敏税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一样，写作也需要这些东西。康韦尔早就认识到，一个出色的间谍是由脑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辩的本领所构成，而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恰恰需要的也是这几个方面。童年的家庭环境、学校的生活、伊顿的那段经历，特别是父亲罗尼，使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间谍世界”里。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转学使康韦尔开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假如他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隐藏在疯狂的世界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康韦尔的学生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含有贬义的话语。但康韦尔认为，这个世界要比他们的美好。七岁那年他读了一篇由G··享蒂写的短篇小说《志愿兵奥斯卡·丹尼》，这篇主要描写一位勇敢的少年侦察员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在德国行刑队面前英勇就义的强烈愿望，几星期以后他对别人讲，他父亲在情报机构工作，并且补充说父亲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被空降到德国。很难说七岁的康韦尔对罗尼真有一种直觉，但无疑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韦尔刚被奈特录用时，内心充满了期望。那时他已结婚，自认为已是成年人了。尽管他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使他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他愿意像他过去常常搜查父亲的抽屉和衣橱，寻找了解父亲神秘生活的线索那样，深入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潜意识，发现它的秘而不宣的动机。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他说：“我渴望献身，我渴望发挥我所有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报专家，竟不理解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以此作为高人一等的途径，作为超然于生活之上而不是参与生活的方法，作为逃避现实的场所，否则我们会视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欢冒险的强者，而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但身处要职，能使他了解许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偿因素，于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危机不断——柏林墙事件，猪湾事件和阿登纳阿登纳（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政府的垮台等等，负有使命的康韦尔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西德政治形势和陪同两德高级代表团访问伦敦。这两方面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私下会见英国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详细了解英国政治体制，并为他后来构想情节复杂的“马戏团”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弗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贴理想的镇静剂。弗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作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事，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弗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友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
(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4/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