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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德国人，怀念战前他所熟悉喜爱的古老典雅的伦敦，满心希望他酒后泄露一些情报。这一次酒精确实如愿以偿地发挥了作用，但是，那个德国军官却醉得语无伦次，别提泄露什么机密了。如此结局实在可惜，因为弗莱明费尽心机安排了那个如此美好的怀旧之夜：在“法国埃居”餐馆和几个会说德语的英国海军军官共进晚餐，然后去斯隆广场一幢讨人喜欢的房子里喝咖啡，欢度良宵。日久天长，连弗莱明本人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出游计划太不可靠，难以找到真正的成功机会。  
弗莱明的私家军
1942年初，弗莱明的思路回到了施考齐尼及其情报突击队上面。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筹划袭击法国海岸。弗莱明建议由一支他称为“情报清道夫”的特种部队，配合常规的先锋突击队行为。戈弗雷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同意弗莱明负责指挥。这显然是弗莱明发挥创造力的大好时机，但是同意的命令下得太迟，他无法把方案考虑得尽善尽美——实施起来可能得非常谨慎，并不断进行调整。 当袭击法国海岸的时机成熟之际，弗莱明挑选了两名海军上尉，拨给他们一支由十名精锐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掩护小队，命令他们偷袭德军指挥部。弗莱明又一如既往地请求戈弗雷允许他和小队一起去——可是他也明白希望渺茫，他太重要了，戈弗雷不能失去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在一艘参与进攻的军舰上观战。可惜由于加拿大部队的耽误，他的情报小队未能离船登陆。 不管怎么说，至此弗莱明感到他的想法得到了重视，他还会有机会大显身手。这个机会最终在1942年夏末到来了。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计划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对于这一次尝试，弗莱明拥有足够的时间，更为细致地组织他的情报突击队。他认真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北极探险家昆廷·莱利和在先前袭击圣纳撒尔中坐镇旗舰的邓肯·柯蒂斯。弗莱明得到了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他奉命负责训练这支队伍。这些优秀的士兵正式被称为“30突击小分队”，私下被称为“弗莱明的私家军”。柯蒂斯说：“伊恩太兴奋了。你会以为他也是一名即将出发的突击队员。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大冒险。”为了训练手下这些人员，弗莱明把他们带到苏格兰营地，在那里学习如何爆破保险箱，溜门撬锁，以及破门而入。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些技术后，他又把他们带到白金汉宫中的一幢房子里，再学习有关轻便武器、雷达、伪装地雷、布雷区、葛里炸药、可塑炸药的知识，以及如何把情报译成密码和破译密码等技术。这一切都给詹姆斯·邦德的历险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专门知识。 ——俟踏上阿尔及尔的土地，弗莱明的人马立刻证明了，他们没有辜负还在那儿甩笔杆子的总指挥的一片苦心。在几分钟的登陆过程中，他们征用了一辆法国卡车及其受惊的司机，并意外地发现了意大利人的海军司令部驻地。意大利人被敌军的突然袭击搞懵了，根本来不及烧毁秘密文件就被捕了，弗莱明的私家军满载档案、密码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在使用的暗语以及舰队战术命令等材料凯旋而归。这不啻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一次大捷。 至此弗莱明的“30突击小分队”已经证明，它足以承担未来的各种行动任务。弗莱明力争扩充队伍规模。结果，他又得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班，用以加强突击队的防御和攻击力量。弗莱明的私家军还得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和正式身份，其标志就是他们的特殊军服——卡其布战斗服和海军军帽。 然而，这是弗莱明最后的军事成就，因为戈弗雷上将调任皇家海军驻印度将官，他的接替者——海军准将E·G·N·拉什布鲁克，却并不怎么赏识弗莱明。弗莱明的影响力虽说削弱了，但私家军却越来越强大，并仍旧处在弗莱明的严格控制之下。1943年4月，英美联军在北非海岸与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会师时，“30突击小分队”搞到了最新的、完整的、西西里沿岸全部防御工事和雷区分布图，对攻占西西里岛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这支队伍一分为二，一支配合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另一支回到英国后，继续在弗莱明领导下受训。私家军的编制此时又扩大了。弗莱明启用罗伯特·哈林充任部队的地雷专家。另一个被启用者是著名的播音员、作家拉尔夫·伊沙德。这支部队受训是为D日进攻作准备。当他们计利在阿罗兰什滩头登陆，阻止德国人破坏他们的大雷达站，此时私家军人数已增至150名。多亏弗莱明的周密计划，这次袭击又获成功。但是，由此在私家军中产生的骄奢淫逸的风气，却激怒了思想单纯的弗莱明。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皮尔森写道： 当他队伍里的人擅自开始实施那种给詹姆斯·邦德带来无上光荣的孤胆行为时，弗莱明的反应是大发雷霆，犹如笨手笨脚的部下对最佳的计划不屑一顾时老M的表现。在这种怒火之下，似乎蕴藏着均衡主义者的强烈失望，他对事物的单纯而美好看法，又一次被现实打破了。 实际上，弗莱明已经开始怀疑他的私家军是不是由于他埋首办公桌的缘故，他们正在逐步脱离他的控制。行动中弗莱明在部下面前，不是一个精明老练的领袖人物。 大战日益接近尾声，“30突击小分队”不断缴获大量先进的德国装备，其中就有第一艘德国单人驾驶潜水艇。当盟军攻入德国本土的时候，弗莱明的私家军，袭击了汉堡的潜艇工厂和埃肯福德的鱼雷试验站，最后挺进到符腾堡森林里的坦巴赫地区的一座城堡，发现了一座密窟，里面藏着起自1870年的德国海军档案，以及比较有用的新材料。弗莱明亲自乘一条渔业保护船，把文件和一个企图焚毁文件的德国海军上将一起带回英国。弗莱明给“30突击小分队 ”的最后指示是：“立即找十二位德国海军最高指挥官，命他们每人写一万字，解释德国为何海战失利。”这最后一笔是典型的弗莱明式的奇思妙想。 1945年11月4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临行时戈弗雷上将对他作出了最后一句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无须多言，仅此足矣。”  
从“金眼”别墅里走出来的“邦德”
复员之后，弗莱明重操战前收集珍贵藏书的旧业，并在牙买加买下了“金眼”别墅作为他的写作书斋。“金眼”其实是海军情报局的一个针对佛朗哥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海军情报局计划，如果佛朗哥决定投靠纳粹就封锁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弗莱明坚称这个名字来自卡尔森·麦库勒斯的小说——《金色眼睛里的影像》卡尔森·麦库勒斯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中代表性的女作家。以擅长描写孤独者的内心世界著称。《金》一书出版于1941年，曾改编成电影。。凯姆斯利勋爵在他的报业集团里，给了弗莱明一个对外新闻服务部经理的高位。工作悠闲，薪俸可观，他闲下来就去旅行——尤其爱去他心爱的“金眼”别墅。 罗伯特·哈林有一次问弗莱明战后打算干什么，他回答说，要写一部“旷世间谍小说”。1952年1月，他实现了诺言，写出第一部邦德惊险小说《豪华赌场》。邦德丛书的销售奇迹已经谈得很多，此处无需赘述其成功的原因。弗莱明的俄国之行及其令人咋舌的战功，为他所有的邦德冒险活动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邦德是达斯科·波波夫和西德尼·雷利（俄国间谍大师）的合成（尽管弗莱明认为邦德从未达到他的创作要求），当然，邦德身上还有弗莱明本人的影子。邦德像他一样讨厌房间里的鲜花，喜欢鱼子酱和不甜的马提尼酒。不过，007小说虽然十分畅销，邦德仍是一个苍白的一维人物，只不过是理查德·汉内或布尔道格·朱蒙德的更加通达世故的翻版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邦德体现出了50年代的思潮：他虽然爱国，但他却是滥杀无辜的外国人，不论好坏随随便便就和女人上床。他代表着那个时代里，某些人梦寐以求的道德沦丧的肉体自由。但是，弗莱明自己的冒险生涯，远比邦德的要精采奇异得多。 邦德的性格尽管无关紧要，但是俄国人却把他当作一个严重威胁，把他和斯默希的交锋看作是一种反俄宣传。克格勃为了反击邦德，委托保加利亚作家·古雅什写了《扎霍夫的使命》，在书中邦德败于一个共产党英雄之手。这本书在《共青团真理报》上以“阿瓦库姆·扎霍夫大战007”为题连载。1968年终于在英国出版了一个译本，此时弗莱明大约已故世四年。  
格雷厄姆·格林简介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三个人》《一支出卖的枪》《密使》《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人性的因素》《荣誉与权力》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我们的人在哈瓦那》《忧虑重重的内阁》《事情的实质》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军情六处的情报员，被派往非洲工作。 格林190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学院攻读历史。当过记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战后他创作了大量的间谍小说。被指控的间谍作家。 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 ，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属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卖国贼”的儿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于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哪一方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寻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目前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他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不久，经常去格林宿合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图片一个面容阴险的老头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十九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两面人
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消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菲尔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查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书中）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现在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作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现在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午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潜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径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钻，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虚重重的内阁》一书。 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午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惟一的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泊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市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磅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刚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惟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据说一条早已离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间谍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军前往拦截，然而没有人被逮捕。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惟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如何使“威尔逊”离开阳台？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
( 他们当过间谍--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4/4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