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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兵：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4）
在这血腥的战场上，一个犹太人和一群哥萨克并肩战斗——一面是文明，一面是野蛮；一方是诗人，一方是屠夫。这也就成了《骑兵军》的戏剧冲突的核心。它赋予了巴别尔这篇篇箴言玄经般的小说全部的内在张力。 这就是巴别尔的秘密：在腥风血雨的征途中，他直面那像一颗被砍落的头颅的太阳；在危在旦夕的战场，他捕捉人和马的喷薄的情欲；他为犹太人的命运悲伤，但却向往成为他们的天敌——哥萨克。
《骑兵军》不衰：巴别尔现象的启示
《骑兵军》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苏联作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中译本，西安电影制片厂将要拍成一部中国版的同名电影……巴别尔一时成了热点。
巴别尔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很陌生，翻阅《辞海》和苏联文学史都找不到他的名字。由于媒体介绍其新译本，人们才对这位像彗星般一闪而逝的文学大师有所了解。
巴别尔18岁开始写作，在高尔基主编的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发现他的天才，称他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十月革命后巴别尔参军，作为战地记者跟随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目击了人类历史上那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根据这次征战，他创作了30多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杂志上。小说记录了苏波战争期间战场上的苏联骑兵军的故事，着力刻画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真实揭示了骑兵军士兵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1926年他将小说结集出版，题为《骑兵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但它的严酷的真实性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元帅愤怒抨击他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高尔基仗义执言，为巴别尔辩护，所以巴别尔能暂时度过难关，但是他已无法再继续创作了。高尔基死后，巴别尔自然在劫难逃。他于1939年5月被捕，1940年1月27日被处决。从此他的作品被禁，直到1957年苏联文坛“解冻”，《骑兵军》才重新出版，并译成20多种文字，流传各国，震惊全球。在欧美文化界刮起一股“巴别尔旋风”。1986年意大利杂志《欧洲人》评选全球一百位最佳小说家，巴别尔高居首位。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骑兵军》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骑兵军》里每一篇都非常短小精悍，长的不过五六千字，短的仅大半页。巴别尔的写作技巧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说风格新颖独特，震撼人心；语言方面他要求自己：
“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
凭着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居然在全球文坛上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赢得如此崇高声誉，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而我们有些作家、学者竟能在一天之内写出好几千字，能在一年之内出版六七本书，各种报刊杂志屡屡见其大名。让人怀疑这些作品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其质量如何？能流传下来吗？影视名人也不甘落后，真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帅哥靓姐们齐上阵。那些出卖隐私的东西又有什么价值？可是出版商却对这类货色趋之若鹜，还不都是为了赚钱！
巴别尔现象对我国当前文化界的浮躁风气具有启发意义：应当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把健康有益的精品奉献给读者，别只为了名利给人类社会制造精神垃圾！（龙飞）
伊·巴别尔：自传
我于１８９４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人。在父亲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我学习许许多多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以及沉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ｍ－ｒ法拉束教师。他是布列塔尼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祖国的语言——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１９１５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邋遢的、终日醉貌咕咚的酒保的地窖里。自１９１５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于１９１６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我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１００１条），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 这一去就是七年，由１９１７年直至１９２４年。在这些岁月里，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１９１８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１９２３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把我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１９２４年初，那时《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古绍夫之死》和《国王》等。
泅渡兹勃鲁契河（图）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注：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台地，古时属立陶宛－波兰公国，沿德涅斯特河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呈长丘、干沟地形。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九世纪至十八世纪历史地区，地届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动着，收拾掉在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1）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里接待我。她请我用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还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 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艾丽扎太太晃动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不停地给我添饼干，我享用着耶稣会的甜食。 这个波兰老妇人称我为“老爷”，厨房门外，笔直地站立着几个灰不溜丢的老头儿，他们的耳朵一色都僵硬了。在蛇一般阴险的暗处，有件修士的长袍像蛇行一般游动。神甫逃跑了，不过把他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了下来。 罗姆阿里德是个阉割派教徒，身体肥硕，讲起话来瓮声瓮气，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用黄不棱登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着波兰毁于战火的地带。他历数着他祖国的创伤，亢奋得连声音都嘶哑了。但愿一过性遗忘症让这个心狠手辣地出卖我们，又叫人随手毙了的罗姆阿里德丧失记忆吧。然而在那个夜晚，他那件紧身的长袍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兴冲冲地扫过所有的过道，并且对所有想喝酒的人示以微笑。在那个夜晚，这个修士的影子寸步不离地潜伏在我身后。他，罗姆阿里德先生，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要是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一起喝着罗姆酒，天主教教士的住宅虽已百孔千疮，形同废墟，可那种见所未见的生活方式的气息仍在其中回荡，而罗姆阿里德谄媚的谀辞则听得我筋骨为之酥软。什么耶稣受难十字架，其作用像交际花的护身符，写有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纸和藏在女人蓝色丝坎肩内的那些已经霉烂了的信札一样不足道哉！…… 我从这儿看清了你，你是个披着紫袍的不守清规的修士，你的两手是虚肿的，你的心是软弱而又残忍的，就像猫的心，看清了你那个主的伤口，从那儿流出的是精液，是让处女醉倒的芬芳的毒液。 我们喝着罗姆酒，等着政治委员，可他迟迟未从师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虽说睡着了，却仍在提心吊胆。而在窗外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天空下，林荫道正在融化。充满渴念的玫瑰在黑暗中颤动。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横在斜坡下。月光顺着尸体两条掰开来的向上跷起的腿缓缓流动。 瞧，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注：１５６９年，波兰与立陶宛联合为统一国家，至１７９５年解体。】桀骜不驯的苦难！我，一个靠暴力闯入的异邦人，在神甫丢弃的圣殿内把一条满是虱子的褥垫铺开，将那本硕大无比的颂书垫在头下，里边颂扬的是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注：约瑟夫·毕苏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５）：波兰社会党活动家，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首脑。１９１８年任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其间曾与苏联交战，１９２２年后任波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 饥寒交迫的大军朝你古老的城市蜂拥而来，啊，波兰，全世界的奴隶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在你这些城市的上空，你要倒霉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你要倒霉了，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公爵【注：拉吉维尔家族十四世纪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世家，尔后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公爵世家，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为俄国和普鲁士的公爵家族。】，萨佩基公爵【注：萨佩基家族自十七世纪起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国的公爵家族。】！…… 我的政治委员还没来。我去师部、果园、教堂里找他。教堂的大门大敞四开，我踏进教堂，迎面看到有两块雪白的头盖骨在一口破棺材的盖子上燃烧。吓得我直往地底下，往地下室钻去。地下室内有把橡木梯子通向祭坛。我昂头望去，见到高处，几乎就贴着拱顶，有火光在移动。我看到了政治委员，特务科科长和手里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们。他们听到了我微弱的呼救声，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2）
头盖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雕塑品，这就吓不着我了，我们大家继续搜查，搜查的起因是在那名天主教教士的寓所内发现了一大堆军装。 我们手持蜡烛，搜查这幢发出回音的建筑，彼此压低声音交谈，脚上的马刺碰得嚓嚓直响，翻袖口上绣的马头闪烁着亮光。好几尊嵌有宝石的圣母用她们像老鼠一样淡红色的眼珠注视着我们的行踪，火苗在我们的手指间抖动，把一块块黑影投到圣彼得、圣方济各、圣温采特的塑像上，投到他们红彤彤的面颊上和涂有洋红的卷曲的大胡子上。 我们在各处翻寻。我们的手指揿下了一个又一个骨制的按钮，但见一个又一个圣像分成两半，移动开来，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发了霉的地下室。这座教堂年代久远，有许多秘藏。它金碧辉煌的墙壁内有不少暗道、壁龛和开启时没有一息声音的暗门。 啊，那名天主教士真是愚不可及，他竟在救世主的钉子上挂满了本堂女教徒的乳褡。我们在圣障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一羊皮袋纸币和巴黎珠宝匠制作的不少首饰盒，里边全是祖母绿的戒指。 后来我们聚在政治委员的屋里数钱。金币摞成了一根根柱子，纸币堆成了一方方毯子，一阵风朝烛火刮来，艾丽扎太太的眼睛里射出乌鸦般贪婪的疯狂，罗姆阿里德发出声震屋宇的狂笑，发疯了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乱地敲着钟，乱鸣的钟声没有一刻停息过。 “走，”我对自己说，“离开这些个叫大兵诱惑得一个劲丢媚眼的圣母……”
家书（1）（图）
这是我们收发室那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男孩子向我口授，由我代书的一封家书。这封信是不应该遗忘的。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一字未改，完全保留了本来面目。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 本函首先急于要告诉您的是托上帝的福，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我希望从您那儿也能听到同样的话。我向您深深地鞠躬，而且是一躬到底，此外，还向…… 下面他开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和干亲的名字。我们就从略了。全文从第二段起照抄不误。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库尔丘科娃，我急于要函告您，我现在加入了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您的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也在这里。如今他已当上红色英雄了。他把我调到他手下，我们在政治部收发室负责向前沿阵地分发书籍和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我军的军报《红色骑兵报》，这是张嫉恶如仇的报纸，前沿阵地的每个战士都盼着看这张报纸，看过后就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去砍杀卑鄙的波兰小贵族。我在尼康·瓦西里耶奇手下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求您尽可能多给我邮点什么吃的来吧。求您把那头花斑公猪宰了，打成邮包，寄到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写明交瓦西里·库尔丘科夫收。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又没衣服盖，冻得浑身发抖。请您来封信吧，告诉我，我的斯捷普卡活着还是嗝儿屁了，求您好好照料它，写封信来告诉我——它绊蹄伤了的那条腿好了还是没好，还有它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马掌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天天都给它用肥皂洗前腿，我留了块肥皂在家里，搁在圣像后边，要是叫爹用光了，就劳驾您上克拉斯诺达夫去买一块，您做了好事，上帝不会抛下您不管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儿是个穷地方，庄稼汉为了逃避我们这些红色勇士，全都牵着马躲到树林里去了，这儿小麦种得很少，长势不好，稀稀拉拉的，我们看了笑痛肚子。这儿的庄户人种黑麦，也种我们那种燕麦。这儿的啤酒草全用木架撑起，因此长势很好，当地人用这种草酿私酒。 在本函的这一段，我急着要跟您谈谈爹的事，谈谈一年前他老人家怎样杀死了我哥哥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科尔丘科夫。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当时爹在邓尼金部队里当连长。有人见到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身上挂满勋章，跟在旧制度下一样。由于那次叛变，我们全都成了俘虏。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发现了。爹就动手宰割费奥多尔哥哥，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割到天黑，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断气。当时我写了封信禀告您，您儿子坟头上没有立十字架。可这封信叫爹给截住了，他拷问我，破口大骂：你们全是你娘的崽子，全是那个浪货的贱种，我操大了你娘的肚子，今后还要操大她肚子，我的生活给毁了，为了正教，我要把我的骨肉一个不留地干掉，还骂了其他许许多多脏话。我在他那里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基督受的罪一模一样。幸好我很快就逃脱了爹的毒手，回到了巴甫利钦柯同志的骑兵旅，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旅奉命去伏龙涅什休整，补充人员和给养。我们在那里补充了人员，还补充了马匹、被服、枪支，以及一切应该发给我们的东西。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可以给您形容一下沃龙涅什，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要大些，城里人一个个都长得特别漂亮，还有条小河可以洗澡。我们每人每天配给两磅面包、半磅肉和相当多的糖，所以一起床就能喝加糖的茶，连吃晚饭时也能喝到糖茶，我们已经忘掉忍饥挨饿是怎么回事了，每天午饭我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煎饼或者烤鹅，随后就躺下来睡午觉。那时谢苗·季莫菲伊奇由于作战勇敢，全团上下一致拥戴他当团长，于是布琼尼同志下达了委任状，发给他两匹战马、上等军服，拨一辆大车供他专用，替他运箱笼包裹，还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而我呢，作为他的弟弟，在他鞍前马后工作。如今哪个街坊邻居胆敢欺侮你，那么谢苗·季莫菲伊奇就可以要他的小命。后来我们开始追歼邓尼金将军，杀死了他成千上万的人，把他的部队逼入黑海，可是上哪儿也没见到我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因为太舍不得费奥多尔哥哥了，所以搜遍所有的阵地，捉拿他老人家。可是，亲爱的妈妈，您是知道我爹是什么样的人的，您知道他的性子有多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不要脸的，竟把红胡子染成了黑胡子，黑得像老鸦那样，他换了便装，躲在迈伊科普市，因此没有一个居民认出他就是旧制度下那个最歹毒的、杀人不眨眼的警官。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您那个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偶然在一个居民家里看见了他，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去了封信。我们——我、谢苗哥哥和队里一些自告奋勇的小伙子，立刻跨上战马，一口气跑了两百俄里，前去追捕他。
家书（2）
我们在迈伊科普市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后方一点儿不支持前方，到处都在叛变，就像在旧制度下那样，大街小巷里都住着犹太人。谢苗·季莫菲伊奇在迈伊科普市跟犹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不肯交出爹，便把他关进了监狱，加以监护，他们说，已接到命令不杀俘虏，您别生我们的气，我们会审判他，他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谢苗·季莫菲伊奇还是降服了他们，他用真凭实据证明他是堂堂的团长，还拿出了布琼尼同志亲自授予的全部红旗勋章，谁要是胆敢替爹狡辩，不把人交出来，他就把谁一刀砍死，有一个砍一个。部队里的小伙子也这么威逼说。谢苗·季莫菲伊奇终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抽他，还让所有的士兵在院子里排列成战斗队形。这时谢苗把水泼到我爹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的络腮胡子上，只见颜色顺着胡子淌了下来。于是谢苗问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我要遭罪了。” 于是谢苗问他： “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 于是谢苗问他： “爹，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 “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 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着大家，说： “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决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这时，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便冲着谢苗破口大骂，又是骂娘，又是骂圣母，还扇了谢苗一耳光，就在这时谢苗把我支出院子，所以，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没法给您形容爹是怎么给结果掉的，因为我给支出了院子。 这件事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市。我可以谈谈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后边已没有陆地，只有水，那是黑海，我们在这个城里一直待到五月，然后调往波兰战线，狠命地杀波兰人…… 您的亲爱的儿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好妈妈，请您好好照料斯捷普卡，您做了好事，上帝是不会抛下您不管的。 这就是库尔丘科夫的家书，一字未改。我写完后，他拿过信去，贴肉揣在怀里。 “库尔丘科夫，”我问那孩子，“你父亲凶吗？” “我的父亲是条恶狗，”他忧伤地说。 “母亲要好些吧？” “母亲还可以。要是您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合家欢……” 他把一张磨损了的照片递给我，上面照得有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是个腰圆膀粗的警官，戴一顶警官制帽，一部络腮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笔直地站在那里，高高的颧骨，一双淡颜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显得愚昧。他身旁的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农妇，穿一件加长了的上衣，长着一张肺痨病患者那种发亮的、怯生生的脸。在靠墙壁那边，紧挨着外省照相馆里那种土里土气的绘有花和鸽子的背景，耸立着两个小伙子——身材高大得出奇，呆头呆脑，大脸盘，暴眼珠，泥塑木雕地站着，好像是在听训。这是库尔丘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奥多尔和谢苗。
战马后备处主任（图）
村里怨声载道。骑兵部队在此征粮和交换马匹。骑兵将他们奄奄一息的驽马换成干农活的使役马。这无可指责。没有马匹就没有军队。 然而要农民认识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农民纷纷聚集到队部外面哄闹。 他们手里牵着依靠缰绳支撑的、虚弱得走一步要晃几下的皮包骨头的老马。庄稼汉们，这些个养家活口的人遭此劫难，不由得恶向胆边生，然而又深知这胆子是支持不了多久的，所以急于一泄心头怨愤，便口无遮拦地詈骂部队的首长、上帝和自己可怜的命运。 参谋长Ж全身戎装站在门廊下。他眯上浮肿的眼皮，以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听取庄稼汉们告状。其实他专心的程度没有超过敷衍一步。他像一切饱经世故、累得精疲力竭的官员一样，善于偷个闲，停止一下脑力活动。每逢短暂的闲适时刻，我们的参谋长总是借机休整一下他那部用旧了的机器。 这回跟庄稼汉们打交道时也一样。 他冷眼旁观他脑袋瓜里原先的一团乱麻，如何在庄稼汉们七嘴八舌、不顾死活的怨詈声的伴奏下，变成了清晰的、有活力的思维。他在等一个必要的间歇，抓住庄稼汉们的最后一滴眼泪，哼哼哈哈打一番官腔，随后就回队部去工作。 可这回连哼哼哈哈都不用劳他大驾了。只见一个红脸膛灰白唇髭的汉子，披着黑斗篷，穿着缀有银饰带的大红灯笼裤，骑着一匹火红色的英国阿拉伯骏马，飞马来到门廊下，此人就是原先杂技团的大力士，如今战马后备处主任奇亚科夫。 “向老实巴交的泥腿子致以修道院长的祝福！”他一边高喊，一边勒住疾驰中的坐骑，就在这一瞬间，一匹哥萨克换下来的连毛都没剩下几根的劣马摔倒在他的马镫上。 “首长同志，瞧，”一个庄稼汉拍打着自己的裤子，大喊道，“瞧你的弟兄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看见了吧，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倒来使唤使唤它……” “像这匹马，”这时奇亚科夫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这匹马，老兄，你完全有权去战马后备处领取一万五千卢布，如果这匹马的情况更妙些的话，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就可以到战马后备处去领取两万卢布。不过，马倒了下去，这个数目的钞票是不够补偿的。可要是马倒了下去又站起来，那么这匹马仍然是——马；反过来，要是它站不起来了，那么就不再是马了。不过，顺便说一句，我看这匹母马身子骨还挺结实，准能站起来……” “主呀，我的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那庄稼汉挥了挥双手，“它，这个可怜见的，怎能爬得起来……它，这个可怜见的，死定了……” “老兄，你小看了这匹马，”奇亚科夫深有把握地回答说，“老兄，你这是在亵渎这匹马，”他一边说，一边将他大力士式的魁乎其伟的身躯跨下马鞍。他伸直膝部绑有皮带的漂亮的双腿，像在舞台上一样，神气活现地、麻利地朝那头奄奄一息的畜生走去。那畜生将它一只又大又黑的暴眼球忧伤地盯着他，不由得将他红彤彤的手掌上的一道无形的命令咽下了肚去。这匹浑身乏力的马顿时感觉到了由这个灰白唇髭、神采飞扬、英姿勃勃的罗密欧身上传来的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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