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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
官您出来吧！”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
来。
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装备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迸了日本特
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到动静，率队冲了出来。他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好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的
嚎叫，一勾枪板机将他击毙在地。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太阳火样红，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
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
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
日本人被杀得很惨，士兵被杀后肢解，日本侨民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被肢解。
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
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
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困带队突围相继阵亡。
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当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国民党军）截击缴械……待余剩
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仍请求向孙殿英索还武器，仍要开赴前线，力国杀敌。”8月10日，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经他一手策划成立的卖国政府也被迫迁往唐山。
注：殷汝耕（1885棗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27年即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官方往来勾结。1931
年后参加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及《塘沽协定》，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7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堕为彻底民族败
类，1947年12月1日因汉奸罪被处决于南京。
张庆余（1895？963），字贺轩，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厉任直隶军连、营、团、旅
长等职，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
1935年11月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1937年7月率部起义，转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隐居四川金堂县
什坊镇。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1946年夏，退役与家人定居天津，直到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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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功能达到的速度和高度
沧州市主要的门派是秘宗门，又称燕青门；还有六合门。秘宗门主要集中在北门口一带，就是现在的市医院附近，代表人物有胡家，韩家。六合门主要是回族武师居多，四大名云：姚宝云，吴连云，刘福云，刘海云。
姚宝云8岁开始练拳，在觉得腰腿有力量、轻便灵活之后，下决心练轻功。
到后来，他的轻功已经练得相当熟练了，就开始跑箥罗。等到把箥罗里边的砂子抓没了，可以在空箥罗边上飞跑了，又开始跑大锅沿。
1946年秋，姚宝云跟经常当牲口经纪的李恩赏去捷地赶大集，李恩赏知道姚宝云腿脚快，就提出赛一赛。
姚宝云看看大挂钟，两点一分，姚宝云说，开始！
两个人撒腿就跑起来。
捷地距沧州12华里，姚宝云跑到家一看挂钟，两点13分，平均一分钟一华里。
关于轻功能达到多高速度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了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是中央电视台采访武当掌门的过程。武当掌门在全程录象下用飞檐走壁功夫借助墙壁取下了10米高处的红灯。
这就是我小说里边于效飞在一小时内跑了100华里的由来，年轻人在拚命的情况下破纪录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这个不算太夸张。
毛瑟手枪的使用
驳壳枪到底是谁发明的一直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战结束后，驻扎毛瑟工厂的美军指挥官，不知到为什么下令一把火把毛瑟厂的记录给烧了。从此，全世界的毛瑟步枪、毛瑟手枪，都没了出生证明，大家只是猜测，毛瑟手枪可能是工厂里三个叫费德勒的兄弟发明的。
驳壳枪是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影片里最常见的道具，一般人对他都不陌生。但人们很容易忽视它的枪套。驳壳枪的枪套通常是个木头盒子，这个盒子除了装枪还有其他的用处。它可以安在枪把上成为一个枪托，以提高射击精度。
1932年，毛瑟公司又推出了一种很像冲锋枪全自动毛瑟手枪，这种枪和半自动手枪有什么差别呢？
从武器的发展规律来看，自动化是发展的大趋势。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轻武器的射程和精度都没有太大的进步，惟有火力一直在加强。从手动装填到自动装填，从半自动射击到全自动射击，当年的毛瑟自动手枪正好适应了这个潮流。可以说毛瑟自动手枪是一把开风气之先，颇具前瞻性的手枪。
尽管毛瑟手枪在枪史上的地位显赫，但它的价格过于昂贵，每把在当时就要25美元，而同时期其他的手枪价格不过才几美元。所以，毛瑟手枪很少作为军队的正式装备在战场上使用。英国人称它为“扫帚把”、德国人叫它“牛蹄子”，似乎都不登大雅之堂。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对毛瑟手枪有强烈的好感，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里，有一份文件是1912年9月，陆军部与德国礼和洋行签订的购枪合同，这份合同证明在民国元年就出现了自来得手枪一词，也证明毛瑟手枪价格不菲。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可是世界上一共生产了150万支毛瑟手枪，其中有三分之一都卖到了中国。毛瑟手枪为什么会在中国风行呢？
从毛瑟手枪1896年诞生到1939年停产，中国一直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长期的内战使各派力量都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财政收入用于战争开支。而在20世纪20年代，各国列强对中国实行重型武器禁运，禁运的项目有机枪、步枪，但不包括手枪。带有木盒托的毛瑟手枪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当步枪用，自然惹的中国人喜爱。事实上，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大批订单，毛瑟公司早就倒闭了。
从战争的角度来说，中国大量使用毛瑟自动手枪也不是偶然的。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重火力一向不足，像欧洲那种完全拼火力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在中国较少发生，相反，却发生了大量的机动作战，因此，中国军队对于近战火力的需求就比其他强国大得多。
毛瑟自动手枪150米的射程，每分钟40－－－－120发的战斗射速，10－－－－20发的装弹量，正好弥补了老式步枪和机枪火力之间的空缺。本来这个火力空缺应该由冲锋枪来填补，但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无法提供大量的冲锋枪和弹药给部队。中国军队大量装备冲锋枪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库存了大量的冲锋枪了，才开始援助中国国民党军队。
由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军事装备极为落后的中国，盒子炮的威力是如何的不可小视。
在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余秋里将军的一段回忆，这段回忆说的是：长征途中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奉命进攻章坝村附近一个国民党部队的阵地。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战头进行的非常惨烈。最后，阵地攻下来了。于秋里看到了驳壳枪，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毛瑟手枪即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仍是作战性能最好的手枪。所以它在战争中，受到从士兵到将军乃至元帅的普遍青睐。在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军缴获的毛瑟手枪要逐级上交，以供首长或警卫人员使用的。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走到哪里，老百姓一看都知道，因为我们背‘盒子炮‘的多"；。
在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单独展示着一支驳壳枪，这是1944年聂荣臻司令员奖励给河北曲阳县民兵英雄李殿冰的。
1941年日军对冀中大扫荡，1200多名日伪军进犯李殿冰的家乡——尖角地村。李殿冰的民兵小组先在东边打几枪，然后再跑到西边打几枪，与敌人捉迷藏，敌人晕头转向，伤亡30余人，民兵无一损伤。战后他总结说：“我们就像麻雀一样啄一口就飞，打了个麻雀战”。从此，“麻雀战”这个词儿传遍抗日根据地。
毛瑟手枪在中国被应于各种战斗，正是因为大量的使用，中国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驳壳枪使用技术。普通手枪最常见的单臂瞄准射击方法对毛瑟手枪来说不合适，因为毛瑟手枪是向上抛出弹壳，搞不好会打到自己。
有经验的射手对付50米内的目标都是斜向出枪。由于毛瑟手枪枪管细长，射手用眼睛的余光略瞄准就可以打中目标。当然，这需要通过一定的练习，培养出枪感才行。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毛瑟手枪逐渐在军队中消失了，这倒并不是由于它性能不佳，而是因为整个手枪家族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美国军事机构所积累的战伤档案表明，在战场上有手枪所造成的枪伤微乎其微，由此对手枪的战术使用价值打了一个大问号。俄国人早就得出结论：在短兵相接时，部队手中的武器不应该是手枪而应该是威力更大的冲锋枪。
随着冲锋枪的普及，毛瑟手枪的光芒日渐黯淡，以至最后彻底隐身在博物馆里。但在中国，毛瑟手枪，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叫盒子炮或驳壳枪，却不仅仅是一把枪，它还代表着一种文化情结。
从北伐、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驳壳枪几乎见证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全部历程，无数真实的或虚构的人物，就是用驳壳枪缔造和保卫着红色江山。如果说左轮手枪书写的是美国牛仔的传奇，那么，驳壳枪上映射的则是中国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
武器的有效射程要满足两个条件，通俗的说，一要打的中，二要对目标达成理想的毁伤效果。对于手枪来说，主要是第一条不好满足。因毛瑟手枪子弹的高初速，长枪管，使得其有效射程较其它手枪大，达70米。如果将木制枪盒结合在枪尾作为枪托抵肩射击，有效射程可达150米。但这都只是对一般的射手而言的，对于未经训练的人和优秀的射手而言，其有效射程就因人而易了。
旧中国，许多武装人员将毛瑟手枪的有效射程发挥到极至。据有的资料载，当年东北的胡子（土匪）能够在二百步开外用毛瑟手枪打中高梁杆。为抗日而英勇牺牲在东北土地上的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将军，在被敌包围后，孤身一人，手持毛瑟手枪与敌对射，使数百想活捉杨将军的猖狂之敌迟迟不敢靠前，最后只好在远距离上将其射杀。因在敌伪中，早就传说杨将军能够在二百步距离上用毛瑟手枪左右开弓打落苹果。象这种例子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可举出很多。
因毛瑟手枪枪管长，瞄准基线长，许多优秀的射手根本不用缺口和准星，平原游击队电影中的李向阳右手的一支毛瑟手枪就被锉去准星，方便拔枪，射击只是根据手感概略瞄准，便能打落空中的飞鸟、抛掷的铜钱，这些早已不是夸大的传说了。中原大战中冯军失败，冯军的一个营在营长刘树森的带领下向黄河北撤退，因兵单势薄，两次遇到叛军拦路，意图缴刘营的械，刘一边与之周旋，一边用盒子枪甩手打下空中飞鸟，两枪两中，吓退两股叛军。抗战刚刚胜利时，国共美三方军调小组到新四军第五师驻地调停内战，曾流传着小组中的美军代表和师长李先念赛枪的故事。其时，美军代表用卡宾枪射击空中用降落伞飘落的小型靶标，而李先念则用毛瑟手枪射击向空中抛掷的砖头瓦块，枪枪命中，令在场各方人员惊叹不已。
前几年有部电影《飞虎队》，片中的毛瑟手枪有很突出的表现，可惜好看是很好看，但使用则并不恰当，其一是片中的毛瑟手枪动辄连发，且实施长点射，就不是完全合适。因为毛瑟手枪是冲锋手枪，不是微型冲锋枪，和后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作为手枪设计的，只有在需要时，比如近距离的遭遇战、伏击战等场合才实施连发射击。其二是持枪的姿势不对。受后坐力的作用，手枪射击时，枪管有一个向上的跳动，毛瑟手枪也不例外，如果按射击教范的动作，即将枪身直立，缺口准星水平朝上，则实施连发射击时，除第一发弹外，其余都将越来越高地射到天上，这也正是外国人不愿意使用毛瑟手枪，特别是不愿意用其进行连发射击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冲锋手枪射击技术，用以控制全自动射击时枪口上跳问题，方法简单得很：使用毛瑟手枪进行连发射击时，是将枪身翻转90度，将枪身平放，这样连发射击的枪弹，就会借着枪管沿枪身轴线的上跳，很自然地成一个扇面横扫出去，结果在水平面内形成了散布射，这要比枪口上跳好得多。就是这么个易如反掌的办法，西方竟无一人想到！这是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无怪那些老外们惊呼：这么一个伤透了脑筋也没有解决的难题，被中国人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腕，就解决了。
可以坦率地说，毛瑟手枪只有在中国被这么广泛地应用，也只有中国人对这支轻型单手武器取得了真正丰富的实战经验。
外国评论家说，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人如果能弄到一支毛瑟手枪，简直“如鱼得水”（英国有一类似成语：likeducktowter，如鸭得水）。
周恩来的卫士可以在50米外打中悬挂在树木中的绣花针，后来他担任了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
刺杀天皇特使案
“刺杀天皇特使案”是军统抗战期间在北平组织的一起重要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军统特工人员在掌握了目标的准确行踪后，骑自行车尾随其到锣鼓
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开枪射击，两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消息震惊中外。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十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
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四十四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七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宮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四十四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三十三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具体执行袭击任务的，是军统北平站第一行动组的两名行动特务——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原名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时年35岁，在军统中有心狠手辣之称，枪法好，胆量大。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就开始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来都是118师张砚田部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本身原来是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保安队，原本出身东北军系统。全面抗战前，军统就在这支伪军投入不少力量进行策反。虽然几次都不成功并且损兵折将，但对这支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有很大影响，两位主官张砚田和张庆余都和军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起义并非军统策划，而是官兵自发。因为该部官兵对日军平素的骄横和欺压十分不满，因此行动起来带有较大的血腥性和报复性。住在通县的日军教导官被杀，附近的日本侨民数百人也多被虐杀，并放火焚毁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后来拍摄的对通州“侨民被杀”事件的调查照片，却在很多地方被当作日军暴行照片来使用了，可能是从日军档案中收缴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起诉麻、邱两人的诉状中，就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曾经有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
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26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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