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
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逃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麻克敌被捕又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日本在全城逮捕了大量的无辜群众，声称如果麻克敌不自首，就枪毙所有人质，麻克敌为不牵连无辜，向日军自首。一个是日军在全城通辑麻克敌，麻克敌被房东老太太出卖。还有一个是麻克敌后来又行刺伪北平市长的车队，在认为全歼车队所有人员之后撤离。不料伪市长在胸部受到致命伤之后仍然没有死，只是闭目装死。他清楚地看到了从树上下来的麻克敌，却聪明地没有出声。等到救援人员赶到之后，伪市长说出了麻克敌的相貌特征之后死去。于是麻克敌被捕。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火烧南苑机场
现年90岁的傅岩老人，是抗日放火团的两名健在者之一。
傅岩是在天津由表兄石永贵介绍加入抗日放火团的。当时抗日放火团在天津也开展了不少活动。1937年深秋，日本华北驻屯军新运来一批换季冬装，放火团工作员石永贵在天津把日军的这批换季冬装烧了。日本人因为换不上棉衣，不得不放慢了侵略的速度。为加强力量，石永贵又把表弟傅岩介绍到放火团。
傅岩原籍是辽宁省台安县，“九·一八”事变流亡到北平，1935年，傅岩进入中共北方局秘书处，从事印刷、存放文件等工作。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大举侵华，中共北方局被迫撤退，傅岩奉命秘密留在北平。这时表兄石永贵找到他，要他加入抗日放火团，配合八路军在东北、华北作战，拖住日军南侵的脚步。傅岩和放火团负责人之一秋世显还是同学，就毫不犹豫加入了放火团，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制造炸药、爆破、射击等全部本领，能够独立行动了。傅岩有时化装成普通工人，身穿油渍麻花的工作服，住小旅店，有时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袍，出入京、津英法租界，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9年初夏，傅岩把火烧日军在北京的南苑军用机场列为下一个目标。他发展了两个关系人，一个是邮递员，一个是机场中国工人的工头。邮递员进出机场不受检查，付岩通过他把放火块带进机场，交给那个工头。工头拿到放火块，就悄悄寻找放火地点。他发现一个“机窝”里有一堆刨花子，正是起火的最好助燃物，把放火块放到刨花子里。夜里，南苑机场上空腾起一团巨大的火云，直冲云霄，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整个机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十多架军用飞机被烧毁，油库化为废墟。日本人对南苑机场大火恼羞成怒，左查右查也没查出起火的原因，对外界只得宣称这是一场意外事故。此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内引起震惊，英国《泰晤士报》专门做了报道。
火烧南苑机场，谁都弄不清是傅岩干的。后来第三国际看到外电报道，又经过内部调查，确信是傅岩所为。
日军为镇压抗日放火团，曾先后设立特殊警察队、检索班、外事警察课、工厂防谍委员会等机构，布置搜查网，明里检查、巡查、检索，暗里化装成工人、职员，混入工厂、码头监视。每次起火事件之后，日伪警察、特务立即到起火现场抓人。起火时在现场的和三天之内在该处工作的，都视为放火嫌疑人，统统在被抓之列。日本人对他们严刑拷打，试图从中得到线索，很多人致残致死。1940年4月傅岩本人也因叛徒出卖，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抓住，但他忍受酷刑，咬紧牙关没有说出自己是抗日放火团的，日本人也没找到任何证据，就放松了看管。傅岩寻隙逃脱，来到太行山区革命根据地18集团军129师即八路军总部，进入罗瑞卿领导下的八路军总部保卫部工作。
1948年11月2日，傅岩随中共中央东北局接收沈阳，被任命为沈阳市公安局三处处长。此后又到沈阳市轻工局、计委工作。1984年离休。
叫掌心雷的手枪
＇＇＇CP｜W：210｜H：140｜：C｜U：file1。/chpters/20105/21/180909634100056847032500123256。jpg＇＇＇
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
1897年，勃朗宁设计出了第一支采用自由枪机式原理的自动手枪及其使用的7。65×17mm枪弹，可当时并没有美国厂商愿意采用，于是勃朗宁转向
欧洲寻求支持。比利时国家兵工厂（Fbrique
Ntionl，简称FN）在欧洲武器展览会上发现他的设计后，慧眼识英才，将他从美国招至麾下。两年后，FN与勃朗宁首次合作的结晶——M1899手
枪诞生了，并在1900年7月3日被比利时政府正式采用，定名为M1900，该枪10年内生产了72万多支。继M1900之后，FN与勃朗宁合作推出了更
加成功的M1903
9mm手枪，发射9mm勃朗宁手枪长弹，仍为自由枪机式自动方式，发射机构带有控制连杆；以防止偶发。该枪设计简单可靠，不仅成为比利时军用制式手枪，还被俄国、瑞典、荷兰、土耳其及巴拉圭等国装备使用。
勃朗宁以他独特而敏锐的眼光，看中了民用自动手枪的潜在市场。1904年，他以M1903的成功设计为基础，将尺寸缩小，开发出了第一支袖珍型
（Pocket
Model）自动手枪——M1906，发射同样是他设计的6。35×15。5mm半底缘自动手枪弹（0。25英寸CP），并于1906年正式投产。
该枪仍然采用自由枪机式自动方式，惯性闭锁机构，结构简单，只有33个零件，可迅速不完全分解为套筒、枪管、复进簧及其导杆、击针和击针簧组件、套
筒座、弹匣、连接销等7个部分。它延续并改进了在M1903上应用的一种新型结构，即在枪管下方设计了3个肋状闭锁凸笋，从而有效地与套筒座相扣合，使得
分解非常容易——将套筒向后拉到位，使手动保险卡入套筒左侧前部缺口，然后将枪管向抛壳窗方向旋转90°，使凸笋释放，左手握住套筒并拔下保险，将套筒向
前取下；再将枪管转回原位，使其尾部向下脱离抱弹槽，即可向后抽出枪管。此外，击针兼有抛壳挺的作用，击发后，套筒后坐到一定位置时，击针先停止运动，并
与抽壳钩配合，将弹壳向右后方抛出。
该枪尺寸较小，全枪长仅114mm（4。5英寸），比成年男性的手掌要短得多，即使握在手中也不引人注目，故解放前在我国被称为“四寸勃朗宁小手
枪”
或“掌心雷”，也有称其为“对面笑”的，取其隐蔽性好，可以攻敌不备之意。枪身宽约25mm，体积只比一包香烟略大，紧急情况下在衣袋内即可直接射击。该
枪质量较轻，空枪质量350g，带一个实弹匣质量仅400g，因此还颇受上流社会淑女的青睐。
该枪在细节设计上独具匠心。全枪外形比较平滑，没有凸出的棱角，固定式缺口和准星全部隐藏在套筒顶端长槽内，扳机也采用平板状，不会因钩住衣袋衬里
而影响出枪速度。该枪的另一特点是非常重视安全性，设有三重保险，在膛内有弹的情况下携行也十分安全：一是弹匣保险，未装弹匣时可锁住扳机，不能击发；二
是在套筒座左侧后部有手动保险，将其拨入套筒后方缺口内即为保险状态；另外还设有握把保险，只有在正确握持并挤压到位后，扣动板机才能释放击针。此外，弹
匣扣不是像通常一样设在枪身侧面，而是设在握把底部后方，向后推动即可将弹匣取出，可避免操作时弹匣意外脱落。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苏联制造“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六十周年，美国着名的苏联情报专家赫伯特·罗梅斯汀推出一本新着《维诺纳的秘密》，披露了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了掌握日本的军事动向，苏联在日本培植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确保苏联不受到日本的进攻；相反，日本主动向美国发动进攻，那是苏联求之不得的事。
这本书是罗梅斯汀与美国国会前调查员、资深记者埃里克·布伦迪尔合着的。他们的结论极具爆炸性：苏联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了一名高级特工，正是这名特工为日本空袭珍珠港做好了铺垫工作。亨利·迪克斯特·怀特是美国“新政”经济学家、罗斯福总统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后来被证明是苏联间谍。最新的证据表明，怀特从苏联高层那里得到指令，向罗斯福提出了大量针对日本的政策性建议，这才是美国与日本开战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对于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情报部门直到后来才有所察觉。1946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便向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写信，声称怀特是一名不可小视的苏联间谍。两年后，美国众院也就怀特是不是间谍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但怀特的间谍身份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总算有了最后结论。
美国情报部门有一个隐秘的“维诺纳工程”，专门负责截获、破译外国政策的重要电文。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解密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截获的苏联政府的大量秘密电文。包括罗梅斯汀在内的历史学家惊讶地发现，怀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这些秘密电文中。
“雪计划”的关键人物
大多数研究过“维诺纳密件”的学者都认为，透过这些文件，可以很清楚地看清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国会研究二十世纪政治历史的专家约翰·海尼斯指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怀特一直在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罗梅斯汀也指出，“维诺纳密件”证明，苏联同意为怀特上私立学校的女儿支付学费，并给怀特一家送过其他贵重礼物。
就在“维诺纳密件”解密的同时，美国一位前情报官又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怀特敦促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是苏联一份秘密计划“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正向西太国家发动进攻，苏联担心日本可能会从其远东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而且1940年和1941年的局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要么进攻苏联，要么进攻美国，两者必有其一，而且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941年，维塔利夫·帕夫洛夫是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NKVD的美国部的副部长。1995年，帕夫洛夫在一篇情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他在1941年交给怀特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要点，并敦促怀特向美国政府“推销”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美国敦促日本立即全部从中国撤军。
当然，美国很多外交专家知道，日本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怀特与帕夫洛夫见面后没多久，1941年11月26日，国务卿胡尔果真给日本政府高层打电话，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可是，日本不仅没撤军，反而在两周后向美国发出挑战，空袭珍珠港！
罗梅斯汀研究怀特的备忘录，发现它与帕夫洛夫关于怀特的描述有着惊人的一致。
苏联吃了颗定心丸
据苏联情报计划研究专家斯蒂温·舒瓦兹介绍，与德国人比较起来，斯大林更担心日本人，因为1905爆发的日俄战争，以俄罗斯人的溃败而告终。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和平协定，向苏联发动进攻。对苏联来说，避免与日本开战就变得异常重要，因为苏联红军尚不具备东西两线作战的实力。好在经过数年的努力，苏联在日本建立了一个间谍网，领导人是装扮成新纳粹德国的记者理查德·索奇。
历史档案记载，1941年9月，当索奇向苏联高层汇报，日本正准备进攻美国，而不会进攻苏联！苏联高层松了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将部署在远东地区的30到40个陆军师迅速调到斯大林格勒，与德军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
苏联从来没有把掌握的“日本准备进攻美国”的情报透露给美国。不仅如此，许多苏联官员一直担心日本人会改变进攻美国的主意，因为德国一直试图引诱日本从东部向苏联发动进攻，以减缓德军的压力。据索奇透露，当时，美国与日本仍在秘密谈判，希望与日本达成和平共存协议。如果协议达成，苏联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因为美国和日本有可能协调反苏政策。
怀特的作用不容置疑
据历史学家弗莱明介绍，“维诺纳密件”显示，“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至少安插了329名间谍！虽然他不敢肯定这些间谍一定影响到了罗斯福的决策，但他们把罗斯福以及其他高官的想法传给了苏联却是事实。
不管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有何秘密背景，这一事件对苏联来说则是“天赐之物”。帕夫洛夫在文章中写道：“虽然索奇已经提供情报说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但进攻的可能性一直无法排除，直到美国参战，威胁才算真正消除了。”
那么，如果美国不是在1941年11月强烈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美国和日本是否真的可以避免战争？罗梅斯汀认为，至少美国会有一段宝贵的备战时间，珍珠港事件中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人。战后，马歇尔将军在国会听证时也承认，如果珍珠港美军未遭到空袭，美军可能会等到1942年1月1日才对日宣战。
据罗梅斯汀考证，怀特的间谍身份一直到战后也没有暴露。194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怀特间谍案的报告终于送交国会，但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否认自己是一名苏联间谍。听证会结束后不久，怀特突患心脏病去世。
上海滩常见的多重间谍
**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
一九二八年初，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他不愿意成为**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做点事，又弄一点**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特科一方面利用杨登瀛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有的叛徒，特科通过杨登瀛说是假叛变，与**仍有“勾结”，借国民党的手搞掉叛徒。有时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使杨登瀛取得国民党的信任。
杨登瀛的活动范围很广，当时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兰普逊，认为杨登瀛是一个专家，与杨登瀛关系很好，什么情况都告诉杨登瀛，有疑难问题都找杨登瀛商量，他那里的材料杨登瀛都可以看，有时巡捕房抓人也让杨登瀛参加。杨登瀛就把得到的各种情报都及时与**特科联系，因而使特科基本上掌握了英捕房的情况。为了同兰普逊保持密切的联系，杨登瀛在取得了特科的同意后，给兰普逊送了不少东西，包括一部汽车。
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杨登瀛，我党有两个地方机关暴露，巡捕房及华界（中国地界）当局准备去抄查，我党面临着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杨登瀛接到任务后，立即行动，将文件等重要资料及时转移，致使敌人搜查时扑了个空。
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旁边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隐蔽的宣传机关，不料被叛徒出卖。陈赓知道后将计就计，趁敌人还没有动手，赶紧将宣传品、旗帜等物全部转移，然后再叫杨登瀛向敌方打电话。杨登瀛接报后，就带着公安局、巡捕房的人前去搜查，结果仅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交至公安局后，不明真相的局长分外高兴，当场嘉奖了杨登瀛，还签发了手谕：“以后杨登瀛督察员来报告消息，当应立即行动。”于是杨登瀛的威信顿时提高。
为了使杨登瀛进一步应付和麻痹敌人，陈赓、陈养山有选择地常送一些不很重要的**文件，如我党的宣言、传单、党的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给鲍君甫，并将有关文件优先送给他看，鲍君甫以此作为接近敌人、取得信任的资本。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到上海，杨登瀛都投其所好，取得他们的欢心。最使陈立夫看得起杨登瀛的是他与租界巡捕房建立的良好关系。过去国民党调查科总想与巡捕房搞好关系，但外国佬总是不理睬，一些重案要案，租界当局开庭审判，从不要国民党人参加庭审。国民党要杨登瀛同巡捕房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让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陈赓也提出要杨登瀛同巡捕房建立联系，目的是获取情报。所以杨登瀛上任伊始，就用很大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他除在办案时同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工作关系外，还同他们建立私人感情，成为知心朋友。兰普逊和谭绍良认为杨登瀛同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密切，想利用杨登瀛替他们办事。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鲍君甫就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予以拒绝。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次，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鲍君甫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
从此杨登瀛就赢得了英巡捕房的信任。凡租界审理的案件，总是请杨登瀛出庭，杨登瀛在租界处理紧急案子时，可以不履行常规审批手续。后兰普逊又将杨登瀛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当顾问。杨登瀛名声大振，当杨剑虹因重大贪污案被处死后，杨登瀛就成了陈立夫心目中的第二个杨剑虹，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领导人。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
尤其是那些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他们首先是为外国殖民机关工作，当然又要收社会帮派的钱，随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兴起，他们又大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等到日本鬼子图谋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又为日本特务机关收集情报。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三重、四重间谍。
这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东北抗联击毙的日军将领
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干掉了四个日军中将，但是，抗联也干掉了三个日军中将，其中有一个是日军追认的中将。
虽然很早就接触介绍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但是因为毕竟反映抗联的书籍还是少，现在慢慢的看的多了点，总算是了解了一些了。我觉得应该多宣传抗联的事迹，因为那是比八路军和新四军更艰难的部队，长年作战，从最初的三万多人最后剩下2000多人。但是就是这支队伍，却击毙了十三个日军将军，其中三个中将，八个少将。
我转来罗列一下：
1。渡久雄关陆军中将，关东军11师团师团长，在1938年1月被东北抗联第7军和第5军3师伏击毙命。
渡久雄于1938年１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升职后不久，渡久雄亲率〃讨伐队”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其所属部队。在密山地区，被我抗联第7军和第5军3师伏击，渡久雄当场毙命。这是抗战中被**武装歼灭的第一个日军中将。
2。服部晓太郎陆军中将，日本关东军1师团师团长，在1944。8。12于黑龙江毙命。
服部晓太郎1944年8月被调任为日本陆军省总监部部附，离任前进行告别视察。8月12日，在黑龙江孙吴被抗联第4支队伏击，服部和他的警卫小队被全歼。
3。森玉德光陆航中将（追）白城子教导飞行团长，1944。7。25在东北至苏联的边境上被抗联把飞机打了下来毙命。
1944年7月25日，日军陆军航空兵白城子机场飞行教导团团长森玉德光少将，带领6架战斗机在中苏边境进行飞行训练和侦察任务。返回时途经大兴安岭，由于飞得很低很慢，便附近的抗联教导旅小分队开火击中，毁机身亡。另有一机被击伤。日军大本营事后追赠为陆军航空兵中将。
在抗联的14年的抗日战场的生涯中，还击毙了8个日军少将。
1。天野六郎陆军少将，关东军第15旅团旅团长，在1932。3被击毙于东北。
1932年3月，国民抗日救**在镜泊湖与天野六郎少将带领的“讨伐”军举行一场连环战，**人李延禄指挥补充团的“墙缝”伏击首战告捷，打死打伤日军100多名。紧接着救**在鹦鹉岭重创日军上田支队。最后关键一仗是关家小铺一战，由于日军倾注全力加以报复，致使双方鏖战时久，伤亡都很惨重，最后日军妄图乘火车逃往海林，以图再逞。在此关键时刻，李延禄命刘万魁团在海林西阻击敌人，并急令堂弟十七团团长李延青（**员）命令连夜把部队拉到指定地点。选好有利地形，埋伏好以后，游击队在铁路转弯处拔掉道钉，错开铁轨。当天日军火车在高岭子的事。当场砸死砸伤数十人。李延青不失时机地指挥游击队员向敌人开火，敌军天野少将当场被击毙。共消灭敌人200多人，逃出残敌不足百人，获得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最后胜利。
2。日野武雄陆军少将，关东军副军长，在1938。9。26毙于东北。
1938年9月26日，我地下联络员将一份紧急情报送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部。报告说：伪满洲**政部要员日野武雄少将前来边境视察防务。在四十多个武装军警的保护下，今天乘船来到小佳河集团部落巡视。当时，七军军部的密营在老鹰沟，家里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少年连。留在密营的代理军长崔石泉和从同江回军部汇报请示工作的一师副师长姜克智，决定由姜克智任总指挥，消灭这股来敌。27日下午，崔石泉和姜克智率队直奔西风嘴子，黄昏之前，按时到达了目的地。28日10时，日军汽艇进入埋伏地区，我军攻击，几十分钟就结束战斗。敌军全部被击毙了。
3。松岛少将，日军驻敦化讨伐军司令，在1939。9。24被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魏拯民部击毙于敦化县寒葱岭。
1939年秋，魏拯民和陈翰章（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率部进入敦化、安图和宁安南部的镜泊湖地区。拔除了敌人重要据点大沙河。敌人不甘心失败，派出“讨伐队”进攻抗联。9月的一天，魏拯民得到情报，得知日军少将松岛亲率“讨伐队”从敦化乘汽车向大蒲柴河镇开来。魏拯民立即进行战斗布置，命令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寒葱岭。第二天中午，日军果然分乘12辆汽车开进伏击圈，抗联战士发动攻击，全歼松岛在内的“讨伐队”170多人。
4。副岛太郎陆军少将（追），第24师团90联队长，在1942。5。21锦州毙命。
( 铁血特工战 http://www.xshubao22.com/4/4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