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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上世纪60年代；南京军区出了三个响当当的典型：一个教练员——郭兴福；一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一台戏——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
许世友有一段妙语：“典型出在我们军区；郭兴福要兴；好八连要更好；霓虹灯下的哨兵要更红。”郭兴福教学法；是当时任南京军区某军长李德生发现的典型。郭兴福是该军某连队的一个副连长；在小分队战术训练中；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从而使新兵做到“四会”；成为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的教练员。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教学方法与许世友当年在少林寺学武功有相似之处。许世友来了兴趣；及时肯定这一训练方法的典型意义；并跃跃欲试；“我也要去搞两次教学。”“郭兴福教学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郭兴福出在我们南京军区；我们首先要学习好推广好。”
许世友还特别强调；“虽然现在有了飞机大炮；可是最后解决战斗还得靠步兵。单兵作战素质最重要；以前我在部队推广过刀术；现在用不上了；可学几下拳脚总还是有用的。”
不久；利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机会；许世友在部队中大力推广武术；什么“少林罗汉十八手”、“小红拳三十六式”、“擒敌制胜二十四招”；整个南京军区；不论机关还是野战部队；到处兴起了一片练武热潮。
这个先进典型的出现；引起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极大兴趣。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在全军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形成了后来的大比武活动。
这一时期是许世友最得意的时期；他走连队；下基层；深入海岛深山看望战士；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生**比武的许世友终于在全军推广开了大比武。在训练场上；他和小伙子们一样；摸爬滚打。高兴了；还来一套少林拳。
有位老同志亲眼看到年近六旬的许世友当场表演单掌开石。
一次；许世友到一个连队视察；恰巧有位沧州籍的战士会些硬功；给他表演了单掌开砖。只见小伙子一运气；挥掌一下劈断了五块砖。围观的干部战士趁机怂恿许世友也表演硬气功。那天许世友的心情特别好；他笑呵呵地说：“连小战士都能劈砖头；我老头子再玩那个不太没意思了吗；我给你们劈块石头怎么样？”战士们欢呼着表示同意。大概这个连队卫生搞得太好；竞找不到一块石头；这时那个连的连长用手一指操场上的石桌说道：“首长；就劈那张石桌吧。”
许世友看了看；摇摇头；“太薄没劲；再说这不是明摆着损坏公物吗？”
战士们纷纷说：“首长你就露一手吧；叫我们开开眼！”
许世友拗不过大家；只好来到石桌前；单掌一用力；“嘿”的一声；将近四寸厚的石板桌断为两截；在场的干部战士立刻欢声雷动。
1958年；许世友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积极响应**“将军下连当兵”的号召；重新体验土兵生活。许世友到军区下属的“临汾旅”6连7班；穿上士兵服；戴上船形帽；成为一名上等兵。
开始；战土们见他年龄大；又是将军；脏活、累活、险活都不让他插手。军事训练时；只让他在一旁观看；吃饭时也给他开小灶。战士们仍习惯地称他为“首长”。
许世友不高兴了；他虎着脸说：“这像个什么样子！**是让我们下连当兵的；不是来当‘老爷’的。今后你们干什么我干什么；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另外也不准叫我首长；就叫‘老许’吧！”
没几天；战士们就发现；“老许”还真有两下子：打靶场上；弹无虚发；练兵场上；生龙活虎；武装泅渡时；尽管游泳动作不太规范；但游得快；游得远；一口气能游几千米；训练攀高时；虽然肚子大了点；但动作比小伙子还麻利；双手在绳索上轻松地交替着；不一会儿就攀到了最高处。更令战士们叫绝的是老许的武功。准备吃饭时；拎起板凳就可以打出十几个招数；左挡右砸；进退如风；施工休息时；抓起扁担也能舞得呼呼作响；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把官兵们都看呆了。周末休息时；“老许”常为战士们打拳。多少年以后；当年的战土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老许’有功夫；多少天打的拳都不一样；又有劲又好看。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少林拳。”
许世友下连当兵只有三个月；周围的士兵却都成了他的徒弟。传统武术中的“板凳功”易名为“板凳操”；人人抄起板凳就能来几下；害得司务长埋怨；食堂里的长板凳总是缺胳膊少腿。但是；习惯伸胳膊动腿、打上几路拳的小伙子却越来越多。
许世友平素还喜欢和干部战士掰手腕比手劲。有人和他握手；他稍稍使点劲；对方就要痛得哇哇叫。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邓岳就吃过这个亏；从此再不敢跟他握手。再见面时；邓岳双手合十；笑称他一声“菩萨”。
战争年代；许世友十分推崇武术在战斗中的作用。部队训练时；他一是抓枪法；要求“子弹往敌人头上打；不打空气”；二是推广武术；组织部队舞刀弄棍；既可增强体质；也能提高杀敌技能。红军时期；许世友率领的部队都配有大刀、长矛；一旦与敌人进行白刃战；这些武器往往大显神威。许世友曾挥舞大刀；当过五次敢死队队长；负过八次伤。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装备有了改善；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大刀长矛已派不上多大用场；许世友仍要求战士习武。战斗间隙；到处可以看到战士们三五成群；玩石锁；举石担；爬大绳。有时没有条件；他们就在打谷场上搬动石碾子练臂力；看谁搬得动举得高。许世友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与战士们结下深厚的感情；他每到一处；一定要到基层连队走走。许世友说；“最愉快的时候就是‘将军下连当兵’那阵子；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世友受到冲击；便躲到大别山“避难”；同时收留了许多被批斗干部的孩子。闲来无事；他就把身边的孩子们集中起来；亲自教授武功。第一课教的是棍术。一套棍术二十多个招式；他做了三遍示范；先慢后快；边做边讲；让孩子们仔细看认真记。然后；许世友让他们一招一招地照样子演练。有的孩子做错一个动作；他就讲错在哪里；要求再从头练起；但他不做示范。等你这个动作做对了；他要求再练上一百遍。这样的教法；孩子们没有学不会的。
有一天；孩子们在许世友的客厅里耍起棍来；棍子砸上屋顶的吊灯；打掉一盏灯罩；总算整个吊灯没有掉下来。孩子们吓坏了；心想：这下肯定要挨许司令的骂。
许世友果真骂了：“花架子；没有劲！”他没行骂砸坏吊灯；而是骂功力不够；没有将吊灯砸碎。此刻；南京的造反派把许世友的家抄了；连警卫员也被赶走。“揪许指挥部”设在军区机关的大门口；还在酝酿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甚至有近千名六安的红卫兵冲到了许世友“避难”的地方。许世友下令紧闭大门；并派战土将机枪架了起来；同时严令：擅闯者格杀勿论。别说；造反派还真被吓住了。
在**的干预下；许世友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许世友下山了。许世友一赶回被抄的家中；就立刻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嘴里不住嘟嚷：“拳谱；我的拳谱……”原来；许世友奉为至宝的一本手抄本少林拳谱不见了。这还了得；许世友发话；让保卫处一定要找到拳谱！由于来抄许世友家的红卫兵来自几个省市；有近千人；大部分又到各地串联去了；所以线索渺茫；始终没有音信。不久；许世友出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就再也没闲心提这件事了。
十几年以后；许世友还惋惜地说：“我有一本教少林拳的书；带图示的；文革中让红卫兵抄走了；真可惜。”不难看出；虽说事隔多年；许世友对在少林寺八年的习武生涯依然刻骨铭心。
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肚友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当时越南当局在西沙群岛挑衅；许世友奉命组织反击。当时；许世友已近七十高龄；为证明白己宝刀未老；便想露一手。一次；许世友下部队检查工作时；见路边有一块一百多公斤的大石头；就笑着让身边的战士去搬。上去三个战士一起搬；却没有搬动。许世友看后；连连摇头；“不中用；不中用！”只见他双腿略蹲；双手合抱；大石头拔地而起。主管军事的叶剑英元帅闻之；赞道：“许世友宝刀未老；将这只猛虎放到南大门；军委是放心的。”
许世友生前曾担任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这个头衔大概相当于武侠小说中那位统帅武林各大门派的武林盟主。从师门、功夫、威望、资历上看；许世友当之无愧；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最佳人选。
笔者看过一幅照片；是许世友在传授战士们棍术；身材臃肿的许世友正与一名战士对打。两人手上的棍子都有两米多长；显然是刚砍下来的竹竿。旁边围着七八个战士；其中有一个腰问还扎着围裙；像是炊事员。这幅照片是摆好姿势后拍摄的。那一年；北京某体育杂志记者到南京采访；拟写一篇许世友关心体育活动的文章。那几天；许世友情绪很好；同这位记者谈了很多往事；并一改不喜欢照相的习惯；照了这幅照片。这可能是许世友第一次当摄影模特。其实；那时的许世友已没有舞刀弄枪的精力和身手了。照片虽是假的；许世友喜欢传授武术却是真的；他常说：“练功；一是练力气；二是练灵巧；三是练胆量。打起仗来；这就是战斗力。”
笔者在四野的爷爷和许世友同姓；建国后也有过交往。笔者在少年时便听过不少关于许世友的传说。所以几年前；笔者带着几分好奇；在一位友人的陪同下；到过许世友的家乡——河南新县许家龛。
许家龛是个极普通的村子；要不是这里出了个许世友；大概不会有游人来这里。在许家龛；会武的人已越来越少。当地人谈论父辈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津津乐道地重复那些说了很多年的传奇：某人的爷爷许世友学轻功；腿上绑两个大沙袋；开始路也不能走；山也不能爬；连大便都蹲不下；后来练成了；行走疾如风；爬山如履平地；徒手能抓住奔跑中的兔子；丈把高的房屋；纵身而上；片瓦不碎。某某的父亲、某某的叔叔曾经师从许世友学刀术；许世友定制了几把生铁刀让他们演练招式；那刀有几十斤重；开始挥不动；慢慢适应了；臂力也增强了。这时再换轻一点的钢刀；舞起来飒飒作响；一桶水浇进去；衣服不会湿。那里的人大多不信神；也不信佛；只信**和许世友；说许世友就是一座神；一座保卫**的战神！
踏着许世友的足迹；笔者又来到南京。在南京东郊；有一处享誉海外的旅游胜地——中山陵风景区。游客们乘车前往中山陵的路上；可以看到林丛覆盖的道路西侧有一座不太显眼的院落；这便是许世友将军晚年的住处——中山陵8号。
青灰色的砖墙布满青苔和爬山虎；两扇紧闭的黛青色大铁门锈迹斑斑。院内有一幢淡灰色的两层洋楼和几幢附属建筑；显得破陋颓败。草坪、鱼塘点缀其中；一切显得非常寂静。
许世友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早晨打拳或除草、种菜。上午看文件、读收。午休起床后；下午乘古普车进山颠一圈。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散步方式；不坐年颠—颠；浑身就不舒服。接着；或打猎或钓鱼……晚上看电视。大约夜里11时入睡。
有—段时期；香港、台湾的武打片很盛行；工作人员便借来几部武打电影；用刚流行的录像机放给他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正当大家被武打中眼花缭乱的招数吸引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冒出一些评价：
“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看他打着花花儿；样子货。要是遇到我；一脚就把他踢死了。”
“脚下没根基；挨打又受气。别人没倒；自己先倒。”
“这不是武功；武戏还讲究个基本功；这连武戏都不如。”
“拍电影都是假的；有几个真功夫？”
不过；也有他喜欢的武打演员。
他评价李小龙：“有股子狠劲；可他乱叫我不喜欢。”
他评价成龙：“别看他尽是杂耍；还是有点功夫的。”
他评价李连杰：“这个小青年；我在70年代就看过他表演武术；那时还是个孩子。现在看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当时武术表演和比赛很热门；北京刚办完；南京又接着办；电视上经常转播。许世友观看以后；常常流露出不满。他认为；当前武术已走上歪路；缺少攻防意识和手段；花架子太多；连比武也成了表演；像舞台和银幕上那样取悦观众。他甚至请人捎话给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让他抓抓这个问题。
许世友在战争年代奋勇冲杀；在和平年代也不忘强身健体。所以；许世友在建国后仍能奔走于海防前哨；深入基层和国防工地现场；甚至和小伙子们比赛干活。就是在古稀之年；他还能指挥两场规模不等的自卫反击战；堪称老当益壮。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逝世了；享年80岁。一代骁将许世友终于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国武术界从此失去了一位赫赫有名、空前绝后的武林盟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其中有两位出自“少林”的开国将军：许世友上将和钱钧中将。有趣的是，这两位将军还曾在一个大军区共事过，许世友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钱钧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更有趣的是，钱钧比许世友迟3年进少林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待了5年，同一年出的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个“菩萨”虽在一座寺庙里，却互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谈起往事，才知道原来彼此竟还是少林寺“兄弟”。两人不禁抚掌哈哈大笑。
许世友于1945年8月的自传材料中说：“我九岁（虚岁）开始到少林寺学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饭吃，要找个地方吃饱饭。”“这些年中，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也学过飞檐走壁，我下了苦功夫。这对自己觉得了不起，称得起英雄好汉，将来要打尽人间不平事。”
许世友离开少林寺的时候，师父问他：“从今天起，你真的要还俗吗？”许世友回答说：“是少林寺给了弟子一条命，弟子会终生铭记的。今后，我虽然不做佛门弟子，也要当个释家的好友。”
从此，他的名字就由‘永祥’改为‘释友’了！”………后来，也许是“释友”太难写了，就改成了“仕友”，许世友的名字是**给改的。**曰：“仕友”有封建色彩，也太狭窄了，做世界之友，岂不更好？于是他便改名为“世友”。
钱钧将军出生在河南光山县钱家湾一户贫农家里。6岁那年，他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当了放牛娃。在牛背上转了两年，终因受不了东家的打骂，他又跑到一个过路的漆匠那里去讨口饭吃。漆匠生性暴躁，干活稍不如意就对他拳打脚踢。到11岁上，苦日子再也熬不下去了，一怒之下，钱钧到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
钱钧将军后来和朋友谈到这样一则趣事：进少林寺次日，值班和尚命其烧火。灶前立一木桩，约碗口粗。将军问：“劈柴刀在哪？”值班和尚举手曰：“这就是刀。”将军惊诧。旋见值班和尚用手拧木桩，一拧一片，一撕一片，如拧面团，如撕棉絮。顷刻，木桩化为纷纷碎片。自此将军练武不辍。
钱钧在少林寺内生活5年，练就了一身武艺，特别以“铁掌”著称。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真像是一把钢铸的利斧。大块岩石，一掌下去，立刻碎裂。至于劈青砖，那简直像切豆腐一样，不在话下了。
一千多年来，少林寺方丈堂前的东寮房门口，一直高高地悬挂着一块一二百公斤重的铁云排。每当全寺僧众集合做佛事，或集中传话，执事僧就敲响云排通知。钱钧曾用这块云排练习臂力，以摘下不发一声为标准进行练习。一连几年每天如此地练习，最后钱钧练到能单手摘挂，并且面不改色喘气如平常。今天，这块云排仍在原处高挂，天天都在发出响彻云霄的声音。
1927年钱钧由董必武同志亲自介绍，宣誓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在鄂、豫、皖的崇山峻岭中，在雪山草地上，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他那一身武艺，他那铁塔一样坚强的身骨，使他在战争中如虎添翼。即使遇到常人难以克服的困境时，也能化险为夷，获得胜利，有军中“常胜将军”之称。
钱钧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武功，但不论在军内军外，却很少宣露。除了少数高级将领外，知道他熟谙武术的人并不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怕太宣露了，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都来要求比试，担心误伤了同志。他常说，“有武功的人，与不会武术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时你出手时并不想伤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一出手就误伤了人。过去，有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过功法，而在同志中间，有人邀我试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装“矮人”，甘拜下风，轻易不开手。当然有时候不使大家扫兴，或者兴之所至，也偶尔露一手。”那还是在武汉翻砂厂做工时，为干了一天累活的穷弟兄苦中作乐，钱钧下班后，身上汗渍未干，就往地上一躺，运足气，表演硬气功。他让三个壮汉合抱着站在自己肚子上，只听他“嗨”地一声，声到力发，三个大汉同时被掀倒在地。
建国以后，钱钧还偶尔表演过“朱砂掌”。那是他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以后，一次，他到苏北去检查民兵工作。傍晚休息时，干部们都要求他表演“劈石头”。但苏北一马平川，一时间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石头呢？最后，还是找来了一块压咸菜用的青石，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光溜溜，湿漉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钱司令果真能劈开它吗？”“肉手能劈碎岩石，我还从没见来过！”在这人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钱钧走到桌前，摆正石块，猛抬右手，一掌下去，只听“砰”地一声。青石顿成三瓣。劈裂的石渣，竟蹦出一丈多远！
还有这样一则体现钱钧功夫的趣事：正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会议的南京军区三位副司令张才千、王必成、陶勇结束了晨间散步后，正蹲在一起，小声地聊天。突然，“唉呀”一声惊叫——陶勇副司令员只觉得身子“唿”地一下，自己已被一只大手托住臀部，离地举了起来。蹲在一旁正地头抽烟说着话的两位副司令员，在惊叫声中，忽然发觉身边的陶勇将军不见了。急忙抬头一看，才从莫名的惊慌中定下神来，原来，悄悄来到他们中间，一手把陶勇托起的“大力士”不是别人，正是闻名已久的“铁掌将军”、年近七十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钱均。
许世友将军和钱钧将军，因皆出自少林寺，性格又相近，所有感情甚笃。许世友将军晚年，常去看望钱钧，两人耳朵均背，扯着嗓子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所非问，文不对题，然俩将军则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钧处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问秘书：“钱司令说了些啥？”一时传为笑谈。
钱钧将军晚年喜作画，被人称作“将军画家”。凡有人赞将军画，钱钧将军皆答之：“拿着黄牛当驴骑。”其风趣之性格可见一斑。
日本宪兵的军刀
日本宪兵最初是为了整顿日本军队的军纪，当时的上等兵每月收入6日元30钱，而宪兵每个月有100日元的工资，那时候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也没有那么
高的收入。
日本宪兵从服饰上来看，主要的特征是披风和宪兵袖章。披风是模仿法国的Gendrmerie穿着的短披风；而宪兵袖章是1923年被陆军省正式规
定的，宽
12公分上面写有红色“宪兵”（字是从右向左写的）白棉质地的“白箍”。日本的宪兵只有拥有上级下士官以上军衔的才被允许配军刀和手枪，穿长靴子。然而手
枪也要根据宪兵的身份以及所在的地区来配发。军刀被宪兵们俗称为“曹长刀”（曹长：日本的军衔，相当于上士），而上士是唯一可佩戴军刀的下士官。1934
年之前是用带有护把的西洋式军刀（Sber），三二年制式的军刀。1934年之后用的都是九四制式的军刀。至于佩戴的手枪，是8毫米口径的一四制式或九
四制式的自动手枪。
小说里边写的就是这种在街上巡逻的士官，所以他们身上有军刀，小说里边没有特别提到，其实是一个士官带着一个士兵，所以一个人有军刀，而另外一个没
有。
在国内的宪兵被称为勅令宪兵，在国外各个作战地区的宪兵被称为军令宪兵。两者的任务有着本质的区别。军令宪兵直属于派遣军总司令官，保障作战区域内
以及已占领区之内军的安全。防止敌人的反战宣传和剿灭谍报、游击作战，以及对可疑分子的检举都成了军令宪兵的工作。此外潜入敌方收集情报、暗杀或是恐怖活
动也成了宪兵的家常便饭。而勅令宪兵只要负责国内的治安即可。
后边写到的上海的故事，日本宪兵队就有专门的特务，和陆军的特务机关是经常合作的。
炸药黑索今
1899年，英国药物学家G。F。亨宁用福尔马林和氨水作用，制得了一种弱碱性的白色固体，命名为乌洛托品。当用硝酸处理时，得到了一种白色的粉状
晶体，水溶性极差。经过研究，原来是生成了六员环状的硝酰胺类化合物。因为其分子呈六边形，所以命名为hexogon（英语根据“六边形”改动而成），中
文音译为黑索今。
1922年，化学家G。C。赫尔茨发现这种六边形的物质竟然是一种性格猛烈的炸药！其威力不弱于梯恩梯，但其合成原料：氨水、福尔马林却比甲苯价格
更低，来源更丰富。只是，黑索今的性格还是有点暴烈，所以需要加入某些钝感剂才适用于炮弹、鱼雷、地雷等武器，还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成分之一。二战后，
黑索今已经成为军用炸药的主角之一，仅次于梯恩梯。
恐怖的“大雷雨”
索科洛夫的书还了世界一个真相，他在其《二战秘密档案》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证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斯大林曾经计划在1941年抢先对德国发动毁
灭性的军事进攻，从而一举称霸欧洲，计划名称为“大雷雨”。对此，我们还能反驳什么呢？如果连俄罗斯自己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大雷雨”的存在，我们又能有什
么样的理由去否定它呢？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材料，我记得看过一本朱维毅写的《寻访“二战”德国兵》（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愿意阅读中国作者所写的关于二战的
历史著作的，但本书是个例外，由于其内容基本上是德国士兵对那场战争的个人回忆，并非历史研究性著述，故我认为可以把它当作第一手的历史证言集来看待），
这本书是作者长期在德国寻访二战德国老兵的访谈录，在这本书中，一位名叫狄科的德国老兵（他1919年生人，在战后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苏
联当初具有攻击德国的计划深信不移，他说：
“我从攻击的第一天就参加了苏德战争。在苏联我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俄国人已经完全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我们在苏联一个接一个地打大包围战，遭遇的苏联军队简
直是无穷无尽，开战短短两个月内，光是俘虏的俄国士兵就有300多万人，那简直就是人海。后来我才知道，俄国人在临近德国的西部各军区一共部署了170个
师，超过他们陆军总数的半数以上，这么多的军队放在德国边境附近仅仅是为了防御？我不相信！”（见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寻访“二战”德国兵》第29
页）
接着，狄科进一步解释说：
“作为军人，敌手是处在防御状态还是处在攻击的准备状态，这是可以在作战中感觉出来的。要知道，没有任何一只军队会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因为俄国人在全力
准备攻击，他们缺乏防御的准备和部署，纵深非常薄弱，所以才会在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见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寻访“二战”德国兵》第30页）
朱维毅在对采访结束时特别指出，狄科的上述看法（当然不止这些看法）在德国的二战老兵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德国普通士兵的看法与战后一些德军高级将
领和历史学家不同，也许，普通士兵是战争的最直观见证者，是一线战争景象的直接目击者，他们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或许要比战后那些身居安逸的书房、只凭资料
来判断历史的学者们更贴近事实的真相吧。
关于苏联在1941年时曾试图进攻德国的“传言”我也早有耳闻，但由于在接触到索科洛夫的著作之前，我没有掌握确实的材料，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史学界的肯定
性结论，所以我在写《战史笔记》第九部分时不得不依据西方有关著作的描述和符合逻辑的时局分析作出如下的判断：
“至于说苏联在当时会不会主动地攻击德国，就我的感受而言，似乎只是理论上的。更加明显的迹象是，苏联当时采取的军事与外交行动看上去更符合战略防御的需
要（尽管其行为对于某些受害国家而言是侵略性的）。它应当很清楚，在当时，红军的实力绝不足以击败德军。况且，当时的德军如日中天，战斗力正处于巅峰状
态，在整个战场上除了英国这个孤立的岛国外，没有象样的对手。以谋略的眼光分析，即使斯大林的内心中有主动攻击德国的想法，也不太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和这种
背景下实施，那甚至还不如选择在德军发动西线攻势时更理想。在敌人最强大的时候去攻击它，这样的蠢事恐怕不是斯大林这样精明的政治领导人所能够做出来的。
何况，德苏双方毕竟签有条约，斯大林或许认为，只要德国人不破坏这个条约，则苏联对于自己利用已经爆发的战争已经取得的利益和欧洲的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实
在没有必要去冒险进攻德国。
所以，我的判断是，斯大林应该不会在那个时期主动去进攻德国，他的更合逻辑性的想法应该是如何防止德国可能的攻击。因此，我觉得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
联可能是要消除一个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威胁。”
现在看来，我的上述看法中可能有三处与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形不太相符：
（1）按照索科洛夫的记载，1941年的斯大林并不认为红军的实力逊于德国，相反，他认为红军的素质至少不比德军差，而红军的规模又显著地强于德军，因此
手握雄兵的斯大林有恃无恐。索科洛夫在其书中写道：
“他＇斯大林＇也并不怀疑，红军确实比法西斯德国更强大，它拥有更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所以，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应该怕他并且在自己东边的边境之所以采
取防御措施，是因为怕苏联可能进行进攻。斯大林本人，并不像人们中间流传的误解那样，他是不怕希特勒的。”（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前两**力的对比，我在《苏德战争血腥档案》（2）中有过专门的介绍。
（2）德军迅速结束西线战事并没有打消斯大林攻击德国的计划。当然，德军的西线战役进行得那样顺利和迅速的确是出乎斯大林预料的，他本来是打算在德国陷入
西线战局难以自拨的情形之下从背后猛刺德国一刀的。索科洛夫介绍说：
“德国在西线开始进攻前，苏联领袖的心情很好。他梦想着：法西斯武装力量将受困于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红军将会大举向西部进攻，抓住德军的薄弱环节，占
领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乘胜直捣敌人的心脏。与心怀感激的英法盟军在易北河的某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就在莱茵河畔相见。半个欧洲将在苏联的控制之
下。这样离苏联红军用刺刀创造出来的和平革命就为时不远了。”（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但是，即使德军结束了西线行动，主力开始东移后，斯大林也仍然在继续以极端保密的方式推进他的“大雷雨”计划，只不过将其实施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40年
推迟到1941年。甚至于德军在西线的胜利有可能让斯大林看到了比1940年时更为广阔的前景，对此，索科洛夫写道：
“在法国遭到失败和英军被从大陆赶出去之后，红军由于胜利，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展现出极为诱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见《二战秘
密档案》第三章）
也许在斯大林看来，法国的投降和英国武装力量被迫退出欧洲大陆使得苏联在未来可能向中欧和西欧大陆进行的战略进攻作战中一下子少了两个强劲的军事对手，现
在苏军只剩下德军这一个对手了。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考量的，那我们不仅要惊诧于他那鲸吞整个欧洲的野心，更要惊异于他对于臃肿而效率低下的苏军战斗力的极
度自信。
（3）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的态度其实和希特勒一样，都只不过把它视作掩护自己战争计划的工具，两个独裁者都已决定，一俟进攻的时机成熟，就毫不
迟疑地撕毁条约。按照官方的传统说法，斯大林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完全阻止至少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拖延希特勒的入侵脚步，以争取防御的
准备时间。索科洛夫的著作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斯大林根本就没想要进行战略防御，他的出发点是主动进攻；另一方面，他也不大相信面对在边境地区
陈兵数百万且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他们在装备和人员的数量上都占据明显上风），希特勒胆敢抢先动手。
那么，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进攻德国的想法呢？索科洛夫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底，他说：
“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
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这个时间很说明问题，它意味着斯大林是在希特勒之前就开始具体策划进攻对方的事情。也就是说，斯大林要比希特勒更早地计划了针对对方的侵略战争，希特勒的
“巴巴罗萨”计划是在1940下半年时才提出的。套用一个刑法的犯罪学理论，斯大林从事“犯罪准备”的时间要早于希特勒。索科洛夫特别提到了历史上曾经备
受争议的著名的“卡庭屠杀波兰军官事件”（现在这个事件已经没有争议，经过史学界的充分考证，该事件确系苏联所为而非德国所为。），1940年4至5月
间，在苏联入侵波兰时被俘、被关押在苏联监狱和战俘营中的约15000名波兰军官以及约一万人的波兰平民（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在斯摩棱斯克
的卡庭和哈尔克夫森林公园地区被苏联内务部队集体处决。这件事也成了斯大林打算进攻德国的佐证之一。按索科洛夫的解释，斯大林之所以要杀害这些被俘的波兰
人，是因为1940年2月左右，斯大林决定同德国开战，这就意味着：
①斯大林必须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改变立场站到英法（还有美国）的阵营去；
②由于改变了立场，在波兰问题上就必须也作出改变，必须承认波兰的主权独立（因为它也将成为苏联的盟国），并释放1939年在与德国瓜分波兰的战争中被苏
军俘获的所有波兰人，组建波兰军队。
但是，被苏军俘获的那两万多名波兰人基本上都在政治上对苏联充满?
( 铁血特工战 http://www.xshubao22.com/4/4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