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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俘获的所有波兰人，组建波兰军队。
但是，被苏军俘获的那两万多名波兰人基本上都在政治上对苏联充满敌意，如果以这些人为骨干组建新的波兰军队，则这支军队在政治上很难听命于苏联，而会听命
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这种前景对于要在战后完全控制波兰的斯大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此，必须在苏联对德开战前秘密处决这些“政治上靠不住”的波
兰人。斯大林需要的是对苏联俯首帖耳的波兰新军队和新政府。
军事方面，苏联从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1941年初又开始组建空降兵旅，苏联空军的实力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同时，红军在人事
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被斯大林认为是红军将领中最擅长于进攻作战的朱可夫被从蒙古调往西线，担任当时苏联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基辅特别
军区的司令，斯大林叮嘱朱可夫把他在蒙古对日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训练西线苏军的工作中去，而朱可夫在蒙古的作战经验就是进攻。1941年的1月间，苏军
举行了两场战役和战略演习，拟定的演习背景虽然是苏联遭到德国进攻，但实际上重点演练的科目却是进攻战，就象索科洛夫所言的那样：红军准备进行的是进攻，
而不是防御。之所以演习的背景是反击侵略，只是为了在名义上更符合“苏联人民爱好和平”的官方宣传基调。索科洛夫指出：
“＇1941年＇1月的演习绝不是1941年6月灾难的预演。它们是苏联未来向欧洲入侵的预演。但是，宣传的刻板模式要求，红军总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
入侵’才发动进攻的。所以呢，就才有了关于‘西方’、‘西南方’和‘南方’进攻苏联的附加情报。只是为了让参加演习的红军指挥员不产生任何怀疑，所谓苏联
爱好和平的政策，全都只不过是扩张计划的幌子。……事实上，两次演习的过程中，都是只制订了苏军向邻国领土入侵的计划。”（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1941年1月，朱可夫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41年3月，苏军通过了关于在西线战略展开的计划，选择西南方向为主攻方向。计划中，在给后来的西南方面
军提出任务的那一部分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标记：“进攻在6月12日开始。”索科洛夫认为这一标记很有说服力，它只能有一种理解：当时向德国的进攻原计划是
要在1941年6月12日开始。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是在6月22日才付诸实施的。但由于苏联的运输能力有限，无法保障在6月12日前集结
所需要的足够部队，也无法保障燃料、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供应，所以，苏军不得不将发动进攻的日期推迟到7月。另外，当战争迫近时，苏联军队中的反德政治宣
传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41年6月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近期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的指令，该指令明确指出：
“战争直逼我国边境。每时每刻帝国主义都有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自己的进攻军事行动去制止敌人的进攻……军事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防
御战略在摩托化部队占优势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并且终将以失败告终。所以，对付德国必须采取这种有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援的进攻战略。……红军各兵种的整个训练
过程要牢牢贯穿进攻精神这条主线。”（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这个指令清楚地显示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确有先发制人地进攻德国的明确计划。如果斯大林根本没有打算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率先攻击德国，而只是像很多人
（在一段时间内也包括我）误以为的那样企图尽量拖延德军的进攻，不给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口实，那苏军既不会进行反德宣传（因为那样的举动无疑会引起德国的强
烈猜疑，甚至会激怒德国人），更不会突出强调在对德作战时的进攻主线。
通过索科洛夫的介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苏德战争爆发真相大致是这样：1941年间，苏德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周密准备着对对方展开一场血腥的、毁灭性的攻
击，但是彼此又都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对方也在准备着对自己的可怕攻击，因为双方都非常自信地认为，对方应当惧怕自己。更有趣的是，双方都清楚地注意到了对方
在边界地区的大规模部队集结，却又都一厢情愿地认定那不过是为了防止被攻击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于是当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感到震惊，他不理解为什么数量上
居于明显劣势的德军在没有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前怎么就敢以卵击石、向规模庞大的苏军发起总攻；希特勒也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苏军在边境地区的部署位置那样集
中和靠前，那样地不符合一支打算进行战略防御的军队的部署逻辑，以至于对苏战争开始的前几周，苏军会有那样大量的人员被大块大块地分割包围。希特勒更不可
能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时居然也谋划着进攻德国。索科洛夫有一段形象的评论：
“两个独裁者都忧心忡忡，生怕将来不定什么时候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伙伴盘算着撕毁这个条约并成为欧洲惟一的主人，所以都企图利用有利时机，第一个发动攻
势。最令人称奇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他们谁也没跟谁商量，选择的竟然差不多是同一个日期。希特勒先是准备在1941年5月15日进攻苏联，但
因为巴尔干战役才把日期改到了6月22日。斯大林开始打算在1941年6月12日进攻德国，但是，最后由于部队和物资供应的不到位，才把进攻日期改到了7
月，于是便迟了一步。”（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就象苏德战争早期呈现出的一边倒的战局那样，斯大林的“大雷雨”只是个听上去可怕的进攻计划，由于当时德军早已结束了西线战役，主要精力已放在对苏作战准
备上，更重要的是，1941年的德军（尤其是陆军）正处于其战斗力的巅峰状态且士气高昂，“大雷雨”即便是能够赶在“巴巴罗萨”之前“下”起来，苏军的处
境也不太可能好过实际的苏德战局。对此，索科洛夫肯定地认为：
“即使苏军真的抢在敌人前面动手，比如像先前计划的那样在6月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比‘巴巴罗萨’计划实行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更
小。”（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二章）
作者尖锐地指出，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的大溃败证明了这支军队连有效的防御作战都不胜任，而一支军队如果不善于好好地组织防御，那么在进攻中同样也不会有胜利
的机会。因为说到底，进攻是一种在很多方面比防御复杂得多的军事行动。
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先动手，而是在于谁更擅于作战，在这方面德军相对于苏军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基于这种优势，无论苏军是否先动手，它都无法避
免在战争初期遭受惨败的结局。不过，有一个问题或许思考起来会很有趣，那就是如果斯大林先行发动了对德国的进攻，那么该如何定义苏联的行为呢？苏军的进攻
行为是否应当界定为对德国的侵略呢？
最后，在结束本文的探讨时，我想再次引述索科洛夫对于二战苏军能力的评价，这段评价听起来很刺耳，但却很符合苏军在战争中的表现：
“与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美军和英军相比，红军是上一个世纪的军队，他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与红军大部分指
战员的实际教育水平，而且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心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周风
周风，原名李泽民，字霖布。曾用名李长治，李霖布，李紫光。1903年6月3日出生，辽宁省营口县（今大石桥市）大石桥镇压李家屯村人。
周风少年时在村里读小学。15岁时独自到吉林省朝阳镇第一家成衣铺当学徒。两年后，返回大石桥镇在一家果香铺管帐。
1924年周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军教导队。1925年3月，周风入东北军教导队第四期炮科当学兵。
1926年8月，周风被安排在北平东北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司令部任卫队排长。1927年4月，周风到讲武堂第七期北平分校学习。1929年2月，周风任东
北军学生队第二期高中队上尉队长（连长）。1931年5月，周风被调任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第三营少校营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要求东北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周风随同东北军官兵，强压愤怒，撤至关内。
1933年10月，周风调任东北军一○五师警卫队营长，师部参谋。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侄儿王育才（**员）发现周风思想比较进步，便同他谈论九·一八
事变，当前时局及抗日等问题。周风向王育才提出了想要参加**的愿望。经过党组织一个时期的考验后，周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在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
“追剿”在鄂豫皖地区的红第二十五军时，周风及时将调查到的东北军情况送给红军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红军作战。
1937年11月后，周风在太原与东北军两个师共同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由周恩来亲自授予其八路国第一游击纵队的番号。周风任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
1938年4月，周风到了延安，在抗大第四期二大队东干部任区队长。8月周风入马列主义教育学校学习。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防备日军进攻，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急于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军事情报，希望共产国际中
国支部能够提供帮助。为此，**中央社会部决定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设立秘密电台。社会部经过全面考核，将忠于党，不惧风险，斗争性强的周风选中，1942
年春，周风前往北平，负责搜集敌伪情报工作。很快，周风结交了北平铁路局行车调度员，通过各种手段，详细了解了日军军事物资的运输动向，并多次将日军军事
运输情报用电台发至延安。
周风的情报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日本宪兵司令部恼羞成怒，决定采取分片停电的办法，查出电波出处。1943
年8月5日深夜，周风正大发送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时，敌人先后几次采取停电的办法，发现了电波的来源。并派500多名日本宪兵包围了周风的住所，发完情报
的周风还没有来得及走，就被日本宪兵抓捕。
周风被捕后，不管敌人的酷刑怎样残酷，周风丝毫没有动摇和屈服。1943年9月的一天，日本宪兵向周风下了毒手。周风英勇就义时，时年40岁。
刺杀日军华北5省特务机关长
抗战初期，郏县籍**地下党党员吴凤翔和他的助手王宝义潜入日军驻开封特务机关总
部，刺杀日军华北5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曾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1939年下半年，日军华北5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进驻开封，在这里坐阵遥控并指使华北5省的日伪特工到处刺探情报、网罗汉奸，大肆搜捕、屠杀
抗日志士，破坏抗日组织，为日军南侵作准备。
**中央中原局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派一名胆识兼具的同志打入并端掉日军驻汴特务机关，策应抗日作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时年26岁的年轻共
产党员吴凤翔和他的助手王宝义。1940年3月末的一天，吴、王二人潜入开封。
当时的开封，可谓中原魔窟。大街小巷日军哨岗林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吴凤翔按照党组织提供的情况，很快与当年在郏县搞革命活动时被捕入狱并
一起越狱的开封人徐景吾、李洋斋等人接上联系，并进一步商定实施计划的具体方法步骤。通过徐、李认识了财力雄厚的开封老凤祥金店老板，进而买通吉川贞佐的
心腹人物、开封日伪特务队长权沈斋。由于权的引见，吉川才答应接见“因受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来“投靠”于他的吴凤翔。经过真真假假的反复考验之后，吉川对
吴的信任一步步加深，直到他亲手把自己签发的两张自由出入特务机关（山陕甘会馆）通行证交到吴凤翔手中。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1940年6
月22日傍晚时分，吴凤翔、王宝义头戴雁草礼帽，身穿竹布长衫，胸佩“特别通行证”，一前一后大步跨进山陕甘会馆日特务机关总部大门，再穿入二门，最后进
入吉川和他的翻译官程凯住的天井庭院。二人按计划分头接近目标，吴凤翔来到吉川所住的西屋门前，拔枪打死一名门卫，紧接着跨上门槛，朝着已拔刀在握的吉川
乒乒乒连续射击，吉川应声倒地。就在吴凤翔和吉川搏斗时，王宝义去南屋未发现有人，转身来到西屋，同吴凤翔合力朝西屋里的几个鬼子猛打，直到屋里没有了动
静，他俩赶忙进屋收拾桌上、抽屉里的文件、手枪，迅速离开小院，匆匆走出特务大院。在接应人员的安排下，直奔开封西城墙而去，很快消失在城外漆黑的夜幕
中，任凭城里警报怪叫……
这次行动，共有5个日本特工被杀。他们是日本华北5省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吉川贞佐，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日军驻北平部队赴开封视察团团长瑞田，日
军驻开封宪兵队队长藤井治，还有吉川的那个卫士。汉奸翻译官程凯因外出保了一条狗命。
在这次行动后的第三天，即1940年5月20日（农历）《河南民报》在重要版面上刊登了中国抗日二勇士（当时为安全保密计未公开吴凤翔、王宝义的姓
名）刺杀日本高级情报军官、日军华北5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的消息；紧接着，又有7个国家的报纸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
这次暗杀极有戏剧性，吴本人和其上级牛子龙同属国民党军统部门，但早都秘密加入了**，这次暗杀是**特工利用国民党军统的资源进行的。
日籍中共党员谍报集团案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
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
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
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
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
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
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中西功于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他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l938年5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的关系。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
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
1940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总军”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
中西功趁机把我们的人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并安插了若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我们掌握这个班直至1942年4月不能再利用为止。
1941年冬，即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
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到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
但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5月间，日驻沪13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功认为这样走法可以为以后回来设下伏笔。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后，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解往东京。
1942年6月16日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解到东京日本特务总部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
在阴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们信仰**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日本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保卫世
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
援助中国**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绝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侦探。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得失，什么好处和报酬。相反，当组织上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即以自己的积蓄倾囊支援。
“我们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白自己所从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随时有被捕和被杀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时刻准备牺牲
一切而心甘情愿。”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
言。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的讲坛，今日闭庭。”
最后，日本法西斯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
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在这之前，因西里龙夫、中西功一案而被
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
翌年，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西功于1973年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岁，遗留有《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著作。
西里龙夫于1982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斯人已逝，功垂千古。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
斗争所进行的忘我奋斗，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关于左权阵亡和隐蔽战线上的重大损失
中西功情报小组被捕之前；华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没有重大损失。他们被捕后；八路军总部被日军突然袭击；遭受重大损失；左权和几千名总部人员牺
牲。1942年6月16日，日本警视厅最终通过日本上海领事馆批准，在没有掌握任何准确证据的情况下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等人。
日籍党员被捕后，为了避免他们暴露身份，潘汉年要求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上海情报科的中国同志坚守阵地。而在狱中，中西功却在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尽快通知
组织上安排其他同志撤退。为此，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请求同狱的犯人、国民党“蓝衣社”特工林得山出狱后到苏联塔斯社所在地，告诉那里的人：“中西功被捕
了！”没想到，此人是国民党的叛变特工，正是被日本警视厅安插在狱中，套出中西功口供的日本特务！日本警视厅由此断定，中西功等人是**特工人员无疑，
于是下令逮捕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国人。
7月初，上海情报科的**党员程和生（中西功为“满铁”组织的“支那调查班”班长）、汪敬文（汪精卫的秘书）、陈一峰（与西里龙夫同为日本同盟通信
社首席记者）、李得森（上海情报科南京站站长）和张敏夫妇等20余人被捕。其中，程和生担任中西功与上级党组织、南京站与上级党组织，以及打入“满铁”情
报机构地下党员的联系工作，因此是了解情况最多的党员。为了向党组织报警，程和生乘日军抓捕他的汽车路过繁华路段时，从车上跳下自杀，壮烈牺牲。而后，日
本警视厅将中西功等日籍党员和汪敬文、陈一峰、李得森3人押回日本审讯。
八路军来自日本方面的第一手珍贵情报由此断线。
日军精心策划“C号行动”，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
1942年春，侵华日军按照惯例对华北的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根据日军华北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和他的幕僚们制定出一个所谓“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计划”，即“C号行动”，目标直指**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等统率机关，以及位居辽县、黎城之间的黄崖洞兵工厂。
为确保“C号行动”的成功，日军华北方面军自4月开始便相继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展开“扫荡”，继而又于5月初出动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铁壁合围”和拉网式“大扫荡”；实则是声东击西。日军这次特别挑选受过专门特务训练、具有丰富特务活动经验的士兵组成“特别挺进杀人队”，对外称“挺身队”。其任务是专门刺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一二九师政委）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捣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在日军对太行区进行“扫荡”之前，其“挺身队”或身着便衣，或化装成八路军模样，夜行昼伏，已先于主力潜入抗日根据地内。
就在彭德怀与左权全神贯注于冀中战局发展的时候，岩松义雄乘机向太行区不动声色地打出了阴险的“连环拳”。5月14日，日军第一军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突然“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紧接着，岩松义雄又秘密从各地抽调兵力包围太行区。
面对大举“扫荡”的日军，彭德怀和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加强警戒，作了反“扫荡”的战斗准备。
■左权牺牲，彭德怀悲痛之余决定“搭台”再干
针对日军的作战企图，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定：跳出日军的合击圈，向东转移，必要时可转入“敌后之敌后”的冀西一带。
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便急速收缩包围圈，并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围队伍进行轰击。日军的飞机也在不停地向突围队伍投弹、扫射。为了八路
军总部的安全，左权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陪同彭德怀在警卫连的掩护下先行向北突围，由他来殿后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下午5时左右，左权带领突围队伍来到十字
坡西北的山垭口。这是日军组织的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冲出这个垭口就等于胜利了。
为了确保安全，左权要求跟在他后面的突围人员全都卧倒，等他走过山岗没事后，其他人员再行通过。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在左权即将翻过山岗进入安全地带的时候，几发罪恶的炮弹袭来。硝烟散去，左权倒在了十字坡上，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一代抗日名将，就此走完了他37年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
在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除左权壮烈牺牲外，总部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海凤阁、野战政治部组织部科长李文楷、锄奸部科长李月波，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也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军工部政委孙开楚等人在突围中被俘。
自5月25日夜接到一二九师关于“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和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的报告后，**、朱德焦虑不安，彻夜难眠。
27日，**、朱德再次接到一二九师的报告：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向西北方向突围，左权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看完电报后，毛、朱两人相对无语。他们为党失去左权这样年轻而优秀的军事人才感到莫大的悲痛，同时也为罗瑞卿、杨立三等人的安全担心。所幸彭德怀已
经突围，八路军总部也就一定还在战斗。**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的电报：“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
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再说罗瑞卿、杨立三率部于5月25日突围后，又四次遭到日军的合击，机关人员也有一定的伤亡，好在两人最后安全脱险。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电告其归队。他在6月15日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将这一情况也作了报告。
**、朱德等人在获悉华北前方战况，彭德怀准备“搭台”再干的建议后，当即对华北敌后抗战的严峻形势作了全面分析，特别是此次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教训十分深刻。**中央书记处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致电彭德怀：为了确保安全，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八路军总部最好由晋东南迁至晋西北。
■权衡利弊，彭德怀等决心继续留驻太行
收到电报后，彭德怀陷入了沉思。中央郑重地提出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晋西北，又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彭德怀不能不认真地考虑。
经过反复通盘考虑，7月16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向**发去了一封电报，详细陈述了他对于八路军总部转移一事的意见。为了进一步阐述对八路军总部走留一事的意见，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7月21日，彭德怀与罗瑞卿及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联名致电**并转**中央^军委、**中央及杨尚昆，对总部的行动提出两种方案：
甲：倘仅为保护机关与干部之安全，则总部仍留驻太行山为宜，其理由已见16日彭电。现机关已缩小，行动转移较便利，太行山回旋地区较大，安全问题已加注意，总部、北方局经营太行区事务数年，一时亦不易回延安，在西移中尤有阻滞政治影响之必要。
乙：倘另有原因，总部非西移不可时，则总部以回延安为宜，北方局即可撤销，由中央直接指导几个分局的工作。
**等人在认真研究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后，于8月1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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