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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倘另有原因，总部非西移不可时，则总部以回延安为宜，北方局即可撤销，由中央直接指导几个分局的工作。
**等人在认真研究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后，于8月1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同意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留在太行地区的建议，由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
8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各大战略区负责人发出通令，正式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
9月，**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四个抗日根据地区党委。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彭德怀等人便将统筹华北敌后抗战全局的“台”再次完整地搭了起来。此后，八路军总部继续战斗在太行山地区。朱德、彭德怀等人
则通过这个“台”继续指挥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一直到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
苏联特工在中国的神秘行动
苏联特工在中国
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1949年之前，苏联特工出于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深入地渗透和情报工作。
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1906年，沙俄军官曼纳海姆——后来的芬兰元帅，被俄军总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派往远东。
库罗巴特金要求他利用两年时间，骑马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最终到达中国北京，任务是考察中华帝国腹地，绘制军用地图，并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两年后，
曼纳海姆返回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呈送了自己的考察报告。
神秘的“暖气维修工”
转眼十来年过去，两个国家的政权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华民国，但两国的间谍战仍在激烈进行着。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共同发表《孙越宣言》，苏联公开支持孙中山，而一贯仇视苏联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24年
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还为苏联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提供方便，毕竟这个收留了100万流亡白俄的邻邦总带给苏联某
种压力。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3年6月报道，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讨解决两国历史悬案。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
李陶特地邀请白俄分子彼得·**夫以“国际交流专家”身份随行。此举并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夫就担任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当十月革命波及远东后，他保证了中东铁路的畅通运行，赢得协约国及中国地方军阀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苏俄彻底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后，**夫仍坚持自己的无国籍白俄身份。
可事实上这却是一出“无间道”，**夫的真实身份是苏俄秘密侦察员。
李陶的邀请，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求之不得。实际上，格别乌早就对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与国内来往的加密电报感兴趣，但北洋政府的电报加密机制十分严格，加密密码更换非常频繁，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密电专家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为此，格别乌寄希望于**夫，要求**夫搞到中国使团的通电密码本，以便了解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的动向。
在谈判期间，中国使馆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于是**夫自告奋勇，承担修理任务。他利用中国使团贪图便宜的心态，找来一支要价极低的施工队，这些“工人”自然都是格别乌人员。暖气维修意味着施工队要对使馆里的所有房间进行检修。很快，**夫发现存放密电码本的保险柜就放在译电室里，而钥匙则锁在值班员的桌子里。
于是，**夫领着施工队以检查暖气为由进入译电室外面的小客厅，“工人”假装拿着工具对房间里的暖气进行检修，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刚来接班的译电员去上厕所，没有顺手将译电室的门锁上。通过平时对这名译电员的观察，**夫确定他从厕所出来后，还要去洗漱间洗脸、刮胡子，趁着这个时间空挡，**夫立即进入值班室，找到保险柜钥匙，拿出随身携带的模具，给钥匙做了一个模型，再将钥匙放回原处。后来，**夫用新配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通电密码本，这为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中苏断交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违反外交保护条约，对苏联驻北京使馆进行围攻，不仅抓捕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员和17名苏联外交人员，还没收了大批秘密文件。不久，这些文件陆续出现在《上海朝霞》等白俄报刊上，内容涉及苏联在华情报人员名单等。这直接导致苏联驻华机构及人员遭受打击，在大连，苏联领事馆秘书被刺伤；在上海，苏联外交人员与强行闯入领事馆的国民党警察交火，造成一名警察被射杀；在广州，军阀张发奎以苏联领事馆向起义的**人出租汽车并提供红旗为由，于12月14日枪杀了包括副领事哈西斯在内的五名苏联外交人员，其中领事馆秘书乌科洛夫还是格别乌官员。随后，苏联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作为对中国的反击，苏联也开始打击以外交官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据俄罗斯《绝密》杂志
2005年7月报道，1927年底，苏联政府关闭国民党政府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领事馆，但使馆人员没有全数离开，一个代号为“牦牛”的
特务投奔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当时，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报价值，因为这里是苏联在远东的“军事中心”，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美国
外交官非常欢迎“牦牛”的到来，为他配备一辆性能不错的福特汽车，让其继续干“老本行”——刺探苏军海港和营房。由于“牦牛”的汽车马力强劲，常能轻松脱
离格别乌的追捕，苏联人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抓捕“牦牛”行动开始了。有一次，格别乌特工摸到“牦牛”的行踪，趁他不在车内，将车内的汽油抽
光。当“牦牛”返回汽车时，刚一发动引擎，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弃车而逃。此后很长时间里，“牦牛”再也没露面。
过了一段时间，格别乌获得情报，“牦牛”并未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他在这里有个相好，他们经常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冰面上约会，以躲开格别
乌的追捕，于是格别乌将计就计，展开新的抓捕行动。有一天，“牦牛”又手拿一根竹杆去约会了，他用竹竿作为支撑，从一个冰块敏捷地跳上另一个冰块。不想格别乌已守侯多时，他们事前用绳子绑住一些大冰块上，再将这些冰块推到“牦牛”来往的水域，当“牦牛
”再次在海面上表演他的绝技时，格别乌特工拉动手中的绳子，“牦牛”失足落水，掉进格别乌的鱼网里，最终被抓获。
替盛世才肃奸
尽管苏联所支持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但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却如星火燎原之势继续开展，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巨大力量，看到在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谍报工作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苏联借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众多情报小组来华，这些小组除与中国**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报。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
迫于局势，国民政府于1932年同意与苏联复交。苏联对华情报工作进入新阶段，苏联特工不仅进一步扩大在上海、武汉等中国大城市的情报活动，还积极
支持亲苏的地方势力。
1934年，新疆实权人物盛世才自封为省主席，为巩固地位，他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求援，考虑到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的重要性，苏联对盛世才
予以鼎力支持。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尤其是从南面渗透来的英印间谍遍布新疆南北，他们怂恿“**
独立分子”进行暴动，并企图与流亡新疆的白俄勾结。斯大林专门责成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果达派遣国家安全总局官员前往新疆，
协助盛世才稳定政权，这位特派员就是后来参加1936年西班牙内战、并最终逃亡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小组秘密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帮助盛世才整顿新疆地方治安和肃奸。通过调查，奥尔洛夫发现一个与盛世才过从甚密、代号063的白俄其实是英国间谍，他表面上是盛世才当局的高级顾问，但暗中直接操纵着“东突”分子的所有行动，他还拥有英国护照。奥尔洛夫迅速向莫斯科汇报了情况，几天后，他
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收到一封上级电报，内容是：“保卫063的安全。”这是一句反语，意思是将063就地处决。
为了不引起外交麻烦，奥尔洛夫把行动地点选在偏僻的新疆莎车县。他请盛世才故意回避063一段时间，然后奥尔洛夫以盛的名义邀请063去莎车，一起讨论重要事情。很快，身材高大的063如约而至，当他刚一进入莎车县政府后，就被新疆军警和苏联特工成员绑了起来，带入一个房间进行审讯，审讯只进行了
15分钟，063非常震惊，并极力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一切都晚了。这时，三名苏联特工已在县政府的地下室里挖好一个大坑。063被堵着嘴，双手绑在背
后，被推倒在土坑前。这时院里的卡车发动起来了，马达轰鸣，一名新疆警察对着063的后脑连开三枪。在马达轰鸣声中，没有人能听见枪声。063的尸体被推入土坑，浇上汽油焚烧，然后再掩埋，铺好地板。
奥尔洛夫返回莫斯科后，被授予红星勋章。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安全部门协助盛世才当局，在新疆一共铲除了318名英国间谍和少数瑞典间谍。
“红色谍王”在上海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一贯敌视苏联的策略却始终没有改变，苏联特工在华活动的环境依然险恶。后来以准确披露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
间及日本关东军暂时不会进攻苏联等情报而闻名的苏联特工佐尔格，便曾在中国上海经历过这样艰难的岁月。
1929年，苏联工农红军总参情报总局（ГРУ，格鲁乌）局长别尔津决定把拥有德国记者身份的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师，扎实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能让他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游刃有余。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乘日本邮轮抵达上海，他向德国驻沪总领事科伦堡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
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堡随即似有所悟，“明白了……”
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于是，科伦堡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德**事顾问、上海德侨首领以及其他国家驻沪外交官。
佐尔格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他在格鲁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网
因此被称为“拉姆扎小组”。
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很快，佐尔格将情报网络扩展到
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中国人则少一些。
在科伦堡的安排下，佐尔格在南京结识了帮助国民党军训练的德国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之所
以帮助蒋介石加强战备，不光是帮助中国提供国防实力，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当成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队培训骨干。佐尔格
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
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佐尔格问：“驾驶飞机的是中国人吗？”吉尔贝特回答：“不，清一色的德国人。”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
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
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早在大学期间
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
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
1930年底，通过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
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
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
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
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不久，佐尔格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新的情报收集工
作。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一出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叛徒指认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
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信息，从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由于叛徒陆海防指认“怪西人”是苏联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随后，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
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怪西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他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他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父亲是一个犹太教拉比。1920
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加入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
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情报。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曾策反了200
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
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由于没有吐露一句供词，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生存下去。
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
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工作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从此，这段传奇便锁进机关重重的档案馆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闻。
格别乌
据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图书《透过竹幕：克格勃在中国》披露，早在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承
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
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格别乌已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中，收集情报。这些成果大多是通过格别乌安插在外国使馆中的地下工作者获得的，他们
的公开身份多是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其中除了亲苏的中国人外，还包括白俄。这些人从使馆的垃圾篓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
纸等。
1934年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简称ГУГВ），归属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
（NKVD）领导。
金百合计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山下奉文（Ym**
Tomoyuki）将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崇山峻岭中进行着最后的抵抗。与此同时，数名地位显赫的日本皇室成员在附近的山洞里指挥隐藏大量抢劫来的金砖和其
他宝藏，以便来日他用。这些宝藏是亚洲12个国家历经数千年积累的财富。
在此之前，随同日军行动的专家组有计划、有系统地洗劫了这些国家的国库、银行、工厂、私宅、当铺、艺术馆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同时，日本的黑帮也洗劫
了这些国家的黑社会及其所拥有的钱财。这方面，日本做得比纳粹德国要彻底得多，日本军队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横扫了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赃物经朝鲜由陆
路运抵日本，但由于美国潜艇在1943年完全封锁了海路，因此由海路运输的其余赃物只能到达菲律宾。藏匿这些财富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
掉这场战争的话，有了这些财富，日本在经济上则没有输。在日本皇室成员的监督下，日本在菲律宾建造了175个“皇家藏宝金库”。1945年6月初，当美国
坦克离巴姆邦（Bmbng）不到20英里时，在一个离地面220英尺的名为“8号隧道”并堆满金块的地下建筑里，为建造这175个皇家藏宝金库的
175名总工程师的告别宴会正在进行。入夜，他们喝了很多日本米酒，高唱爱国歌曲，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万岁”。午夜时分，山下将军和其他的皇室成员悄悄
地溜了出去，与此同时，在通向外界的通道里，预先准备好的炸药被引爆，工程师们都被活埋，而他们建造的宝库则成了永远的秘密。在日本皇室成员乘潜艇逃往东
京的3个月后，山下将军向美**队投降。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埋事件直到最近才为人们所知，那些被掩埋的宝藏在此之前也被人们认为是想象中的“山下黄金传奇”。但是，一位目睹这一活埋事件
的见证人带我们去了8号隧道，并描述了他的个人亲历。二战期间，年轻的菲律宾人本DngerCode；维尔莫雷斯（Ben
Vlmores）是负责封存菲律宾境内所有皇家藏宝金库的皇室成员的贴身男仆。这名皇室成员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点感情用事，在炸药被引爆之前的最后一
刻，他让本DngerCode；维尔莫雷斯从8号隧道出来，使本捡回一条命。当我们采访他时，本已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老人了，身体欠佳。在此后数个月
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43～1945年陪伴这位皇室成员的所见所闻及个人经历。
日本在亚洲掠夺战利品的运输和隐藏等工作由裕仁天皇的最有魅力和教养的弟弟秩父宫雍仁（Chichibu）负责监督执行，其机构代号是天皇所作诗歌
中一首诗的题目———金百合，其他皇室成员负责日本占领区的金百合机构的其他分支机构。最近，我们从日本消息来源得知本的战时主人是竹田宫恒德
（Tked
Tsuneyoshi），他是裕仁天皇的表兄，明治天皇的外孙。1998年，我们用众多皇室成员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测试了本。我们把所有皇室成员的姓
名隐去，而本却能立刻辨认出竹田宫、裕仁天皇的两个弟弟秩父宫和三笠宫崇仁（Miks）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朝香宫（sk）。本
说他侍候过他们，在他们编制财宝目录和封存财宝时，他为他们倒茶端水、送饭、递香烟。本是一个种水稻的农民，从未离开过菲律宾，因此他迅速而又正确地辨认
出这些皇室成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看到竹田宫的照片时，本神情凝重，并开始低吟日本民歌《樱花盛开》，他说竹田宫常在他面前唱这首歌。
1945年10月，美国情报人员发现了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些藏宝金库的地点，并秘密地取回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白金及零散的宝石。
中央情报局驻马尼拉的站长、中央情报局前副主任雷DngerCode；克莱因（Ry
Cline）参与了掩盖花旗银行、蔡斯（Chse）银行和纽约其他银行仍然保存的日本掠夺赃物的行动。
在向杜鲁门及华盛顿的其他官员包括麦克洛伊、洛维特和史汀生汇报后，兰斯代尔上尉与罗伯特DngerCode；B。
安德森一起于1945年11月返回到东京。然后麦克阿瑟与兰斯代尔和安德森一起秘密飞到马尼拉，视察了桑蒂已经打开的金库。他们漫步在“一排排被堆成2米
高的金砖里”。仅从这些金库就可以看出，在数年里，日本从整个亚洲掠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日本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破产，而是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富有。
根据雷DngerCode；克莱因和其他人的说法，由桑蒂和兰斯代尔在1945～1947年间所发现的金块被谨慎地存放在42个国家的172个账
户上。这样做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如果大量藏宝被发现的消息公布于众，成千上万的人会来认领，其中不乏许多骗子。在所有权方面，政府也会陷入困境。杜鲁门
还被告之，如果公众知道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黑”黄金，将会引起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体系崩溃。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如此众多的国家把他们的货币同美元挂
钩，而美元则同黄金挂钩，这样全世界的货币都会贬值，引起金融灾难。但只要对这一消息保密，价格就可以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价位上，美元也能保持坚挺，
以黄金为后盾的国际货币就能保持稳定。同时，这些“黑”黄金将起到储备金的作用，支持每个国家的主要银行，从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府地位。作为一种安全措
施，存放在这些银行里的金块受到严密的监控，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限制使用这些黄金（这一程序被称为“专款专用”）。这使得华盛顿能够经常向这些政府、中央
银行和其他的主要银行施压。简言之，只要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在冷战中保持与美国结盟，这些沉睡的黄金就可以作为政治贿赂金用来保护当事人。
文件显示，在1945年至1947年间，大量黄金和白金被存到了世界最大的银行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这些银行成了黑鹰信托基金的主要机
构。瑞士银行在信托基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战时瑞士是中立国，瑞士银行没有遭到掠夺、破坏及损失。瑞士银行的高级官员签署的文件表明，由这笔资产所
担保的大笔贷款提供给了英国政府、埃及政府、中国国民党政权及其他挣扎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政府。
问题是在“国家安全”的外衣下，产生了滥用权力的情况。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地下资金被用来行贿，被用在意大利、希
腊、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贿选；利润丰厚的信托基金为大人物效劳；黄金的持有证被作为诱饵而投放。在那些聪明人手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
界一些最大的银行以它们的金库里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黑钱为筹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所有这些宝藏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亚洲的掠夺被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是多喝了几杯的士兵的一些随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和一些暴力行为。这是一派
胡言。抢劫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60年，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华北，喝醉了酒后，变得疯狂起来，抢劫了北京郊外华丽的圆明园，砸烂了他
们拿不走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除一座亭阁和一间房屋外的整个宫殿。由于不相信他们抢到的黄金是真的，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士兵把其中的大部分给扔掉
了。联军的司令是额尔金（Elgin）爵士，其父曾将雅典帕台农神庙里的雕塑运走。1900年，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使馆区，西方军队再次进入北京，开
始了酒后的狂暴行动，抢劫、捣毁紫禁城里的财宝。但这与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其不是酒后的抢劫和破坏。日本人的抢劫是理性和故意的行为，特别注意抢劫有价值的书籍和手
稿，而一般的小偷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日本人还特别注意抢劫亚洲的黑社会———三合会、秘宗会、黑老大，特别是从事繁荣的鸦片贸易的帮会。
对于个人，日本人用敲诈的手段恐吓有钱人。从中国和朝鲜抢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和文物。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部分的被抢艺术品和文物物归其主。一些主要的文
物，包括一些金铸的佛像，最近在菲律宾黑社会的隐藏地被人看见，它们是由马科斯的亲信运去的。但这些艺术品和文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藏在日本私人的保险箱
里，或是在东京皇家收藏品中。
华盛顿向外界传递的官方信息是日本战时的精英———皇族、财阀、黑老大和“好”官们，努力结束了战争，此时，他们已贫困潦倒，他们也是一小撮
“坏”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读者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被告知，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
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
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
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
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
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
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DngerCode；福斯特DngerCode；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
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
“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
并由美**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另一大笔财富是由黑社会教父儿玉誉义夫（Kodm
Yoshio）得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赃物。他作为日本海军少将参与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金百合行动，并专门负责抢劫亚洲黑社会。另外，他还负责日本在整个
亚洲战时的毒品交易。战后，儿玉为了从巢鸭监狱出来，避免受到犯有战争罪的起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亿美元，这笔钱被存入M基金。儿玉还个人出钱创建了
两个政党，后来合并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至今，华盛顿仍全力支持该党。
我们从美国一些法律行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证实美国得到了金百合行动的赃物，如检验桑蒂遗嘱的真伪、核对他交税的情况以及他存在美国、瑞士、香港及其
他地方的钱的法律证据。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全世界充斥着秘密账户，这些账户上的钱是来自金百合计划的赃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桑蒂死后，
他的一些大的账户上的钱被匆忙地转到了名为退休少将兰斯代尔的名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黄金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易
手，这就提出了银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许多著名的名字与这个离奇的故事有紧密的联系。长期担任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DngerCode；里德（John
Reed）是与桑蒂的黑钱流动有牵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在与此案有关的诉讼中常被提到。在这些诉讼案中发挥作用的律师中，有一位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梅尔
文DngerCode；贝利（Melvin
Belli），他在写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现在我确信世界上许多重要银行的确为桑蒂存过钱。”贝利在诉讼中写到：“被告花旗银行主席和
首席执行官约翰DngerCode；里德在花旗银行为桑蒂所拥有的金块的兑现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里德及花旗银行有系统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着上述
金块，并将销售收入挪用。”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诉讼确信无疑地证明金百合行动所抢劫的财物的确隐藏在菲律宾。在旅游胜地碧瑶（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附近，一位名叫罗
赫略DngerCode；罗哈斯（Rogelio
Roxs）的菲律宾锁匠发现了隐藏在一隧道里重达1吨的金佛像和数以千计的小金砖。一听到罗哈斯的发现后，马科斯总统派打手没收了金佛像。罗哈斯后来被
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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