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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贼们发现了这些“真坟”以后，消息并不能完全封锁。一旦泄露了秘密，为了争夺图纸，或为了争夺首先进入坟中，或为了争夺所得的财宝，盗贼与盗贼之间，帮派与帮派之间，明争暗夺，打打斗斗，其中又不知道伤了多少江湖义气，结下了多少世代冤仇。妙的是，胜利者钻进墓中一看，那结构虽然并不怎么宏伟，可那棺木质地之好、棺内殉葬品之多，都足以证明这是卢勋的真坟。除此之外，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每一圹这样的坟茔里面，都有两具殉葬的童男童女的尸骨。这样的铺排和场面，要不是尚书大人的陵寝，谁能办得到？
这样接连闹了几十年，据说先后被盗的“卢尚书真坟”竟有十八座之多。于是得手的人，都以为自己所盗者，乃真坟也。远近觊觎卢尚书随葬财宝的采蘑菇人，这才逐渐散去。往后的二百多年中，虽然也还有人认为那被盗的十八圹“真坟”仍然都是假的，可是却既提不出反证，也找不到真坟的所在来，只是作为当地的一种传说姑妄言之而已。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显赫一时的白竹旸村卢府，家道中落，逐渐式微下来。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卢尚书的后代已经徒有世家的名义，而无世家之实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之后，卢尚书的第十代嫡传长孙卢湛在丽水师范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先是带领学生闹学潮被通缉，后来到上海接受专门训练，回到缙云故乡以教书为名，暗地里发动贫雇农组织农民赤卫队，跟当地的地主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暴露了共产党组织，无法隐蔽下去了，只好把农民赤卫队拉到“浙南诸山之祖”的大盘山（现属磐安县）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团独立大队，并于1928年在红三团的主力配合下攻进了缙云县城，杀了县长，让镰刀斧头的红旗在缙云县的城头上飘扬了三天之久。
那次农民暴动，其实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领导下的一次盲动，牺牲了许多党内的优秀干部，损失了一支经过斗争积聚起来的力量，换来的只是并无实际意义的占领县城三天，最后还是被蒋介石调集大军镇压了下去。独立大队被打散了，主要领导人卢湛被捕，光荣牺牲。
当时缙云县还没有县监狱，一切未决犯都关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而且不分刑事犯、政治犯，几十名犯人，统统关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牢房中。卢湛牺牲之前，正好谢三儿的师傅也被抓进警察局，跟卢湛关在一起。人人都知道，牢房是窃贼的“旅馆”，今天进，明天出，常来常往的；因此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来巴结，有的托他出去以后给家里捎个口信儿，有的托他出去以后给同伙儿传递消息。按照阶级分析学说，职业窃贼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范畴，如果领导得法，是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卢湛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在牢房里对他进行启发教育，想在他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平等观念上提高一步，希望他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一些工作。
原来，卢勋本人就是一个精通阴阳戡舆之学的大家，对故乡的山川地理又了然于胸，所以早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归宿之地找好了。致仕回家以后，一方面礼请大批的风水先生到处勘踏寻找，一方面悄悄儿地雇了一帮外地的工匠在他自己选定的坟地上动工修建。公开的坟茔还没有动工，秘密的坟茔早已经完成了。卢勋寿终正寝以后，真尸进了真坟，假尸进了假坟，同时又故布迷阵，设置了十八座疑冢，让盗墓者皆大欢喜，真可谓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当然是想让子孙后代永远出将入相，官居当朝一品；哪儿想到不出三代，家道就会式微中落呢？至于卢勋的真坟所在，则绘制在一幅白绢上，由长房长子一代代传了下去。
卢湛是个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风水感应之说。坟茔图传到了他的手上，就把图毁了，决心不再传给后代，而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把祖先埋进土中的金银财宝挖出来，用作革命的经费。可惜壮志未酬，身入囹圄，这个“适当的时候”，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为了不让这批金银财宝永远埋没在地下，他在牢房里根据记忆重新画了一张图，要谢三儿的师傅出去以后把图送到丽水师范交给沈校长的女儿沈萍，她知道那个地方，一看就会明白。他还要求谢三儿的师傅帮助沈萍把这些财物挖出来，到时候一定会分给他一部分作为报酬的。
谢三儿的师傅为卢湛的精诚所感动，出狱以后，立即就去找沈萍。到了丽水，才知道沈萍和沈校长都是共产党，而且都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连沈师母都下落不明了。等他回到缙云县，卢湛也已经被处决。从此，这张图纸就一直在他手中保存着。他手里攥着一笔数量不明的巨金，又没有名正言顺的人可以托付，自己不去取出来，难道就让它永远不见天日不成？
他本来就是个盗墓贼，如果知道确切的地点，施展他打地洞的独特本领，满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票财物取出来的。难的是，卢湛并不完全相信他，没有把卢勋的真坟所在说出来；唯一知道大概地点的沈萍又已经不在人世了。照他想，卢勋既然是白竹人，他故布迷阵的十八圹疑冢既然都在白竹左近，他的真坟一定也不会离白竹太远。于是十几年来，一直就在白竹附近转，走遍了每座山、每条岭，对照手中的图纸，竟没有一个地方相似的。直到前不久卧床不起了，才意识到自己跟这一笔财富无缘，只好长叹一口气儿，叫人把谢三儿找来，讲明了经过，交出了图纸，这才瞑目长逝。
谢三儿听说师傅已经在白竹附近转了十多年之久，相信师傅的眼睛不揉沙子，不会看错了眼，就把目光转向了白竹之外。他是专在外地作案的，对于附近几个县的山川地理相当熟悉， 再说， 他这一辈子盗过的墓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了，对于什么样的地形算是“风水宝地”，不用研究也说得出个子午卯酉来。没过多久，就在临海县括苍山主峰之东面向大海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这个“前途广阔、靠山稳固、官运亨通、子孙发达”的龙脉结穴之地，对照图纸，画有叉叉的地方，竟是一座破落不堪的山神庙。可以肯定，山神庙的下面，就是卢勋的真坟所在了。
谢三儿正要到相好女人那里去取打地洞的家伙，忽然听说张祖江把他好几个相好女人抓到警察局里去了。一者他是个多情种子，讲究的是“宁失江山，不弃美女”；二者他自恃张祖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居然大摇大摆地闯进警察局去要跟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讲理的人讲理，结果自投罗网，几乎瘐死在牢房里。
他受了我的煽动，决心到抗日前线去立功以后，想到卢勋埋藏的珍宝还没有挖出来，这才告了十天假，专门去办这件事情。
据谢三儿说：卢勋的坟，叫做什么“油梁挂椁、深井插枪”。山神庙的下面，是一口几丈深的井，井壁用砖砌就，光滑无比。井口上小下大，井的半中腰横架一根打磨得十分光洁的石梁，石梁上涂满了油，套着两根粗铁链儿，悬空拴着一具楠木棺材。井底插满了长短不一、大小各异的竹叶枪──也就是说，如果坟墓被人发现，盗墓者根本就不可能从油光水滑的石梁上爬过去。一不留神从石梁上滑倒了，摔到井底，枪尖儿就会扎穿身子，即便当时不死，光滑的井壁也不可能再爬上来。以饱学闻名的卢勋，原来把学问都用在这上面了。
好在谢三儿进入这座坟墓里的时候，已经是二百多年以后，不但石梁上的油已经干得差不多，就是井底的竹叶枪，也已经锈得变成烂铁片儿了。谢三儿是个盗墓的老手，认准了方向，黑夜里打洞，一打就打通了井壁，又带有麻绳和手电，看仔细以后，沿着绳索溜了下去，把自己拴在石梁上，取出手锯锯开了棺材的上角，伸手一摸，这才发现棺材里满满的全是水银。再锯开一个下角，让水银都泄到井底，伸手一摸棺材里面，哈，由于水银的密封作用，卢勋的尸体，居然还软软的富有弹性，一点儿也没有腐烂呢！
棺材里面，殉葬的东西可真不少。那棺材相当大，空隙的地方，塞满了卢勋生前喜爱的珍奇古玩。脑袋底下，枕着一个五十两的空心金元宝；两手各握着一个二十两的实心金元宝，脚下蹬的，则是两个三十两的银元宝。谢三儿出行在即，也不多拿，只把这些便于脱手的金银元宝取了出来，剪碎了，分给他的相好们一部分，给师娘送去一部分，当然自己也留下一部分。至于那些一时无法脱手的奇珍异宝，暂时就让它们仍在棺材里藏着，等以后从前线立功回来再取不迟。
对于谢三儿讲的这个故事，虽然过于离奇了些，我却深信不疑。因为我的感觉告诉我，谢三儿是绝不会骗我的。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谢三儿可说是我的第一个社会教师，教给我许许多多无法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因此我尊重他，并绝对遵守自己对他的诺言，关于他告诉我的这些秘密，几十年来，我对谁也没有泄露过。包括我的父母亲。
六、差点儿军法处置，最后成为烈士
谢三儿终于跟我父亲到抗日前线去了。
县里的人，都说是我父亲引导谢三儿改邪归正，拯救了他的灵魂，办了一件大好事，真是功德无量。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功德，是应该记在我的账下的。
照我想，谢三儿脑袋聪明，手脚麻利，手里有金有银，又不吝啬，人缘儿一定会处得不错。只要他肯于施展本事，在抗日前线，立功的机会还会少么？
在我读书的县立第二小学，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号房，身兼看门、摇铃、油印三职，待人非常和气，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在学校里，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管他叫“表伯”。他对谢三儿特别关心，谢三儿去了江西以后，经常向我打听谢三儿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女儿桂花儿，也是谢三儿的情人之一。我母亲不识字，父亲去了江西以后，所有的家书，都是我“代拆代行”的：父亲来了信，由我读给母亲听过，然后按照母亲的口授，给父亲写回信。这时候，我就一定要加一笔，问问谢三儿的近况；然后把父亲信中所提供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向表伯传达。当然，他得到的这些消息， 最后是要向女儿如实转述的。
果然不出我的预料，父亲的来信，几乎每次都说谢三儿机智勇敢，侦察敌情神出鬼没，屡次立功，上下关系都处得不错，没有人不夸他好的。提升为班长不久，竟又被破格提升为排长了。母亲听说谢三儿不断地长进，也为他没有丢了爸爸的面子而感到高兴。
就在谢三儿荣升排长之后不久，突然父亲来信说：谢三儿在前线作战光荣牺牲了。我大吃一惊，也有点儿不相信。他不是当侦察兵么，怎么又上前线作战去了？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如实告诉表伯，生怕他的女儿知道了承受不住。可怜的姑娘，她刚刚听说谢三儿当了官儿，还在做着等谢三儿衣锦还乡之后洞房花烛的美梦呢。从此之后，我只好发挥我的想象力，编一些自以为很生动的战斗故事，去欺骗表伯，去欺骗这个痴心的姑娘。
我也曾经写信去问过父亲，谢三儿究竟是怎样牺牲的。但是父亲的信中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一直到我上了初中，王陵基调到四川去当省长了，由李默庵来接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司令。当时的官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司令部的属官，几乎都是司令的亲信。李默庵虽然并没有说出什么话儿来，我父亲还是很知趣地自动辞职了。
我父亲回到缙云县，继续挂牌当律师，继续每天吃过晚饭到溪边去漫步。
就在我父亲从江西回来不久，表伯忽然找上门来了。他当然是来打听谢三儿的消息的。父亲根本就不知道表伯跟谢三儿的关系，更不知道我在编故事欺骗他们父女俩，于是就实话实说，把谢三儿已经为国捐躯的消息告诉了他。等到表伯的女儿找到学校里来哭着谴责我“骗得她好苦”的时候，我才知道西洋景已经被我父亲拆穿，一切道歉的话也都成了多余的了。
当天晚上，我按例陪父亲出去散步。我们一边慢慢地沿溪而行，一边聊着闲天儿。父亲每天都很忙，只在散步的时候才有工夫跟我说说话儿，聊聊吴家的家史，谈谈世界大事。我想起白天的事情来，就问父亲谢三儿究竟是怎么死的。我的本意是想打听清楚了，好去告诉表伯的女儿，作为我编瞎话“骗得她好苦”的“补偿”。
没有想到，就连这样的愿望，我也无法如愿。
父亲知道谢三儿身上有三宗毛病，一好喝酒，二好赌博，三好嫖女人。所以一到江西之后，就给他敲过警钟，明确告诉他，不要以为军法处里有“自己人”就胆大妄为；一旦犯了军纪军法，得到的将是从严惩处而不是姑息宽容。另外，绝不许他说出与我父亲是亲属关系，只许说是同乡人。当时谢三儿喏喏连声，答应得非常干脆。父亲虽然没有把他留在军法处，但是一者为了发挥他的所长，二者也为了可以就近监督他，就把他推荐到司令部作战处侦察科直属的侦察排去当侦察兵。
开头一段时间，谢三儿表现得相当不错，胆大心细，不辞劳苦；特别是他那两条飞毛腿，简直是神出鬼没，别人都无法理解他是怎么飞来飞去的。加上他善于模仿各地方言土语，最有利于化装侦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过多次嘉奖，连王陵基都知道侦察排有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所以不到半年，就提升他当了班长。
我父亲冷眼旁观，见他虽然好喝酒，却从来不因酒误事；虽然好赌博，却只是为了过赌瘾，并不为赢钱，输了钱从不赖账，赢了钱人家给不给都无所谓。所以人人都说他既有酒德，也有赌德。嫖女人么，当时的暗娼是半公开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江西修水，县城里的饭店、旅馆都有这种女人可以随时提供服务，但是却从不见谢三儿去问津过。我父亲暗暗点头，还以为谢三儿这一回果然彻底改好了。
过了一年，侦察排长荣升侦察参谋，遗下侦察排长的空缺，由王司令亲自提名，让谢三儿破格递补。谢三儿从一个上士班长一下子升为中尉排长，跳过了准尉和少尉这两级，在部队中，这叫做“黑虎跳”，如果没有特殊的军功或特殊的关系，是根本办不到的。
就在谢三儿荣任排长以后不久，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到军法处来告状，说是谢三儿强奸了她。当时部队里的官兵，嫖暗娼者有之，姘民妇者亦有之，虽然也为军纪所不容，却只算违反军纪，不算触犯军法；而强奸罪，不但违犯了军法，严重的还要枪毙，何况告的又是谢三儿，我父亲特别生气，当即开庭审问。
据那个女人说，她丈夫被抽了壮丁，开到抗日前线打仗去了。她和小姑子两个无以为生，就在这司令部附近开了一所小小的茶馆，楼下卖茶，楼上设赌。谢三儿是她楼上楼下的常客。昨天夜半，谢三儿喝醉了酒，闯进了她的房间，用暴力把她给强奸了，有她小姑子目击可证。传她小姑子来一问，只说早上起来烧开水，看见谢三儿从她嫂子房间里出来，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父亲生气之极，把谢三儿叫来一问，他却矢口否认。我父亲办案多年，当然知道奸情案子是最说不清楚的：有没有奸情，是通奸还是强奸，全在女方的一句话儿上。谢三儿是他从家乡带来的人，判得轻了，就有偏袒的嫌疑。我父亲一生气，就判了个“强奸抗日军人家属，就地正法”，拿去叫王司令批。
王陵基心知我父亲的为难，笑着说：“办这种案子，你不行，还是我有经验，你就看我的吧！”
说着，就把那女人传来，问她到底是怎么强奸的。那女人连诉说带比划，说得活灵活现。王陵基微微一笑：“既然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只要检验一下，有没有被人家强奸过，不就清楚了吗？”当即命令身边的两个勤务兵：“把她的裤子给我扒下来，待我亲自检验！”
两个勤务兵奉命上前，把那女人摁倒在地，强脱裤子。那女人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死死地抓住了裤腰怎么也不肯放手。折腾了足有十分钟，弄得那女人满身尘土，竟连裤腰带都没有解下来。这时候王陵基一拍桌子，大声怒喝：“我这两个勤务兵，比谢排长年轻十来岁。他们两个人一起上，都脱不下你的裤子来，谢排长一个人，怎么强奸你？就算他强迫你脱裤子，如果你也像刚才这样叫喊起来，你那小姑子不就听见了么？可见你是一派胡言，满嘴里喷粪。再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办你一个诬告抗日军人的罪名，关你三年五年再说。还不给我快滚！”
那个女人受了一场羞辱，又见司令果真发了火儿，不敢再赖在这里自讨苦吃，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溜烟儿跑了。
王陵基这才把谢三儿叫来，好好儿地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谢三儿见司令有心开脱他，也就不再隐瞒，说了实话。
原来，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暗娼，却也是个很出名的破鞋，跟他相好的男人，就有好几个是挺进军里的军官。谢三儿常去她那里坐茶馆儿、打麻将，他像貌堂堂，手面又阔绰，那女人对他很有意思。谢三儿的性格，只喜欢吃独食，最腻味一帮人在一起“涮锅子”，所以并没有搭理她。时间一长，却跟她的小姑子勾搭上了。她的小姑子倒不是破鞋，自从跟谢三儿落了相好以后，一心一意，只想跟谢三儿“天长地久”。那女人见自己的猎物被小姑子截走，心里酸溜溜的，千方百计，总想拆散他们两个。谢三儿不想得罪这个嫂嫂，就接连给她送金戒指、金镯子，无非想封她那张嘴，多多给予方便。那女人见谢三儿既有人才，又有钱财，更其不肯放手了。谢三儿出于无奈，只好委屈自己，背着小姑子应付她一下。不料那女人存下了一条独占谢三儿的心，偷情的时候，故意又喊又叫，存心让小姑子听见。小姑子醋意发作，第二天一早就把谢三儿堵在嫂嫂房间里了。这时候，三个人是三种心思：嫂嫂巴不得小姑子出来这么一闹，好让她死了这条心，自己人财两得；小姑子醋海兴波，可在嫂嫂面前又不能直说，直骂谢三儿“不要脸”；谢三儿呢，怕情人为此反目，好在并没有让她堵在被窝儿里，就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那女人见鸡飞蛋打，就横下了一条心， 愣说谢三儿强奸了她。她以为只要自己咬住了牙关，小姑子和谢三儿就没有办法了。不料谢三儿一气之下，转身就走。那女人骑虎难下，老羞成怒，干脆抓破了脸，哪怕三败俱伤，也要来一个大吵大闹，让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没有想到的是王陵基有心开脱谢三儿，亲自出来处理这件“强奸”案子，而且用的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办法。这一来，那女人闹一个里外不是人，只好忍气吞声地溜走了。
谢三儿出了这么一件轰动司令部的大笑话，自己觉得脸上下不来，就主动申请调到下面去立功赎罪。王司令为了让他保全面子，果然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到了作战部队的。
谢三儿到了连队以后，立即参加作战，每次战斗，都非常勇敢。在一次战斗之后，我方取得了空前胜利，但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却发现谢三儿光荣牺牲了。牺牲的地方，前后没有别人；牺牲的时候，也没有别人看见。检查尸体，发现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按照战场上的说法，凡是背后中弹的，都是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根据谢三儿的胆量和表现，绝不像是逃兵。结合他下连队来的情况，估计有可能是被情敌暗算的。因为那个茶馆老板娘的姘头甚多，当众出丑以后，难免怀恨在心，要她的情人给她报仇；或者她的情人出于醋意，起了杀人之心，也是有的。只是什么证据也没有，不能立案侦查，只好希里糊涂地给他报了个“阵亡”，就算他在抗日前线为国捐躯了。
谢三儿死得如此窝囊，连我都觉得别扭，当然不能如实去告诉表伯的女儿，只好又一次发挥我编故事的才能，给谢三儿编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故事，继续去蒙骗那个可怜的姑娘。
七、我用小说怀念神偷
谢三儿死了以后，关于卢尚书真坟所在以及如何被谢三儿发现并已经盗走部分殉葬金银元宝的事情，我一句也不敢透露，包括我父母在内。这一方面是我对谢三儿有过不向任何人提起的许诺，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自以为懂得“江湖义气”，应该这样做；另一方面，多少也有点儿怀疑这是谢三儿跟我开玩笑，正因为我是个孩子，他就随口编个故事哄着我玩儿，就好像我编故事去骗表伯的女儿似的。再说，不论这事儿是真是假，要是一传两两传三地传了出去，结果会有多么严重，我也想过：第一，卢湛虽然牺牲了，但是卢勋的后人在白竹乡依然是当地的望族，仍有一定的势力，如果知道祖坟被盗，一定不肯甘休。尽管谢三儿已经死了，可是他和我们家有说不清的关系，万一找上我父母打这无头官司，那可真是一辈子都扯不清的啰唣事儿；第二，不论是卢家的后人还是跟卢家毫无瓜葛的“外姓人”，如果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为了找到这座坟墓而钻头觅缝，并进而大打出手，甚至还会牵扯到我的头上来。那么，二百多年前就已经演出过一次的大闹剧，又将再次演出了。
尽管我还是个城府不深的孩子，这点儿利害关系倒是明白的。所以我就学一个守口如瓶，几十年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
后来我开始文学创作，也曾经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可是考虑到时间地点人物都太具体，万一有人信以为真，还是要惹事儿，掂掇再三，还是不敢轻易一试。
但是谢三儿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却在我的头脑里时时闪现，一部“盗宝记”的人物故事也越来越具体。只是解放以后我已经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的研究，跟文学基本上绝缘，尽管有这样的构思，也不可能形之于笔墨了。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第一对“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有不同看法，第二对血统论和阶级出身也有不同看法，可是又无法跟任何人去讨论，于是决心发挥自己所长，写一部小说，用形象思维说明两个观点：一，人是立体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二，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从属于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我基本上以我的家史为骨架，把我童年、少年时代在缙云县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山水风俗作为烘托陪衬，生编硬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官逼民反”的历史故事。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而且还是在劳改农场里偷偷儿地写《括苍山恩仇记》的真正动机。当时的想法，打算就以缙云县壶镇为背景，写两个小小的山村中林、吴两个家族一百多年来的兴丧沿革和冤仇纠葛，初步计划写五部二十五卷共一千万字。我的意愿是：反正我已经被扔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一切希望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就学那曹雪芹，把下半生光阴用来写一部世界上最长的小说，只要小说确实写得好，我相信像《红楼梦》那样，哪怕在我死后三十年，也还是有可能出版的。没有想到的是，《括苍山》的第一部一百回二百万字刚刚脱稿，“四人帮”也完蛋了。我想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先出第一部，稿子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倒是接受了，但绝不同意我写五部一千万字的“巨著”。他们说：看我的年龄和精力，写一千万字并不难，难的是读者等不及也买不起。他们不但不同意我继续写下去，还把第一部的二百万字愣从字里行间挤掉了五十万字，结构和故事一点儿也没动。──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三卷五册本《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动机和出版经过。
正因为《括苍山》下笔之初是打算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的，所以写作中我什么顾虑也没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但不去考虑“四人帮”的文学高论，就连平时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的观点（例如否定洪秀全）和故事，也敢于大胆地抒发了。
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好多读者和评论者都说书中的谢三儿谢振国写得比较成功。这个人既非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是一个偷坟掘墓的职业“采蘑菇人”，既好酒，又好赌，更好色。但是他有正义感，同情穷苦百姓，反对官府豪绅的欺压。吴本良身入囹圄，是他打地洞把他救出来的。从此跟着吴石宕人一起造反，当了个探子头目，手刃了出卖他的仇人之后，多次为山寨刺探军情、传递消息、盗宝助饷，对于山寨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他有好酒好赌更好色的毛病，吴本良婚娶前夕，派他到雪峰山去请朱松林赴宴，路过县城，被开茶馆的仇人认出，先用美人计骗他下场赌博，又用蒙汗药将他麻醉，掏出书信来给署理守备的林炳看过，不动声色地依旧放他走路。结果官军会合民团趁山寨上大办喜事之机，半夜偷袭，吴本良只带少数头领突围而出，几乎全军覆没。谢三儿被官府所捕，在牢房中自裁身亡。可以说，白水山山寨有一半儿是毁在谢三儿手里的。
人们都以为《括苍山恩仇记》中的谢三儿是我创作出来的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按照真实生活中的谢三儿塑造的，连姓名都没有改动。因为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酝酿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每逢我的笔下写到这个人物，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活生生的谢三儿。
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怀念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社会学老师啊。
在《括苍山》中，我已经用隐晦的笔法告诉读者：卢尚书的真坟，是谢三儿找到并挖掘过的。不过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珍宝全都取出来。他曾经设想一旦功成名就以后从前线回来再开发这一地下宝藏，与他的女人们共享，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女人，他客死江西，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我干脆不顾一切地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卢尚书墓的情况全部公诸于众，如果有人还想去发横财，不怕上当，那就请便吧！
──原载《章回小说》1998年第11期
附录二：
城隍娶妻的故事
一、引子：小说中的故事也可能是真的
1998年11月，《章回小说》杂志发表了我写的小说《我的舅舅是神偷》以后，我一连收到了好几封读者来信。有的小说读者同时也是我的电脑教材的读者，我的电脑教材上都印有我家的地址，给我写信并不难；但有的读者并不知道我的地址，因此有几封信还是通过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转来的，可以说来得真不容易。
这些来信中，除了说几句“小说写得真好”之类的恭维话之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都不相信我所写的“神偷”真有其人。有的说：小说嘛，是“创作”也就是杜撰出来的故事，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便有几分真的，也被作家的生花妙笔随意演绎，变成假的了。有个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小姑娘叫艳青的写信来说：因为您是个老作家，我对您绝对信任，所以我才相信您所写的是真事儿，要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说到底，其实她还是不相信。
对于这些读者，我都回了信，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再三说明我写的神偷谢三儿，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听说、这样看到的。至于他是不是真有这样高明的本事，真的能够在四个小时内来回走一百八十里路并作下了案子，真的曾经从卢尚书的坟墓中取出过金银元宝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一方面是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听谢三儿自己所讲，由于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至少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什么叫“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呢？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了。
我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是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一方面，由于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早年交通闭塞，乡村百姓之间，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没走出二十里地之外的，并不是少数。因此这里几乎是一块封建时代的“活化石”，到了三十年代，乡民的风俗习惯，基本上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模式。另一方面，缙云又是个文化相对发达、民智相当开通的县份，读书人多，做官的多，外出闯天下的多。不说唐代名文《虬髯客传》的作者杜光庭是缙云县人，历代当过尚书、侍郎等“部长级”大官儿的，也为数不少，单是清代末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前辈，人数就相当多：与秋瑾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丽水光复以后当过军政府督军的吕逢樵，就是我们缙云县壶镇人；此外还出个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个外交部次长，还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军”的军、师、旅、团长，至于团以下的营、连、排长，那就多如牛毛，海了去了。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台湾的缙云人就相当多，后来台湾的空军副司令、《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都是我们缙云人。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我随父亲回到浙南这个弹丸似的小县。这里是老少三辈儿，三个时代的人和平共处，各领风骚：老的居然还有留着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年人辫子虽然不梳了，却把前脑门儿剃得雪亮，留着齐脖子的长发，年轻的一代则不是分头就是“簸箕头”，而“到大地方走过”的人，则又是西装革履，洋派得很。当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两所中心小学，乡村里大都还是私塾。时局紧张的时候，我们全家逃进深山里，连我这个从上海来的穿西装的“小少爷”，都进过私塾跟白胡子村学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放荡不羁，喜欢游荡嬉戏，更喜欢赶热闹，不是个“读书种子”。特别是父亲和哥哥去了抗日前线，不识字的母亲管不住我，于是在一帮调皮同学的带领之下，经常逃学去参加“校外活动”──诸如到杀人刑场去看枪毙看杀头、随着求雨大军去看求雨、到婚丧喜庆人家去看盛大的场面，甚至与同学们一起赌博：掷骰子、打麻将、推牌九，什么都干。
四十年代初，这里有一个时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寇三方面“拉锯”的“锯口”，有些地方则成了政权、军权都鞭长莫及的“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于是处理罪犯的生杀大权落到了“族长”或“自卫队”的手中。动用“族法”或民间私刑处理起罪犯来，比“官法”要厉害得多，不但还有杀头枭首、腰斩示众这些残酷的死刑方式，有几次族中处死谋杀亲夫的“淫妇”，居然还动用了“沉潭”（绑上大石头扔进水池里）、“骑木驴”（剥光了衣服骑在一段木头上被抬着游街）和“点天灯”（把人裹上棉花浇上桐油脚朝上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的惨刑。
我逃学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学期旷课214 课时，为此遭到过老师的训斥和母亲的痛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恐怕就不会有我那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因为我那部书里所写的缙云县的奇风异俗，几乎都是我用逃学的代价换来的呀。
我至今不后悔我小时候的逃学。我逃离的是正规的学校，投入的是另一个不正规的学校。在这个不正规的学校里，我学到了正规的学校里不能也无法教给我的学问。我也不埋怨我后来的二十三年劳改生涯；正像曹雪芹没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就没有他的《红楼梦》、韩邦庆没有在妓院中鬼混的经历就没有他的《海上花列传》一样，我如果没有那二十三年劳改和底层社会的生活，同样不会有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括苍山恩仇记》一书中，除了谢三儿的故事是有真实的素材作为“底子”之外，还有许多故事，也都是有真实的事件作素材的。除去本忠拾金不昧、失主许亲、代新郎洞房团圆的故事几乎完全照抄宋代缙云县第一个状元詹骙的事迹是我听人传说的之外，例如第三卷第五十八回“城隍强占民妇为妻”一段，就是抗战期间发生在缙云县的一段实事，是我亲眼所见，只不过我把故事往前推了几十年，把它从民国年间安排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去罢了。
缙云地方虽然小，稀奇古怪的故事却不少。不管你是不是看过《括苍山恩仇记》，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城隍老爷娶民妇的故事。
二、闲 话 城 隍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脑子里大概都还有“城隍”这个概念；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因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城隍，再说说缙云的城隍是何许人。
城隍不是官名，而是神职，却不知道起于何教，设自何朝。他为三教九流的人所共奉，都说他是阴间的地方官，不但管辖全县的死鬼，也管辖全县活人的生生死死和善恶报应，颇像是阎罗天子派驻各府州县的“代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城隍是什么人，是谁所封，颇难考证了。《二十五史》中，汉代以前，似乎还没有关于城隍的记载；最早出现“城隍”二字的，是《北齐书》。后来唐人张说、张九龄也都有《祭城隍文》传世。唐代第一任缙云县令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也是与李斯齐名的我国古代两大著名篆书书法家。他用小篆写成的《求雨有应》碑，宋代以前一直立在缙云县城隍庙里。宣和年间方腊起兵，这块著名的石碑被造反派砸碎了，但是拓片流传在民间的甚多，明代根据拓片重刻的石碑依旧立在缙云县城隍庙中，直到解放以后城隍庙被拆，石碑第二次被革命派所毁。现在县文化馆中陈列展览的那块崭新的石碑，则是第三次重刻的了。根据碑文所记，可知唐代缙云县的城隍庙原本也设在城里，只因地方狭小，屋宇不大，有一次大旱之年，李阳冰向城隍求雨，跟城隍约定：十日之内如果有雨，就把庙宇迁到西山，广建殿堂，重塑金身；如果十日之内不下雨，对不起，连城内这小小的城隍庙也将拆他娘的。李阳冰是个文人，这次求雨，却颇带几分“匪气”。不知道是城隍被感动了呢，还是当城隍的也怕当地政府，特别是怕李阳冰的这一股子“匪气”。总之是在十日之内，果然下了倾盆大雨。于是李阳冰为了感激这个阴间的同僚，终于把城隍庙迁到了西山半山腰上，而且有了巍峨的屋宇、广阔的殿堂。从此，西山就被当地人叫做“城隍山”。
由此可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城隍这个阴间的地方官了。但是城隍究竟是佛教的神还是道教的神，他的主管上级究竟是哪一路教主，却谁也说不清楚。就拿缙云县的城隍庙来说，庙里同?（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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