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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
小说集中描写太平天国失败后贪官污吏的欺压盘剥，广大农民群众逐渐认识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官逼民反，到白水山聚众起义。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情调也基本是健康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正反面人物，设计了曲折、复杂的情节，展现了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收集、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有比较熟练的艺术技巧和表达能力，语汇丰富，语言流畅，是一部很有希望的稿子。
二、本稿的特色
情节曲折而不离奇，语言生动、流畅（当然，有些地方歇后语用得太多，有些地方不适当地用现代语，因而使一百多年前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讲话不太协调，等等）。本书通过对浙江缙云县壶镇附近几个家庭、家族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一角的生活、矛盾和斗争，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作者用整章整章的篇幅写什么婚丧嫁娶，打官司，蹲监狱等等，并不是本小说的缺点，相反，这正是本小说的优点。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认识那个社会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出来说他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人们通过小说比较客观的描写，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体会作者的爱憎。又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着吴家丢失了一条牛展开，丢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人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作者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和盘托出，就完成了他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达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黄伊在基本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之后，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又提了不少具体意见，将十册原稿退回，希望作者在修改过程中随时和出版社保持联系。这很重要，有些作者可能因厌于修改，或其他原因，见异思迁，把作品转移到别的出版社。黄伊是不忍放弃任何一部好稿或有可取之处的稿子的。“联系”是一种定心丸。
作者吴越见信大为感动，立即着手修改。两个月后，前八册大功告成，又寄给黄伊。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现节录于后：
黄伊同志：
您好！
退回来的《括苍山恩仇记》原稿十册和你们的审读意见五页，都收到了。
拙稿在你社历时一年半，前后经五位同志通读了全稿，可见你们对这部稿子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的不成熟的作品，你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不由我不深深地感动。我谨以本稿作者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一部历史小说，尤其是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下笔之初，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动机的。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文艺既然是武器，作者必然应该是战士，我希望自己以战士的姿态出现，把我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至于命中率是否高，杀伤力是否强，有没有误伤自己人，则是本身力量和技术水平的问题了。
我自知力量和水平都不足，但是我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依靠这种信念，我才能在那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勉强完成了初稿。
正因为我本身条件的不足，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更需要你们的批评和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下，才能把文艺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的作用。
你们的审读意见，除优点方面说得太好了一些，读之令人汗颜之外，缺点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根据你们所提的意见，对原稿一至八册，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现将修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关于反帝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既然在书中安排了一个洋教士，当然不会只让他印一本罗马字圣经老老实实地传教就算结束。我的意图，是打算让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与世隔绝的山区，教会的势力还不算太大，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二部书中，我才安排了洋教士收买土地，开设工厂，开办学校等情节，而在第一部书中，洋教士的出现，只作为一处伏笔。现在根据你们的意见，在林炳与老少讼师闲谈的一章中，完全取消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叙述，而代之以老少讼师如何与洋教士勾结，伪装善士，鱼肉乡民。……
（二）关于吴石宕的人物描写。从这本书开始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突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主张突出英雄群像。描写英雄，不惜用重墨渲染，以至于把人神化了，正是这类书的通病和缺点，而不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企图从这个框框中挣扎出来……我把吴本良送进监狱，着力描写监狱外面的活动，而把吴本良“干”在那里，冷落了他，让他无所作为，这是作者的疏忽。如今第一卷既然决定掐到吴本良进监狱，营救不果，上山落草作为结束，有关吴本良的种种，只好在第二卷书中适当补充了。
（三）英雄既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必定有个“变”的过程。同样，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也有他坏下去的“变”的过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坏蛋。典型人物绝不能离开特定的典型环境而孤立存在。……但为了减少副作用，稿中有关同治皇帝嫖妓女和老少讼师谈嫖经的整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总之，就我所能，已经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润饰了两遍，个别篇章则是完全重写的。做这件工作，前后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花费工夫不多。但在我的一生中，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上到深夜单盯在一部稿子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尽管删改的地方并不太多，但从态度上说则是认真的。
现将修改后的原稿八册奉上。请过目。我现在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继续收集资料，为修改续写以下各卷做一些准备。短期之内，可以直接找我面谈。
即致敬礼
吴 越
1979年 6月×日
黄伊在编发这部书稿过程中，对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或对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运用的熟练，都十分钦佩。后来获悉作者的冤情和苦难的经历以后，甚为同情。作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小传，黄伊看后便锁了起来，并奉劝作者，在历史问题未澄清以前，不必公开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经历，否则又会节外生枝，以致影响 出书。
《括苍山恩仇记》共五卷一百五十万字，从1983年8 月开始陆续出版。首版印二十八万套，接着又印二十八万套，前后四次共印七十余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1983年9 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从上午九时到十一时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出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楼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吹，依然大汗淋漓。该店所进的书快售完了，而购书的读者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又拐到一楼，大门外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立刻派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是星期天，该社发行部还是破例发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书已无几，正好接上。但作者已坚持不住了，再不刹车，很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黄伊得知读者购书的热烈，又“在丛中笑”，并感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失去一匹千里马。其含义不仅仅是关于这部书稿的舍取……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为您服务”专栏节目时，吴越潇洒地走上荧屏，为观众讲演使用电脑写作的优越。黄伊万分激动，说吴越不仅走出了牢狱，走出了“牛棚”，走出了黑暗的角落，而一跃走进了天堂，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写作了；只可惜，自己没有多少机会为他编书了。时代进步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不可调和！
──原载《烛照篇》一书第二十七章；
作者王立道，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附录四：
《括苍山恩仇记》出版回眸
黄伊
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间小工厂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老作家正在治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思想还没有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作家只在一些短篇创作上初露锋芒，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读者正处在文化饥渴中，正在热切地企盼新作品的诞生……
而在主观方面呢，在我们编辑部还存在着两大看不见的魔影：一是过去“左”的思想流毒乃至“四人帮”的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二是社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中青社的特殊情况：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康生派到中青社的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调查组，一查《红旗飘飘》第17期《古城斗胡骑》一文所谓为叛徒唱赞歌，实质上是要抓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与小说《刘志丹》有关的追查西北地区什么反党集团；二查中青社出版法国19世纪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一些描写，据说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外交路线云云。
我那时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本是位元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资深编辑。但我有自知之明，人家是十二分的无奈才给我一张办公桌的。新来的一些同志，虽然不少人资历也不浅，但到底是“外来户”，对出版社的底细，一时还摸不清深浅。
正在这时，和我对面而坐的一位新同志，桌子上摆着一部稿子，题名《括苍山恩仇记》，足有半尺多厚，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当时的规矩，来稿由编辑室统一分配。我只是一个小编辑，无权过问旁人如何处理来稿。我这个人一生不知道受过多少次批评，但总也改不了自己多嘴多舌的习惯。我伸手碰了碰那部稿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最好花一些时间，好好看一看，不要轻易将它退了！”
那位青年终于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稿子看完了。他说写得不错。但这样大部头的稿子，写的又是清代末年的故事，他没有把握，要请有经验的同志再看一看。
结果我发现，那部《括苍山》头两三个月在这位同志的桌上放着；过了两三个月，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位同志的办公桌上。看过该稿的同志不免在闲谈中议论《括苍山》有些章节写得如何动人。它所写的风土民情在旁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作者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写法，一环扣一环，如果能出版，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读者。这时一位看过稿子的同志说：“小说里所写到的武功啊，打斗啊，婚丧嫁娶、民俗民情啊，读起来的确十分吸引人，但是这种题材的作品，在香港出版是可以的，在我们中青社……”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说得更干脆，《括苍山》关于男女之间的事，写得太多太露了，不健康，中青社不适宜出版这样的作品。于是无形之中成了二对二的局面，半尺多厚的《括苍山》又回到原来那位同志的办公桌上。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多管闲事，看到这部稿子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我又对那个青年小声说：“小李，《括苍山》如果真的要退稿，请你通知我一下。”我这几句话不知怎么搞的，终于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不是二对二吗，室领导让我也看一看这本稿子，再作决定。于是，《括苍山》终于转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已经是该稿寄到中青社一年以后的事了。
我虽然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括苍山》的不同意见，轮到我处理该稿时，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几份审读报告放在一边先不看，等我把稿子看完了再说。我将手边的工作稍为安排了一下，找了一个安静的清晨，先沏上一杯清茶，开始一页一页翻看这本书稿。
《括苍山》原稿用钢笔书写，字迹颇为工整。语言流畅，用字用句颇为老练，看得出来，不是老手写不出这样的稿子。作者一定是江浙人，不然他不会对江浙一带那些民俗民情以及民间发生的故事，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理解。江浙自来多才子，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地翻着稿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想猜一猜这是何方人氏。
作者署名楼兴蠲。看名字有八成儿是女人，但我不相信女流能写出书中的生活和文字，这说不定是哪位高人的化名。通讯处呢，却是浙江省缙云县某小镇的粮管所。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只要有粮食吃，饿不死，那正是藏龙卧虎的好去处。俗语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说不定那位仁兄正高卧隆中，等待时机呢！
看得出来，作者受我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较深。小说采用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故事一环紧扣一环。一个高潮之后，波退浪消，平静了短暂的间隙，又接着另一个高潮。一场紧张的争斗之后，细吹慢打，又一场更好看的戏就要演出。但作者也明显地受到古典小说的负面影响，如某些男欢女爱的描写。
我把约百万字的整部小说原稿读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四位同志的审稿意见。我发觉小说的优缺点，大家差不多都看到了，问题在于对整部小说的判断和评价。持否定意见的那位老兄，只注意小说的消极面；而认为只适宜于在香港出版的编辑，过于看重小说的教育功能，而忽略了寓教于乐的功能了。
有人还认为，小说里写到一夫多妻，要删掉，或者改写。我当时想，一夫多妻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古已有之，《三国演义》里，刘备不是有甘夫人和糜夫人吗？《红楼梦》里，贾政不是有王夫人和赵姨娘吗？在现代小说里，《家》、《春》、《秋》里，那个冯老太爷不是想讨鸣凤做女弟子，实质上是要讨小吗？《四世同堂》里，不是既有大赤包，又有姨太太吗？小说里出现一夫多妻或者有妻有妾，这既同小说里所表现的题材有关，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关，更与作家所要塑造的人物有关。《括苍山》写的是清代末年的生活，而且是在那样的家庭里，有妻有妾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并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给作者。这封信内容包括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二、本稿的特色；三、小说的缺点及不足之处；四、对本稿修改的建议。我起草的信稿经室主任同意后，连同《括苍山》原稿十本用挂号寄还作者，请修改后再跟我直接联系。
信件发出后两个多星期，作者自己找上门来了。他自报家门说他叫吴越，本来署名楼兴蠲，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一个女同志，怎么出现一个胡子巴差的吴越来了？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其中必有缘由，我找了一个稍为安静的地方，准备跟这个不速之客细谈一下。
吴越说这本稿子是他和他的爱人楼兴蠲合写的。因为是初次见面，别的话我不便多问，我只说稿件是可以用的，修改意见我们在那封信里都已经讲了，和小说游离的部分，比如什么缙云话切音罗马字之类，要舍得删去；小说里过于露骨的男女之间的描写，而且几次出现，不好，要删。我说恕我直言，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不太精炼。成百万字，太长了，精干一些，小说就好看了。你如果自己舍不得动手，发稿前我也要替你删的。由我来删不如由你自己来删。我笑着说。
我和吴越的第一次见面，彼此谈得很融洽。他说为了便于改稿，他在国家语委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礼节性的拜访，我还到他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宿舍去看望过。他对我不以衣貌取人，没有轻看他这个小人物，颇有几分感激之情。他第二次到中青社来访时，偷偷儿将一份用英文写的About Myself（自传）塞给我。
我匆匆测览了一遍他这篇自传。文中说：“Many years ago I was a Rightist。”（许多年以前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并且“I was taken to the labor camp for 23 years。 ”（被送到劳改农场达23年之久），我轻轻说了一句：“Oh，my God！”（呵，我的上帝！）我将他这篇自传塞到我的抽屉里，找了一个借口，将他领到我们办公室外面不远的一个假山底下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一张旧照片。原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演话剧，我扮演一个国民党少校，演完戏有人给我照了一张像，解放以后我觉得值得保留，没有烧掉而仍将它放在我办公桌抽屉里，同办公室的大都看见过。肃反一开始，有人就把它作为罪证，非要追查我的反革命历史不可，隔离审查了我半年多，我如实地讲了这张照片的来历，肃反领导小组又派人到我学校去调查，问题终于弄清了。肃反这一关我虽然躲了过去，1957年大鸣大放，我又提起了这张照片的故事。这就不得了，后来被划成右派，被投进监狱，送到劳改农场……”
我听了吴越的这一段伤心史，叹了一口气说：“你太天真了。你这篇英文自传，我替你好好收存，谁我也不让看。你现在是不是自由人？有选举权吗？你如果仍有选举权，你就属于人民，我就敢出版你的作品。这部《括苍山》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和夫人合作的产品？”
吴越告诉我，他现在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已经平反，正住在原单位的招待所里等待安置工作。小说是他自己写的。只是因为稿子第一次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审读已经通过，仅仅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而没有被接受，所以才借用爱人的名字和通讯处。我说：“将来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我们决定用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我在假山底下，望了望天空，看了一眼这位长相比我老得多的作者说：
“吴越，你好自为之呵！生活的坎坷对一般人来说是令人痛心的，但对一位作家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司马迁不被判宫刑，他不一定能写出千古流传的《史记》。曹雪芹如果顺顺当当做他的大少爷，不被抄家，不举家食粥，他能写出《红楼梦》吗？近代的中国，哪一位作家没有一肚子苦水呢！多难兴邦。苦难的生活压不倒我黄伊，我相信也压不倒你吴越！”
我跟吴越的这一段交往，将深深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淡忘！
──原载《纵横》杂志1998年第6期
附录五
《括苍山恩仇记》散论
应为众
近年来颇具气势并给纯文学以强烈冲击的通俗文学创作潮流，其发端可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金、梁武侠小说在大陆的翻印出版。此后的琼瑶热、三毛热等均是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延伸扩展。但那毕竟都是台港海外作家造成的轰动效应。大陆本土通俗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则是以包括《括苍山恩仇记》、《津门大侠霍元甲》在内的一批作品问世为标志的。虽然它们出现在通俗文学被冷落排斥了三十多年之后，但乍一露面就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从此以后，通俗文学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雄踞于当今文坛。
本文试图就长篇通俗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作一番考察，看它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流变中，具有哪些独具光泽之处。
仗义行侠：逼上梁山的英雄传奇《括苍山恩仇记》讲述的是清末浙南山乡的村夫猎户们不堪忍受官绅压榨而揭竿造反的故事。小说一出版，就被评论界划归到“历史小说”名下来谈论。但是问题接踵而来：但凡历史小说创作，不管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都应遵循“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①的基本原则。五四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如《采石矶》（郁达夫）、《大泽乡》（茅盾）、《杜子美还家》（黄秋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李自成》（姚雪垠）、《金瓯缺》（徐兴业）、《戊戌蝶血记》（任光椿）……莫不以历史上某一事件、名人或传说为依托，通过艺术想象生发演义而成。《括苍山恩仇记》则不然，别看小说洋洋百万言，讲叙得煞有介事，其实那是“子虚加乌有”①的空穴来风。那场恩怨难解，复杂错综的族系纷争、阶级冲突只发生在作家的头脑之中，而在作家所借托的那个地域环境里却无史可稽。为了给这类非正宗的“历史小说”正名，有人主张以“历史故事小说”的名目规范之。②其实这是很勉强的题材归类。因为照此办理，则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均可因其描写的历史背景而跻身“历史小说”行列了。这样一来，恐怕只会令读者一头雾水，弄不清“历史小说”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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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辞海》文学分册，1980年版。
①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五期。
《括苍山恩仇记》与正宗的历史小说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出自作家别出心裁的独创。我认为，这种写法，可从前人的创作中找到范本。例如《水浒》和唐人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就与它有若干相近之处。
与《括苍山恩仇记》一样，《水浒》、《虬髯客传》都是表面“讲史”实际上出自虚构的作品。它们或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③（如《水浒》）；或根本就是文人的艺术创造（如《虬髯客传》）。如果进一步看，则可发现《括苍山恩仇记》与《水浒》在主题、人物乃至某些情节设置上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以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下层人物为主角（甚至两部作品都没有刻划塑造真正意义的农民形象）；表达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揭示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特点等等。这三部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特色是，人物富有侠肝义胆和理想化色彩，情节具有传奇性，即作品带有武侠文学的特征。对这类作品，与其叫它“历史（故事）小说”，还不如称之为“英雄传奇小说”较为得当。①
……………………
③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① 梁归智《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3 期）中把《水浒》等带有侠义色彩却不具备武侠文学特质的古典作品称之为“英雄传奇”文学，本文姑且采用这一提法。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而真正的武侠文学，则源于晚唐的传奇小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所塑造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女、虬髯客，无不具有重义疏财、旷达豪放的侠士风范。作为杜光庭的同乡人②，吴越把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继承下来并投射到那伙被逼上“梁山”的石匠猎户身上，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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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杜光庭祖籍西安，在缙云出生；吴越祖籍永康，也在缙云出生。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造就了“侠”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而侠士的存在，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侠意识的萌发和流传。侠士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义轻利，被下层社会的平民奉为传统美德而得以强调与推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③，扶弱济贫、除暴安良等等，已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标志。因此，侠意识，不仅鲜明地表现在武侠文学里，也广泛地存在于英雄传奇文学之中。（像当代文学中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钢》等，都不难找到其痕迹。）《括苍山恩仇记》里的石匠猎户们，他们群体性的生存形式造就了其侠义性格形成发展的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们不可能闭关却扫，独善其身，故而一旦面临官绅的欺榨威胁，共同的利害关系即廹使他们紧抱成团以御外敌。何以图存？端赖自救。被逼至死地的村夫猎户们一旦发现除了“自救”别无选择时，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侠义精神即得以弘扬放大。如果说，汉人石匠与畲族猎户的互帮互救，还是基于同一县乡邻里唇亡齿寒的实际利害关系考虑；那么，太平军骁将刘保义、刘保安兄弟与吴石宕人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友情，则是建立在处于同一阶级营垒，和对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共同仇恨基础上的。如果说，面对金鸡太爷与团总林炳互相勾结，草菅人命，最初吴石宕和雷家寨人的侠义精神还仅体现在救出自家弟兄亲友上，那么，随着对朝廷官府本质的认识加深，则逐渐上升到除暴安良，济危扶困，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仗义行侠的层次了。由为本村寨、本宗族利益而砸站笼、救囚犯，到高举三星旗，歃血盟誓：“杀贪官，诛豪绅，救万民出水火之中。灭贫富，倡平等，领百姓入安乐之乡”，是何等大的发展；由幻想官府会秉公执法而去与林炳对簿公堂，到喊出“反入朝廷，不到京师决不收兵”，又是何等大的转变！人物的这种演变，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传统的侠义精神乃是这些世世代代安份守己的村夫猎户们的阶级意识萌动觉醒的滥觞。正是这种潜在的不自觉的侠意识，使他们不甘任人凌辱宰割，不愿拢袖旁观穷朋友蒙冤遭屈，而终于揭竿而起，实践他们“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解之”的豪侠理想。
……………………
③ 见《史记·游侠列传》。
《括苍山恩仇记》的侠意识，不仅表现在人物所具有的侠义品格上，还体现在作品中大量的武功场面描绘上。职业的需要和强悍民风的熏陶，使作品中的各等人物都练就一些拳脚功夫。冷兵器时代的尚武精神和武功招式套路的描写融贯于作品中，使得人物身上的侠义风范得到更充分的展现。雷一鸣的用锤、林炳的双剑，吴本良的双刀，从某种角度看，乃是他们各自性格的外在写照。武侠场面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酿成，就是由吴本良与林炳的校场比武风波引发而起的。而小说中每次情节高潮的掀起，事件发展的转折，无不借助于武功场面的展开。如寻找牯牛的格斗，砸站笼救囚犯的夜袭，禳旱魃的混战以及劫法场的厮杀等等，莫不如此。
虚实相间：清末浙南山乡的社会风俗画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多卷本的通俗小说，固然具备迭起的悬念、曲折的情节故事等基本要素，但是又不像一般的通俗文学那样仅仅“依赖通过展示叙事、结构方式和艺术技巧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①来取悦读者。作家在注意保持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和篇幅描绘渲染作品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情，把清末浙南山乡的民俗风貌再现于字里行间，并使之成为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如果删去那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婚丧嫁娶、祈雨禳魃等世俗民情场面的生动描写，略去展现特定地域人文环境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小说还能剩下多少新鲜的东西。从小说中，一般的读者除了能领略括苍山麓的民风特色，还能获得那个时代的诸多知识，如中医武术，阴阳堪舆、祭祀礼仪乃至建筑学、音韵学等等。而对于今天依然生活在小说描绘的地域中的人们来说，小说还具有民俗学意义。作品中对当地的某些习俗、传说、语言（包括方言俚语）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探源和解释。所有这一切，并非出自作家兴之所至的比附兴会，而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民俗的深刻了解之上的，同时也得力于他在创作之前充分的学识积累和准备。②正如有人指出的，《括苍山恩仇记》是把严酷的阶级冲突与浓郁的民情世态融为一体，借民情世态的描写来传递阶级斗争信息。③但在这两者的处理上，作家采用截然相反的手法：一虚一实，一幻一真，同时把虚实幻真的两极浑然地统一起来。前面已说过，《括苍山恩仇记》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基本是虚构的，因在当地历史上，并未曾产生过富有传奇色彩的三星义旗和令官府胆寒的起义军。但是，作品中人物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和山乡的民风习俗，却是按照当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严格写实的。尤其是对地理风貌的描写勾画，很富有真实感和历史感，如对当时县城建筑格局式样的描写，今天的老人们也许还能循迹指点。因此，对熟悉了解当地地理环境的读者来说，读来不单感到亲切，而且更感到真实可信。
……………………
① 见王力平《通俗文学笔记》，载1989年5 月19日《文论报》。
② 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884年第6 期《人物》。
③ 见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载1984年第5 期《当代作家评论》。
这种地理、民俗属实和人物、事件虚拟的结构形式，显然不同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虚构布恩蒂亚家族同时也虚构一个马孔多小镇的双重虚构，也有别于莫言在《红高粱》中虚构土匪爷爷的传奇故事的同时，还虚拟一个与地理版图上同名的“高密东北乡”的手法。这种虚实相间、似真似假的处理方法，使作家在展开艺术想象时有所凭倚，同时也易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信以为真，把艺术的虚构当成历史的记录，增加作品的可信度。
但是，有所得亦难免有所失。对世态民情的过份热情痴迷，有时会给作品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面对一部通俗小说，读者对它的要求往往是情节的曲折性，人物的传奇性和语言的通俗性。选择通俗文学的读者，大多是期望从中获得某种情感的导泄或补偿。倘若作品有过多的非故事性成分，造成内容的壅塞，情节的稀薄和节奏的滞缓，读者就会由于达不到所期待的阅读快感阈值而感到不满足。作为宏篇巨制的《括苍山恩仇记》，与它那庞大的小说构架相比，情节的成分似乎弱了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举个小例证。曾见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分别改编该小说一、二卷绘制的连环画。共约六十万字的两卷小说，却被绘成总数三百余幅的两册或三册。其中当然有改编者取舍眼光高低的因素，但小说本身的情节因素较弱，或许是造成这一现实的重要原因。丹麦学者何莫邪说过：“最适宜连环画的题材是以有形的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故事。”①因此，在《括苍山恩仇记》中占有大量篇幅的民俗风情描写，纵然精彩，也由于缺乏“可画性”而被割爱了。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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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连环画文学概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突破藩篱：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异数
在阅读或评论《括苍山恩仇记》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这是一部完稿于十年浩劫时期的作品。
谈论起“文革”时期的艺术创作，人们通常的看法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当今的诸种文学史著在论及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多显得乏善可陈或至多作一概括性的介绍而已。但是在“文革”中却存在过另一种特异的创作现象：即某些作家却在偷偷儿地从事当时不能发表出版的“非法”创作。从事这一类创作的，或是当时丧失写作资格的“罪人”，或是有意违反创作禁令私下创作不能见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这在当时并非极个别现象，在粉碎四人帮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其应丰）、《东方欲晓》（杨沫）、《女游击队长》（李英儒）等，均完稿于十年文化专制时期。（顺便指出，这些作品包括后面要论及的《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时间，基本上都在七二年至七六年之间。）纵观这批在特殊环境下创作出来的小说，它们与当时公开出版的小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们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不去舐“旗手”的余唾；其次，对历史、对生活作了尽可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看到，当大多数作者还心安理得地按帮八股模式进行描绘，批量地生产“小说”时，这些作家已经悄悄儿地把一只脚跨出了阴晦冷寂的时代，迈进了喧闹光明的新时期门槛。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另一只脚毕竟还滞留在那荒唐昏暗的岁月中，终不免沾染了一些它的霉味。这一文学现象，即使是在“文革”前就负有盛名的作家也未能避免。杨沫谈起《东方欲晓》的创作，曾甚为感慨地说：“我不怕‘四人帮’的淫威，敢于拿起笔来写作……可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地受了‘四人帮’的毒害，糊里糊涂地照着‘三突出’的模式去套，使小说成了畸形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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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杨沫《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载1978年第一期《十月》。
但是，同样完稿于“文革”时期，出版于八十年代初的《括苍山恩仇记》（1…3卷），却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缺憾。当然，我不怀疑其中有作家通过后来的修改所起的弥补作用②，但我不以为光凭修修补补便能抹去被那个时代浸润后留下的所有霉斑污渍。从杨沫后来对《东方欲晓》的反复苦心修改的效果上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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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吴越按：《括苍山恩仇记》一至五卷全部在劳改农场中写成，1976年年底稿件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前，没有作情节上的修改。1980年我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责任编辑黄伊同志根据编辑部意见要我修改一至二册，打算分卷出版。我除了遵嘱删除“同治嫖妓”这一传说故事并到北京图书馆查阅《缙云县志》订正了第一回中一些人名、地名和年代错误之外，基本上没作情节方面的改动。第三至第五册换了责任编辑，所有删改工作（例如删除嘉兴的尼庵妓院即“神军”的描写和把本忠的第二个老婆素素改为干妹妹等），都是责任编辑代庖的，而这样删改，我只是勉强同意而已。当时我是在是无可奈何，不按照编辑部的意见删改，此书就无法出版也。
《括苍山恩仇记》所表现的是正义与邪恶力量的较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这在中国文学中并非是什么新鲜的内容。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几乎已经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创作母题。因此，作品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怎样把这一主题表现得更充分，揭示得更深刻，更具艺术魅力。在建国以来的此类创作中，基本已经形成几种人物性格类型：反面人物中有黄世仁（或南霸天）模式；正面人物则有杨白劳（或吴琼花）模式。这组对立的人物性格系统的明显缺陷在于把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凝固化、单一化。从《括苍山恩仇记》中，我们感受到了作家试图突破这种机械僵化的人物模式的努力。虽然作家仍不免以人物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划分其阶级属性，但他已经意识到人并不是生存于二维空间的平面体，无论敌对双方阵营的哪一方面刻不是生存于二维空间的平面体，无论敌对双方阵营的哪一方面刻划，都尽量避免做“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而去努力揭示其多面性。
吴石宕人和畲家猎户虽是嫉恶如仇，英气勃发，具有铮铮铁骨的硬汉，但同时也具有下层劳动者易犯的鲁莽、浮躁、轻信，短视的毛病。促使他们成长的是一次次血的教训和严酷事实的教育。当“黄牯牛事件”酿成人命案，林炳勾结官府沆瀣一气传讯吴石宕人赴县城打官司的时候，吴石宕人明知那是陷阱圈套，凶多吉少，却仍然往里跳。因为他们对朝廷官府仍抱有幻想：“不信 （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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