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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OKH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OKH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5）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决定性的一年（1）
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
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
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rv）。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i）和普斯科夫湖（Plesk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
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mp de M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
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r Jger Btt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l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决定性的一年（2）
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乡巴佬，完全没有见过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作辩论，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呈报给龙德施泰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不会再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OKW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
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修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地向我保证说，盟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十分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愈好。此外，在索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盟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
虽然所根据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对于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争时代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不会赞成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要比我们更丰富。
1944年6月6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10个则部署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寄托在这10个师的身上。
其中有4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卫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OKW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卫军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
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化为泡影。不仅如此，当盟军登陆时，其所遭遇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是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6月6日盟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OKW的预备队出动——实际上那也不过是3个装甲师而已——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底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OKW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就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迪耶普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月中旬。
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采取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6月22日以后整个东线就一直存在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
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开往盟军真正侵入的地区。
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做出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可以比较有希望。7月16日，这距离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rdeux）地区，第九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卫军装甲师（即帝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塞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7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
决定性的一年（3）
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
6月7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卡昂（C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军团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6月10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盟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卫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卫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都分批投入了战火。到了6月28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做一次猛攻，但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因为他对反攻早已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7月20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做应变的准备。）
6月28日，第七军团的司令多尔曼将军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继任。
6月29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龙德施泰、斯贝尔勒（Sperrle）和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4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戈林表示只要斯贝尔勒能够提供驾驶员，他可以供给800架战斗机，可是斯贝尔勒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500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后龙德施泰、盖尔和斯贝尔勒三个人都被免职了。龙德施泰的继任人选就是克卢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
〖〗〖〗）日1月8至日22月6年4491（灭毁的军团集央中23图这位新总司令于7月6日开始视事，但是却并不能够挽回危局。最初他非常乐观，这完全是受了最高统帅部的影响，所以一到任之后就不免与隆美尔大起冲突，不过不久他就认清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而不能不接受隆美尔的看法。
克卢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对敌方海军火力控制下的有限目标发动正面攻击，结果逐渐将兵力消耗掉，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
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umont）、圣洛（）至莱赛（Lessy）的海岸地区。
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苏军在主攻地区已攻抵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和里加地区。结果是中央集团军的实力几乎全毁，到了7月中旬一共损失了25个师。
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1）
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lz）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2）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
( 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对二战战败的反思:闪击英雄 http://www.xshubao22.com/5/5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