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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偶然的情形，当地的最高级行政官吏会同时也兼任党部的主管。一般说来，党总是处于监督行政的优越地位，对于地方政治常常会横加干涉。
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希特勒本是想要利用它来控制整个的政治，事实上却只是空有计划，而并不能完全达到他的理想。反言之，这种巧立名目、政出多门的现象却使整个的行政系统，糟到了不堪收拾的程度。甚至于有些地方，连希特勒本人也控制不住了。
各方的情形都是差不多。那些巨型的工程建设计划始终就没有完成，国家公路、纳粹党的大厦，以及柏林、慕尼黑各大都市的重建计划，都没有一样真正完工了。同样的，所谓全国性的改革运动，也是在最短时间之内就停滞不进了。教育的改革、宗教的改革，结果都完全等于零。一言以蔽之曰：还是计划太多，而执行太少，这都是缺乏智慧和自制力之所致。以后战争爆发了，这些当然更是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希特勒的心腹
从纳粹党的一些领导人物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毫无光明的象征。当希特勒为他的党选择领袖人才时，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人类太缺少认识。不过最奇怪的却是他身边有一批青年人，倒都是经过精选的优秀人才。那些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侍从人员，很多的都是正直的人士，并且也都态度良好，温文有礼。
除了鲍曼以外，在希特勒身边第二个最讨厌的家伙，就是费格莱恩，他是希姆莱在大本营的常驻代表，因为他的太太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所以他就以皇亲国戚自居，实在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人物，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医师莫瑞尔，他的医德实在是很成问题。此外还有布格多夫将军，他是在正人君子的希孟德被炸死之后，接任侍卫长和陆军人事处长的，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派系，经常耍手段，在希特勒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之间，隔起了一道高墙。到了崩溃之期快到的时候，这些人又都拼命地以醇酒妇人，来自我陶醉，真是不堪入目。
德国的政府
在党的组织以外，德国还有它正式的政府。这个内阁本是在兴登堡时代任命的，其中的阁员多数是布尔乔亚阶级出身的政客，只有少数是纳粹党员。除了希特勒本人以外，就只有内政部长弗利克（Frick）和航空部长戈林两个人是纳粹党员。但是不久，又有一批纳粹党员被任命为内阁阁员，其中包括人民启迪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教育部长鲁斯特（Rust）、粮食部长达利（Drre）、邮政部长奥尼索奇（Ohnesorge），和两位不管部阁员赫斯和罗姆。
虽然如此，巴本（von Ppen）还继续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是诺伊斯拉（von Neurth），军政部长是勃洛姆堡……这些人全都是很优秀的行政官员，其中还有一些是很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们对希特勒却很少有影响。
当希特勒的独裁权力一天比一天稳定的时候，这些部长就更被打入冷宫了。在1938年以后，内阁就从此不再开会，各部部长只是主管他自己一部的事务而已。自此以后，他们对于主要的政务，可以说是一点影响力量也没有了。在外交方面，诺伊斯拉去职，由里宾特洛甫继任。在这同一天希特勒也自兼了国防部长和三军最高统帅。巴本在1934年6月30日事变以后，就被一脚踢开了。以后经济部长夏赫特（Schcht）改由芬克（Funk）继任。1941年，赫斯飞往英国。
这一群阁员中间，我所认识的不太多，比较有交情的有财政部长克罗希克伯爵（Grf Schwerin von Krosigk），劳工部长塞尔德特（Seldte），以及战时前后两任的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和史贝尔。此外就还认识粮食部长达利。
克罗希克伯爵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德国官吏。他的教育有一部分是在英国接受的，他是一个才干不外露的人物。
塞尔德特一度做过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是一点实权也没有。
托德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赞成温和的作风。他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为人道而努力。
史贝尔在第三帝国的末期，虽然是饱经忧患，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一颗灵敏的心灵。他是一个良好的伴侣，心胸宽大，态度机警自然。最初他本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建筑师，在托德不幸早死之后，他就继任了军需生产部长的职务。他不喜欢官僚主义的作风，一切的行动都是以合乎人情为原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的愉快，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摩擦，并且常是尽可能的互助，这本是一种常态。可是第三帝国的许多要人们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作风。史贝尔做事总是能够把握住他的目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曾经表现出过分紧张的姿态。每逢他的同僚或是部下大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三言两语就把这种纠纷平息了下去。
史贝尔这个人具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在希特勒面前讲老实话。在最初的阶段，他就曾经用极明白的语气，告诉希特勒这个战争已经无法获胜，并且力劝希特勒提前结束战争。结果当然是使希特勒对他大发了一顿脾气，可是他却并不表示畏惧。
甚至于在战前，达利就已经开始反抗希特勒。他不久即被免职，这也是纳粹党中的一个硬汉。
不过就其大体而言，却还是使人感到十分遗憾，在第三帝国的时代当中，德国的内阁实在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对于整个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德国的参谋本部（1）
德国参谋本部是沙恩霍斯特（Sch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u）的嫡系子孙。它在精神上的祖先就是菲德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国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拿破仑的决心。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也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期。由于战祸连年，国家的经济都大受损失，所以不得不限制军事上的费用，以求经济上的复兴。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欧洲，普鲁士参谋本部的继续存在，似乎已经不为世人所注意。在这个平静的时代当中，一本最重要的军事科学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就安然问世了。
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
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
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
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
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德国的参谋本部（2）
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力，充分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那人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合中，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10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
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德国的参谋本部（3）
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lst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德国的参谋本部（4）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于是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德国的参谋本部（5）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rquis d’ 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
( 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对二战战败的反思:闪击英雄 http://www.xshubao22.com/5/5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