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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要改建了5个区，其中，在接近市区边缘的弗隆·德·塞纳区和意大利——戈贝兰区建了一些高层建筑。1969年以后，又在市中心进行了一些改建尝试，如整顿马海区，重新进行了圣·马丹运河区和中央商场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 在巴黎古城区进行的改建，特别是新建的高层建筑，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巴黎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丽舍主轴延长线上建设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并将新建筑集中在那里建设。 德方斯区位于巴黎西北的塞纳河畔，距凯旋门5公里。这个新区在 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筑的体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 米的摩天办公楼、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筑，有各种外墙装饰，景观丰富多彩。 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相映生辉，并为城市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 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访问的前一个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的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精华，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了。 可是，就在梁思成访问巴黎之时，在北京，“梁陈方案”仍没有躲过批判者的锋芒。 这一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篇研究生论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陈方案”指责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实际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学术方案，就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被这样升格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头是怎样滋味？ 6月29日，代表团经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适，“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 7月2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九次代表会议。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区，身体仍感不适，“在St·Gerine大街旁小坐饮coffee，甚冷……今日甚冷，伤风流涕。” 7月5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开幕式，一天活动后， “已精疲力竭”。 7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来Pris已是第十一天了。 这次出来，深深感到身体远不如前几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还可以。这次出来，巴黎天气之冷，远出预料之外，尽其所有而穿之，还是大大伤风，一周来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没有发烧病倒……应明确这是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了。 昨天大会虽已结束，但还有一周参观时间。若从我自己想，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但许多人初次出国，怎能不让他们看看？归心似箭，度日如年。 7月18日，梁思成一行离开巴黎飞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他读了两天《矛盾论》。7月22日，梁思成等从莫斯科起程回国。 他没有写下任何有关巴黎城市规划的文字。他读《矛盾论》，或是想排解内心的不安。 1965年确实让人不好受。这一年，英国公布了324个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而中国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前苏联也公布了95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而在文明积淀深厚的中国，截至2002年2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1个。不是中国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毁得太多。它们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短短几十年的建设。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 月5日的日记载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 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 《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后来，人们才搞清楚，毛泽东支持的是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称吴晗“反共”：“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 宣 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 宣 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 宣 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 宣 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 宣 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2）
毛泽东点名批评彭真，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亲自指挥这场斗争了。4月9日至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按照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精神，批判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 彭真被迫匆忙决定于4月16日在《北京日报》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进行了一场后来被指为“妄图舍车保帅”的“假批判”，梁思成也被卷入其中。 “‘剥笋’已经剥到市委的领导核心，邓拓和廖沫沙也被批上了。我们不能不天天注视，天天研究。但是，就是跟不上。”当年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回忆起1966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的处境，感慨万千。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揭批，林彪在大会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把他们 4人定性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陷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彭真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 一六通知》，全面批判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纲举目张了，大风暴迅雷不及掩耳。 被林彪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中共北京市委，土崩瓦解了。 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逮捕监禁，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检阅游行队伍，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从这天起，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共一千三百多万人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达狂热程度。 在“八·一八”庆祝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8月19日，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声称“向旧世界宣战”。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演讲和宣传，全市所有街道、胡同、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许多日用品中被认为是“四旧”的名称或牌号，一律被红卫兵或单位自动改成“革命化” 的新名，红卫兵们认为，这就是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红彤彤的新世界”。 附北京市东城区部分道路被改名情况如下：（表略，见原书）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愈演愈烈。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砸烂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次日，全国主要报纸又在头版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还刊登《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继续升级，掀起新的狂潮。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开始烧毁北京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和道具，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焚烧现场批斗。人民艺术家老舍不堪凌辱，次日深夜舍身太平湖。 自“八·一八”大会之后，仅二十多天，北京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主动交出各种财物，按当时牌价作价处理的款项达7523 万元；被收存、收购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达万余件，大批珍贵文物被毁 ；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打、砸、抢、抄、抓在北京横行，全城内外一片混乱。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向中央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口号。8月21日以来，他们要求对本市过去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带有封建、反动、迷信色彩的旧物质文化全部打倒，彻底清除（有些已采取了行动），来势异常迅猛。据此，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确定：积极给予支持。凡是合理又能立即办到的，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清除。但有些涉及今后保护文物的问题，因情况复杂，需要上级领导给予明确指示。现将已处理的原则和不好解决的问题报告如下：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3）
一、已进行处理和确定的处理原则是： （1）对要求拆除现有古代建筑物上的旧碑匾、旧对联，我们已同意由各使用单位全部摘掉或涂掉，暂时保存起来。 （2）要求将古建上的彩绘涂掉的问题，我们原则认为可以涂掉。 （3）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的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 （4）要求清除旧石碑、石刻。我们意见 ：需要保存而又能保存的，采取就地埋掉或封闭，一般寺庙和园林内的石碑、石刻不再保存，而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二、几个不好处理的问题： （1）现存国子监的十三经碑、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等，有一定文物价值，需要保存，拟采取封闭或就地掩埋的办法。但由于量多、形体大，施工有困难，又需一定的时间，在来不及的情况下如果群众坚持清除、打碎，或者封闭、掩埋群众也不答应，我们将尽量做解释工作，如果群众坚决要求清除、打碎，我们支 持群众的要求。 （2）明十三陵上的石人、石兽和各陵上的碑亦应保存下来，但是量多，形体特大，封闭、掩埋都不好处理，应采取什么办法，如何处理，我们考虑不定，请给予指示。 （3）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佛、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4）本市个别街道、一些机关门前摆放的大石狮子。有的红卫兵已发布通告，限期清除，我们意见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三、对拆除掉的佛像，又无转移保存必要的，我们认为，可根据不同情况无价调拨给特艺出口部门、金属冶炼部门、稀有金属提炼部门处理。 红卫兵与“革命群众”们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令人发指。 1967年1月26日，北海团城承光殿内玉佛阁门锁被砸毁，原玉佛头顶及袈裟泥金镶嵌的红、绿宝石被凿损取走10余处，玉佛手捏宝珠也被砸毁。 2月下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普查中发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天坛、北海及团城、颐和园、明十三陵的古建筑和附属文物均有被变更和损坏的情况，大多是由于管理使用单位在破“四旧”中，自动破坏或迁移的，尤以天坛圜丘墙被损最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圣安寺、卧佛寺、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西山八大处、延寿寺等处佛像已大部被拆除。 3月22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向北京市文化局提出：牛街清真寺无人管理，部分文物被移动，下落不明，须采取措施保护。 8月11日上午10时许，南苑四海乡太和生产队和义和庄大队金星生产队部分社员赶着大车到东南城角楼拆城砖，下午又有开大卡车拆城砖的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制止，将拆砖人带至建国门派出所，要求处理。 1969年，北京市城建局批准西城区房管局将白塔寺山门、钟楼、鼓楼拆除，盖成新式楼房，作副食商店用。 1970年1月2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反映：北京市水产公司、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几十个单位，为修建防空洞到圆明园遗址拆挖砖石，已有20多天，使圆明园遗址的重点地区，如“大水法”、“西洋楼”一带，遭到严重毁坏。 4月，明十三陵的石牌坊、永陵的台基石条被人拆走。 11月24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汇报房山县云居寺塔及石经的现存情况，“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遭到破坏的有：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清信女宋小儿敬造碑”浮雕；一佛二菩萨手、面被砸毁；“唐范阳袁方金刚经碑”碑额浮雕手、面被砸 ；雷音洞内4个佛石柱的部分石佛面被砸毁，雷音洞直棂窗被砸，洞内 “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段被扰乱，可能有丢失。9个石经洞中已有6个洞门旁的直棂窗被打破。两座唐代石塔门楣及两侧“金刚力士”的手、面被砸 ；北塔自然损坏日益严重。 1972年3月1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天坛等1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大量人为破坏，如明十三陵各陵宝城、明楼砖石被拆走 ；姚广孝墓塔被挖掘；潭柘寺砖塔遭破坏 ；金代镇岗塔平座外皮砖被剥掉，石制保护标志被砸毁等。还发现使用单位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建设，如五塔寺院内两年盖房六十余间，并在金刚宝座附近设粪池积肥。 6月15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墓情况进行调查。该墓在“文革”初期被拆毁，原有3座墓碑已就地掩埋。 。。。。。。 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万件，字画万件。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4）
“旧北京市委”垮了，“旧北京市委”的城市规划也垮了。 1967年1月4日，国家建委下令暂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提出 ：“经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初步商定 ：旧的规划暂停执行 ；在新的规划未制定前，某些主要街道如东西长安街等，应本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暂缓建设，以免造成今后首都建设上的被动；1967年的建设，凡安排在市区内的，应尽量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以少占土地和少拆民房；今后除了对现有的居住小区进行填平补齐外，不再开辟新的小区。” 文件还特别指出：“有的部门对于贯彻‘干打垒’ 精神认识还很不够，总认为北京是首都，或者片面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而不愿降低标准。”“为了进一步贯彻‘干打垒’精神，建议北京市组织有关部门的设计单位，按照近郊、远郊、城市、农村、工业、民用等不同情况统一制定北京城区的房屋建筑标准，以便各单位据此执行。” 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长达4年内，北京的建设是在无规划状态下进行的。在旧城区出现一百多处扰民工厂；四百五十多处房屋压在城市各类市政干管上，造成自来水被污染，甚至引起煤气泄漏，酿成火灾；西山碧云寺风景区由于乱采煤堵塞了泉眼；全市四百多公顷绿地被占；建起来数十万平方米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的简易住宅，增加了人口密度，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形成了“新贫民窟”。 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的大院内就地扩张，拆平房建楼房，挖小块空地见缝插楼。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此行为时止，12年平均每年拆房3 万至5万平方米，拆房最多的年份为15万平方米，每年新建房高达70 万至80万以至近百万平方米，12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建住宅7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 由于空院大、密度小的旧房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王府和园林宅邸，它们分布在旧城中心地区，因此，见缝插楼给北京古城造成灾难性破坏 ；同时，城市布局也被搞乱， 环境恶化，不少地方堵了胡同，断了交通，增加了市政公用设施的负担。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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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 “梁陈方案”，对林洙说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 ：“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 ：“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 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 ：“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找不到答案（2）
1972年元旦，梁思成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林洙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攥着他的手说 ：“不！不！你答应过我，永远不离开我。” 这一天，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逝，终年71岁。 在他呼吸万分困难，与死亡作最后搏斗的时刻，他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 4个月后——1972年5月24日，梁思成的好友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 在他们到来之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北京访问，这是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费正清为促成尼克松此行建立了功勋。 “对于我和威尔玛 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回忆说。 在这次“同学的聚会”上，费氏夫妇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30多年前梁家茶座上的老朋友。可是，他们再也看不到梁思成了，仅仅因为迟到了一百多天。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城墙已被基本拆尽，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费正清深感茫然： 对于40年以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看到这种景象，威尔玛的脸上现出了无尽的感伤，旧城的原形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惨痛的结局或者由于局势失控，或者由于领导者的无知。在城外的新建筑物下，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明代修筑城墙用的巨砖，古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就这样化整为零了。 今昔对比最强烈，也最令我们感到凄惨的要数我们过去在东城区居住过的住宅了。前院和下房住着我们过去的5个仆人，盘绕在正厅过道顶上的翠蓝紫藤萝架后面就是我们的后院，现在，这两座庭院已显得破败不堪，几乎与贫民窟一般无二，里面杂居着老少三十几口人，既没有鲜花，也没有菜畦，我几乎认不出它了。我过去用过的三间书房现在由我们的老房东金氏夫妇的儿子和媳妇居住着。这里的居住者大都是公职人员。北京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所以才出现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我们从前的庭院里，我们还看到了通贯附近地区的防空洞入口处的封盖，每户的防空洞都是该户居民自己挖的。后来在前门商业区，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商店中的地板被掀开，下面露出了深达二十几英尺的楼梯，里面有装有电灯的盥洗室，整个结构像是急救站，我们来这里时，里面传出悦耳的音乐，还焚着香。怪不得我们在街上见到那么多的砖块、沙堆和U型水泥拱门，原来是为修筑这些防空洞准备的，那些水泥拱门肯定是架筑在砖墙上的拱顶材料。全北京市民一直在挖防空洞备战，以防苏联的入侵。居民们的士气一定非常高。但实际上，这是杞人忧天，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既不实用又非常危险。防空洞的宽度可以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们虽可能使人从战火中逃离，但也可能把人们活活埋葬。直到1976年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