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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联系到其他情况，中共中央得出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结论。 此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至百万之众，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驻军队，对中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反修防修的调子越唱越高，刚刚复苏的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特殊时期。 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区划，中国沿海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分散、靠山、隐蔽；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报告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并以惊人的速度执行着。 北京古城墙，终于走到了漫长岁月的尽头。新社会的建设者们要从城墙直挖下去，建造北京地铁。 1965年1月，工程部门为备战需要，就修建北京地下铁道问题呈书中央。报告称：修地下铁道是军事的需要，也兼顾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同时，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经拆除或塌毁，地下铁道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过程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毛泽东主席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工程开工，地下铁道工程局和铁道兵负责施工，北京市负责拆迁。由于工期紧，拆除城墙、城楼的主要任务就由铁道兵承担。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崇文门、徐悲鸿纪念馆（馆址迁移），全长23．6公里 ；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以及房屋，全长公里。 地铁开工建设之前，周恩来驱车沿城墙看了一周，指示把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保留下来。周恩来显然看重这组古建筑对于天安门广场空间布局的重要性。早在1958年9月安排 “国庆工程”时，周恩来就提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城墙的最后拆除（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的狂潮中，地铁线上原为明清两朝天文观测中心的古观象台也被列入拆除对象。1968年12月21日，周恩来指示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要地铁绕行，使之得以幸存。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随即在群众中掀起挖防空工事运动。从10月中旬到 11月中旬，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项战备活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和城门楼的行动。前一次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被基本拆除，内城的部分城墙被拆毁；而这一次，为修建地铁，内城城墙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宣武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顺承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宣武门”。 1965年，宣武门城楼被拆除。 崇文门。俗称“哈德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文明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左传·昭公十二年》 “崇文德也”之典，以示“尊重文治，文教宜尊”，改称“崇文门”。 1966年，崇文门城楼被拆除。 东直门。原为元大都东城墙中门“崇仁门”，永乐十七年修葺后，取“东方盛德属木，为春”，杨雄《太玄经》“直东方也，春也”，天地发育之气始于木，木生于春，而行于东方谓之“仁”，联系原名崇仁，又结合东方为春，更名为东直门。 1957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计划拆除东直门城楼。如果不拆除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将要多花几万元的费用。1957年5月2日，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据理力争： 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惟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地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但是，梁思成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 1965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 安定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墙东侧门安贞门改称安定门，取“天下安定”之义。明大将军徐达后修整元大都旧城垣，另在北城垣南五里另筑北土垣为第二道防线。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废元大都北垣及北垣之原“安贞”、 “健德”二门，以徐达新筑北土垣加高加宽，东侧门仍称安定门。 1969年，安定门城楼、箭楼被拆除。 31年后，文物学家罗哲文发表《安定门的拆除》一文，追忆道： 城门中除前门外，惟独西直门和安定门，还把城楼与箭楼同时完整地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 1969年夏，我在拍摄西直门拆除照片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安定门的命运，于是又立刻骑车绕到了安定门。沿着护城河的外侧，时而骑行时而下车，不断观赏幽静的护城河景色。河水清清，重杨拂水，偶尔还有一些逍遥于“文革”之外的男女在河边坐歇。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未动手拆除，城楼、箭楼和大部分瓮城还在。待第二次来时，城楼已经搭上了拆除的脚手架。第三次来，城楼已拆了一半，箭楼也搭上了拆除脚手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战斗”和其他一些事情缠身，我隔了一段时间才又来，城楼已经无影无踪了，只好叹息一番。 德胜门。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垣“健德门”改称“德胜门”，意为明军“以德取胜”。明洪武四年改建北平城垣，北城垣西侧门仍称德胜门。 德胜门瓮城及闸楼于1915年修筑环城铁路时被拆除；德胜门城楼于1921年因梁架朽坏被拆除；德胜门城台及券门于1955年被拆除，扩大为德胜门豁口。 修筑北京地铁时，工程部门因德胜门箭楼未阻挡地铁路线而未立即拆除。1979年，就在它行将被毁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的一封信使其幸存。兹附信如下： 陈云副主席： 听说北京即将拆除一座明朝建筑—德胜门箭楼。为此建议，请考虑对这类拆毁古建筑的事，应迅加制止。 （一）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风景名胜较多，特别是古建筑更是独具风格。目前除加强保护好城区和郊区的风景名胜外，还需要考虑在整个城区或郊区也能适当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风景文物。这些中小景物应同北京风景名胜的主体风格取得谐调或有所呼应。德胜门箭楼是现在除前门箭楼外，沿新环路（原城墙址）剩下的惟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它并加以修整，那就会为新环路及北城一带增添风光景色。  
城墙的最后拆除（3）
（二）德胜门箭楼位于来自十三陵等风景区公路的尽端，是这条游览路上惟一的、重要的对景。同时它又是南面什刹海的借景，并且是东南面与鼓楼、钟楼遥相呼应的重要景点。不论在新环路上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新建的住宅丛中，夹入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间环境规划好，控制好，就能够锦上添花，一望就是北京风格。从整个北京城市的风景效果来看，保留它与拆掉它大不一样。 （三）拆除这座箭楼，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设上的需要。但是巴黎的凯旋门并没有因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这很值得我们参考。风景文物是 “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又非常需要这种“资源”，因此是不宜轻易拆毁的。 （四）破坏风景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拆或改。二是不拆。但在周围乱建，破坏空间环境，喧宾夺主或杂乱无章，如北京阜内白塔寺（1096年辽代建，1271年元代重修）就是一个教训。国外如日本在这方面是有严格限制的，欧洲有些城市把上百年历史的建筑也列为保护对象，为旅游服务。我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园林绿化工作，迫切需要有机配合，共同把风景名胜保护好，并且应由城市规划牵头。 （五）像德胜门箭楼的拆留问题、白塔寺附近的规划建设问题，可以请有关单位组织旅游、文物、建筑、园林、交通、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领导、专家、教授座谈座谈，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 谨此建议，如有错误请批示。谨致 敬礼！ 全国政协委员 郑孝燮 一九七九、二、十四 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和义门”。永乐十七年修缮后以原“和义”之名转承为“西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西直门明清时每晚关城后，于午夜为给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开城一次，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是北京各城门中惟一的正方形瓮城，也是北京地铁动工之前，北京惟一保存完整的瓮城。 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北京市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梁思成提出在城楼两侧的城墙开券洞通行，城楼、箭楼、瓮城当作交通环岛予以保留。此建议得到采纳，西直门因此得以幸存。可是，好景不长。 1969年，西直门城楼、瓮城、箭楼、闸楼一并被拆除。 这一年5月，拆除西直门箭楼时，从城墙内挖出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城门洞用砖券砌筑，比明代城门洞矮小，所用砖料是一种薄型城砖。在门洞上有1米多高的城楼残壁，在上面还发现了为抵御火攻用的石制设备。 这一发现，为研究元代城门建筑及元末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元至正十八年三月，一支由毛贵率领的红巾军，从山东进入河北，直逼大都近郊。风雨飘摇中的元朝统治者赶忙下令，向四方征兵，同时加强大都的防御。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在离大都100余里的柳林地区，遭到元军偷袭，放弃了进攻大都的计划，返回山东。但是，元朝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害怕起义军再次进攻，于至正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359年10月22日），下令大都11 个城门都要加筑瓮城，造吊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全部建成。从和义门瓮城的发掘来看，当年工程质量极差，甚至连地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瓮城是由于元军忙于抵御起义军的进攻而仓促建成的。 负责和义门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曾向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反映此事，希望他能出面呼吁保护，但未得到响应。很快，和义门就被拆除了。 后来才知，郭沫若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随时都等待着批判，检讨多次还未过关。“文革”结束时，郭沫若说：我自己都难保，哪还有力量来保护和义门呢？ 1971年7月，郭沫若在新华社经周恩来批准播发的报道各地考古发掘的公开稿件上，加上这样一句话：“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的重见天日，要归功于北京市拆卸城墙的工人。” 此一语足见其对和义门发现之重视，而“归功”之说，并不指拆城墙有功，是指这些人在拆城 墙时没有把和义门先行毁掉，而是主动将其报告给了政府主管部门。 文物学家罗哲文拍下一组西直门被拆毁的照片。他回忆道：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城墙的最后拆除（4）
西直门被拆除28年后，当年被令在此“劳动”的“摘帽右派分子” 郭源，回忆了发现和义门的经历： 1969年初，冬春之际，我在德胜门外新风街新都暖气机械厂三车间当壮工。我在这个劳改厂劳动改造一年半，留厂就业九年半，身份是长期临时工、摘帽右派分子、劳改释放人员。 一天忽然接到命令，三车间六七十人全部去拆西直门瓮城。瓮城有东西南北四面墙，构成“瓮”的样子，东西墙是砖砌的，南北是土墙，当时好像东城墙已拆完，只剩下西、南、北光秃秃的三面墙。北面的土墙没费多大劲，几天就推倒了，撤回了一些人。接着拆南墙，任务不太紧，又撤回一些，剩下了一二十人。南瓮城墙从外表上看是土加石灰，但是一镐下去，仅仅是个白印，连一点粉末都不掉。啃不动南城墙，只好转拆西城墙。 …… 这时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毛衣都穿不住了，偌大一个西直门瓮城，只有两个“摘帽右派分子”拆西城墙，一个是我，一个是《六十年的变迁》插图画家江荧。没人管我们，爱干多少就多少，一点不干也没人理你。我和江荧像两只被放飞的鸟，在破烂城墙上“自由”飞翔。我们俩从西城墙上往下扔砖，那是明代的砖，比常见的城砖小，扔着扔着发现底下的一层砖跟明砖不一样，我把江荧叫过来，认真观察，发现下面的砖青中透黄，不像明砖是纯青色，比明砖长三分之一，宽三分之一，但薄二分之一。江荧腆着大肚子说：“管他呢，往下扔吧！”我说 ：“还是一层一层的扔，如果掏着扔，掏空了，咱俩不好下去了。” 江荧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江荧扔了两块跑去买冰棍了，这时露出一大片又薄又脆的青黄相间的砖，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层就是元城“和义门”…… 下午仍派我和江荧西直门拆砖，城墙下一片狼藉，大砖、小砖，整的、碎的，堆积如山，这里虽是交通要道，各种车辆早不通行，行人也不从这儿过，整个瓮城圈就江荧和我。江荧没扔几块就站到城墙顶尖处，观看四面八方的春景，街头树枝已有绿意，春风一吹，倒也十分惬意。我照旧扔砖，大概两点多钟的光景，砖下忽露出一个月牙形空洞，这离地面也就一米多点，我跳进空洞，用力一推，余下的墙砖忽啦一下倒向东边，露出一个小城门洞。 我一惊，拆瓮城墙拆出什么了！ 我第一个钻进洞内，阳光也第一次照进这个近六百年的洞口，洞内很潮湿，忽然间看见南面墙壁上还有题字。我虽然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明清史，但只是凭兴趣看书，对明代的官制记住一些皮毛……南墙题的是修城墙的官名，肯定有“东、西”两个字，是“东提辖、西提辖”还是其他什么官，我就说不好了，接着有七八个人名，我估计都是修城墙的工头，名字也绝不会见于明史，最后几个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大明洪武十年。”我想明建国是 1368年，洪武十年是1377年，这时我忽发思古之幽情，这五百九十二年里，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历史事件啊！看看墙上的字迹，湿润得很，就像刚写上似的，我感到新奇，思古之幽情跑掉了，奔出门口大喊：“江荧！快来看！”这时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又拼命的重复喊了一声，在很远的地方才听见江荧的回声：“小郭子！干什么？”我说 ：“快来！这儿有城门洞。”江荧很胖，虽尽力跑也不快，到了跟前，我拉着他快走，“洞内还有字。”江荧和我忙进洞口，可惜，墙上的字一个也不见了，江荧问我：“有什么字？”我一歪头说 ：“怎么没了？”当时我大惑不解，后一想近六百年了，因洞内潮湿才留住字迹，这一见空气，一见阳光，还不风化了！我说：“刚才真有字，怎没了？”江荧笑说 ：“你小子瞎说。”我起誓发愿一番，不是活见鬼，确实有。我们又发现洞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一堆土，方圆有四五米，西北角那堆上的夯印很特别，才有碗那么大。眼看到下班时间，我们也就离开现场了。回去想想，西直门瓮城整个把那个小城门洞包住了，真是城中有城。 第二天上头命令新都厂多派人拆砖，当然有我和江荧。早晨又到西直门，我先进了小城门洞，这时已有两位文物局的人来了（估计是附近街道办事处值班的人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内除了两堆土别无它物，西北角土堆上的夯印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人们议论说这是元夯，明夯比这大。我想洪武十年离元朝才十年，恐怕明夯还没出现，只能用元夯了。我本应把我见到的一切包括稍纵即逝的字迹告诉文物局， 那对考证明朝建西直门那一带城墙的年代很有意义，可我是劳改厂的释放人员，如果文物局问我的身份实难出口。再说我见国家乱成这个样子，处处破四旧，快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别扯这份淡了。当天来的人多，砖扔得快，到中午平地上露出一座小城门楼子。样子我好像见过似的，忽然间我想起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眼前的小城门楼子和图上的城门一模一样，城门上窄下宽，呈斜坡状，洞门口上有三个字“和义门”。 当时的考古专家夏鼐、苏秉琦，建筑专家梁思成，都成了“牛鬼蛇神”，只听说郭沫若下午来过。文物局当天派人照了相，城墙仍照拆不误，元砖被扔得满地都是，一天时间，和义门──极为罕见的相当完整的元代建筑──夷为平地。  
城墙的最后拆除（5）
与和义门的发现相似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拆除北城墙过程中，在后英房、后桃园、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德胜门以东及北京106中学等地，发现10余处元代居住遗址。其中，后英房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最为重要。这是一处非常讲究的大型住宅，由主院、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2000平方米。 墙内“藏宝”的事，还在1952年8月19日开辟安定门东城墙道路豁口时碰到过。当时在城墙内掘出元代刊立的“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块，碑文记有元代漕仓制度等，史料价值极高。和石碑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焦残的大木梁材，木材上彩画轮廓清晰可辨。 阜成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南侧门“平则门”。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重修，明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名“阜成门”。阜成门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的门户，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门进京，故在阜成门洞内，北侧平水墙上砌有镌刻梅花之石条，以谐“煤”之音，有“阜成梅花”之称。 1965年，阜成门城楼被拆除。 内城西南角箭楼。位于今复兴门南大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会处，形制与东南角箭楼略同，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 1920年楼顶已残破，30年代拆除箭楼，仅存城台。 1969年，内城西南角箭楼城台被拆除。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段。 这两段城墙和内城东南角箭楼，是因为地铁拐弯而得以留存。遗憾的是，1988年，内城西城墙南端的那段城墙被修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古董，大量夯土被挖走，外表“焕然一新”。就其形制来说，修建者显然想将其设计成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交会处的碉楼形制，但原来的碉楼是与内城城墙的敌台相接的，并非筑于敌台之上。 下表为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或毁的基本情况： （表略，见原书）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如此之忏悔： 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墙边。 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昏黄的阳光下，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撬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身上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深挖洞”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而城墙则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于是北京人拆得极为疯狂，各单位着劲干，比谁的装备多，人力强。在那尘埃漫漫、刀斧霍霍之中，一种同那个时代非常对味儿的破坏欲支配着这些人，使他们除了冷酷和残忍的竞赛之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也陶醉在复兴门城墙边的狂潮中，挖得同别人一样起劲儿。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个梁思成。那时，北京城墙在我的想像中绝不比郊外任何一个土丘更有价值。那时，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从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开始的…… 当这座城墙消失之后若干年，我才从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的书里读到，在50多年前，当一个青年学生面对北京城墙时的惊魄销魂—— “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 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 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万言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便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种资料，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城墙的最后拆除（6）
“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城墙被剥走砖石后，其夯土被肢解、倾倒—— 1966年，因地铁弃土，金中都莲花池被填公顷。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 而在3年前，在“文革”风暴中不堪凌辱的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天坛、日坛，也成了堆放城墙灰土的“垃圾场”。 …… 备战，一直是拆毁城墙压倒一切的理由。 1950年，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而这一次，备战彻底要了城墙的命。 与城墙一块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这显然与战时由东向西往山区疏散人口的计划有关。 郑祖武被委任为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的主持人。他向笔者回忆道： 修地铁一期工程的时候，地铁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经崇文门、正阳门绕过去。正阳门正在维修，架子都搭好了。大家就说，不必修了，要拆了。这时，总理出现了，要求修下去。 侯仁之老先生，当时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崇文门、宣武门必须绘图留资料。规划局就派人做了。 “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打倒。彭真倒了，紧接着杨勇也倒了，万里也倒了。过去的地铁领导小组不存在了，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被扣上了“黑帮爪牙”、“市委黑帮”的帽子，被下放到密云、怀柔劳动。我整天推石头，腰被扭坏了。1971年，我从山里被放出来，那时地铁二期工程、二环路全线已开工了；城墙被全部拆完了，发动了群众，地铁的槽都挖出来了。 地铁一期工程搞的是三级防护，埋得比较浅。可是在极左、搞备战的情况下，地铁二期工程比一期深四五米，稀里糊涂地搞成了二级防护。这要花多少钱？！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 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附属设备多，很浪费。这个费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 我回来的时候，还被视为犯错误的对象，还是敌人的一头。当时二期工程还没有设计，但深度已确定了，各施工单位抢活就挖。 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1965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修地铁，从城墙挖下去，把护城河填了。 这之前是外城城墙拆得多；内城城墙，朝阳门要塌了，不修它，就拆了，其实修修也可以保护。以前内城城墙是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地铁拆的。 拆以前，周总理看了一圈城墙，看来看去说 ：唉呀，前门楼留下吧！ 德胜门可能由于工力不够了，先搁一搁，腾出力量再说吧！到了 “文革”末，地铁快修完了，拆了吧！专家反对，谷牧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他说：不拆！作为兵器博物馆。 东南角楼，为什么留下了呢？是地铁转了弯，侥幸留下来了。西南处的城墙也是如此，地铁是圆角过，这个方角就躲开了。后来，维修时搞得不好，不像原来那样了。 北京气候干燥，应多保留水面，改造小气候。可用城墙的土填了太平湖，把莲花池填了三分之一。这是胡闹！无政府！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 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在梁思成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中，关于北京修地铁拆城墙的事，只在1966年留下两次记载： 4－3 星日 晴 选举区代表，流动票箱送到家投票。 10：00，地下铁彭家骏等三人来谈正阳门地基，约定星二上午去看。 血压190／90…… 4－5 星二 晴 上午至正阳、崇文看城楼基础，顺便取回洙 手表。 今日清明，山桃已盛开……下午5：00散步，甚晕。 那时，“文革”的阴霾就在眼前了。为使修地铁不拆正阳门而去看地基，梁思成当然愿意。可是，日记里仅有的这两段记录，是那样不动声色。 林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个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龇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城墙的最后拆除（7）
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刹那我以为我更加理解了思成的胸怀，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去的。  
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就在北京地铁开工建设的前两天——1965年6月28日，梁思成动身出访法国巴黎。 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一行7人，赴巴黎是参加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会议。这是1928年与林徽因旅欧考察之后，梁思成第二次来到巴黎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 这一年，巴黎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制订了与“梁陈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区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 这一年，彻底否定“梁陈方案”的拆毁城墙行动，在北京如火如荼。 而偏在此时，梁思成从北京来到巴黎。 将古与今分开发展，有机疏散，以求得新旧两利，是“梁陈方案”的精义所在。在北京，梁思成与陈占祥腹背受敌；而在巴黎，这样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发展。 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的大巴黎规划，预计2000年大巴黎地区人口为1400万人，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二、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将沿塞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塞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现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5座新城。 三、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９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 四、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