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岱ǎ衔艘徊娇梢园阎卸排旁诘诙鞫挪缓瞎椤⒚袂椤！ 』岷螅醋陨虾５奈饩跋椤⒎爰椭摇⒒谱鳌⑻吩⒄陨睢⒊轮?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些意见了。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物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周恩来的发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路线是犯了多次错误找到，在实践中证实的。建设的路线未完全找到，这些大建筑也是摸摸路线。在现在条件下多征求意见。党的领导就是集中大家意见。”“人大是个政治工厂，利用率一年一次就够本了。” 仅用10个月，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儿”。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称赞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从此，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长久地牵动着人们的特殊情感，也许用作家冰心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准确：“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十大建筑”告竣之后，梁思成遭到赵冬日反诘。 《建筑学报》1959年第9、10合期发表赵冬日的署名文章《天安门广场》，有语云： 有少数同志受限于广场的封建格局，认为原天安门广场是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无上珍品，“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肯一动。例如天安门前的原东西三座门，正座在东西长安街的中央，它不仅阻碍着游行队伍的顺利进行，同时严重的影响交通，时时贻害行人，群众一致要求铲除掉这两个障碍物，但是这些同志强调这两个东西的文化艺术价值，强调它们与天安门之间恰到好处的比例，恐怕拆去了就会冲破固有的格局。皇城前卫的，壁垒森严的，压倒百姓的封建格局是必须冲破的。在1952年市人民代表会上一致决议，搬去了这两个拦路虎，大快人心。 …… 在广场规模大小问题上，多数同志要求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广开思路，大胆的去考虑广大群众集体活动所要求的尺度；去正确认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去发展中国传统中的开朗的建筑布局；把广场建设得更雄伟，更开阔。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恐怕把广场搞大了，“就太空旷了，成了沙漠，不合乎人的比例”。 关于广场上新建筑尺度的问题，有一些意见认为新建筑的尺度是不能超过天安门的。为什么人民时代的建筑不能超过帝王时代的宫门呢？尤其人民大会堂，从使用上就要求有高大的体形，其中万人礼堂和5000人的宴会厅都是寻常的尺度所不能解决的。当然从天安门今天的政治意义来看，它在广场上仍应保有相当的地位。也还有些意见认为就是因为广场搞得太大了，才不必要的把人民大会堂强撑到这样的尺度，这样提法和实际是有距离的。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4）
关于新建筑艺术形式问题，有的意见是把世界上建筑艺术遗产和创作分成几份：曰中新，西新，中古，西古；凡属被认为是西古，中古或西新的便不应吸收；相反的有的意见认为这样便会忽视历史，固步自封，便会局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实践，逐步取得统一。广场的规模不但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同是要和广场及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 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 ：“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 “‘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5）
正如前文所述，“十大建筑”有6项是在旧城区建设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 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寄去一封万言书，列举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批评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认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可是，毛泽东能够接受李云仲的万言书，却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交的同样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万言书，彭德怀及其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遭到批判。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没想到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毛泽东雷霆万钧，反“左”成了反右，引发了1960年更大的“跃进”。  
城市人民公社（1）
1959年，在白塔寺西北角，一幢巨大的“公社大楼”拔地而起，这幢住宅楼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大厦。 这幢8层高的大楼内，每家每户没有厨房，要吃饭，你就到公共食堂里去打。这个大楼，更像一个旅馆，它与真正的旅馆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集体概念，如此众多的家庭拥挤在一幢大房子里，每一层40 多户。 笔者访问这幢大楼时，看到众多人家都在昏暗的走道里搭建了小厨房，而笔者与一位老住户在楼道里的交谈，竟如此有趣：由于楼道内安装的是声控灯光，我们必须通过跺脚的方式获得照明，灯一亮，看见彼此的都是那个大踏步姿势……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徐水称赞“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仅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后又滚滚涌向城市，迅速完成了“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历程。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直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 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肯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试验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 于是，城市人民公社浪潮兴起。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达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人民公社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它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被改为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在农村，房子姓了公，树木归了公，鸡、鸭、猪充了公，铁锅砸了去炼铁，家家户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还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了。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是，徐水这个典型却因此在1959年和1960年严重缺粮，甚至还饿死了人。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在这里夭折了。 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刮“共产风”。城里人有的兴奋，有的恐慌，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钻戒指等商品迅速脱销。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大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有些省还喊出了“食堂万岁”的口号。当时全国农村有4亿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2．6％，一些省还实现了“食堂化”。1960年，为巩固公共食堂，中共中央发过一系列文件，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人们终于为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付出代价。很快，因为饥饿而导致的水肿病，因为缺粮而出现的“瓜菜代”，成为难以下咽的苦果。在 1959年至1961年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必须为吃饭而奋斗。那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口号是：“健康第一，是政治任务。” 蒋南翔校长的号召是 ：“生活为基础，争取不浮肿”， “希望浮肿不再恶化……要配合起来；来个‘保健大合唱’”。 狂热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使一切尺度发生变化。 在1960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城市人民公社好得很”成为代表们众口一词的称赞。“许多代表在发言中热烈欢呼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使我国城市的政治、经济面貌和城市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发言说：“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按照自愿原则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正在迅速地大量地发展起来，已经开始形成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国城市将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 “当我国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贺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又在像对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对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进行疯狂的叫嚣……让他们悲泣叫嚣去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历史车轮前进！” 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被纳入“大办”之列。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郊区农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  
城市人民公社（2）
梁思成在人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如何根据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要求进行城市规划，是摆在建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研究。”“城市规划要考虑进一步妥善地安排为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所需要的街道工厂和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福利设施。除此而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城市人民公社这个新思想、新生活、新问题、新事物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我们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能不那么习惯。在这方面如何改造我们的旧思想、旧观点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梁思成希望城市规划能够研究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没想到半年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0年1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四过”问题，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何为“四过”？即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 “四过”问题是1957年4月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等率工作组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检查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后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快在“大跃进”期间，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等高潮中，城市规划过分扩大，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出现城市规划和建设严重失控的局面。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发出勤俭节约、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指示，决定三年不上工业项目和大型基建项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前召开。 这对于城市规划界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一时间，各方面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各地的城市规划机构被大量精减，直至被撤销，规划队伍大为削弱，遭到严重破坏。 北京市虽然作出总体规划暂不变动的决定，却必须面对基本建设任务大大压缩的现实。北京市许多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基础设施工程也处于停滞状态，面临着1949年以来罕见的城市建设低潮。从1961年至1965年，北京市采取措施，5年内动员42万人返回农村。 在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下，北京市1957年提出的10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只能搁浅了。  
“大马路”之争（1）
1964年，经历“三年困难”重创之后，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 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东西长安街两侧已经有不少拆了房子的空地，应当尽先安排适当的建设项目把它建设起来。同时，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沿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但是，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北京市决定利用长安街上已拆空的两片地方，即西单东北角和方巾巷东科技馆原址，建设百货大楼和办公楼，并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这次会议首次形成了长安街较完整的规划方案。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对长安街的规划，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进行天安门广场规划的同时，北京市规划部门就开始研究长安街规划。占用东交民巷操场建设的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办公楼，由于建得早，没有达到后来规划提出的道路宽度要求。 1954年9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提出，为便利中心区的交通，并使中心区和全市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计划将南北、东西两条中轴线大大伸长和加宽，其一般宽度应不少于100米；1958 年6月，北京市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要点》又提出，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地安门大街是首都主要的街道，将要展宽到100至110米，并且向外延伸出去；同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又将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 60至80米。 国家计委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 但是，北京市的态度是坚决的。1956年10月10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由于对道路宽度存在争论，北京市决定改建长安街先从北侧开始，因此电报大楼和沿长安街安排的国庆工程，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以及水产部大楼（现国家经贸委商业机关服务中心），都放在北侧。当时西单百货大楼、科技馆和长途电话大楼也确定了位置，有的已完成了拆迁，腾出了空地，有的打好了基础，有的已完成首层的结构，后因1959至1961年出现经济困难而停建。 1958年，东西长安街被展宽并朝着古城墙方向打通延长，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即机动车与两侧非机动车道之间没有绿地相隔，连为一体。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认为，这在当时主要是从备战考虑的，双塔庆寿寺之拆除也与此有关： 50年代末，世界战火不断，抗美援朝刚结束，在征求对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同志曾提到：“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道路中心种树不好，不如在路两旁行道边种树好，因为人们不会到路中间去休息、散步的。”这可能就是长安街定为一块板的主要出发点，也可能是搞一块板的另一种考虑。在马路上连树都要靠边，在街心堵一个双塔寺自然是难以成立了，因此，尽管在当时规划人员一直把双塔保留在街心，迟迟未拆，但最后还不得不奉命拆除。离开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就很难说清双塔寺拆除的道理。 就在北京规划建设大马路的时候，西方各大城市却在大力发展单行线，力求不以道路的宽度，而是以其密度取胜。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道路“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则走了一条道路“窄而密”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条。由于路网密，这些西方城市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注重路网与道路系统的建设。  
“大马路”之争（2）
从交通技术上看，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城市就是看准了单行线这个“法宝”，使堵车的问题得到改善。纽约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创造了“奇迹”；伦敦借助其密度较高的路网，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把2/3的道路辟为单行线，事半而功倍。 北京的路网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对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兴起的机关“大院”热，苏联专家曾予以批评，但把住宅小区建设到城市里面来，却是苏联人的创造。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要求。而苏联的规划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 一个新的矛盾出现了。小区占地大，路网就无法加密，便捷而经济的单向交通就很难实行了。 道路红线规划是北京市至今执行得最不走样的一项规划。所谓红线，即在规划图中标示道路两侧建筑间距的“红色”警戒线，任何新的房屋建设都不可越雷池一步。 红线图上，道路宽而直，被划进去的有一处处文物建筑，还有更多的胡同、四合院、历史街区，这些都是计划要被拆除的；什刹海也被红线穿过，一条计划中的道路要东西横贯。 道路红线与其涉及的文物成为了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观——东岳庙的山门，因被划在红线之内，在道路建设中被拆除；也是同样的原因，1998年，粤东新馆被拆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奉命作了红线规划。1995 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郑祖武，向笔者检讨北京城市建设的得失，认为发展单行线，加密路网，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难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 ；二是交通自动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维持？ 对于长安街的宽度，1957年5月2日，梁思成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曾作出一段幽默的评论：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城墙的最后拆除（1）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出人意料的转折，这两个曾以兄弟相称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时剑拔弩张。 中苏关系的变化，始于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并由此在国际共产界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并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可这一次，他却在“和平共处”问题上，跟毛泽东吵翻了。 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即赫鲁晓夫要与美国搞缓和，希望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毛泽东不理这一套，认为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是为美国当说客，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乞求美国的缓和，是“投降主义”。 后来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更令毛泽东不快。 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继续推行“和平共处”路线。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会议观察员康生，遵照毛泽东指示，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 从此，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论战拉开序幕。 1960年初，在中印边界纠纷没有得到缓解，印度尼西亚也出现反华排华活动的时候，赫鲁晓夫不顾中方规劝，于2月访问印尼，并途中停留印度4天。 4月，中共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马恩列之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 6月，中共代表团与51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同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中共方面立即予以回击。双方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 7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这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又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无异于雪上加霜。毛泽东愤言道：“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会议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列宁公墓中移出，并予以焚毁。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此会的周恩来，提前退场以示抗议，并专门到红场墙边的斯大林墓献了花圈。 从1963年3月开始，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论战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后结束。但是，事态并未好转。 1964年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随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访问的贺龙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