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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返墓婊诰喑乔揭岳?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有一定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过了就是护城河。为什么不在护城河以外修路呢？我们是要在那里修快速路的，那个位置是需要路的。在这里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门的桥下面挖下去做立交，这很节约。于是，我们在这以外几十米划了红线。当时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勃得列夫也认为这是对的，他们都同意。1954年、1955年，这个规划就部分实施了。 这表明了我对城墙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拆城墙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实施，城墙自然也就保下来了。 后来要拆城墙，我也没什么反应，领导说要拆就拆。后来市政府也决定了，毛主席说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组织性的，从战争年代过来以后，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觉悟都很高。 过去我是从工程角度来考虑修滨河环路的，我也不是很爱城墙。但我想，这玩意怎么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话就拆得掉。 “大跃进”期间，大伙儿拆城墙取土取砖，那时是极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大约是1963年、1964年，郑天翔让我研究城墙的防水问题，让我查历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过几次，城墙起过多大作用。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史料，表明一次城墙防住了水，城门打不开了，后来还是用大象打开了城门。那时市里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利用城墙剩余的部分挡水防水？ 1964年，又让我做城墙上走车的方案，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铁，要从城墙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没有了意义。 “文革”期间，有不少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复城墙。其实，我并无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滨河环路方案，城墙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年在北京市委负责城市建设工作的郑天翔，在1989年对拆除城墙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显眼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门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1）（图）
1957年底，北京市对几年来拆下来的一批古建筑材料作了处理。 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市财政局、房地产管理局、文化局、园林局、道路工程局联合上报的《关于检查现存各处拆除的古建材料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及张友渔副市长对此的批示。联合报告称，这个报告是遵照市人民委员会第5次行政会议的决定，由几个有关局约同文化部古建修整所，对北京市拆除的古建筑物，作了一般检查和鉴定之后提出的。 联合报告及张友渔批示附下： （一）朝阳门门楼：该门楼拆除后由房地产管理局保管，共管有材料398立方米、琉璃瓦件21455块，其中缺棱短角的约占30％。现在琉璃瓦件仍如数保管；木料由修缮公司动用了350余立方米，现存约40 余立方米，大部分腐朽，不能再做修缮古建之用，拟请准予报废。（张批 ：可以。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二）广安门楼：共存有大小方木元木、椽子、飞头等812根、板片碎木立方米、花边构件2014件、天花板21块及砖瓦兽头等件。部分腐朽，部分尚可用作修缮古建（经查在五公尺以上的有66根，约合51立方米）。其余木料拟拨给房管局选用；再不能用的即由财政局 处理。（张批：可以。） （三）牌楼等项：由道路工程局保管。除帝王庙牌楼（必须照原样迁建）外，尚有东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北海三座门、月坛牌楼的一部分木料、天安门红墙过木、天安门东西三座门、东西长安街牌楼剩余的木料瓦件、云绘楼剩余的残破木构件、瓦件及远年 保存下来的琉璃瓦件等。联合报告的处理意见是： （1）天安门东西三座门是否复建须由市决定，其余均无古文物价值，可以不复建。（张批 ：另行讨论。） （2）所存木料虽已腐朽，但大部分仍可用于修建小房，可先拨交房管局、园林局选用，不能用的由财政局处理。东西三座门的六根过木是楠木，另行处理。（张批 ：可以。） （3）天安门东西三座门除过木与大门是木料的外，其余都是琉璃构件，已有一部分缺棱短角或碎，使用困难。400立方青白石，材料很好，如不复建，应予利用。 （4）所存的全部琉璃瓦件，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根据1955年9 月市人委办公厅薛字第610号的指示，其完整可用者由园林局接收，破碎不能用者，请准予报废。（张批：可以。） （5）广安门牌楼、东西四牌楼及云绘楼，还有一部分普通灰瓦件，拟拨给房管局利用。（张批：可以。）张副市长对第（三）大项的总批示是：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四）帝王牌楼：该牌楼是因大木糟朽，牌楼倾塌拆除的。前文整会计划在复建时，将柱子、大额枋等件，改为水泥钢筋制。其上部构件如等，经文物调查研究组会同道路工程局检查，保存尚完好，损坏不多，仍可照建两座。 （五）大高殿、习礼亭与牌楼三座：习礼亭两座及“大德曰生”牌楼一座（指拆下的材料）现在房管局拆迁所保存。牌楼柱子是水泥制，上部木构件较完整，复建时须略添补。习礼亭的木结构已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腐朽损坏，琉璃瓦件保存尚好。（张批：习礼亭，文化局提意见。）另外两座牌楼，现在园林局北海公园存放，等件尚完整可用。在拆除时因限期较紧，为拆除迅速，其额枋的榫子多已锯掉，木料也大部糟朽。这些材料如复建不能使用，拟拨给园林局就地利用。（张批：可以。） （六）北海大桥的金鳌玉牌楼：金鳌玉两块石额存市文物组，其他材料现存北海公园，瓦件多系水泥制。约已损40％，如不复建，可拨给房管局使用。（张批：可以。） （七）后门门楼， 已决定建天坛北门时用，因木料有部分损坏，须以大改小，建成后比原样要小。（张 批：再研究。） （八）另外，房管局还存有西长安街双塔寺的材料。塔顶葫芦与铁箍，拆时已由文物组取走保管，现存只有旧砖瓦。文物组认为如领导决定不再复建，旧砖瓦可拨给房管局利用，但檐头仍应保存。（张批：暂缓处理。） 张友渔副市长还批示：凡是交给房管局、园林局等利用的东西，都须算入基建或修缮投资额内。 1958年，在毛泽东“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鼓动下，“以钢为纲” 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首都和全国迅速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为了争取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北京地区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夺钢战斗”。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居民院内都兴建了“小、土、群”（小型土法群众炼钢），日夜奋战。截至年底，在北京城区内，就建立了七百多家街道工厂和两千余座土转炉。 土法炼“钢”，实际是烧结废铁，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由于把大炼钢铁说成是“炉里炼钢，炉外炼人”，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此事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容。不同意见者，即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 一时间，空想、蛮干、“一言堂”、说假话成风。1958年北京郊区农业虽然丰产，但人们忙于大炼钢铁，许多粮食却无人收割，烂在地里。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2）
到处都要搞“小、土、群”，城区内又用地紧张，怎么办？人们就把眼睛盯准了那些略显空旷的古建筑，要把它们改造成工厂，来为1070 万吨钢服务。 在“大跃进”高潮迭起的三年间，北京市被处理掉的文物数量惊人，请看以下记录： 1958年1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拟将本区部分寺庙中的佛像拆除，请求北京市文化局派人前往鉴定； 4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极乐寺前殿泥质四大天王和弥勒佛。正殿木质佛像为明代雕刻，不得拆除，可移地保管。古建筑内不得安装重型机器。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第五棉织生产合作社拆除普贤庵大殿内的泥佛像； 4月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房管局拆除永定门内大街观音寺内的泥塑佛像； 7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万善寺石碑及观音庵等寺庙中的9座佛像。同意拆除法华寺、天宁寺内佛像； 8月2日，未经市文化局许可，市上下水道工程局擅自拆用定陵门前10米左右的月牙河人工泊岸的石料，破坏了这处古遗址。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该局拆用定陵南北外墙基的石料和景陵、德陵、永陵已废弃的栏板、望柱等石料作修缮十三陵七孔石桥之用。 同日，北京市文化局致函上下水道工程局，同意该局将十三陵定陵、德陵、永陵废旧石料用于十三陵水库七孔桥工程； 8月8日，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委员会发出《支援工业建设，处理文物工作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是：为支援工业跃进，按照“厚今薄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以天井、石窝、琉璃河等乡为重点，把寺庙中的铜、铁佛像、古钱币、铜器等投入工业生产。据周口店区统计，投入工业生产的铜钟、铜佛等共35件，多为明代万历、嘉靖、成化年间文物，造成巨大损失； 8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拆除雷音寺、卧佛寺等25处庙宇的53间房屋，同意宣武区南横街小学拆除圣安寺东西配殿的佛像； 8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五显财神庙佛像； 8月2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支援“工业抗旱”，处理原太庙中存放的一批铜质文物共18件。其中有大铜缸8口、大小铜器9口、铜钟1口 ；同意西城区教育局拆除观音寺、双关帝庙、永泰寺、玉佛寺中的佛像 ； 同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广通寺大殿内佛像、药王库的旧建筑、北京市劳动教育所的3尊佛像及东城的13座寺庙内的佛像；密云县古北口镇的长城被当地拆毁，损失严重； 9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门头沟区人民委员会拆除双林寺中的佛像； 9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教育局、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拆除柏林寺内的佛像 ； 9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海公园拆除玉虚观内的泥质佛像； 9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粮食加工厂拆除北大殿中3尊木质佛像； 9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右圣寺中泥质佛像，保留其铜质佛像；对承恩寺、五显财神庙、崇恩寺、海潮观音庵等5处佛像作出处理意见，决定保留其中铜质佛像1尊、明代泥质佛像3 尊，其余均可由市寺庙组处理； 9月，延庆县东三岔村长城被当地拆毁一部分，铁炮一门被永宁乡东三岔工作站变卖充作菜金； 12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庵小学内的和尚塔； 1959年1月15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半截塔； 1月1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豫王坟大殿； 1月26日，昌平区马坊乡的清代诚亲王、郡王两坟石碑被该乡当地农民推倒，折为两段，龟脖子被砸碎，区文教局前往制止； 2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用密云县北宫王爷坟的石料； 3月2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清代九天普化宫庙门； 4月2日，延庆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指出春秋大炼钢铁之际，东三岔长城的两处城墙和城楼、城堡遭到破坏，其中城堡毁坏最为严重，要切实注意保护； 4月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十八里店村肃王坟、十里河庙、弘善寺半截塔； 5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西城区车公庄房管所拆除阜外大街81号衍法寺的四大天王殿； 同月，十三陵公社第七生产队变卖定陵宝城城墙砖约307立方米，昌平县文物主管部门立即调查处理； 8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通州王各庄药王庙、于家务菩萨庙； 11月1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禅林庙内泥质佛像4个 ；同意拆除劳动人民文化宫部分红墙；同意拆除中南海茂对斋；同意拆除通州镇内鼓楼； 12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平谷农林水利局院内小型明代砖塔一座；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3）
12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将西观音寺17号大殿内3座铜佛迁到广化寺，泥质佛像可就地处理； 1960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门内大街三官庙以兴建各省驻京办公大楼 ； 2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南观音寺小学拆除南观音寺山门与钟鼓楼；同意国家体委拆除体育馆路玉清观南部残存部分； 3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新街口北广济寺大殿内十八罗汉泥塑； 8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拆除蟠桃宫内所有佛像； 9月，北京市文化局同意府右街小学拆除永佑庙内3间大殿； …… “1958年以来共腾出426座寺庙的房屋22000平方米，拨交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处理一般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余吨，支援工业。”这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1月23日对“大跃进”以来北京市文物工作做出的一段总结。 旧城改造者把目光瞄向了故宫。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就有这般字样：“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毛泽东的那句话 ：“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在此得到了最高的阐释。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 ：“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可见当时在天安门内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已被列入讨论事项。 “改建故宫”，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关。 何祚庥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说 ：“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 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其中说：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 “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 ：“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 ：“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 刘同志说 ：“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 ；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 ：“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 ：“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 我们现在认为 ：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1993年11月17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有言曰： 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  
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4）
不可能的。 1993年11月16日，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 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梁思成日记对此事有所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8月 16日，梁思成在日记里写道 ：“下午约5 ：30，市规划局×××等二人（其中女一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笔者在探解此事时，还听到一个细节：改建方案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1）
195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展现建国后各方面的成就。为此，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以 “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 这是1958年9月8日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侨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来人。国庆工程又称“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 这项工程从1958年10月开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国庆工程将采取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的万里，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 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总之，要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我们讲美观，它的标准不应是洋标准而是中国的标准，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天安门前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相协调，必须要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搞出好的建筑形式来，让六亿人民满意。 “大屋顶”又可以搞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十大建筑”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采用了欧洲古典立柱建筑形式，但在内部和外部装饰等方面则以民族建筑的手法进行了处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更是直接顶上了几年前还在被批判的“大屋顶”。 “十大建筑”有6项建设在北京旧城区内，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无疑是国庆工程的核心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酝酿的中央行政区要在旧城中心建设的计划，要真正从图纸上走下来。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师云集北京。 北京市委发动全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 ；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４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 ；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2）
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 其中5个方案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 另外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正阳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 ；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 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大体保留“T”字形广场的形式。 毛泽东一语了结争论。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7个代表性的方案供中央审查，即陈植方案、赵深方案、刘敦桢方案、戴念慈方案、毛梓尧方案、张博方案，另还有第10号方案，出自谁的手笔已无从考证。这些方案仍有广场南部收缩较小与较大的区别，刘敦桢方案则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加以扩建联成一体。 万人大会堂是天安门广场建设的重头戏。这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万”是毛泽东最爱用的数量级，如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这个工程时，向万里询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 ：“还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 “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从此，这座建筑有了正式名称。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行政中心进入旧城（3）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