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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所畅想的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 时隔42年后——1993年1月，赵冬日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他的 “新轴”方案，指出，目前天安门广场还未成为城市的“中心”，东西长安街也没有形成政治性与文化性中心，并且不是东西轴线： 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把东西长安街作为重点体现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突出新中国的“首都风貌”。而且一直根据这一主题，按大干线进行构思与规划，并作为首都的“东西轴线”与古都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但是从它完成部分的建设来看，在一条干线上，难于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性质。加之多年来长安街上的个体建筑也没有按规划实施。除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等个别地区外，从艺术角度要求，也不太理想。反之，如北京饭店东楼影响了古都风貌的完整。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 他的“新轴”方案是：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它被赵冬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陈干与梁思成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后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型或塔型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用“现代”式的。 接着，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共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用雕像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思成与陈占祥均力主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主体进行设计，但他们是少数派。陈占祥在晚年回忆道： 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的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对人民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它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便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的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  
总图绘定（4）
在梁思成、陈占祥、黄世华等的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得以通过，并明确了下述原则： 一、鉴于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 “碑文”中所述的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恩来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恩来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 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探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琼岛春荫”碑吗？根据这一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进行设计。 1951年夏，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3个门洞的大平台上。设计人员还提出碑的上端的几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并画出3种草图。 据高汉回忆，这个方案主要设计者是陈干，当时得到北京市领导的欣赏，展览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模型。 可这时，梁思成的一封信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认为这个方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具体指出，“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他还认为，这项设计在天安门广场内“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惟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陈干的设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就被梁思成否定了。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时，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发表不同意见的雅量。 在《文艺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梁思成就一病不起，这时，他还委托病弱的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那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拆除城墙行动（1）（图）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 宣 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 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拆除城墙行动（2）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 这首诗是王栋岑写的，描述的是他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 1960年4月16日参加拆除城墙义务劳动时的情境。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陆陆续续拆除的岁月里，这位年轻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了大量古城楼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撼人心魄的古城门水彩画卷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1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 ；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 ；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 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吴良镛表示可以通过城墙开券洞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戴念慈认为“城墙可保留，可拆一段，保留一段”，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则“主张拆城墙，砖做市建”。 1957年5月，红学家俞平伯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考察，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发表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内城城墙”，“城市建设同保存古文物是有矛盾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考虑。城墙的存废，中央应当从全国范围考虑，确定保留哪几个城市的城墙，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从北京远景规划考虑，要发展地下交通，那末保存内城城墙并不妨碍交通”。他特别提出，“不同意拆除前三门”，“天安门所以显得突出和壮丽，是因为有一套东西互相配合陪衬起来的。如果把前三门拆掉，广场四周都变成了新建筑，那天安门就会显得孤单。”  
拆除城墙行动（3）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均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掉。陈公培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他曾经沿着四城城墙步行一圈，看到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坍塌或损坏，有的城门楼也已经成了危险建筑物，所以迟早都要拆除。但是，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如陶然亭和西便门一些墙段，现在应该绿化，加以利用。叶恭绰也同意有计划地拆除城墙。他建议先作计划，如可以考虑用前三门的城砖砌护城河两岸。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 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 ：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的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1953年1月，穆欣在与梁思成等座谈北京规划建设时，明确提出， “城墙不应拆，应作利用及保存计划”。 ８月10日，巴拉金与梁思成、陈占祥等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甲、乙、丙方案，对保留城墙的乙、丙方案表示赞赏。 1955年，来京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也向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了保留城墙的建议。 “苏联的建筑师在规划改建一个城市时，对于文物建筑的处理是非常温存珍惜的。”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整体保护北京古城的问题上，苏联专家与梁思成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个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 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也有人大发感慨道：‘四牌楼，四牌楼，从今以后，徒有其名，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有的人爱古建筑，却不怎么热心新建筑，看到城墙拆豁口不顺眼，除掉了牌楼也不顺眼，总之，是破坏了他的习惯看法，于是对新建筑也无好感。由于对旧的留恋，产生了对新的冷淡，这冷淡遮住了他的眼，只往后看而不往前看。”“去掉旧的东西的时候，总难免有些人留恋不舍的，但是当他看到新的东西确比旧东西好时，那留恋就会被快慰代替，觉得那旧的原就该去掉了。这一变的关键在于想不想和肯不肯去爱新的东西，也就是在必要的关头有没有和旧习惯旧传统彻底绝缘的勇气。”  
拆除城墙行动（4）
同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被拆除完毕。《北京日报》刊登的报道称：“这座城楼有二十四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四千六百吨。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危险。为了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楼坍后砸坏城楼东面（距离不足一公尺）的高压线，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它拆除。” 朝阳门城楼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从办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它，拆这座城楼给了他们极大的触动。罗哲文回忆道： 1954年最高当局决定拆北京城墙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不仅在社会人士、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少数人是主张拆的，多数人是不主张拆的。不主张拆的被称之为“城墙派”。当时文物处内，我和谢辰生、庄敏、臧华云等同志都是属于“城墙派”，并且还展开过公开辩论……引发争论的原因是，1956年要拆除朝阳门时，文物处的办公室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窗口正好可以看见要被拆的巍巍城楼。 ……由于专家们呼吁保护，国务院曾经下文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召开专家会讨论，但北京市政府未曾理睬。文化部（由文物局起草）主动去函北京市政府，希望共同召开讨论会，但这个公文，主持工作的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不敢签，而是推请从不签发公文的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而北京市政府仍未回应。至此，北京城墙的拆除成了定论，无人再提反对意见了。于是，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路人等，根据需要就可以去拆。 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北京市共举办了4次城市规划汇报展览，参观人数共计万余人。“关于城墙存废问题，不少‘八大’代表和来宾主张城墙还是拆了好。也有的明确提出，城墙可拆，城门楼不应拆 ；少数同志表示不应拆，或者持怀疑态度。” 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又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进，就不仅不能促进生产，还束缚了生产。然而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你要束缚也束缚不住，最后终于被它突破。 城墙的情况也仿佛如此。它在过去对城市的建设也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但是现在显然已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障碍了。以北京城为例，如今到处都是豁口就足以说明。 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要拆城墙，特别是要拆北京的城墙，从保护文化古物的角度来说，不免容易产生一种惋惜甚至抵触的情绪。我想这里需要清醒地估计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护，但也要看它的价值有多大，无论如何总不能影响当前的发展；天安门前面的三座门，还有各式各样的牌楼，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吗？那末对于一座到处是豁口的城墙又有何足惜呢？ 让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这个障碍物吧！ 在大跃进潮流中，先进单位的“事迹”是把城墙进行了“废物利用”。 196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北京宣武钢铁厂“克勤克俭加速生产发展”，“这个拥有九座小高炉和四座转炉、电炉的钢铁厂，是1958年用城墙上的旧砖，在一个野草丛生的苇塘上兴建起来的。现在全厂职工仍然保持着建厂时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家报纸同日配发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般指出：“宣武钢铁厂的出名，是勤俭起家的缘故……原来，这个小厂是在一个苇塘上用城墙上的旧砖建起来的。” 拆除城墙的行动，在1957年曾出现一次小小的“波折”。 1957年6月，国务院向北京市批转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 但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拆除北京城墙；随后在“大跃进” 浪潮中，北京市又在总体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拆除城墙的决定，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墙行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 1993年11月16日，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就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向笔者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主张拆城墙，毛选五卷里也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一建国就这样定了，因此很多领导人都主张拆。  
拆除城墙行动（5）
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保留城墙、在护城河外建设二环路的规划。后来，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墙并加以保留。 1995年4月26日，郑祖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 拆城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据主张拆城墙的专家说，解放军见了城墙就恼火，因为城墙死了多少人！陈干就不止一次这样说。两年前西安开会讨论保护城墙的问题，兰州一位老专家，叫任震英的，就说北京的城墙拆错了。陈干说，西安的城墙应该保，但北京应该拆，解放军为城墙死了多少人？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既无拆城墙的想法，也无保护城墙的想法。50 年代，我做二环路的规划，在距城墙以里3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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