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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娣衔侍庖院笤傺芯浚炔鹑ニ闹芊课?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 孔庆普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他向笔者追忆了当年梁思成向这两处牌楼告别的情景： 市里对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们开始拆东交民巷牌楼，脚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张友渔副市长通知 ：“交民巷牌楼暂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后再拆。”我们当天晚上又把脚手架拆下来，把杉槁等放在中华门前面。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梁先生来，我们就报告局秘书室，12日由秘书室出车接来梁先生，由我在现场接待。 梁先生只看了东交民巷牌楼，他说，这两座牌楼都是改造过的，是混凝土牌楼，已不属于古代建筑，既然影响交通，拆就拆吧。他还问长安街牌楼的情况，问什么时候拆，说要是拆也应该挪到别的地方再建起来，东、西长安街牌楼是古建筑，都是木质的、老的。我说，东、西长安街牌楼计划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计划拆完东、西四牌楼。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梁先生走后，我向局里汇报，说梁先生没说什么，还说东交民巷牌楼已不是古建筑。局里又向市里汇报，市里就指示，动手吧。没过几天，市政府又来通知：长安街牌楼暂缓拆除，东、西四牌楼拆否未定，另行通知。 后来，这几处牌楼还是被拆除了。长安街牌楼是8月21日下午7 时正式开工的，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做到场光地净。东、西四牌楼在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 历代帝王庙牌楼也是我们拆的。1954年1月8日，我们开始准备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这是他自己去的，当时我们正在搭脚手架。他就在旁边看，见到我问这两座牌楼计划什么时候拆完？照了相没有？拆下来的部件存在哪里？重建的地点定了没有？我说，相片已照了，立面、侧面、局部、大样都有。上级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细，力争不损坏瓦件，木件不许锯断，立柱和戗柱必要时可以锯断。拆下的部件暂存于帝王庙内，由文整会安排，重建地点尚未确定。据文整会俞同奎同志说，民族学院拟将牌楼迁建于校园内。 梁先生说，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从牌楼的东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时候。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很客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也难说！这里的交通问题确实也不好解决。 拆这座牌楼，是因为它影响交通。支撑牌楼的戗柱，老被车撞。可梁先生说，这座牌楼被挪了就没有意义了。他还问我，牌楼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说，经初步检查，木构件大部分腐朽很严重，拆卸时尽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后说，感谢！感谢！这次来主要是向牌楼告别。  
吴晗发难（4）
之后，我又陪他到历代帝王庙里去看，当时这个庙被女三中用着，后院东房已腾出来摆牌楼拆下来的料。梁先生很满意。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帝王庙牌楼是构成一幅美景图画的主体呢。此后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说的美景的出现。晴天和晚霞都出现了，只是牌楼已被脚手架包围，无法为美景留影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以下是从1954年1月开始的北京牌楼被大规模拆除的过程： 1954年1月8日，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拆卸历代帝王庙景德坊，20日拆卸完毕。 3月15日，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昼夜施工拆除交民巷牌楼， 21日清晨东牌楼场光地净，25日清晨西牌楼场光地净。 4月中旬，拆除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和辛寺胡同南口的4座小牌坊。 8月21日下午7时，长安街牌楼拆卸工程正式开工，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4时做到场光地净。全部木件、瓦件、石件等，运至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分类放置。 11月27日，市政府批准拆除大井砖牌楼。12月9日开始拆除，20 日拆完。 12月15日，市政府下达通知，要求于春节前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及北海三座门拆卸完毕。 东、西四牌楼于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拆下的石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收存。 1955年1月2日开始拆除北海三座门，6日晨拆完。 1月8日，大高玄殿两座跨街的牌楼拆卸工程开工，1月14日完工。 5月下旬，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房管局下达拆除正阳桥牌楼任务。6 月12日开始拆除，21日拆完。 11月，金鳌玉牌楼在北海大桥加宽工程中被拆除。 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大高玄殿对面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北上门等古建筑。 至此，北京城内所剩跨于街道上的牌楼仅有4座，即两座成贤街牌楼和两座国子监牌楼。此后再未拆过牌楼。 梁思成也有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如北京团城的留存。 团城，明、清两朝皇家园林的重要建筑，因其平面为圆形，周围以城砖垒砌，成为一座带雉堞的砖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10月至1955年5月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就在团城上办公，而这处名胜竟也险些被以“改善交通”的名义拆除。 在讨论拆除团城的会议上，梁思成愤怒了。他说：干脆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修一条马路笔直地穿过去得了！ 他说服了苏联专家，又找到周恩来，恳请其阻止拆除行动。1954 年6月，周恩来赴团城调查，决定道路拐弯，保下了这处重要文化遗产。 团城保住了，团城迤西的金鳌玉桥怎么办？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如下方案： 原金鳌玉桥不动，在其南面再建一座新桥，将交通分为上下两单行线，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南桥正对故宫之角楼，改造北海公园前广场，在正对北长街处设一个酒楼，将景山南墙开漏洞，墙前设廊子，便于游人休息观景。 后来，梁思成又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关肇邺做了一个改进方案。特点是：新桥较宽，能容交通上下行，原金鳌玉桥仅作步行之用。 可是，这个方案未获采纳。最后实施的，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拆掉原金鳌玉桥，在原位置重建一座新桥的方案。尽管如此，团城还是保住了。 对梁思成来说，这样的成功来得太少了。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人们经常听到他的呼吁 ：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保留地安门，否则又要被动了！ 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但是，1954年年底，地安门还是被拆了。 大马路就是这样所向披靡。 庆寿寺，元大都修筑城墙时遵元世祖忽必烈诏令：“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使之得以保存。 但在1954年，它碍了马路的事，被令拆除。梁思成建议将其保留为街心环岛，以丰富道路景观，遭到众人反对，特别是遭到交通工程师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成提出了他称为“缓期执行”的方案，建议将双塔寺保留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再定存废。这也未获成功。很快，这处珍贵的古建筑即被拆毁。 1957年11月14日，吴晗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右派分子”认为文物保护“今不如昔”的言论，称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其中提到：“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交通流量的拥挤，我们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羊市大街的景德坊以及长安街的几座牌楼，在拆除前，都经过了慎重的研究讨论，征询了专家的意见，彭真同志曾几次到东四、西四看过，才决定拆除，拆除以后所有材料都分别妥善保存。另外在修理国子监、孔庙以前，在拆除大高殿牌楼和习礼亭以前，彭真同志都十分关心，在百忙中，亲自看过，才作出决定。”  
吴晗发难（5）
这样的“重视”，显然不能让梁思成满意。 当时，部分领导认为 ：“改造北京还是少保留一些旧东西好，像故宫可以保留下来，让后代看看过去的情形，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古建筑之被拆除，被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改造，还做了方案。这是后话。 梁思成想不通，竟认为毛泽东“自食其言”。 他被令必须批判地吸取建筑遗产，必须看到城市和建筑是革命的，发展的。 可他硬说自己的主张正是“批判地吸取遗产的精华”，就是“革命的”，就是“发展的”。 他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大院自成小天下（1）
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梁思成等规划学者深感困惑的不仅仅是文物保护的问题，同时困扰他们的还有在现实与计划之间，那似乎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虽然部分是消极性的）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郑亲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 ；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 ：“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借苏联专家穆欣之口，对各自为政“圈大院”的现象予以批评：“现在有许多建筑还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下。” 1953年1月31日，梁思成在北京市政府的一次学习会上，听到作家老舍对“赶任务”的抱怨：“文艺干部不惟无时间写，更严重的是没有时间念书。要有生活，有理论。市府任何部门有任何运动，就向文艺部门要东西，如向百货公司要一打铅笔一样。婚姻法给了两个月，也只是婆婆打媳妇而已，要写媳妇如何反抗，两个月不够的。不如写一出永久有价值的恋爱剧，而不必按婚法第Ｘ条、第Ｙ条写。望给文艺工作者一些自由，做出好东西，不要太逼着赶任务。”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总平面图也如此。” 就像陈占祥的老师贺尔福把苏联描绘成“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一样，梁思成自从解放前读到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后，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向往。 1949年新中国建立，梁思成无比振奋，认为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梁从诫回忆道： 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土地是私有的，你要规划，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条街他要盖成十样八样你都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有法律保护，那是他的私有财产。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951年，梁思成曾这样追述当时的心境： 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梁思成对土地公有制的推崇，与他的父亲梁启超大相径庭。 1906年，梁思成5岁的时候，父亲梁启超与孙中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被现在的一些史学家称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孙中山等人明确提出以土地国有的方式，实现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而梁启超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自己有“扫荡魔说” 的“义务”，写了两篇文章予以反驳。 梁启超从分析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和原因入手，提出土地私有制是历史的产物，“土地自共有制度递嬗而为私有制度，实有历史上之理由，而非可蔑弃者也”。在他看来，私有制是现代社会一切文明的源泉，“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则使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这种经济行为产生的效果是，“非惟我据此权与人交涉而于我有利也，即他人因我据此权以与我交涉亦于彼有利”。因此，“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大院自成小天下（2）
梁启超还结合社会主义对土地国有论进行了评论，认为剥夺了个人土地所有权将导致国民经济与“个人勤勉殖富”的“两败俱伤”的局面：“若将所有权之一观念除去，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则以今日人类之性质，能无消减其劝勉赴功之心，而致国民经济全体酿成大不利之结果乎？”“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故在圆满之社会主义，绝对不承认财产所有权，而求经济动机于他方面者，固可行之；若犹利用此动机为国民经济发达之媒，而偏采此沮遏此动机之制度，则所谓两败俱伤者也。” 梁思成在“土地国有”这个问题上，走向了父亲的反面。 显然他的认识角度是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他既没有从土地私有制的历史渊源入手，也没有从经济发展的欲望动机入手，更没有从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契约入手，他在这个问题上，也丝毫没有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他只是朴素地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就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但是，1949年之后，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无计划状况，却使梁思成忧心忡忡，他试图寻找答案。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归国后，他写文章极力称赞苏联城市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没有规划就建造起来的城市不可能为有计划的经济服务，犹如一个没有按照生产计划和科学的生产过程建造起来的工厂不能为生产服务一样。现在苏联全国所有的城市、村庄，都是有建设和发展的计划的。而这些城市村庄的规划，都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城市建设原则进行的。例如乌拉尔河上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比尔斯克，就是无数斯大林式城市的两个例子。 在这样的城市中，工业区都放在居住区的下风和下游，使煤烟和污水都不侵入居住区。居住区与工业区都适当地隔离开来，同时又极方便地联系起来。不但居住区和市中心区都有高度绿化的街道、广场和公园，而且工厂中也种植了幽美的花草、树木。居住区中，都按人口中的学龄儿童的比例分布学校，使儿童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步行到学校，而且不必通过车辆繁密的交通干道，确保儿童的安全。此外，还按人口比例分布医院、幼儿园、托儿所、文化宫、图书馆、商店、剧院、运动场、小型公园等，使得每一个居民在住处附近就能得到文娱、福利、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样处处为国家的经济，为生产，为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而规划建造的城市，惟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主义惟利是图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1957年，梁思成再次呼吁重视苏联城市建设经验： 在苏联，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是与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的各项巨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配合进行的。由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城市才有了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的。 可是，长期以来，缺乏计划的发展，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总图绘定（1）
遭到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猛批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在1957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北京市又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整与补充。 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一面以草案形式把修改后的《方案》印发各单位研究，一面上报中央。 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个规划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 这个报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拆除改建的计划 ：“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80％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几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的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可就在这时，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又对《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于1958年9月草拟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交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这个修改方案，仍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义为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还要把它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 方案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了城市建设将“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商、学、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 方案提出，要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也和六亿人民首都的光荣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同时，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把北京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 对旧城所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宣武区及崇文区也要成片地进行改建。拆些房屋，进行绿化。 在居住区里选择适当位置，拆些房屋，建设一些无碍卫生的工厂，以便利居民就地参加劳动生产。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 在城内把连结菜市口、新街口、北新桥、蒜市口的道路改建为第一环路；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仍设在旧城：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中心广场，将改建扩大为四十四公顷，两侧修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厦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方案还提出，城市布局将采用分散集团式，集团与集团之间是成片的绿地；一些对居民无害、运输量和用地都不大的工业，可以布置在居住区内；新住宅一律按照人民公社的原则进行建设 ；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至一百四十公尺，并向外延伸出去；一般干道宽八十公尺到一百二十公尺，次要干道宽六十公尺到八十公尺，等等。 后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修改，北京市于1959年8月把这一总体规划草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并报送毛泽东主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三年困难”和中苏矛盾公开化，这个草案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大体上是照此进行的。  
总图绘定（2）
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总图室主任的陈干，于1959年1月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草案的形成过程，并把“梁陈方案”称作“来自‘右’边的干扰”，有言曰： 来自“右”边的干扰，主要表现为要把旧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为世界最完整、最典型的封建帝都艺术陈列馆。为此提出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另建新城作为首都，以道路联系新旧两城的规划方案。这种干扰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为什么要把原封不动地保存旧城称之为来自“右”边的干扰呢？既已决定定都北京，旧城如果不能利用，大量建造新房又没有力量，即使有力量，一时也来不及，定都云云岂不成了子虚乌有？而且旧城污秽、破烂、肮脏，拥挤的地方很拥挤，空旷的地方又非常空旷，也都无从处理。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样的首都成何体统？旧北京城的确是我们的瑰宝，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欣赏这个瑰宝，对于正直人来说，于心何忍？ 在这篇文章中，陈干还明确表示支持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理由是：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让“死人”管住活人。否则，就“违背宇宙万有的共同发展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不能为文物活着，应当相反，文物要适应人的需要。” 1954年至1955年与高汉合写3篇批梁文章而闻名的陈干，1919年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 1949年7月抵北平参加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在陈占祥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年至1953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1953年7月，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1954年至 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之后，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总图组副组长、组长，成为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技术人员。 刚抵北平时，陈干对梁思成十分敬重。 陈干之弟高汉向笔者回忆道：“陈干带我到梁思成家里玩过，他们夫妇俩是才子佳人，对年轻人很热情。当时，陈干特别注意听梁思成对北京建设的意见，大家对他很尊敬，我也这样。” 但在日后的工作中，两人产生矛盾。 分配给陈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升第一面国旗的旗杆和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设计天安门城楼内部的装修和广场上旗杆的台座。 陈干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观礼台，金水桥边的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就会和梁思成早就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抵触。 据高汉回忆，到北平之初，陈干曾与同学专程拜访过梁思成。梁思成对他们说，整个北平城的平面设计，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个城市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艺术陈列馆，像罗马、雅典那样。 陈干问梁思成：新中国首都要设在北平，这两者怎么调和呢？ 梁思成答：第一，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平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第二，可以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即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大片空地上，北边可以发展到动物园，南边可以到莲花池。这样新旧分明，各得其便，互不干扰。 “既然梁公的意思已经说得这样清楚，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了它固有的格局呢？”在开国大典前，投入天安门广场整治与规划工作的陈干，一次着急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高汉说。 他问高汉是否知道马、恩、列、斯当中，有哪一位讲过什么关于城市改造的话。只要能找到一句管用的，说不定就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希望。 他们找来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发现其中一处讲到0的性质：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陈干极为兴奋，他对高汉说，按恩格斯对0的观点来分析，把北平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有相应的道路系统等。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如果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仍以紫禁城为中心，那跟过去还有什么区别？时代特点又何从体现？ 他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的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说得更精确些，应定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 怎样实现0点从紫禁城向天安门广场的转移？陈干说，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根纵轴线上选定，当然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也必须是东西长安街了。这条大街未来的历史命运，就要被这0点所决定：打通、拉直、展宽恐怕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难以和中轴线相称。在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都必须离开旧的0点，对准新的0点重新定位。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总图绘定（3）
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之后，陈干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 这时，正值梁思成、陈占祥的“梁陈方案”与朱兆雪、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峙之际。 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整修时，有了对“0”的思考，陈干赞成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他认为对旧城不敢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胡乱动则是不懂历史和没有学问的表现。既然中古时代的先人们，能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起北京城来，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和发展好北京城呢？ 他称“梁陈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创造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 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与传统城市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从而确定城市新的0点。后来，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主导思想。在晚年，陈干为使长安街能够按规划建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梁思成、陈占祥是反对像长安街这样沿大街盖大楼的建设模式的。 “梁陈方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