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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2）
《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办公楼的设想，予以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即使沿长安街建设，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而且，“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建议》强调，“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 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建议》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所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可利用原有的文化、生活、市政等设施因而是经济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行政中心区进入旧城，将引发大量人口外迁，而“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还进一步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两位学者特别指出：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建议》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认为这将为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全面解决问题”，有利于 “为人民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利于“建立进步的都市”，有利于 “保持有历史价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建议》提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中心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其中，两位学者重点论述了向旧城之外转移城市功能，是解决旧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3）
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在《建议》中，两位学者还充满诗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外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查看《建议》中的规划草图，可以发现梁思成、陈占祥还在行政中心区以南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尽管在文字说明中，他们没有对这个商务区进行论述，但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北京将呈现的面貌：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是一派现代都市的景象。这三个功能区将配套足用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从而控制住“源头”，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两位学者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再提请研究和讨论。 这恰似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克隆比在指导完成“伦敦市区计划”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以伦敦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大伦敦计划”。 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规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1）（图）
就在梁思成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对北京旧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 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余波未了之时，在天安门前，一场“遭遇战” 开始了，这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留之争。 今天，我们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里，还能看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这两幢明代建筑的身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了一个“T”字型宫廷广场。但是，这两个门，被认为妨碍了交通和游行活动而需被拆除。 主张拆除者认为，“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与林徽因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林洙回忆道： 拆东、西三座门梁思成反对，因为他认为天安门形成这么一个广场，东、西三座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西三座门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要拆的，当时提出的原因是妨碍交通，尤其是妨碍游行队伍。他们特别希望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笔直地走过东、西长安街。有三座门在这里，游行队伍就要绕过三座门，或从门洞里通过，队伍肯定是要乱的。 他们就开人民代表大会，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时，施工队伍已经摆好了，准备就绪了，你这边一举手他那边就动工了。 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而梁思成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门城楼，在城楼前建检阅台，以接近群众。 与此同时，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道： 天安门曾经要改造过，后来搁置起来了，而且方案是强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门顶儿上离群众太远，又比了一下说列宁墓离游行群众是多高，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门下面，就是现在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矮台子，二层台，这个图、草图我都看过。要搞一个二层台，天安门的门洞就变得非常之长，它的前面就等于伸出一个台阶式的东西，台阶和门洞是连着的，上面也是汉白玉栏杆，让毛主席在上面挥手。这个东西出来就顶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桥都占了。当时梁思成还煞费苦心，没办法，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梁思成就想方设法让它从正面看还不是感觉太离谱，想方设法让加上去的台子变成原天安门城楼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决问题又损害了天安门的办法，因此实在未敢草率从事。”眼看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已难免一拆，梁思成建议“请延至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后再动手”。 他争取到了短短几个月的“研究”时间，并立即在5月31日召开的天安门改建工作会议上提出 ：“三座门迁至何处？” 他希望把这两处建筑迁移重建、异地保护，可这只是一厢情愿。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行动。他向笔者追述道： 人们常说的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实际上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长安右门是由建设局拆的，我参加了。东边的长安左门是由建工局负责拆的。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2）
拆长安左门与右门，当时民主人士不同意。因为它确实影响交通，影响广场扩建，经过几次研讨，意见统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来，移到别的地方重建。为此，彭真主持会议，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广场里面，多数人不同意建在广场里。市里领导人也不同意移到广场里面去，因为当时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广场。多数人认为广场内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梁思成对拆长安左门与右门意见很大。北京市建设局王明之局长有一次跟我们讲，梁教授说长安左门是他的左膀，长安右门是他的右臂！ 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们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块一块地拆，拆下来的部件，运到中华门北侧，东边摆长安左门的，西边摆长安右门的。 我们用吊车拆，吊车是解放前北平工务局的，是美国制造的，建工局没有吊车，就搭着架子拆。我们差一点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时，由于石件太重，吊车差点儿倒了。吊车转臂时，大臂突然向右倾斜，有一年轻工人，抓起大绳的一头，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绳子系紧，我们好不容易才用绳子把吊杆拉了回来。 拆的时候很费事，因为要一件件地拆，无论拆什么都不许往下扔。我们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垫子接着。大的构件，如吻兽等，就装筐用绳系着顺下来。晚上，由于探照灯晃眼，我们用烧煤油的汽灯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长安左门与右门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补平整。 拆下来的料移交给房管局了，听说故宫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记得在中华门北侧摆了好些年。 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领导说市长们都在这儿，行动要有秩序。 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梁陈方案”能被采纳，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问题，梁思成事先也作过考虑。其实，他才是“控诉”车祸之最佳人选。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行至南长街出口处，被北洋军阀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他为此休学一年，出国留学不得不推迟。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以应用于祖国。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40岁左右，他受伤的脊椎患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并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 对于北京的交通及车祸问题，梁思成是较早发言的一位。1949年 5月8日，他以一个“有二十七年经验的老司机，曾经在欧美、南洋和本市领过司机执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计划的建筑师”的“双层资格”，对北平车祸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认为要防止车祸，应该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动的和静的两方面。动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挥的问题……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他还特别指出， “‘静’的方面，是属于都市计划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将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这种工作须先作车辆数量和动态的调查统计，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然后计划道路网或道路系统，改造道路交叉口，增辟城门洞等等。” 可见，梁思成对于改善交通的设想，一是加强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计划，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来解决。在后来的“梁陈方案”中，他又与陈占祥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应通过合理的分区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我们再从这个层面来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存废，思考的空间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吴晗发难（1）
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准备会都开了，就要动手了，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的 12月1日凌晨被大火烧毁。孔庆普回忆道： 我记得是在1950年初冬，那时我还是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工务员，头一天我们都开会准备拆西安门了，第二天一早，科长对我们说，不用拆了，夜里给烧了！科里的一位同志上班时路过西安门，看见了。 火是从西安门的南头烧起的，那里面住着清洁队，他们夜里取暖，不慎失火，就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来灭火。那时候，普遍还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都是打井里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里，这点水哪救得过来？他们那儿也没有电话，报火警也难。 对西安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意见很大，认为影响交通，即使不拆，周围也得修路。后来，市里决定拆除。 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报道，西安门被焚毁事件，被表述为“西安门市场失火”，“西安门过道之大部分”被烧毁，并称“火警发生的原因系起于西安门南旁摊贩临二十六号住户王朝宗家，王朝宗是经营干果、纸烟、火柴等易燃物品的摊贩”。 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究竟是谁？孔庆普坚持认为就是清洁队。他说，当年在建设局听传达时上面就是这么讲的，而清洁队当时归公安局管。当时西安门南侧为道路，周围没有住户，因此，外面的火很难烧到里面来。 笔者注意到，《人民日报》的那篇稿件是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提供的。难道公安局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又极小。 姑且就把这个疑问留在这里吧。反正，西安门被一把火烧没了，这把火还帮了拆除工人的忙。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 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它们是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成贤街牌楼、国子监牌楼、北海桥牌楼。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孔庆普向笔者追述道： 1950年，有市民反映城墙有一些地方坏了，需要修缮。薛子正秘书长要建设局管这件事。从那时起，我具体做这项工作，即维修城墙、城楼、塔、牌楼、影壁等社会公共建筑。 那时，铁狮子胡同的影壁墙上面，还有“反内战反饥饿”、“美国佬滚回去”等标语，我们都要负责清理掉。只要人民来信反映这些事，到建设局，我们都要负责。我当时是建设局工务员，主管桥梁维修，兼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 我们对城楼、牌楼做了保护性处理后，写了个报告。市里要求进一步调查，以便更好地加以修缮。建设局老工程师林是镇管这个事，我是帮他跑腿儿的。林先生老了，跑不动了，我年轻，就帮他外出调查，那时没有专车，自行车也没有，就坐内环线的有轨电车。 写完报告，10月中旬报给张友渔副市长，张副市长跟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要修城楼、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 11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东大厅开完会后，薛子正对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说：“修缮城楼的事，总理 批了，政务院还将拨一部分款子来。总理说 ：‘毛主席很关心北京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古迹，城楼和牌楼等古代建筑是我们祖上劳动人民留下来的瑰宝，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修缮工程暂以保护性修理为主。’估计拨款不会太多，先编制一个修缮计划和预算，等政务院拨款后再具体安排。” 那时，文化部下面有一个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俞同奎是负责人。 就城墙、牌楼修缮问题，市政府给文整会去函，挂上了钩，明确此事由北京市建设局主办，文整会协助。这样，林是镇、俞同奎管这件事了。 两家单位从1951年起开始共同调查，文整会搞设计，做预算，建设局负责招标、发包、监理工程。建设局的王怀厚是专职监理员，他跟我是林是镇的助手。 1951年1月上旬，建设局和北京文整会拟定出城楼和牌楼修缮工程实施方案。4月中旬，由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全面维修，完全按照古代建筑修缮工程技术程序进行操作。  
吴晗发难（2）
4月25日，市政府通知建设局：政务院拨给北京市修缮城楼工程款 15亿元（旧币），牌楼修缮工程，由建设局年度投资内列支，修缮从简。于是建设局将牌楼修缮工程改为维修工程，投资压缩近半。 但一年没有修完，弄不了这么多。1951年底，我们又写出二期古建修缮报告，但没有批下来。 这之后，风向陡转。 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原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李准回忆道： 那里的交通环境的确不好，自北海大桥下桥向西正逢下坡道路，车速一般较高，经过通视条件稍好的金鳌牌楼后即面临原北京图书馆门前附近的“三座门”。它有3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受到较大的障碍。当时一部汽车自东向西疾驶，但快要进三座门时突然发现转弯过来的另一部汽车迎面驶来，这位司机看到迎面来的车里有前苏联专家乘坐，在已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躲避的情况下，这位司机出于对“老大哥”的尊重，毫不犹疑地把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专家的车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这类事故已有多起，很显然，道路间建筑物与交通的矛盾已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应该迅速合理地予以解决。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 ：“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 ：“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来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保护以及避免车祸的办法，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另外，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历代帝王庙前的一对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净宽6．20m，足够两辆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小时20km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躲闪，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线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绝没有丝毫的‘思古幽情’，我们是尊敬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创造，要我们的首都每一条街道更能够生气勃勃地代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面貌。片面强调‘交通’，借口‘发展’来拆除文物，确有加以考虑的必要。”他建议对古建筑进行调查，立法分级保护，“把文物组织到新的规划中，而不应用片面的理由或个人的爱恶轻率地决定文化遗产的命运。” 交锋越发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吴晗发难（3）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 ：“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 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
( 复活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回忆:城记 http://www.xshubao22.com/6/6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