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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吴佩孚入主湖北宣布王占元的罪状当中有一条就是压制工会。这一点使得南方各省逐步放松了对工会的管制，因为他们都不想在政治斗争中落下口实，当然放松不等于像同盟这样高度的“放任自流”，但是放松已经是对工会的一大利好了。受到京汉铁路工会成功经验推动，南方工会加速发展，到了工联成立时，工会的人数已经接近百万。两大工会系统的工会人数此时已经接近250万了。
孙中山的身体在1925年初开始越来越恶化，南方内部围绕后孙中山时代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廖仲恺最近几年一直受到孙中山的信任，此时他也开始负起了广州政府的日常工作，媒体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不出意外，廖仲恺将会接任孙中山的位置。由于和宋家联姻，我便和孙中山有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宋美龄在2月份就接受我的委托前往广州探望，我甚至以私人名义和金钱聘请了同盟最好的外国专家前往广州为孙中山治疗。
我如此热心一大原因是虽然我不知道英国人在玩什么把戏，但是只要孙文还在，那么南方的和平就将基本获得保障，除此之外，我对孙中山的敬仰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属于不同的党派，虽然民国党内的很多人对孙文不怎么感冒，但是我在公开场合对其言必称国父。我的态度和婚姻的作用是我和孙中山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使得我能够通过这场关系影响南方的局势。
此外，由于估计私人关系，民国国民两党虽然政见颇有分歧，但是始终保持了正常的党际关系，没有发生毫无理由的谩骂。在我看来，这一点在将来两党的合作建国中作用是不容低估的。3月份，万事俱备的赵恒剔终于终止了和省府的谈判，以“维护宪法”的名义出兵讨伐企图“以整军为名实行个人独裁”的谭延恺。宪法派此前显然被长期示弱的赵恒剔给麻痹了不少，半年多的时间，他们竟然没有扩编一支正规军队。
赵恒剔的部队曾经有和湘西土匪武装有过勾结的历史，这一次他们更是勾结个彻底。这些地头蛇通过赵恒剔的任命，竟然大摇大摆的变成了该省正规军。这些土匪武装在赵恒剔的武装下发展到了两万多人，被编成了三个师，这样赵的部队就有了六个师近六万人。而省府能够控制的军队只有一个师一个旅1。7万余人，兵力对比十分的悬殊。
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湖南的局势迅速恶化。赵恒剔的主力第1、2师离开岳阳和常德的驻地分别从北、西北两个方向向长沙进攻，与此同时，第4师在邵阳方向汇合新编的两个师一方面向衡阳作牵制进攻，另一方面又防止两广的军队自广西来援。由于粤汉铁路已经竣工，赵恒剔的第1师进展尤为迅速，由于兵力有限，独立旅无力远离长沙作战，赵面对的只是一些地方上的农会武装以及国民警卫队员。赵恒剔的快速前进在汨罗被阻止，因为国民警卫队员们拆毁了长达三公里的铁路。
谭延恺在发现赵恒剔叛变后盾是十分紧张，省府的紧急会议的结果是一方面发动一切力量保卫长沙、湘潭、株洲三角地区，另一方面向广东求援。对于赵恒剔的叛变同盟立即表示了反对和谴责，强烈要求赵“迷途知返”，在同盟看来，赵的行为和张文生的自治闹剧一样的不可忍受。直系的吴佩孚在公开场合对赵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表示这是湖南的内部事务，而皖系竟然异口同声的进行了谴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赵的军火是吴提供的，一旦吴佩孚势力深入湖南，这个大军阀就将更不可一世了。
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两广要想北上，就必须控制湖南。以前湖南内部争论，不愿意卷入南北争端，现在主动邀请他前去，他可是求之不得事。但是，正如我在给孙中山的电文中说的那样，两广看似平静，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兵陈炯明的态度就极为关键。孙中山决定接受我的建议，再次对陈的态度做出实质性的试探，就在赵叛变后三天，孙中山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建立防务总署，拆分参谋总署军政权，从不领兵的廖仲恺被任命为首任署长。
对于此次任命陈表示完全服从，还对媒体表示这有利于军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接着，孙中山立即下令驻韶关的第2师立即进入湖南，没想到该部行动尤为迅速，很快就解除了衡阳方面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城内的商团闹事，省军第4旅接受命令迅速的解除了该团的武装。孙中山自此似乎消除了疑虑，他随即下达命令，第4师立即开拔汇合已经进入湖南的第5师从西南方向援助湖南，该部将从新宁方向和程潜部配合直接进攻邵阳，解除长沙、衡阳一线的西面威胁。
孙中山或许应该让陈直接援助湖南以试他的决心，但是一方面他的军队太远，另一方面陈似乎已经十分可信了。与广西方面部队配合作战的还有黄埔师、第2师，他们将会直接援助长沙方向的作战。第7师接守第2师的韶关防务，防止江西方面的军队突然介入，第6师留守广东。
孙中山的这个调遣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似乎事情进展的太顺利了，而且英国人打什么主意我还一点不知道。如果事情一直这么发展下去，赵的邵阳方面的军队将很快被吃掉，然后广西方面的军队将会来一个狠狠的左勾拳，就算赵攻占了长沙，他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我发现陈炯明的部队以援湘为名向梧州方向运动时，我就越来越担心，这个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好的人越靠近广州就越令人不安，为了防备所有情况，我命令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一支舰队以访问为名向广州靠近。
孙中山此时已经卧床了，唯一可以令人安慰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还好。此时的广州城由于处在黄埔师远调完全处于省军的控制之下，接防的第6师李福林又麻痹大意，以为天下太平，比小脚的女人行动还要迟缓。不过，当我接到陈的部队已经在梧州大肆征集船只，准备顺江而下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看着西南的地图，我在想陈炯明就算攻占了广州，一旦湖南的军队沿铁路快速南下，他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我看着一旦陈叛变就将发挥重要作用的第7师，这个师不像许崇智的第3师，他离广州十分的近，又可以机动作战，是连接广州和湖南军队的枢纽。可是他的师长是杨希闵，这个人靠得住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靠不住。4月份，就在我想向孙中山做出进一步的警告时，坏消息已经传来，广州政府现在的实际负责人廖仲恺和军队的副总参谋长邓铿同时遇刺。这个事件至少在短期内将大大的瘫痪广州政府的反应能力。
紧接着的是更加出人意料，省军第4旅以赤党叛乱为由，开始对各政府机构实施“戒严”，实际上就是软禁。据宋美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铁青，她当时吓得还“以为他就这样过去了。”据说，当时只有汪精卫和戴季陶在身旁，两人也是惊讶的不得了，我估计他们是吓的。当时，整个广州城都处于第4旅的控制之下，唯一的部队就是叶挺的都督府警卫团，这个团有两千人，但是分守各处，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力量。
与此同时，前些时候被“缴了械”的商团武装竟然又冒了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广州周围各镇的商团武装全面向广州集结。一时之间，广州的聚集了过万的叛军，而本来应该接防的第6师却还在广州以西进行武装旅行，当该部发现叛变后，顿时出现了不孝的混乱，当然主要是上层，而不是基层。李福林林考虑再三最后禁不住下层军官的要求，被迫向广州进攻，正规军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如此情况下打巷战不可能很快的解决问题。
陈炯明的主力很快的来到了第6师的后方，前后被夹击的第六师被迫向南方的顺德一带转移。与此同时，在长沙前线的第2师突然脱离前线，一路上他们破坏了郴州以南的几公里的铁路，驻防韶关的第7师师长杨希闵“竟然”以平定叛乱为由，轻松的就让该部南下了，而他自己则严令部队不得离开驻地，要求他们“严防江西军队”。江西军队在赣州方向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不假，不过在我看来受到福建和浙江的皖军的牵制，他也没什么太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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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章 璀璨将星
此次叛乱；叛军显然是豁出去了；甚至连孙中山养病的医院都受到了攻击。叛军中的商团武装中多有各地的流氓；他们把医院变成了地狱。说实话；当我听到秦鼎铭的来电；说广州城已陷入一片混战中后；我的心情的焦急真是难以复加；而此时整个总督府也陷入了一片紧张的不安之中；因为我的儿媳妇还在广州；如此混乱局势；怎么不叫人心急？我给秦鼎铭的电令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也也要确保我儿媳妇的安全；当然电令上的话是”确保同盟人员的安全。”
但是；焦急中的我显然忽视了警卫团的实力；孙中山的警卫团可说是精锐中的精锐；其军官都是黄埔毕业生；他的团长叶挺更是在此战后一举成名。据当时汪精卫回忆；当时虽然孙中山还显得较为镇静；但是大多数人都显得慌乱了。幸好警卫团长叶挺聚集了2个连队；杀退了商团的围攻。据汪回忆；当时的叶挺一边护着孙中山向码头撤退；一边断后；在孙中山安全抵达码头时；人们才想到；当时宋庆龄正好在都督府休息；众人不禁惊恐万状。
此时叶挺的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孙中山此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和宋庆龄感情大概碧海还要深；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儿子孙民此时也正和他母亲在一起。由于情势险恶；孙中山甚至让叶挺不要在入城了。不过；叶挺如果这样就不叫”常山赵子龙”了。叶挺不顾孙中山的命令带着残部再次杀入城后；孙中山并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定；此时有几艘海军军舰突然发动叛乱；向孙中山的座舰炮舰永丰号开炮。
万分危急中；从黄埔军港起航前往广州城的同盟舰队用大炮解除了孙中山的危机；其实他们也正是凑巧感到。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蒋介石集结全体黄埔军校的学生千余人汇合紧急集合前来的农会民兵共两千余人赶到。蒋得知情况后；同样违抗了孙中山的命令；带领部队前往接应叶挺。我想蒋介石也明白；此时他若不去；就算孙中山的命令也不能避免他不受到他人的垢病。
发生了兵变的广州城一片混乱；虽然警卫团分出各处；但是精锐就是精锐；混乱的局势弥补了他们兵力分散的缺点。大部分基层指挥官都同时选择了向督府和孙中山的医院两个方向运动；要不是如此的话；恐怕凭借叶挺的不到百人是救不出宋庆龄的。警卫团余部和黄埔学生军里应外合；终于救出了被困帅府的宋庆龄；他们能够如此顺利跟叛军的混乱和指挥无能不无关系；精明的指挥官都知道此时应该选择帅府进行重点进攻；但是很多叛军却热衷于烧杀抢掠。
宋庆龄在到达了永丰舰时已经受伤昏迷了；据说孙中山此时竟然能够在宋美龄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当叶挺向他缴令说道已经救出”国母”时；孙中山竟然留下了眼泪；口中说道；”希夷真乃常山赵子龙也”。叶挺此时受伤多处；浑身是血；但却精神饱满。他的手下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两千人的警卫团此时之回来了不到500人；跟叶挺一起进城人此时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他背着昏迷的宋庆龄脱离了陷阱。
据人们后来的回忆；当警卫团战士遇到叶挺时；他身后背负着哭喊的孙民；他身边的几个战士则护卫着昏迷的宋庆龄。当孙中山问那个背出宋庆龄的小战士的名字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当时很少有人想到此时的这个小年轻能够成为后世的一代名将。国民军海军舰队司令秦鼎铭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的神态知道；”此人若加雕琢；必可成为一位名将。”孙中山或许此时已经是回光反照了；他在永丰舰上召开了督府会议。
当时在场的立宪都督府高层只有汪精卫；戴季陶；最多算上中将军衔的蒋介石。他在此次会议上的话语；除了政治遗嘱；大概就是那些总结的话了。”此次失利全在于军阀的无耻叛变；奉天张雨亭曾说军阀乃是中国的大害；决不可信；现在看来诚不欺我。不除军阀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要除军阀就要首先消除革命军中的任何军阀势力和倾向。”
他的政治遗嘱”建议”由汪精卫成为继任都督并兼署防务总署；调德高望重的许崇智为总参谋长；调蒋介石为副总参谋长；校长之职由教授部主任叶剑英暂代。同时他又建议由享有崇高声望的俄国顾问加仑将军”协助”蒋介石立即执行平叛事宜；直到许崇智到达广州。4月22日；孙中山病逝于永丰舰上；留下遗言”军人干政，轻者降职，重者逐出军队．”这句话是国民军条令的第一条，孙中山终于相信我的话了，不过却有点迟了．我能够送给他的也只有，国民军海军的四十声炮响了，这象征了他四十年的上下求索．
此时的局势是，陈炯明部队两个师两个旅三万五千人已经全部以到达了广州及其外围，加上商团武装他的部队超过了四万人，而督府军队，许崇智师在粤东赞不能动弹，黄埔师在长沙前线，第4，5师在长沙右翼作战，正在追歼叛乱湘军的邵阳方向的敌人，该部敌军沿着湘中山地向北边打边撤，第7师在韶关正谣言满天飞，指挥陷入一片混乱，第6师损失不小，正在顺德番禺一带修整，警卫团余部和黄埔学生控制着黄埔军港和附近的飞机场．海军控制着珠江水面．
陈赵军总数此时已经超过十万，且南北集中，督府军队则被分割了开来．汪精卫当即举行了平判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先南后北，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陈炯明，同时要求湘军坚持守卫作战，迟滞赵军的反攻．他们的决策是对的，赵恒剔的部队显然在避免和督府军决战，他的左翼部队一直在湘中和李白兜圈子．广州市督府的根本，陈炯明一旦巩固就必然会北上作战，那么失去后方，腹背受敌的督府军的形势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督府军迅速的采取了行动，黄埔师，第4师迅速南下，第5师的一个旅协助防卫长沙三角地带，另一个师返回广西，开始解救被困南宁的马君武，镇压乱民暴乱．当南下的黄埔师到达韶关后，第6师的人终于知道了真相，他们的师长叛变了，而此时杨希闵已经带着他的少数亲信逃到了广州．当初陈炯明原打算假传命令，设计解决第6师．幸好杨希闵投机心理很重，他第6师看成是自己的私家财产，不肯就范．此举意外的为督府军保留了一支劲旅．
到五月份的时候，情报系统向我提供的分析报告表明，英国人策划了这场暴乱。参与其中的包括直系的吴佩孚、陈光远以及南方的赵恒剔、陈炯明，甚至还可能包括国民党内不满主流势力的人员。我向汪精卫转发了我的情报，但是谁都明白现在不是调查真相，制造内部分裂的时候，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镇压叛乱的时候。蒋介石和加仑制定的计划明显的是湖南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拖直至放弃的策略，某种程度上，湖南已经北方放弃了。
英国人这一次干的实在是漂亮，伤心的人们容易聚到一快，这一次再次得到了证明。我心里明白，英国人对我拖拖拉拉，以各种借口不肯入关其实十分不满，但是维持直皖势力的平衡，同盟是关键，这也是双方能够维持甜蜜关系的关键所在。但是，真是这种不利的战略地位促使英国人想着别的办法，摆脱自己的不利局面。吴佩孚把英国人作为首要的靠山，但是他的势力没有出海口，这一直是英国人的心病。
解决英国人的不利地位的办法，需要以吴佩孚为中心的直系控制沿海地区并获得出海口。一般的说来，向东打通与江苏的通道，以上海为出海口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去年的直皖的战争结果显示，要想控制安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日本人同样把安徽视为他在中国势力的枢纽。一计不成，英国人只好做别的打算，吴佩服要想出海，除了向东，就只有经过粤汉铁路走广州了。
原本南方三省维持着危险的平衡，英国人也没什么插手的大机会。但是在孙中山统一两广后，英国人在西南的势力受到了重大的威胁，不仅如此，由于广东北上首先要打击直系，因此广州与皖系的关系不断升温。如此的局面只是更加的加重了直系和英国人对同盟的依赖程度，当然对西南局势有了解的英国人策划这场席卷西南的叛变就再理所当然不过了。至少现在看来，英国任何叛军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他们或许正在憧憬一统京广线的日子。
由于直系企图控制西南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皖系的战略利益，因此这些比直系还要顽固的军阀们一下子似乎革命了起来，一致的强烈谴责赵陈的叛变行为，并且严厉警告直系不要枉顾名义，公然干涉南方的平叛行动。当然，他们背后的主子日本就更是要脸面了，他们以一个民主老大哥的身份说这是不对的，他们支持民主的南方政府的镇压行动，而日本有些媒体则说中国人搞了二十多年的民主竟然还是这个样子，让他们感到汗颜。至于美国人，虽然他们对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感到基本满意，不过一个民主政府是不能公开支持叛乱行为的，更何况有英国人在前面打头阵，他就没必要做坏人了。但是，据我所知，英国人援助叛军的物资很多都是美国生产并由美国商船运输的。
但是，英国人百忙中必有一疏，真如莫斯科的斯大林事后诸葛的话语，“他们忽视了人民的力量”，而正是这一连我这个长期着眼于改良的人所忘记的一点，使事件发生了令人以想不到的变化。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考虑，我并没有和直系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皖系抓住这个尚方宝剑对直系发出的警告使得原本或许还打算的直接干预的直系不敢公然的干涉。但是在冷和平的下面，双方都向交战的中的双方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
英国人和吴佩孚向没有弹药供应基地的叛军提供武器弹药，而同盟和皖系则向南方提供武器弹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代理人战争。根据俄国人的建议，汪精卫决定接受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建议，准许动员工农大众、扩大军事力量镇压反叛势力。由于叛军的烧杀掳掠，国民党主流和劳动党控制的工农组织在动员后，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量。陈炯明占领了广州，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即使这座城市也不完全为他所完全拥有，除了广州城的乡村就更不用说了。
群众一旦动员起来，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广东，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黄埔学生被编为黄埔二师，他的兵员很快的就从工会会员以及广州附近的农会会员中获得，在顺德的第6师的兵员也获得了快速的补充。黄埔二师的师长有张治中担任，与此同时，汪精卫还发布命令任命顾祝同代理第7师师长的职务。蒋介石原本想让卢浚泉出任师长，但是汪精卫却选择了有更好声望的张治中，据他后来回忆，他是想让蒋知道，他才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在湖南，劳动党人实力强大的国民党迅速的动员起来，工会和农会中的民兵迅速的动员起来，**在此次平叛中作了两件大事，一是他动员了大量的学生加入的军队，其次他追上了黄埔师，向李济深要回了该师中的湖南籍黄埔学员。据李济深回忆，当时他接到命令时，心里颇不是滋味，他们本来已经给了赵军以不小的打击，但是此次南撤，明显的是抛弃湖南的行为，因此当**来要人的时候，他也很是痛快。于是这些最多还是少校的小年轻们，在战争中迅速的爬到了师长旅长团长的高位。
到五月初，湖南已经变成了四个新的正规作战师，他们的师长分别是少校陈赓、上尉彭德怀、上校贺龙、上尉黄克诚，四人之中，陈赓、彭德怀为黄埔生，贺龙是在湘西北坚持战斗的桑植国民警卫团团长，黄克诚为农会领袖。他们的军队中，既有此时是旅长、团长的许光达、肖敬光、谭政、罗荣桓，也有是营长、连长甚至是排长的朱良才、周纯金、钟期光、杨勇、杨得智、肖克、王震、粟裕、宋时轮、宋任穷、陶峙岳、唐亮、苏政华、傅秋涛等等，只是到了多年以后，军事专家才发现这支仓促间组建的军队实在是少有的豪华军团，很自然的，湖南新军的兵员也大部分是工会农会会员中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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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章 五卅风潮
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大量的自发组建了护宪义勇军，谭延恺大概是被他们浩大声势吓坏了，经过省府的彻夜讨论，各方才达成了协议，将这些军队整编为正规军以便约束。但是，谭延凯的军队本就少，它可没有那么多的军官来进行这一次大扩编，因此只好用了原来的指挥人员并配大量提拔湖南籍黄埔生进入军官行列。但是即便如此，此次由群众自发，劳动党推动的武装护宪行动，也对湖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些工会和农会会员用铁犁把投向叛军的大量的大地主的加以逮捕，甚至是处决，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分配，由于动员的需要，地主们控制的民兵武装不是被征入军队，就是被当作反革命武装给消灭掉。据1924年的统计，湖南占有5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的比例大概是47％，但是到了1927年，新的统计资料却显示该比例增长到了79％，是南方各省中比例最高的，正如后世的经济史专家所言，此次护宪战争虽然不乏暴力、诬陷，但是却为湖南成为后世的粮仓开辟了道路。
湖南在此次平乱战争中的动员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广东，这大概跟湖南的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无关系，在此情况下，任何势力只要他不想背叛军消灭，都不可能阻止群众的动员。相反，尽管他们心中或许不愿意，但是他们至少表面上仍然欢呼这种行为，因为群众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战，如果抵抗胜利了，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失败了，他们也不是最大的损失者。五月份是战局发生奇迹转变的一个月。在月初，督府军还基本基本防守，但是到了月底，不但军队已经大反攻，相反，由于上海的突发事件，英国人原本期待的大胜利却几乎变成了这个垂死的帝国势力在东方的灾难。
上海一直是日本在中国投资、特别是轻工业投资的最大中心，这里有着日本人的大量纺织厂。随着工会势力在上海的逐渐壮大，很多企业被迫同意增加工人的工资，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中资企业尤为积极，因为同盟企业的经营经验表明，提高工资并不必然减少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如果工资的上涨能够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那么工资上涨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抵消，与此同时企业还能够获得稳定、忠诚的员工队伍。但是，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竞争力不足的英日企业却顽固的抵制工人的要求，随着工联的成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日本的上海企业。
5月15日，就在广东立宪都督府调集五个师五万余人围攻广州、湖南政府军和叛军在长沙外围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日资上海内外棉的管理人员开枪打死了劳动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０多人。此次事件看似偶然，但是实际上却是双方互相长期敌视和对抗的产物。2月份的时候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迫使日本企业提高了工资。但是日方并没有屈服，不久以后，日企就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
于是双方只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以分高下，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随即双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顾正红死亡、10多名工人受伤的暴力事件。此后，即不见日方的道歉，更不见赔偿，日方的藐视中国人尊严的行为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也导致了内外棉工人的全面罢工。在劳动党和国民党的动员下，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
19日，我向罢工工人以私人名义捐助2万元，并代表同盟官方严厉谴责了日本企业藐视中国人尊严的恶劣事件，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合作调查事件的肇事者，查明真相，并且要求日资企业道歉、赔偿。在我的带头下，很多巨富们都开始捐款，上万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皮毛，但是对于斗争的人们却是很大的激励了。与此同时，同盟的舆论开始对日本发出警告，有些人建议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粮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行动。
对于此时还是很小事件的顾正红事件，上海租界当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许不是他们本国政府的本意，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惯了的领事、巡捕门一开始就很自然的站错了队。18日，募捐的当天，租界当局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我怀疑，这帮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么好处。在次日的声明中，我对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开的怀疑，指责租界巡捕**，这成了我要求中外联合调查的理由。
23日，我在督府约见美、日、英、法、德等各国驻沈阳总领事，再次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他们发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全国的抗议运动，那时恐怕各国的在华利益都会遭到损害。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德国领事出于两国的友谊，公开发表了申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支持，有颜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议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观点。美国领事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但是，由于私人关系，当然也顾及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对枪杀暴力事件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对“扰乱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议中国和各国联合此次事件，还中国人一个公道。
沈阳的领事们的声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大致的重复了一便，圈内人都明白北京和沈阳外交界的不同寻常的关系。24日，当上海工人悼念顾正红时，再次发生了四名学生无辜被捕的事件，当然我再次发表了声明，强烈怀疑租界领事和巡警收授贿赂，枉顾法律，与此同时，各大报纸纷纷开始登载目击证人证词，那就是一个调，租界是个**横行地方，中国人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如此的论调，无疑是给自视文明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各国公使立即公开“辟谣”，表示觉无此事，但是当记者追问对众口一词怎么看时，各人又开始支支吾吾。
5月下旬，陈炯明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离了广州城，带着不到两万的残兵败将逃往广东西南，他企图在湛江获得英国人的补给，或许他还与进一步进入广西的打算。督府军在城市争夺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死伤接近15000人。而在湖南，动员起来的湖南省军越战越强，起初的部队由于指挥官经验不足，士兵没有充分的训练，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被迫防守。但是，他们的优势就是损失了马上有人补上来，而叛军则不同，他们不得民心，死了一个就少一个。到了下旬的时候，叛军在损失了近一万五千人后，终于失去了攻击的能量。
英国人现在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想他们原来的计划大概是，先是赵部举兵，引诱两广军队北上，然后陈军乘虚攻占广州，断两广军队后路，最后南北合击一举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们的计划本身还算完美，执行的也十分出色，特别是暗杀廖仲恺、邓铿行动的成功使得南方一度陷入了指挥混乱之中。但是，英国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革命中的战争往往是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的。赵陈的叛变造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就连吴佩孚和英国本身也不敢公开表示对叛军的政治支持。
当陈炯明进入广州后，他才发现，已经革命化了的广州城是不欢迎他这个可耻的叛徒的。警卫团士兵除了同叶挺一起突出城外的部分外，还有不明人数的士兵在市民的支持下坚持战斗，这使得广州城迟迟不能稳定，再加上他们得不到广州周边地区的支持，不明情况的陈军行动迟缓，没有迅速打击东部黄埔一带和南部顺德、番禺一带的督府军，给了汪精卫以调集援军的机会。另一个意外是，本以为两广军队南下后，还有五万多军队的赵恒剔将会轻易的取得湖南的胜利并南下会师广东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由于湖南的广泛动员，湖南新军配合留守的湘军和白崇禧的一个旅以伤亡超过两万五千人的代价先是五月中上旬击败了叛军对长沙的进攻，接着在中下旬有击败了对叛军对湘潭和易家湾机场迂回进攻。特别是易加湾机场保卫战，双方的死伤超过接近一万五千人，这个比较简陋的机场是湖南在24年修建的一个战略通道，正是通过这个通道，同盟的军事援助源源通过空中运输进入湖南。而湘潭则是湖南钢铁厂的所在地，他的钢铁株洲兵工厂的必备原料。
湖南军队的防御作战为两广军队的集结平叛赢得了时间，对全局和危险的军事局势缺乏全面考虑得陈炯明在广州逐渐形成了作困之局，通过与皖系的谈判和密约，汪精卫解除了江西方面的担忧，调集了韶关和粤东军队，逐渐对陈部形成了合围之势，面对逆势陈炯明不愿主动放弃战略中的广州，而是进行防御作战，希冀赵军能够战胜湖南军队后南下后他会师。但是，湖南政府军的顽强抵抗使得他的愿望一次次落空，最后在督府军的总攻下被迫突围，主力部队所剩无几。
当然，当英国人还在为他们在西南本来唾手可得胜利懊恼不已的时候，一件突发事件点燃了英国在东方的灾难。5月30日，租界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准备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同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不料，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捕捞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当场打死10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令人纳闷，因为五四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到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我看来，至少英国高层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造成如此的血案，他们就是要显威风也不需如此的“野蛮”。当天夜晚，我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公开宣言，我指责了英国人的行为“丧失了文明人的最后一点矜持”，我想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顾中国民众的意愿，必将为英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带来灾难习性的影响”，我还在宣言中呼吁“一切与中国民众真诚友好的国家支持中国民众要求。”
我的广播激起了全国的反抗情绪和士气，据对后来人们回忆资料的整理，中国几乎所有能够得到消息的城市都不约而同的发生了各种规模不等的“团聚”活动，这预示着一场可能比五四风潮更加惊人的全国抗议运动即将发生。多年以来我努力创造和平环境，利用和平环境、采用各种手段发展各地的民主势力和组织的行为成果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检验。6月1日，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国租界当局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指责这是“野蛮人的行为”。
同日，熊克武宣布中止同英国人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直到英国人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人几年来一直要求同康藏当局谈判，企图和平返回西藏，但是此次事件却使英国人的长期努力受到承重打击，因为双方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了，无怪乎英国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那个上海的愚蠢的领事的行为破坏了他几年的努力。”与此同时，全国发生了超过500万人的游行，抗议的浪潮一日之间席卷全国大地，由于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想，国外舆论普遍惊呼这“石破天惊”的一举。
2日，我受到群众运动的鼓舞，我再次约见各国领事，再次想他们发出警告，这一次看他们神情就知道他们再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由于五卅事件，本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不满情绪竟然奇迹般的转移到了英国人头上，我真不知道是英国高层的发疯，还是上海英国租界当局的“妄为”。在我的求证中，英国领事支支吾吾，我知道他大概也不清楚真相，不过他想我保证，他将会尽快搞清真相。而美国领事则当场?
( 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 http://www.xshubao22.com/6/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