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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表示支持中国人要求联合调查的要求，并且十分愿意居中调停。
英国人的反应十分的迟钝，我在约见中，已经十分的含蓄的表示了，如果英国人不做出适当的是中国体面的让步，那么同盟很可能迫于形势对英国人做出经济抵抗，并且暗示这种抵抗很可能扩展到全国范围。当日约见之后，我还亲自登门拜访了日本领事，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说动日本尽快抽身，一次只打击一个敌人，这是我的原则。对于此事，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和英国站在一条线上，这样即使最后他胜利了也恢复出重大的代价，另一种就是乘机把中国的怒火引向英国，让英国人来背黑锅。
当然，如果可能后一种选择无疑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中国关闭了同日本妥协的大门，那么日本人只能采取前一种策略，中外双方也这能在互相的敌对中，比拚谁更有耐力了，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我在与日本领事的会见中，以五四风潮为例，没有必要为了上海滩上的一个企业行为使两国敌对，重演当年的惨剧。我像日本方面保证，只要日本人愿意，我愿意从中周旋，以最小的代价平息此次事件。
6月3日，美国大使表示支持中国的联合调查要求，并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但是，在各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局势已经开始另一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日益壮大的形形色色的维护国权组织此时又把收回权利的诉求同此次事件联系起来，其中有两个要求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要求修改、甚至是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个是大部分的地方，特别是内地省份公开要求各省政府正式收回盐税权。另一方面，广东政府为了报复英国，开始发起了席卷广东和香港的罢工和抵抗行为。
第一百零二章 经济斗争
日本和英国在东方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某些方面采取相同的立场，而他们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相较于英国，有着五四的教训的日本似乎更加明感一些，我之所以将英国推上前台，有两个对外战略目的，一个目的是，我要掩饰自己的目标。日本人对我扩军备战不可能没有一点警觉，但是我要尽最大的程度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战略。另一个目的是麻痹日本人，在它以为我要对付它的时候，我却突然掉转了枪口，我想这种麻醉剂还是很有效的。
去年的日本的政党内阁确立后，政治倾向自由化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将日本帝国带入死亡的“币原外交”主导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币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经出任日本驻美公使，长期在美国的他认为日本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不应该主动向美国挑起争端。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更有利，因为他约束了强大的西方强国利用势力继续损害日本的国际利益。
因此，币原主张维护条约体系，在条约体系的范围内以外交为主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币原还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的尴尬的处境，他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不干涉中国内政；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带有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的币原外交一出笼就受到了我民国党上下一致欢迎，我还公开宣称这是“东方和平的主要基石之一”。
去年的徐州战争期间，刚刚出笼的币原外交经受了严重考验，面对残酷的中国内战，日本的激进势力宣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加藤一边向朝鲜增兵，一边通过外交途径企图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达到目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币原甚至秘密的访问了沈阳，因为同盟的态度实际上是决定了战与和。正是考虑到了日本的“币原外交”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我才临时放弃了通过登陆作战占领连云地区，帮助直系完全夺占徐州的原定策略。
在我的友好回应下，“币原外交”在日本的政界站稳了脚跟，正是基于这个国际战略，日本内阁才推出了裁军计划，开始削减日本军队，并减少军费，将财政收入投入到振兴日本经济中去了。因此，在后世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几年，中国将经济资源猛烈的转入备战，而日本则相反。当然，情况也不是完全那么的好，虽然加藤取得了裁军的基调，但是，军费减少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陆军军费反而有所增加，只是基于日本海军的战略优势以及华盛顿体系的约束，加藤才实现了裁减海军及军费的目的。
由于抵抗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抵抗运动就扩展到全国范围，币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坚决主张丢卒保车，他认为应该采取灵活措施，给中国一个下台的机会。但是海陆大臣却极力反对，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歇斯底里。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们看来，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低工资，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十二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因此，提高工资无疑在摧毁日本经济的基础。
但是，在币原外交派的努力下，6月5日，日本官方还是发表了“日本将会秉着中日友好的诚意调查事件的真相，给中国民众一个答复”的“友好言词”。到5日，卷入抵抗运动民众已经超过2000万以上，各种激进的口号，什么“野蛮人，滚回去！”、“同胞们，团结起来，饿死日本人！”、“同胞们，炸了英国佬控制的海关！”开始席卷全国。原来在四川等少数省份已经收回的盐税权，一下子席卷了整个西部，仅仅几天内，就有上百个英人控制的盐税机构被砸毁，一半以上的省份通过了将盐税权收回的议案。
因此，在我看来，日本人明智的选择了在关键的时候躲过了中国斗争的锋芒。但是，高傲的英国人却没有这么细心，大概英帝国可怜的东方政策根本就没有经过英国高层的认真讨论，所有的一切都有在东方的总督、公使、领事们为所欲为。愚蠢的英国人竟然对中国的要求没有意思友好的回应，他们坚决否认了租界的**行为，甚至向上海外海集结了军舰向中国示威，但是这样的舰队或许会对沿海产生一丝的威胁，但是对于远在西部被地理环境很好的保卫起来的诸侯们来说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却只是激怒了中国人的怒火。
6月6日，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经过我的努力，民国党和国民党也发布了联合宣言，表示两党将合作，“维护国人的尊严，查明真相”。虽然由于两党的分歧而没有达成在目标上的共识，但是两党的宣言无疑表示了两党将会合作推动全国的抵抗运动的政治意愿。7日，在两党宣言的鼓舞下，超过五千万的民众走上城市和集镇，开始了针对列强特别是英国人抗议。当然，在我的影响下，在内地的大部分省份，日本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英国则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了。
同日，由国民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款等17项要求。与此同时，北京外交部也发表了正式的官方观点，提出了联合调查、修改领事裁判权和尊重工人的权利的正式主张。我也发表了讲话对北京的要求表示支持，我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对租界**的强烈怀疑，并以此为理由，要求修改领事裁判权，要求对涉外案件实行中外联合司法，与此同时，我还西方的社会现实说明了工人组织工会，争取最低工资的正当性。
民国党的要求相较于国民党要温和的多了，实质性的措施也就是要求修改领事裁判权这一条。在我的精心策划下，斗争的矛头逐渐的转向英国，我想日本人肯定在这边窃喜。德国人再次表达了他们的友好态度，因为德国人在中国很受欢迎，他们从经验中知道他们在中国不会遇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美国人表示，只要中国的相关法律完善，修改甚至废除领事裁判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人由于国内争论激烈，只好继续采取实际上的观望态度。只有高傲的英国人，继续表示这强硬的态度。无疑，这使得他成为中国人的绝好的靶子。
12日，诸省经济同盟通过决议案，对进入同盟市场英国包括棉制品、钢材在内的三种主要商品实行惩罚性配额制，严厉限制英国商品的进口。激进的人们甚至主张是英国货就不用，但是我压下了这种主张，我不是要驱逐英国人的势力，而是要迫使英国人做出让步，因此台阶还要要留下的。当然，在经济同盟秘书处的通电中还表示，如果英国不做出让步，那么经济同盟将会进一步加重惩罚措施，直到英国人做出让步为止。13日，同盟议会通过议案，敦促同盟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日本做出让步。
与北方的态度相比，南方就激进了不少倍，原因之一大概是英国人策划了针对广州政府的如此天大阴谋是不可能保密的这么久的，特别是在军事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他的盟友劳动党发动了针对英国人的大规模抵抗运动，一时之间，英国的船只片帆不能入广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动了将英国人推入几乎毁灭境地的省港大罢工。6月16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25万人。工人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17项条件。
与此同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执行的歧视华人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五四时期旅大地区的影响，超过10万的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对英国人进行了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20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时，愚蠢的英国人再次制造了惨案。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和英**队发生冲突，造成了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的“沙基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愤怒的境地，21日，经济同盟通过经济提案，停止向英国的一切进口。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都在民间压力下宣布收回英国控制的盐税权。英国控制的沿海海关多出发生了爆炸事件，不久以后，铁血社宣布对此事负责。与此同时，正在准备西征陈炯明的督府军在俄国人的策划下，准备首先给英国人点颜色看看，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22日，广州政府命令督府军开进广州的英国租界并宣布收回。
与此同时，我还与日本密商，并放出风声，准备组成东方联盟，打击英国人在东方的势力。风声一传出，美国人就坐不住了，他可不想因为英国佬的事使得同盟和日本之间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据说，当美国公使连夜和英国公使协商时，那个可怜的闲散惯了的英国公使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23日，在民众的压力和全国的形势所迫下，英国人最亲密的盟友吴佩孚也发表了反对英国人的通电，因为吴也感觉到了同盟日本接近带给他的巨大危机，这个时候，扣上一个国贼的帽子，很可能把他推向毁灭。
24日，南方政府军开始反攻，在两广，先前调到梧州的李宗仁第4师和广州的部队采取钳形攻势，调集了4个师向拼凑的只有不到三万人的陈军发动进攻。在湖南，贺龙和陈赓同时向常德、益阳一线发动进攻，意图一举割断北部和西部叛军的联系。陈赵军精锐已经大部损失，失败主义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又得不到各界的支持。因此，他们的6万大军徒有其表、不堪一击，一经接触，就全面溃败，其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很多有良知的士兵纷纷脱离前线，或者干脆阵前反戈。
法国人看情势不对，在广州政府保证不损害法国利益的条件后，迅速的关闭了对陈炯明的补给通道。7月4日，陈炯明在雷州宣布投降，在此前后，湖南叛军在失败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纷纷出现投诚现象，而那些曾经的土匪们又逃入了他们在湘西的老巢，赵恒剔带着不足三千人的残兵败将逃入湖北。10日，为了避免同湖南的冲突，并保证自己的战略环境，吴佩孚在获得了湖南在将来的直皖冲突中的中立保证后，将赵恒剔遣返湖南，自此，南方的平判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他们也付出了重大的损失。
12日，英国人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并且已经没有希望扳回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同中国方面联合调查时间起因，并表示同意同中国就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作为友好表示，第二日，根据经济同盟的决定，恢复了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而此时的日本，更是绝的不得了，他为了避免联合调查这种带有对自己羞辱性的行动，在13日就公布了对事件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管理人员的妄为导致了这场误会。”日资企业宣布解聘了这些人员，交由日本领事进行司法解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北京发出邀请，希望派人观察，以示公正。
至于工人的待遇问题，日资企业表示，15日的冲突是场误会，当时企业确有困难，不过现在“这些困难都以解决。”此前工人的待遇将会得到保证。在日本方面做出让步后，上海的工商界在遭受了惨重损失后，有了下台的台阶，14日，他们宣布停止罢市。事后，经济界人士总结说，上海的抵抗行为远没有同盟合理，上海的罢市一罢就全不工作了。而同盟则不同。只有日资企业罢工，或者有勾结行为的企业才会面临罢工的威胁。因此，同盟的企业界都十分支持罢工，可说甚至比工人还要积极，因为工人的斗争为他们踢走了竞争对手。
反观上海，无节制、无选择的罢工行为，虽然打击了对手，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工商业也受到了损害，使自己的长久抵抗力受到削弱。在南方，只有于同盟经济关系密切的江苏的很多地区采取了同盟的斗争方式，事实证明，不论是同盟还是这些南方地区，罢工都没有影响他们的企业收益，反而由于市场的突然扩大，他们迎来了突然的收益高峰。五卅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不但为中国争回权益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相反他的许多新的经济发明才是更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控制的海关根本不能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中国人发明了很多非关税壁垒。
第一百零三章 安得猛士
五卅风潮是一个比五四风潮还要大的多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据估计在其**时期，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参与其中。在运动中，很多学生有组织的下乡，他们像普通的农民和各种乡村职业者宣传“事实的真相”，叙述了“英人的野蛮”，呼吁“弃用西货、改用国货”。学生的这种运动的经济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商品经过多年的发展本来就已经和进口商品没什么大的分别，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进口商品，这种文化运动显然有助于人们树立对国货的偏好。
正因为如此，各种工商业组织都捐款支持这种运动，使得这种“下乡运动”并没有因为整个运动的停止而终结。据后世的文化史专家的评述，西方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从文明转向野蛮的最初转折点就是这场运动。但是，从后世的解密资料看，英国人好像愿望的不得了，因为一句话，他们被日本人耍了。事件最初的起因是日本人不满于和中国工会达成的现有协议，他们企图制造事端，但是日本人鉴于中国的反日情绪又不敢明火执仗，于是可怜的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拉上了战车。
策划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徐州战争期间表现出色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冈村宁次，他向英国人危言耸听的宣称中国的工会不但威胁了日本人的利益，也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事实上，英国人的竞争力确实和日本人有些相似。于是，日本人开始防火，而英国人则在一旁明火执仗的吹风。当然，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日本人一看情势不对就马上后退，而英国人则向唐吉诃德似的为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面子问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南方的内战在民国党的有意引导下并没有走向全国的战乱，由于吴佩孚的审时度势，同盟和他的军事合作也并没有中止，唯一的变化或许是，由于日本的“良好表现”，同盟和日本的关系似乎改善了不少，政治上甚至有媒体称为“蜜月”关系。在美国人的斡旋下，中外双方很快在7月底达成了协议，由中、美、英、日、法五国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暴力事件的起因。
与此同时，鉴于俄国人在1925年初的中俄条约中宣布放弃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的领事裁判权，在我和北京外交部的努力下，中外各方同意就修改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自此，闹得满城风雨的五卅惨案也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总结。由于大部分国人对此满意，为了避免孤立的局面，在劳联…产联在7月底宣布停止罢工威胁后，八月初**也宣布工联停止针对外国的罢工威胁。
在1925年看来，日本是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似乎实现了币原外交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的形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日本人的狡猾，英国人的市场份额很多被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的日本获得，因此五卅中，日本的对华出口反而有所增加，这一点成了币原外交有益于日本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由于同盟与日本关系的突然改善，日本人的能源、粮食安全似乎也获得了更大的保障。
而英国人则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斗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在6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英国人的损失超过5亿人民币，这个数额足够英国人建造20艘的战列舰了。据英国首相的回忆录声称，他对远东帝国当局的愚蠢行为感到羞辱，对日本人的狡诈简直是咬牙切齿。针对运动后的东方局势，英国人终于在八月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一方面利用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广州政府采取敌视政策。
南方的内战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局势，如果说以前由于南方政府内部的隐患的存在，他还不能全力对外的话，那么内战后，他们由于在革命基础上的重新统一，这种全力对外的局面就出现了。随着南方与日本的逐渐接近，直系的背侧受到严重威胁，如此局面下，直系同同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大概就是吴佩孚竭力敦促英国人改善与中国特别是同盟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威胁还不会成为现实。
内战的损失往往比外战还要大，这话一点也不假。两广的军队在内战中遭受惨重，由战前的八个师近十万人变成了七个师不足七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多年积蓄的财力和囤积的军火都在这场内战中消耗或被陈炯明的大火焚毁。在湖南，几个月的鏖战使得素来人烟稠密的湘江沿岸地区的无数村庄化为焦土，湘西土匪在几乎整个湖南境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然，这种影响对同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湖南来北方的首批大规模移民就是这次内战的产物。
内战消灭了南方的军阀，当却使得革命的力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湖南，为了对抗赵恒剔而组建的军队占到了新军队的三分之二。但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国民党内某些人士的担心。随着内战的结束，谭延恺以不堪重负、缩减军费为借口，开始重新整编军队。军队由战时的六个师缩减到四个师，新军四个师被缩编为两个师，贺龙、陈赓为师长。谭延恺还以剿灭土匪为借口，把这些军队调离长沙中心地区，前往常德、邵阳一带的剿匪前线。
8月份，内战结束后的南方在广州召开了立宪都督府会议，有孙中山的遗嘱为护身符汪精卫顺利的继任为正式的都督，由于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要求，汪精卫决定亲自调查廖仲恺、邓铿被刺事件的真相。到了9月份，事情很快真相大白，那就是国民党的某些右派分子制造了这件事件。由于这些人有些跟国民党大佬胡汉民联系密切，有些是现任总参谋长许崇智的旧部下，事情变得顿是有些棘手了。
但是，正如我所料，汪精卫不可能不把此事用作自己进一步确立地位的良机。经过一番内部争论，在汪精卫的主导下，涉案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胡汉民被迫“引咎辞职”，由于没有满足主流派把胡汉民开除出党的要求，汪这一手实际上是两面讨好的策略。对于许崇智的问题，汪精卫以许不知事情经过、没有参与为由，企图大事化小。但是，他的行为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对，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蒋介石。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如果许崇智受到牵连，那么身为副总参谋长他很自然的就会继任为下任总参谋长了。但是，汪精卫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蒋身为前任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军官中有着很好的威望，但是正是这种威望让汪精卫感到不安，而许崇智则不同，他是老资格的军人，但是与军队的关系有比较单纯，让人心安了不少。而蒋介石在内战结束后的恃功而骄更让汪精卫担心不已，很多人特别是戴季陶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让汪精卫怎么也顺眼。
很显然，如果蒋介石是最大的功劳者，那么他这个钦定的接班人向什么地方放呢？因此，汪精卫是不可能让蒋介石进一步得志的，孙中山预防军人，把权力向文职官员集中的倾向不可能不影响他。如果蒋介石就此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受了无妄之灾。当时，黄埔生中的右派激进分子不堪忍受汪精卫的政策，带人包围了许崇智的住所。汪精卫随即以这些人企图叛乱为由将他们逮捕，接着以孙中山的遗命将这些人降职的降职、开除的开除，蒋介石也被牵连被迫前往国外进行考察。据说，蒋介石当时气得对汪精卫破口大骂，但是大势所趋，他也无可奈何。
关于调查事件的真相，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各方只不过是编造使得所有人都有些面子得事实而已。一直到12月份，所谓的事实才向人们公布。据称，当时由于日资企业与工人缺乏沟通而造成了误会，随后租界当局为了维护治安“好意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由于巡警的“枉为”造成了新的流血事件，结果误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所有的事情是个误会，当然这种解释只有他们自己相信了。
根据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些肇事的巡警被开除，英国驻上海领事也被以玩忽职守为名被调回国内，当然我知道，玩忽职守是对的，但是不是针对中国人，而是说这个领事上了日本人的当。与此同时，外方开始对相关的中国人进行补偿，随后中国和各国开始进行修改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事件的解决虽说不能令国人满意，但是也总算能够自圆其说，也大大的照顾了国人的面子，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
在币原的访问中，我向他述说了中日合作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而他也大点其头，我的话中虽然充满了**汤，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事实。1924年，由于徐州战争的影响，向同盟的移民达到了最后的一个**，有近五百万人迁入同盟境内。但是到了1925年，人口迁入速度的下降就十分明显了，但是随着南方内战的爆发，来自湖南的大量人口造成了迁移速度的不小回升，这一年迁入的人口达到了近四百万。此后好几年，迁入同盟的人口再没有超过三百万。
另一个重大的成果就是，我成功的隐藏了我的目的。在这一年年初的时候，陆海空三军都制定了完整的扩军计划。根据计划，海军将会装备三艘三万吨级的“新型战列舰”，六艘7000吨级的巡洋舰。空军将会装备2个联队新式战斗机联队、2个联队的新式…4型攻击机联队、1个联队的b…10战术轰炸机联队、2个联队的b…4系列的战略轰炸机联队，新增作战飞机840架。按照这个已经大大缩减的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到1927年，同盟空军的飞机架数将会超过1000架。
至于陆军，他们制定了主力部队的基本机械化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国民军的八个师将会改编为两个装甲师、三个机械化师、三个摩托化步兵师，相应的还要在国民警卫队中挑选五个精锐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师。机械化部队中的的装甲旅以t…4型系列主战坦克为主战装备，每个旅由两个重型装甲营、三个轻型装甲营组成，全军将共装备重型坦克五百余辆，如果加上轻型坦克，陆军装备的总坦克数将达近一千三百辆。此外为了加强机械化步兵的突击能力，陆军还将会装备超过一千辆的装甲车。
为了完成扩军计划，我向同盟提交的预算中除了包括通常的占财政支出40％的军费外，我还在正式的预算之外提交了一个预算案，让议会同意每年拨款5000万元，由我自由支配，用于“发展民主失业、维护防务安全、完成国家统一”。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我隐蔽的再好，最多明年，各方对我的猛烈的扩军备战很快就会知道。因此，为了以防万一，我早就着手对重点地区特别是沿海的海军基地加强防备。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我这个多年的民主、和平捍卫者的政治声望也开始继续不断上升，自然联邦建国的呼声也日益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特别是五卅运动中的全国一致的行动导致列强屈服的事件表明，如果国家统一，那么就必将能够更好的维护国权的前景，很显然的，受了此次事件的刺激，国人在获得了巨大的民主后，日益转向通过合适的手段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我知道，这种统一的任何企图都是和日本的利益相矛盾的，因此现在的中日关系绝不可能长久维持。
由于孙中山有遗嘱希望他能够葬于南京紫荆山，在我的斡旋下，广州政府开始同江苏议会和省长李纯商议，希望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可以说，广州同直系的关系比较特殊，李纯在获得了广州短期内不再北伐并承认江苏为民主政体后，同意将孙中山葬于紫荆山。9月底，孙中山的遗体在南方海军和同盟海军舰队的护卫下驶抵南京下关江面，10月10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荆山，一代伟人、就此长眠。由于宋庆龄情绪十分低落，并且还要照顾只有两岁的儿子，在宋母的要求下，广州政府同意宋庆龄前来北方与家人团聚。
第一百零四章 联邦党人
随着宋庆龄来到北方，在南方大半年的儿媳妇也终于能够回家了，家里的人也终于开始逐渐喜笑颜开。说实话，当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就是连我也没想到英国人会策划如此的巨变。不过，当我见到宋美龄的时候，我知道宋家的人大概还没有从孙中山去世的带来的悲伤中缓解过来。宋家三姐妹个个显赫无比，但是在我看来，从个人的角度看，宋庆龄却最为清苦，看来要做个国母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不过好像张家的人都比较开朗，不愉快的事情就应该忘记，这是我的名言。1925年中的热闹事就此有了一个了结，随着无事可做，我又到军队和工厂去逛了逛，到现在这个时候，新式军队所需要的相应装备基本都已经研制出来了，为了这一天，我奋斗了整整七年，而且我几乎动用了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世界上这个时候没有谁向我这样如此的处心积虑。以有心算无心，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扩军说起来简单，但要是做起来方方面面就多的不得了。首先是装备，没有装备一切都是空谈，然后是人，这做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陆军相对还好一点，技术复杂、需要专业人员的海空军扩军就不是一句话的事了，不过我早在18、19年就开始建立的相对完善的军队教育体系这是大大的帮了我的忙，而我要求每一个士兵都要识字的硬性要求更是帮了我的大忙。
现在技术上再复杂的军种在我的印象中也要原始不少，就算培训飞行员这种需要花费很多的事现在在我看来也不是十分困难，当然，这只是我的印象。现在的飞机除了跑得快，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仅仅是装了不多的电子设备，就被专家们称为是革命性的进展了。飞机的操纵方法的原始决定了对飞行员的要求远没有我印象中的要求那么高，随着同盟把逐渐淘汰的f…8系列飞机改装为世界上的首批专业教练机，同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产生着飞行员。
海军的空军建设尤为受到我的关注，由于钢材价格的上涨，为了削减成本，我的“新型战列舰”在建造中被迫做了更改，很多不是迫切需要的装甲被大大的削减。但是，对新的海军战术自认为颇有研究的邓兆洋等人却并不担心，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的海战中，舰对舰决战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舰载机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正因为这样，大炮巨舰是一种成本极其昂贵但去没什么现实作用的建军方式。他们的看法令我十分满意，看来我多年的开导并不是没有作用。
在今年，当陆军被空降兵的作用所折服时，他们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空降兵计划，他们要建立一个是的空降兵，但是高昂的成本是我被迫拒绝了他们的计划。最后在妥协的基础上，我同意他们组建一直新的空降部队——第87空降旅，这是一个简编旅，全旅5000余人。与此同时，随着同盟军人退役高峰期的过去，预备役部队的组建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在过去的两年中，同盟先后组建的十个新的预备役师，其中两个师配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着整个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经济的繁荣，受到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刺激，各行各业不断掀起投资的**，由于资本不足，外国的银行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巨量的进入中国，这些贷款又带动了美国、德国的进口。今年的十月份，随着解决德国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关于欧罗巴安全的诺迦洛公约的签订，德国加入了国联，他的经济开始迅速复苏；其大国地位也重新得到承认。
随着德国的重新强大，中国终于在国际上得到了一个大国的真诚友好对待。但是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他用金元控制着全世界。欧洲经济是靠美元贷款支撑的，美国把贷款借给德国，德国再赔款英法，他们再把赔款作为还款归还给美国。东方也是这样，美国对中日都保持着贸易的出超，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他就像两国提供贷款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美国人似乎沉醉于这种不流血的征服方式，我也对这种方式十分的满意，因为他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备条件。
中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直接的损害日本，中国的轻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竞争力越来越强，不但在国内市场大副的排挤国外的特别是日、英的进口商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商品也开始显露出她的狰狞的面目，但是在1925年，所有的这种担心都被所谓的中日友好淹没了。经济的进步，政治环境的变化还使得中国人的政治愿望从维持和平在此转向国家统一，经济界对此尤为热心，随着民国党推出自己的民主联邦方案，全国各界逐渐掀起了各色的联邦运动。
历史上所谓的联邦党人就是这样产生的，联邦党人实际上是信奉民国党的民主联邦建国的各色政治组织和个人的笼统称谓，当然他们的核心始终是民国党人。联邦党人首先要做的是在各省全面推行民主政治，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将各省重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永久的联邦。当然，如此的作为是受到了多年来各省民主政治进步的影响，多年以来，各省先后恢复了议会，有的省份还成功地进行议会的换届选举，并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在局部范围内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格局。
围绕着国家的政治前途问题，全国逐渐出现了三种政治主张，一种是民国党的，民国党主张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至于其他问题，民国党主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另一种主张是国民党的，他们主张实现更?
( 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 http://www.xshubao22.com/6/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