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中国兄弟连》
一枚毛泽东勋章（1）
那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浴血奋战像无法忘记的梦一样，时时浮现在眼前。我总想把它拉回来，哪怕拉住一会儿，看看那时候，在艰苦岁月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事业的忠诚，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种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那种在党领导下的凝聚力，那种团结奋战互相掩护互相支援的战友之情。但我无力拉回历史，更无力让时间像电影一样回放。 深秋的一天，我为寻找当年平津战役中3师1连的3排长刘春，乘长途汽车来到滦河岸边的小镇。饭馆里熙熙攘攘，都是过路的商人、小贩、农民。我找个位子坐下，要了碗米饭和一盘菜，边吃边问服务员：“这里有个叫柳庄的村吗？” “没有柳庄，有个刘庄。要上刘庄不远，一里多路。” 我问：“住在刘庄都姓刘吗？” “都姓刘，没外姓。” 我离开小饭铺，走上滦河大堤。 深秋，灰蓝的天空浮着几条白色淡云，滦河两岸紫色的芦花已经泛白了，被秋风摇晃着犹如海上的浪花。站在滦河大堤上，我仿佛又看见两岸上的那片灯海。平津大战后，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参战的亲人。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灯笼，灯笼上写着被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随着部队奔跑，在奔跑中呼叫着亲人的名字。在一片喊叫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儿？”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这片灯海犹如夜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把滦河照亮，灯海却照亮了滦河；照亮了夜空。这片喊声震撼着夜空，震撼着滦河的两岸；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人群，特别是他们找亲人的那片喊声，使我的心在震撼，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心头。我不是同情，我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年迈的老大爷，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 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顺着老人不断的呼唤声，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急忙问道：“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我面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大爷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安危，可他没有敢把话直接说出来，他既怕我回答，又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情况。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心里一阵难过，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还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怎么能告诉老人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了一下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了。他是1连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我知道这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可不这样我又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刘春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是被老人的眼泪感染，还是感情和老人融会在一起，劝道：“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哽咽的哭声：“我……看不着春了。”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我离开老人，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小男孩，他也举着灯笼站在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过去了还是倒在血泊中？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在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中；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可那亲人的呼唤声却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在人们心里。 我来到刘庄，看到破旧的草房前蹲着几位老人在聊天，我刚要过去问，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跑来，她胸前别着个奖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在战斗中有特殊贡献的，一次立三大功才荣获的毛泽东奖章。 我问：“小姑娘，你姓什么？” “姓刘。”小姑娘说完就跑了。 蹲在房前聊天的一位老大爷，从嘴里拔出烟袋问我：“找谁家？” 我走过去说：“40年前有个复员的排长，叫刘春。” “刘春？”他望着对面的几位老人。  
一枚毛泽东勋章（2）
另一位老人问：“刘春，是不是疯了的那个？他是复员的。” “对，他还在吗？” “早死啦。” 我蹲在老人身边，问：“他是怎么死的？” 另一个老人说：“他打部队回来就是个半疯，听见响声就犯病，哪家孩子放个炮他也犯病，犯了病拿着棍子喊冲喊杀地乱跑。那天夜里下大雨，打了个大雷他犯病了，拿着棍子跑出去，喊着冲、喊着杀地一直跑到滦河里淹死了。” “他家还有人吗？” “有，他有个弟弟。”他问对面的老人：“他家那个老二大号叫啥来？” “叫刘田。”老人指着说：“就住在前面那个院里。” “谢谢您。”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进篱笆院，看到门框上有个长方形的小木牌，木牌被长年烟熏得和黑门框一样的颜色，木牌上的几道裂缝把“光荣军属”4个字扭曲地分开了。我站在门外：“家里有人吗？” “谁呀？”出来一位妇女，看上去有50多岁了，她问我：“你找谁呀？” “我是刘春的战友，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哪年去世的？” “咳，30多年了。快屋里坐。”我随着妇女进了房屋，妇女急忙扫了扫炕：“快坐下，啥事呀？” “刘春是我的老战友，我是来看看他，没想到他去世了。刘春是你什么人？” “咳！”她长叹了一声，“是我丈夫。” 我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见过面，刘春的爷爷带着你到滦河边上去找刘春。” “是呀，我哪敢认哪！他从部队回来就时常犯病，一犯病没白天没黑夜地拿着棍子，在村头喊冲喊杀的，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嘴唇颤抖着，擦了把泪：“他拿着棍子跑到滦河淹死的。” “没人救吗？” “咳，有人救，黑灯瞎火的没救上来，第二天才把尸首捞上来。” 我问：“家里几口人？” “4口人，儿子媳妇下地啦。” “这小女孩是你什么人？” “是我孙女。” “她胸前戴的奖章是谁的？” “是她爷爷刘春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奖章吗？” “啥奖章？” “这是毛泽东奖章，在战场上一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才有。” 妇女没有感到奖章的珍贵，她“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她的这声“咳”含着多少她没有说出来的内容，我不知道。我很难过，用生命换来的最高荣誉，成了孩子的玩具…… 她问我：“这还有用吗？” 我回答：“这是刘春同志的最高荣誉。” “荣誉，荣誉是啥？”一丝使人难以理解的笑意挂在嘴边。 我怎么回答？我无法回答。因为荣誉对她来说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不实用的符号。 小女孩问我：“爷爷，你也有奖章吗？”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她：“我没有，你爷爷才有。你爷爷是战斗英雄。” “他疯啦，这也是战斗英雄吗？”孩子的话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孩子的话撕碎，我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没有流下来的泪。我看孩子把胸前的奖章摘下来，递给我说：“我不要了，给你吧。”我从孩子手里接过奖章，看着毛泽东奖章，那惨烈的战斗，那暴风雨般的枪声，那不间断的炮弹爆炸，震得大地在颤抖，战士们在血与火的风暴中，前仆后继。那是打锦州，那是辽西会战，那是天津的攻坚，那是衡宝战役的拼杀。那血，那满山坡的尸体，都呈现在奖章上。我无声地把毛泽东奖章递给孩子的奶奶。 她接过奖章看着，看着，滴滴眼泪滴在奖章上，她把奖章递给我说：“他死了30多年啦，你是他的战友，给你留个念想吧。” 我没有资格接这个毛泽东奖章，毛泽东奖章是战士的血和生命凝结的，我感到奖章是那么沉重。她看我没有接奖章，颤抖地说：“你带回去……”她哭了，再没有说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看着她手里的奖章，默默地离开刘春同志的家，默默地走上滦河大堤。我望着滦河，滦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平静，偶尔水面上浮起微微涟漪。仿佛河水也在神思恍惚之中，回忆那片喊声，那片灯光……
中国兄弟连（一）
学校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坐着大车拉着道具，走在雨裂里。雨裂是上百年雨水把高大的黄土山，冲雕成纵横交错、奇形怪状的沟壑，有的像把利剑，有的像牧童横卧，有的像凶神恶煞。这些被雨水劈开的裂缝宽窄不一，沟沟相通。陡峭的深沟有数丈高，沟宽两辆大车可并行。两个人隔着雨裂要相聚，别看近在咫尺，也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碰到一起。坐在大车上只能望着一线蓝天，周围全是陡峭的绝壁。雨裂千姿百态，雄伟壮观，是大自然经过上百年上千年雕凿出来的作品。 我们还没有到前线，国民党93军在飞机配合下，已经开始向解放区——哈达进攻。敌强我弱，部队被迫战略转移，我们也跟着部队大踏步的“战略”后退。 我们22个不同年级的男女同学，集体参了军，脱下学生服换上棉军装。军装是深灰色的，虽然布纹粗糙，但穿上新军装特别高兴。团里的管理员找了一套最小号的棉军装给我，可穿上还是又肥又大，棉上衣过膝盖，棉裤拖着地。团长看我穿着又肥又大的棉衣实在不合体，笑着对管理员说：“找老乡给小苏改一改。” 管理员为难地说：“现在改来不及啦。”团长便让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把袖子和裤腿卷起来用针线缝上。高高卷起来的袖子，像两个白套袖，肥大的棉上衣像披在身上的斗篷，我拖着高卷的白裤腿走在部队的行列里。 文工团团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对我笑嘻嘻的，他虽然是我见到的部队里最高的官，但我没有惧怕的感觉，反倒感到亲切。团长为了“照顾”我们新参军的，把我们分散在各个分队里，由分队长领导我们。 入冬后，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跟着部队日夜急行军后撤。天气特别寒冷，风卷着雪在荒原上呼啸，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棉衣被寒风吹透了，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眉毛上凝结着冰凌，全身冻得颤抖。在大风雪中没有宿营地，无休止地走…… 我们新参军的同学，困得在行军路上睡着了，有的同学掉在沟里，有的同学边走边睡离开队列，被人又拉回来。疲惫和饥饿，寒冷与困倦，已经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在一次夜行军里，因睡着了两次掉进壕沟，有一次撞在前面人的枪上，把鼻子撞出了血我也没有醒。在夜行军中，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从政治部拉来几匹马，让女同学和我们年龄小的骑。我没有骑过马，看着又高又大的马心里害怕，怕马尥蹶子把我摔下来。高头大马我上不去，团长和两个老同志把我连抬带推地扶上了马。我骑上马很紧张，手不知抓什么地方。牵马的饲养员一再对我说：“别睡着了，睡着了摔下来。”我更害怕了。在马上虽然能歇歇迈不动步的双腿，可马上更冷，冻得我全身颤抖。我想起了家里的温暖，想我的妈妈，在家暖暖的多好，何必受这个罪？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刚穿上军装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种穿上军装的兴奋情绪，再也没有了。累得我像滩泥似的没有支撑力，我忍受不了啦，在马上哭着哭着睡着了。牵马的饲养员不断推醒我，怕我从马上摔下来。 黑蒙蒙的天，飘着雪花。夜行军一个接一个，离家越来越远啦。同学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都想家了。在行军的路上，有3个高年级同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跑了。 有一天上午，紧急集合，把我们同学们集中在场院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长来看望同学们。主任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为什么要革命，要参军。讲完话后，保卫部长叫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何千。” 何千举起手：“到。” “你跟我走。” 何千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他被保卫部抓起来了。他一被抓，把我们的同学全镇住了。还听说抓了个老乡，因为老乡“同情”何千，要帮助他逃跑。何千同学一直关押在警卫营，在行军途中我还常常看见他。
中国兄弟连（二）（1）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我们刚参军的同学。这个记功本副作用太大，它起不到积极作用，因为记在本子上的，除了鸡毛蒜皮的事没有真实的东西，只能造成相互嫉妒，相互报复，互相攻击。 分队长问我：“张成说你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他垒砖。” 记功本一直行使着它的使命。 我第二次受到批评，是我们到蒙山后第一次演出，给过路部队和机关演出《白毛女》。1945年深秋，军区文工团刚到哈达，给我们学生演出《白毛女》。那是我第一次看歌剧，随着剧情的进展我一直流泪，我激愤、我恨地主黄世仁，尤其是杨白劳喝卤水后，穆仁智拉喜儿去顶债，赵大叔说了一句：“……给你爹磕个头。”我几乎控制不住地大哭。我没想到，现在我参加了演出《白毛女》，还管起了道具。当时，演出的团员没有专业，是“万金油”，什么都干。谁都使唤我，除了向老百姓借演出所用的“道具”外，惟一的“重任”是在演出时，要把道具给上场的演员准备好。第一幕闭幕后，穆仁智上场要提灯笼，我在第一幕闭幕前，因为给演赵大叔的演员找烟袋，忘点灯笼了。穆仁智要上场，灯笼没点着，我越着急灯笼越是点不着，乐队前奏已经过去了，我的灯还没有点着。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要账，要账。还没有点着——要了东庄要西庄。”过来两个人帮助我点灯笼，人越多越乱。虽然把灯点着了，在匆忙中把蜡烛碰歪了，当“穆仁智”提着灯笼上场重新再唱那两句时，灯笼着了，田副团长只好在台上吹灭灯笼，吹了几口没有吹灭，台下观众鼓掌、大笑。这场戏就“砸”在灯笼上了。演出结束后，团长批评我精神不集中，点了我的名。 我在分队会上低着头，很难过地检讨说：“我很懊悔，由于自己没有重视道具工作，没有想到一件小道具影响了演出效果。我思想不集中，这场戏是‘砸’在我缺乏责任心上……”我哭了。分队长认为我检讨还算深刻，他说：“从没有点着灯笼，可以看出小苏不重视道具工作，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要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把工作做好。” “我一定改正错误，一定认真负责做好工作。” 受到批评的还有孙俊生。装置组是演出时的业务组织，他是装置组负责拉幕的。孙俊生所发生的事故是在第二场给部队演出，也发生在穆仁智上场。杨白劳喝卤水后，二道幕拉上，因为舞台上的照明，是用3个大铁勺装满油，铁勺周围是点燃的棉花捻，吊在舞台上。拉二道幕的绳子坠下来了，孙俊生想把绳子拉起来，滑轮卡住了绳子，他猛地用劲一拉绳子把铁勺碰翻下来，正好扣在我们田副团长的头上，把他烫得大叫一声往后台跑。看戏的观众大笑，站起来鼓着掌大喊：“好啊，烫死穆仁智！”我也憋不住偷着大笑。田副团长到了后台又擦又洗，用猪胰子、用碱沫，弄得满头满脸粘乎乎的，他还喊疼。过了好久，我想起来还在笑。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我忽然想起来了，笑得我把饭喷出来了。孙俊生问我：“你笑什么？”
中国兄弟连（二）（2）
我一阵大笑后说：“没笑什么。” “是不是笑田副团长挨烫？” 他一问我，笑得我弯着腰：“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准是。” 第一次给蒙山党代会演出《白毛女》，演赵大婶的演员是我们同学，她怕冷，化好妆后坐在碳火盆旁，等上场时，不知怎么搞的晕过去了。这得马上急救，我们文工团没有医生，各种土办法一齐上，又掐人中，又灌醋，又往嘴里塞仁丹，又做人工呼吸，各显身手。没有多一会，不知道什么方法起了作用，她慢慢缓过气来了。虽然缓过来了，头痛呕吐不能上场，必须换演员。所换的演员也是我们同学，她没有上过台，一上台就哆嗦，更没有演过赵大婶，现对台词，台词对了半天，她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台词没有对完就要上场啦。在上场前，团长对她说：“在场上随机应变，别冷场就行。” 她皱着眉头说：“给我提台词吧？” 只好幕后给她提台词，团长把我叫过来：“你在幕后给她提台词。”我提着马灯拿着剧本蹲在幕后。 “赵大婶”在场上越是紧张，越听不见我提词的声音，前排的观众都听见了，她还是听不见。她回头对我说：“大点声！”我没有提过台词，我一紧张把剧本看错了行，她就按着我看错行的台词说，演大春的演员无法对话，他转头对我说：“错行了！”我还没听见，继续按错行提台词。由于我看错行，台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我提什么她说什么。她这么一来其他演员可就“傻了”。“驴唇对不上马嘴”，根本接不上茬，这场戏就这么乱糟糟地对付下来了。 在总结会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她说：“是小苏提错台词我才乱的。” 我怕挨批评，争辩地说：“什么我提错台词？我是按剧本提前提词‘打个提前量’，让你有准备，你听不见还怨我？” 团长没有批评我。对晕过去的演员没有上场，虽然团领导没有批评她，可有人说她是闹情绪、撂挑子。说她不能坚持演出，没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精神。
中国兄弟连（三）
我们到蒙山县城后，当时敌情很严重，蒙山除了机关外就是一个警卫营，没有战斗部队。号称国民党地下军的土匪有上千人在蒙山外围。土匪头子黑龙在蒙山街上被我们县公安局抓住了，二号土匪头子白龙为了救黑龙，带着上百人的土匪混入蒙山县城，听说春节前准备劫狱暴动。 1947年1月4 日，天很冷。晚上，我们全团集合在一间大房子里，团长宣布：“零点，全城大搜查，所有住在蒙山的机关、部队、文工团、医院，全部参加，挨门挨户清查土匪。” 文工团分了3个组，一组团长带着，二组协理员带着，三组田副团长带着。有二三支马枪，团长、协理员和分队长有三四支短枪，把枪平均分配给各组，没枪的人有的拿把刺刀，有的腰里别颗手榴弹。我没有枪，分队长给我在腰里别了颗手榴弹，告诉我：“别拧开盖拉弦，一拉弦就爆炸。”我一听要爆炸，忙说：“我不要这玩意，在腰里爆炸咋办？”文工团协理员看我眼睛总盯着腰里的手榴弹，他对分队长说：“怎么给小苏个手榴弹？别让他给弄响了。别让他去啦，让人一拔拉把他就拔拉个跟头。” 我穿的棉衣没有改，又肥又大像个半大衣，裤腿和袖子卷得老高，棉衣领子大得向下耷拉着，风从领子灌进去，前胸后背冰凉，每天冻得流着鼻涕。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看我老缩着身子，她给我围了一条毛巾。 团长看我的样子，笑笑说：“别去了。”所以我没有参加搜查。 蒙山城里没有几间砖瓦房，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垒的房子。全城没有电灯，白天很萧条，晚上几乎见不到人。夜里很静，偶尔听到全城惟一的小天主教堂的风琴声。在这边陲的土城里能听到这么悦耳的声音，我很奇怪，没事的时候我就跑到天主教堂门前，等着听风琴声。跑去几次也没有听见，后来听说风琴是给城里土匪报信的，我再也不敢去了。 那天夜里的大搜查是蒙山城历史上没有过的，街道、路口被宵禁，到处是端大枪的警卫营战士，全城敲门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犹如点燃了一挂上百、上千、上万头的鞭炮。 那天夜里搜了个底朝天。在搜查中，医院没有遇上持枪的土匪，文工团遇上持枪的土匪了。我们分队长叫开老乡的门，团长看见一个黑影从柴垛窜到墙角，团长喊：“站住！”黑影没有站住，爬上墙要逃跑，团长和分队长都开了枪，天很黑，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枪一响，一组可就乱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不知往哪里追。经过一阵枪战，被警卫营的战士击毙一个土匪逮捕了一个。我们文工团一个唱歌老跑调的李坤，被子弹划破肚皮，蹲在门外大叫。那一夜，查出上百个嫌疑分子，都集中在戏园子里，由公安局的人负责审讯。土匪头子白龙是在小教堂里抓到的。搜查还没有结束，就秘密地把黑龙、白龙处决了，没有用枪打，是用刀砍的，说是为了保密，以免土匪劫法场。
中国兄弟连（四）
1947年2月1日晚，我们文工团到大营子野战医院，给从前方下来的伤员慰问演出，这是第二天演出。台口吊的汽灯是野战医院的，演出的是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文工团所有的人几乎都上台了，因为“子弟兵和老百姓”的群众演员特别多。一二幕闭幕后，第三幕演员刚上场，枪响了。台上的演员以为是效果枪，可又一想，这时候不该有效果枪声，再看台下可乱啦。接着就是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台下的伤员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让医务人员背着散开了。野战医院院长跑到后台对我们团长说：“有200多土匪，警卫排在抵抗，警卫连很快就过来了。你们先不要动，都到台后面隐蔽，不要乱跑！” 舞台是土堆起来的，我们都穿着舞台上的八路军、老百姓、日本鬼子的服装，趴在土台子后面。后来，院长跑过来让我们转移到大院里，大院离“舞台”还有段距离。演员们一听转移就乱套了，有的人不顾一切地穿着舞台上服装往院里跑，有的人还跑错了方向。由于夜间看不清，住在村外的警卫连来增援，看见一群穿各种衣服的“土匪”向野战医院大院“冲”，警卫连误认为我们是土匪，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端着刺刀就冲过来了。一看这是要灭我们，吓得我和男女演员赶快张着大嘴喊话：“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为了使警卫连听得清楚，团长挥着手指挥，全团一齐喊：“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喊得还真整齐，就像“大合唱”。由于“大合唱”，我们才没有被警卫连给灭了。 后来，我听说除少数土匪逃跑外，大部分土匪被警卫连歼灭了。大家松了口气，互相模仿当时每个人的“丑态”大笑。
中国兄弟连（五）
1947年3月9日，为配合东北、华北各战场作战。我们离开了蒙山，向敌占区挺进。 蒋介石扬言的三到五个月消灭解放军不但没有实现，相反，从1946年2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歼灭七十一万三千四百余人，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国民党在东北所发动的重点进攻，被解放军“三过松花江”出击江南，“四保临江”所粉碎。迫使敌人在东北先南后北的重点进攻转入防御。东北总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为进一步改变东北战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 4月13日，东北总部电示冀热辽军区：采取大部队进攻，牵制敌人13军、93军东调，保障夏季攻势顺利实施。为牵制敌人13军、93军，部队当即从蒙山出发。 经过3个月展开的夏季攻势，解放了大片土地，使冀热辽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军区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东北去，组成赴东北干部团。 赴东北干部团以军区宣传部长许文为团长，团员有：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中、财政厅长王瑞、五军分区副政委邓民、九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丁瑞山、十二军分区组织部长孟昭云、专员陈玉坤、女医生秦玲。 东北总部宣传部通知，各军区、各纵队文工团派人参加短期美术训练班学习。我喜欢画画，团长为了培养我，让许文部长把我带到哈尔滨美术训练班。我随着干部团离开了蒙山。 干部团里还有我们同学何千，经过审查后没有政治问题，他主要是怕苦怕累想回家，属于思想问题。他调到军分区，也随着干部团离开了蒙山。没有想到，此行竟是他和我的永别。 我们和文工团同时从蒙城起程，沿着萨拉日娜河进入内蒙荒凉的戈壁滩。戈壁滩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沙丘，寒冷、荒凉，北风呼啸。风把沙丘划出一条条的纹路，像大海中的波涛，纹路上的点点残雪则像浪尖上的水花。
中国兄弟连（六）（1）
我们宿营在沙丘环抱着的一座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小村落里的土房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房后的窗户被沙堆埋没，沙堆几乎和房顶一样高，一步就能迈上房顶。房屋的颜色和沙丘一样是土黄色的，显得枯燥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我们就宿营在这里。 这里的初春是寒冷的。荒凉的沙丘上一抹夕阳，远处一个小小的身影，摇晃着牧鞭，赶着一群羊从沙丘上缓缓走过来。 夕阳下的小村落，炊烟袅袅。小村的街道上停着大车和马匹，站着一群穿灰布棉衣的解放军干部、警卫员、战士，给这个小村庄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热烈气氛。警卫员提着行李牵着马，管理员拿着小本走过来说：“许部长、袁主任你们住在村东头姓刘的家。”他手指了指接着说，“邓政委、孟部长、王厅长你们跟警卫员小黄去。”三位首长跟着小黄走了。 “丁瑞山副主任、陈专员，你们跟我走。”管理员回头看见何千、军医秦玲和我。他又说：“何干事、秦医生、小苏你们等会儿，我回来再安排你们。” 秦玲中等身材，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她文雅、善良、宽和、正义。当你看她的时候，你会感到她像雾中的一颗寒星，既朦胧又真切。她的目光中潜藏着智慧，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她苗条的身材被那宽大、不合体的灰色军装包裹着。在我的目光里，她集中了所有女人的美。 干事何千是刚参军的学生，他沉默寡言，文质彬彬。 警卫员、饲养员跟在首长身后，提着行李，拉着马匹向村街散去。熙熙攘攘的小村街，一下空旷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寥落。 “喝……嗷……”传来童音的吆喝声，接着是一声响鞭。小小身影不断甩着响鞭，赶着羊群走进小村街上。随着清脆的响鞭他吆喝一声，羊群自动分散，走进各自的院落。我奇怪地对秦玲说：“你看，羊自己回去了。” 秦玲新奇地说：“是呀，多有意思，羊还认识自己的家。” 何千用手推推眼镜：“它们不会走错吧？” 炊事员老刘一边卸车一边说：“不会，早上各家把圈门打开，外面羊倌一吆喝羊就都出去了，晚上回来羊倌又一吆喝，又都各回各的家了。” 秦玲笑笑：“这村子里的人，为什么不自己放羊？” “咳，这一家一户的，养三五只羊怎么放？全村合起来雇个羊倌多省事。” 放羊的孩子是个六七岁的男孩，衣服褴褛，没有帽子，脑袋上套着一个又黑又脏的大人的衣袖，脚上穿着一双几乎没有底的鞋。羊群散了，他站在大车旁看看陌生的秦玲，又看看炊事员老刘。 老刘问：“孩子，你几岁了？”孩子没有回答，好像他不知道他几岁了。 秦玲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千看他摇摇头，感慨地说：“看这样，孩子可能没有名字。你小小年纪放这么多羊累吧？”孩子仍没有回答，抹了把鼻涕跑去了。老刘、何千、秦玲和我同情地望着小小身影消失在远处。 干部团团长许文，是个十分精明强干的中年人。他和干部团副团长、政治部主任袁中从院子里出来，迎面遇上政治部副主任丁瑞山、财政厅长王瑞。许文问：“你们住在哪儿？” 丁瑞山：“我们两个就住你们隔壁。” “走，咱们去看看警卫班的同志住好了没有。”许文刚转身看到何千、秦玲和我提着行李走过来：“秦医生你们住哪儿？” “我和何干事、小苏住在一个院。许部长，听说明天不走啦？” “是啊，我们从蒙山出来，走了5天啦。快到敌占区了，我们在这里等等护送我们的骑兵连。”许文笑笑说，“怎么样，害怕不害怕？” “跟着这么多首长，怕什么？” 袁中：“小苏准害怕。” “我不害怕，我要有支枪就好了。” 袁中一笑说：“你还想要枪，你个儿还没枪高。真打起仗来，你和秦医生可别哭。” 秦玲脸一红?
( 中国兄弟连 http://www.xshubao22.com/6/6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