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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3）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气节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早晨，阴霾笼罩北平，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横冲直撞地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美丽的燕园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学习园地受到敌寇铁蹄的践踏；坚持真理的师生，处于日伪监视下。 那天凌晨，还在日寇采取行动之前，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当机立断，驾汽车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属中立国侨民）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逮捕，旋即遣送到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关押起来。 日寇占领燕园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 陆志韦先生等被捕之后，日寇妄图利用他们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诣和威望，让他们出山事敌，为伪政权涂脂抹粉。在监狱中，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种种伎俩，结果却大失所望。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日寇无可奈何，就改变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们施以摧残与蹂躏。但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赵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励，强自支撑，相濡以沫，在生死关头，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光明，未名湖畔必将重新回荡起那洪亮的钟声。 在敌人的监牢中，敌人的淫威尽管未能摧残先生们的坚强意志，却极大地戕害了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大家的体力大为下降，疾病丛生。陆志韦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头。日本侵略者曾哄骗陆先生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不为所动，拿着敌人给他的纸笔，严肃而认真地写了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充分体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在敌寇的监狱中，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频施酷刑，相对来说对他却没那么残暴。对此他仔细琢磨，得出了一条道理，就是：“共产党对他们威胁大，而我对他们没有威胁力；日本人怕的是共产党，而我不是日本军阀所害怕的人！”这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狱中放风或倒恭桶时，陆先生和其他几位燕京人相遇，偶尔还能匆匆说上一两句话。这对陆先生来说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看到这些燕京人是那么坚强，敌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陆先生入狱之后，家中只有陆夫人带着孩子们度日如年地苦撑着。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还是有不少燕京人来家关照、安慰。陆家被赶出燕园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搬家。物理系的学生张象乾帮着搬家时，再三叮嘱陆家的孩子们讲话要小心，他认为很可能有特务在监视着。以后的情况应验了他的预见。 探监每月只有一次。所谓“探监”，只是送些洗换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见不到被探望的“犯人”。头两次探监是陆夫人和赵承信夫人及陈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尽管每次探监时看守都说“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亲人们还是能够从取回的衣服上仔细地觉察到狱中人的情况在恶化。到了5月，陆夫人发现陆先生衣服上那不同于臭虫血的血迹，知道陆先生正在患着重病。她立即进城到从前在燕大校医处工作，当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德隆大夫处求援。郭大夫判断陆先生病情恶化，他给陆夫人出主意，由德国医院接收“取保监外就医”。5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当局通知陆家，允准取保接陆先生外出就医。两天后，由李荣芳夫人陪同陆夫人，带着陆卓明去日军监狱接人。此时，陆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蜡黄，不能走路。日寇让雇来的一辆人力车进狱中把陆先生拉出来。陆先生一见大家就说：“想不到还能看见你们……”人虽孱弱，但目光炯炯，满腔仇恨尽在不言之中。 在德国医院就医期间，除家属外，一律不得探望。经过医生们（大多是旧友或学生）的悉心医护，奄奄一息的陆先生居然转危为安，并奇迹般地逐步康复起来。 在敌人监视下生活 陆志韦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疗养时，槐树街上来往的小贩多了起来。那时陆家不时变卖衣物，于是就有收破烂的强行进门收购。 不久，日本侵略者又陆陆续续逮捕了一些燕京人，审问两三天后又放出来。陆卓明、田丽丽（燕大教员田洪教之女）等都在被捕之列。卓明等被放回来的次日，日寇又通知陆先生去受审，实际上仍是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陆先生断然拒绝后，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二年。陆先生回到槐树街家中后，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下被软禁起来。 这期间，陆家几次受到敌伪军警的搜查与骚扰，不少珍贵的稿件散失了。 除了敌特监视之外，日本侵略者还专门指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宪兵官儿来陆先生处做工作。烨田队长和杨翻译官不时来家“访问”，有时坐下聊上几句，有时硬要和陆先生下棋。谈话间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劝陆先生“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陆先生则以病体未愈婉拒，并整天埋首在线装书堆中，以此表明自己的志趣。经过几次三番软磨硬逼都未奏效之后，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劝降拉陆下水的企图。但还是有一些已经失节之徒不断到陆家劝说。对此，陆先生则一概斥退，并晓之以大义，告诫他们来日方长，不要太短视了。 铁蹄下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陆先生蛰居海淀成府村期间，经济相当困难，一家老小靠当卖度日，间或也有亲友送些钱物周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友人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凡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借用的钱物，陆先生都折合成美元（因为当时伪币不断贬值，难以计数，老百姓私下里有美元黑市交易）写成借据，在抗战胜利后都陆续清还了。从这点也可见陆先生一丝不苟的耿介性格。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4）
陆先生尽管自己生活困难，仍不忘接济和帮助其他受苦人。一次，陆家变卖了些衣物从西苑换来两小袋玉米，陆先生和卓明背着玉米到海淀去加工磨成棒子面。回来的路上，看见原来在燕大当临时工的老张的老母亲饿死在路边，身上盖了半张破席，头露在外面。过路的人说：死了人露脚别露头呀！陆先生便叫卓明用破席把死者头盖上，可脚又露了出来。后来，一些燕园故旧凑钱把她掩埋了。还有一次，有一位书商送给陆先生一点面粉和一小包白糖。那一点点白糖陆先生硬是分成了许多份，分送给附近的病人当药引子吃了！一位妇女来说，她的公爹和男人都病得爬不起来了（其实主要是饿的），求乞两小包白糖当药引子。这是最后的一点白糖了，陆夫人给了她，并难过地劝说道：“明知老的没救了，两小包都给年轻的或许还有用！”老人第二天就去世了，而年轻的也只多挺了一个星期！ 陆先生在受着监视、生活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除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外，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也就是关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深度是前所未见的。他把11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集成为《古官话音史》（他去世后出版）。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独到之处。 在成府村舍中，陆先生每每跷足遥望那久已蒙尘的燕园，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时陆先生的心中即已期望着不久的未来，大地重光之日燕京大学复校之时的重大任务了。 1943年下半年，日寇的监视开始渐渐松懈了些。尽管陆先生是从敌人监狱中被判刑而缓刑放出来的受监视的人，燕京大学的同仁和学生们仍不断来家探望。有时几个人坐下来吃点茶，谈谈心，分析分析时局，交换一些有关战局的看法，甚至偷偷地收听短波广播新闻。这样，大家对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深知不要多久，侵略者就会失败，从而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大家也数次谈论研究过燕园重光之日要做的工作。 经常到陆家作客的人中，有些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者，像费璐璐、刘仁树同志等。陆先生对他们的为人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清楚的，他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例如费璐璐同志常为解放区采购药品，而药品又很难一下子直接运到解放区去，于是她就利用陆家做中转站。白天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药品运出城，储藏到陆先生家厢房里，等方便的时候再转运到平西解放区去。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陆家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还敢做这种事，而费璐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陆先生也并没有因自己是敌人注意的人而不敢支持这项工作。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在陆先生蒙难之时变得更加深了。 在成府村闲居的几年中，和陆志韦先生最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蓝公武先生。蓝公武要去解放区的前夕，与陆先生促膝长谈，打算约他同行。陆先生这时心里非常矛盾。谁不想逃出敌寇的桎梏，奔向自由的天地，投身抗日的大业呢？他已认识到共产党以谋求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人民信赖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有可能实现自己从小就幻想过的平等社会。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家，在敌人监视期间，陆夫人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吃尽了苦头，现在他怎能忍心抛下她和孩子们出走，而且他们又不可能与自己同行。还有一桩，就是他出狱时是由张子高先生做保的，自己一走，保人可就吃苦了。经过反复思忖，最后只得放弃跟着蓝公武一起走的想法，含着羡慕的眼泪送别了他。 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亿民同庆，万众欢腾。 8月16日，陆志韦先生等燕京大学同仁到城内去欢迎被日本侵略军关押了四年、刚刚恢复自由的司徒雷登。次日，陆先生约同洪煨莲、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与司徒雷登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管燕园、清查校产、召集旧日教职员、筹划复校事项。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先生主持复校的一切筹备工作。 这时，日本侵略军尚未彻底放下武器，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也未飞来，北平城内还处于混乱状态。一些原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学校被侵占的四年中，或以做苦力、干零活为生，或靠当卖度日，宁肯饿死，不肯降敌。如今终于盼来了胜利，并听说陆志韦先生在组织筹备复校工作，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赶来报到。当时，有的沦陷时期为日伪做过事的原燕大教职员也想回来。陆志韦对他们的态度是：沦陷时期低薪被迫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回来；高层人员任伪职的，不得回来。足见陆先生既宽宏大量，又坚持原则。 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工作。委员会以陆志韦先生为首，工作班子里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也有教务、总务等处室的骨干人员，还有一大批中年讲师、助教以及当年被迫辍学的高年级学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不计报酬，不分职位高低，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余，专心致志投身于复校和筹备工作。 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队伍，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迈步重新走进了蒙耻忍辱近四年的燕园。 燕园的大门半闭着，校内的草坪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破碎的文件纸张随风飘荡。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正准备撤离。未名湖水十分混浊，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狼藉满地。真是满目疮痍，不堪入目，好端端的校园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已经投降了的侵略军军部仍欲拖延交还燕园的时间，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先交还校园的一部分。8月26日，复校工作委员会即派人接管了燕园的南部，也就是当时的女部区域。 陆志韦先生认为，当时已是8月末了，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为了多为国家培养中兴人才，早日复课是必要的。但时间已十分紧迫，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困难。怎么办呢？于是他发动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时间再紧也要争取，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取早日复课！四年的时间已经让敌人给抢夺走了，胜利后的时间不能再稍有耽误。最后，陆先生与大家议定：先招收一个年级的新生，力争在10月份开学。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5）
9月1日，教务处的复校工作班子开始在灯市口公理会内借地办公，投入大批人力准备招生报名、入学考试以及复课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平津等地报纸刊登招生广告，预告9月12日开始报名，22日至23日在平津两地举行入学考试。 新生报名、考试的一切工作都严格按照燕京大学原来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一切表格与考卷也和以前的格式相同。就连“智力测验”这门燕京特有的考试科目，也完整地赶拟出试题来。整个工作完全体现了燕京大学战前的特色。 燕京大学复校并开始招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青年学生赶来报名应试，其中有辍学数年坚持等着胜利的青年，也有已经在其他学校就读着的学生，报名人数之多超出了预料。原来只打算招一个年级的新生先复起课来，但为了照顾广大青年学生的愿望，陆志韦先生与复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多招一个年级的预备班，给入学考试中在某一科目上稍差一点点的学生以就读的机会。 考试、判卷、计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陆志韦先生带领全体教授、讲师、教员亲自动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录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发榜。同时，由招生委员会向被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一些赶来报到的老同学还按照燕京老传统组成了迎新工作委员会，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同时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员会给新同学的祝贺信和入学须知等。这一切都一仍旧制，是许多教职员和老同学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赶印出来的。 10月上旬，燕园南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复校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力，几天里就把学生宿舍四个“院”和适楼的一些教室布置停当，为新生来校上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0月8日新生报到。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前一片欢腾气象。一张张刚刚洗去沦陷时期饱受屈辱的泪痕的脸，幸福地微笑着，兴高采烈地拥向新生报到处。老同学和中年教师们忙着接待。那时，燕京大学原有的校车已不知去向，复校工作委员会就从投降了的敌人那里接管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把新同学一车又一车地接送到了燕园。 10月10日上午9时，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礼堂里济济一堂。老师们都找出了封存多年的各色各样的学位礼服，戴上了四方博士帽。陆志韦先生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阔步走上主席台，主持了开学典礼。这一年，燕京大学分别在北平与成都两地开学。 “当……当……”未名湖畔土山上钟亭里的古钟，在沉寂了1036天之后又敲响了。声音洪亮、余韵隽永的钟声，伴着燕园人的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回荡。它仍旧按照燕园人的习惯，恢复了每半小时一次的报时。 陆志韦先生在领导复校工作期间，以超人的精力、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那时司徒雷登正忙于飞渝会见国共两党领袖，随后又莅蓉视察战时燕大，校政主要由陆先生主持。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里，陆先生和洪煨莲、侯仁之、林嘉通、蔡一谔先生等共同组织起学校的教务、总务、财务、学生生活辅导等方面的工作班子。在教务方面，组织起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师队伍以及预备班的教师队伍。图书馆也加紧进行了整顿，并准备先开放一个大阅览室。复校开学一开始，就开出了文、理、法等三个学院的必修课和几十门选修课。 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有人主张先开些大一年级的必修课，用上大课的办法，先开起学来再说。可是陆志韦先生及几位复校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办学就要认真办，燕京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必须保持和发扬它的传统和特色，再困难也要按燕京的优良传统保质保量地办好。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陆先生等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在陆先生等人的号召下，各学科的知名教授热忱地响应，例如邓之诚、聂崇歧、前独健、赵紫宸、李荣芳、高名凯、侯仁之、胡经甫、褚圣麟、蔡镏生、林昌善、徐献瑜、沈道璋、赵承信等，都担负起大一各科概论课的教学任务。 这些知名学者，在沦陷期间没有屈膝事敌，而是坚持真理，大义凛然，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抗战胜利后，他们也没有居功邀赏或稍事休息，而是空前热情地、忘我地奋斗在复校工作第一线。先生们大都沉疴未愈，身体孱弱，但却精神抖擞，努力工作。没有教科书就自编讲义，没有教具就土法制造，理科实验开不出来，就先画图讲解，来年暑假再补作实验。大家的共同心愿是：一定要让“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重新发扬；让美丽而恬静的燕园再焕发青春；让久居铁蹄下的苦难同胞们从这“野火烧不尽”的民心中看到希望；让还盘踞在校园北半部的敌寇们看看我们中国知识界的力量；也要让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争名利争地盘而迟迟不能办好受降接管工作的国民党当局的大员们看看和比比。 从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月10日燕京大学复校举行开学典礼，这期间仅仅56天！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把一所被敌人武力侵占近四年的综合大学恢复起来，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接管并维修校园校舍；要召集并组织起教职员工的队伍；要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及评卷录取工作；要准备开学开课，准备教材教具，还要安排好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活……此外，一方面还要与已经投降但仍极为傲慢、狡猾的敌人交涉追索校产，逼促他们及早全部交还校舍校产，追录已经散失了的学校档案资料；另一方面还要与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取得联系，以获取办学的经费。更令人气愤的是，还要与那些从后方飞来或就地摇身一变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周旋。陆志韦先生带领复校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们就是这样呕心沥血、事必躬亲、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终于把这项按常情在短短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难以办到的事办成了！ 燕京大学复校了，几百名青年人欢欣鼓舞地涌进了燕园，未名湖畔又出现了莘莘学子的身影；朗朗读书声又伴随着校钟的洪亮响声在湖光塔影中回荡。那些还赖在校园北半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残兵败将坐卧不宁，再也赖不下去了。10月19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最后一群日本侵略者丢盔弃甲，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出了燕园。 重主校务 复校后，陆志韦先生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司徒雷登仍为校务长。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建人之一，从1920年起一直是燕京大学的校长或校务长，1945年秋季燕京大学复校以后司徒雷登即不多过问校政。正当以陆志韦先生为首的复校工作委员会忙于招生、筹备复校之际，司徒雷登启程赴重庆、成都等地。同年11月，美国托事部召司徒雷登返美述职，翌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所以燕京大学当时的学校行政工作实际是在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校务委员会除陆志韦先生任主席外，洪煨莲先生、林嘉通先生、蔡一谔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都是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复校初期，学校由于被侵占四年而元气大伤，校舍破损，校园荒芜。加上因国民党接收大员横征暴敛，社会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因此学生生活日益困难，学校经费也因美国托事部一再削减拨款而十分拮据。作为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主持全校行政工作，日理万机，教务处、总务处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而且还要不断和美国的托事部打交道，确实耗费了他许多心血。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我要对付美国托事部，要做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向洛氏基金会争取拨款。为此，要接待应付在华或来华的美国人，还要对付国民党各派系的人物干预学校。由此可以想象他当时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6）
陆志韦受的是美国教育，到燕京大学来也是在帮美国人办学，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对美国人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并无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洋奴相。他曾说过：“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常常以“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句话，表明他的办学态度。燕京大学的同仁们常说：“只有陆先生敢和美国人反驳。”美国托事部的做法是要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办学，而陆志韦先生却一贯主张要按中国的需要来办学。为此，在与美国托事部打交道中经常发生争执。1941年初，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13所大学的托事部要成立联合托事部，组成一个系统，按一个模式办学。陆志韦先生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按中国的需要各自办好学校。他的意见虽为大多数中国教职员所拥护，但却没有被美国方面所接受。例如燕京大学要办工科的问题，从30年代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燕京有些人士就议论过。战争之后大家更加认为，中国必将兴起建设的高潮，因此中国需要大批工科人才。特别是陆志韦先生，他一贯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使我国以科学技术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国家、民族之林。燕京大学过去曾办过制革、化工等应用学科，培养了不少实业人才。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扩大，办起机械、电机等工科是很切合实际的。1945年复校之后，在陆志韦先生的倡议下，开办工科的意见又一再被提了出来，但托事部却不肯答应。最后，陆先生不顾托事部的干扰，向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募集捐款兴办了工科课程。对此，托事部声称不承担责任，并且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夏初，成都燕京大学决定复员回平，师生们分批陆续北上。陆志韦先生主持了迎接复员来平师生的组织接待工作和蓉平两校间的各项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拟邀请陆志韦先生出席庐山会议，陆先生闻讯后即向校内同仁们明确表示不去！会后，蒋介石派人送来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时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陆先生从楼上把勋章抛到楼下，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什么勋章！”并写了一篇四六文，劝他们放下屠刀，讽刺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又发动内战。 陆志韦先生不仅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人物也持这种态度。李宗仁为了通过陆志韦与司徒雷登拉关系，于胜利后的一天，携夫人到陆家。尚未进门就大嚷：“陆校长，我来过田园生活。”落座后谈话中，已流露出意图。于是，陆志韦马上对次子卓明说：“你去带他们游燕园，过田园生活吧。”游园回来，陆家已煮好自种的老玉米，陆说：“每个人吃两个。”这样，始终未容李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大约在1947年末或1948年初，胡适先生来访，谈话间谈到了国内形势。胡适先生劝陆先生把燕京大学迁到南京去。这时候在燕京人内部也有人在议论着是否南迁的问题。陆先生说：“我不走。……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这样，胡适与陆志韦先生从20年代开始的友谊就此结束了。 1947年至1948年间，学生运动处于高潮中。有一个国民党人对陆先生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先生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 学校经费在联合托事部不断削减拨款的情况下日感拮据。托事部想从经济上使陆志韦先生就范，陆先生与托事部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947年暑期矛盾激化。陆志韦先生一怒之下，借故休假一年，不理校政。但他仍留在校内，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读书。那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陆先生对时局十分关心，虽然休假在家，但总是为校内行政权逐步落入外国人之手而担心。因此，他时常还要以在野身份出面干涉。学生们对陆先生是十分敬仰的，他们说陆先生好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由于陆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对同学的爱护，使同学对他不但有崇高的“敬”，而且对他还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爱”。 1947年除夕，学生会邀请陆志韦先生在全体师生新年同乐会上讲话。陆先生一上台，台下便掌声雷动，达四五分钟之久。下面摘录当年《燕大双周刊》第52期上的一段记载： ……陆先生讲演大意说：在目前这个年头，完全不感觉苦恼的人当然是麻木、堕落，然而快乐的人不一定都是堕落。从心理学观点看，一个人的苦闷、悲哀、烦恼，都是没有接近生活的表现。一个人如果真正面对生活，则不论环境怎样困难，心情怎样痛苦，他都是快乐地、振作地奋斗下去。因此，他觉得今晚举办的新年同乐会并非没有意义。他又举北平人过旧年的对联：“人过新年，二上八下；我辞旧岁，九外一中。”他说：二上八下者包饺子，九外一中者捏窝窝头。今年物价这样涨，教职员或者还可以凑合吃顿饺子，大多数学生可只有吃窝窝头了。由此证明人的欲望非常简单，过新年只不过要求吃顿饺子而已。……凡是生活在燕京的，不论嘴里怎样说与民同乐、民主，但实际生活并未与民众连在一起。环境越困难，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越会感到这一点。1948年中国的情形将更坏，可能演变到人吃人的地步！但大家不要以为中国无希望。如果有饭吃的人都肯对无饭吃的人发一点慈悲，也许有点希望！反正明年吃苦是定了。但无论怎样今晚也该乐一乐，这样才有点人的乐趣。……（《苦中作乐之新年同乐会》） 陆志韦先生在讲话中还展望了1948年的形势，他明确地指出，局势快要变了，但是天快亮前更黑暗，1948年的环境会更加困难，大家要有思想上的准备。为了迎接光明的到来，大家还要度过一段更加艰难的日子。陆先生的讲话，引起了与会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共鸣。 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948年夏天，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环境，在各方面人士苦苦相劝之下，陆志韦先生断然挺身而出，力撑危局，复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是因为形势逐渐恶化，只有陆志韦先生才能应付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在陆先生休假期间，原代理校务长的美国教授窦维廉已调去协和医学院任教，燕京大学便没有再请校务长，只是找了个美国人作校务委员会的执行干事，以便于同托事部打交道。因此，陆先生在燕大师生的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校长了。这时，国内的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在军事上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对各大学进步师生的迫害日甚一日。同时，学生运动也就一浪高于一浪。在历次的反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陆志韦先生领导下，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学生，保护学生。除了发表支持的宣言外，每当学生们进城去游行示威，总会发现有中外教师紧跟着。有人误以为是在监视，其实这都是受陆志韦先生的委托来保护学生的。每次游行胜利归来后，总会有学校派来的汽车把体弱的同学接回去。遇到有国民党特务或警宪捣乱，外籍教师就会出面把他们吓回去。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7）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的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对燕京大学31位同学发出拘捕传票。当天的各地报纸上也都刊登了国民党对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学生的拘捕传讯名单，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单”。19日晨燕京大学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并要进入学校搜捕。当时正是暑假，黑名单上的31人中，有些同学已经毕业离校，有的是暑期回家了，但也有些同学留校未走。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先生挺身而出，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以赢得时间，一方面采取措施，劝说名单上的同学紧急撤离。到当日下午2时名单上的同学都已安全撤离学校之后，陆先生才与国民党派来的军官开始了谈判，讲好约法三章：（一）军队不入校，徒手警宪进来三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学生，不查学校。（三）只查名单上的学生，不查不在名单上的学生，他们无论有无嫌疑皆不得逮捕。并提出学校不予合作，只派校警领路，其余一切由警宪负责。陆先生把这一切通知了学生自治会，并表示：“如果警宪临时交出第二批名单，校方绝对不予理睬，并立即向当局提抗议，就说学校没法办了，请他们接管好了！” 下午4时左右，来了60多名警宪，准备进校搜查，陆先生按约法三章议定的条件，只让40名警宪徒手进校，并召集全校师生到贝公楼大礼堂讲话。 会场内挤满了师生员工，讲台下国民党警宪虎视眈眈。当陆先生步入会场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心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陆先生态度极其严肃，内心的悲愤凝集在他的目光中。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样的聚集，在燕大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点钟。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却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还多着呐！”听到这里，不少师生饮泣起来，而会场上的国民党团长和警宪们却都脸色苍白，局促不安。陆先生接着说：“军警搜查学校，在民主国家是非常事件。但是，学校说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我们没有力量拒绝搜查。而且我站在学校行政的立场上，对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法令，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师生们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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