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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且我站在学校行政的立场上，对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法令，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师生们对此无比愤慨，他再三地解释说：“我并不是怕事。我出生入死，是曾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对于同事们负责，特别中外籍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是不属于本案（指“八·一九黑名单”）的人，不论有无嫌疑，今天绝不许逮捕。关于这一点，我用性命来担保！”说到这里，陆先生悲愤之情凝于眉梢，眼含热泪，注视台下，神态严肃至极。台下师生静聆陆先生讲话，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空气好像都冻结了。陆先生的话像一支利箭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在场的军警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学生自治会本来要求派代表监视警宪的行动，被陆先生劝阻住了。陆先生还表示说：“中西教职员，要有不放心的，你们可以跟在后面观察观察，将来有个见证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们去，你们自己负责。”于是40名徒手军警宪，后面跟随了一大帮中外观察者，由校警领路去校内各处搜捕黑名单上的30名学生（原为31名，其中吴其进已毕业留校两年，曾经被拘捕并由校方保释）。当然，陆先生心中有数，结果是一无所获。 陆先生的讲话，鼓舞了同学们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学生自治会在被搜捕后发表的《抗议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会人士书》中，引用了他开头的几句话，并对陆先生的爱国行动予以肯定。 迎接解放 1948年秋天，局势急转直下。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四野大军准备进关，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麇集平津。这时，平津各大学纷纷议论是否向南撤退的问题。胡适曾向陆志韦先生发出向南迁移的邀请，燕京大学也有些人动摇了，也来游说陆先生，劝他作出燕大南迁的决定。几年来，陆志韦先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本质，对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而通过与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对共产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和叶帅的交往，对他影响很大（军调部在北平时，叶剑英同志去访问过他，赠给他毛主席著作和从延安带来的毛毯）。因此，他拒绝了胡适南迁的邀请，胡适走的第二天，他和卓明谈起此事时说：“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他并与燕大主张南迁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指出燕大绝不南迁，原因是：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一定会过得更好些；第二，要撤退，退到哪里去？无处可去，因为全国都会解放；第三，学生必须留下来，他们的前途在此地，我也要跟他们一同留下来。在陆先生和大多数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燕京大学决定留了下来。这也给南方的各教会大学作了榜样。当然，陆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决定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与“八·一九黑名单”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是金圆券。那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生活之苦可想而知。1948年春季开学，报到学生845人，其中425人获得了助学金。到秋季开学时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申请各种救济。那时，学校经费也十分短缺，美国托事部经常以各种借口延宕拨款，而物价飞涨，朝夕有别，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受到威胁。陆先生一方面向托事部力争，一方面在国内向民族企业家求援，千方百计把燕大维持下去。 解放战争的炮声自远而近，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华北人民解放军也尽拔京畿附近各城，战争已逼近北平了。1948年12月11、12日，国民党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沿着公路从西北方向往城里撤退，有骑兵，有步兵，也有机械化部队，白天挤满了道路，夜里在灯光火把的照明下也在撤。看来人们企望已久的日子快到了。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护校活动，外籍教员也参加了日夜值班。西校门正在交通要道上，为了避免乱军闯入，就关闭起来，并由几位外籍教员值守，以应付那些见了同胞像凶神、见了美国人像孙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陆志韦先生以及学校其他负责人，通夜在临湖轩值班应变。 12月13日，天色阴沉，冷风阵阵。隆隆炮声从西北方向传来，随后又是不断的机枪声、步枪声。过不多久，打开校门一看，已见不到国民党溃逃的军队了，路上静悄悄的。枪炮声自清晨至黄昏断断续续，并且延续了一夜到天明。全校师生几乎全部通宵未眠，紧张的气氛中夹杂着欢乐的情绪，因为不言而喻，天快亮了！夜里，在校园北侧的圆明园旧址里发生了前哨战，密集的枪声就在咫尺之外，照明弹的白光划破了燕园的夜空，流弹已飞进朗润园，打到了小山坡。15日黎明前，有人轻轻拍着西校门，说：“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员半信半疑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缝，他发现在门外站的不是国民党的军人，而是一位十分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和两个士兵。这位干部没有佩带武器，而那两个士兵是全副武装。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和善：“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害？”又问：“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看来，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燕园解放了。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8）
陆志韦先生在12月16日召集教职员开会，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 他提醒大家说，这个变革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就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人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同意儿子的答复。他轻松地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不但决心留下来，而且对在燕京大学工作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愿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他愿和他们一道把燕京大学维持下来，把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转交给自己的祖国。他怀着美好愿望，领导燕京大学，走向新的时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1991年出版）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1）
文/王慧章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500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30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省三，1858…1933年）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淞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1895…1909年），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民国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年），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淞沪督办。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旧中国涉外人员，畏帝国主义如虎，以荏弱屈服、丧权辱国闻名。可是这位官职并不太高的王省三，却不畏强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内，曾经驱逐擅自在杭州城内开设洋行的日商，还收回被强占的宝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六十亩，表示愿意捐献，建筑校舍，创办大学，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他表示：这些地产，本来是打算遗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的赞助。其时，王省三、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550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了。 创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5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可以说也是托钵题缘来的，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先生为化缘的老和尚。 为了急于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开始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序》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他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陆士宴），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张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说的百年树人。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反帝爱国师生“六三”离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圣约翰离校师生之义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志人士，他们的爱国感情常常表现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前者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民族经济的压迫和掠夺，后者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曾说：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后来六三堂建成，又说：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净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张校长认为，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2）
张寿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为了进一步说明张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他对光华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场生涯和政治态度。 张校长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张寿镛（1875…1945年）先生，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父亲张嘉禄（1850…1900年），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先后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史、转兵科掌印给事中。甲午战败之后，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自日本人耀兵于疆起，始终主和议，因而屡误军机，让叶志超孤军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舰，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设了粮台却不运送军饷，前线三军弹尽粮绝，致使黄海一战，定远等五舰被击沉，丧失了海权，威海、旅顺陷落，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斥以李鸿章为首的丁汝昌、盛宣怀、张士珩辈为庸儒贪墨，朋欺朝廷。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张校长在江苏八年，历任许多差使，包括，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按清制的提调，是在机关内部处理事务的职员，不是长官）。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海运会办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长。他的官职虽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任藩署总文案期间，每晨5点钟起床，至12点始入寝。办公室分排了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各类文件，而每个文件都要他这个总文案阅读盖章，否则藩司不阅。他说：我的经验，根源于此，特别是后三个事务，直接与财政有关，为他以后在财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里附带讲一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粤、湘、鄂、川人民反对所谓铁路国有（实际上是清政府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铁路风潮。风潮初起时，当年与袁世凯齐名的岑春煊奏调张寿镛入川处理，他道经武昌，那是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当时在湖北的湖广总督是残酷镇压苏浙农民起义发家的瑞澉，张寿镛向瑞澉进言：革命党在湖北颇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办，突然结毒于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听了笑着说：你中了张四①先生的毒了！张寿镛听了又直言进谏说，我不是为革命党人说情，而是为政府爱护青年着想。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据他的《会议》中所说，他当时向瑞澉说这番话是大胆的，希望瑞澉会良心发现。然而这个爱新觉罗氏的末代皇裔，嗜杀成性，对人民哪里会有什么良心。据《清史稿》载，瑞澉照告密的名册，按名捕之，捕获了32人，严刑拷打，把其中3人处死，并命令追缉逃亡。于是湖北新军骚动了（新军有不少是革命党人），3人被处死刑后第二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当时，革命青年中有位带头人叫萧湘，张寿镛向瑞澉大胆进言时，萧湘已被监视，也许碍于张謇和张寿镛的情面，瑞澉没有被逮捕，而是驱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后，张寿镛见到了萧湘，他说我说过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那被杀的几个，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杀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1911…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3）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须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国泰民安，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龙潭 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阀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中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汉廷疏，长揖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与他的“退休”有关。1929—1930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途，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惟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