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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最后五年（3）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30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悼词，洋洋万余言，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道： ……张伯苓40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作者简介： 司徒允，原名张晓唯，笔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平与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国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1）
文/凌鸿勋 在上海交通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十三年多，在这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计长校的十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先生长校的时期。 笔者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初受业于先生之门，中学文凭、大学文凭都系先生所授与，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与敦促。曾在先生长校时，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辞任校长，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后在上海，在无锡，以及抗战时在内地就教于先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上海南阳路谒见，曾承先生赠以《茹经堂全集》一部为最后一次之谒见。离开上海时，先生年事已高（时已85），且已失明多年，隐居上海，不问外事，从此音尘不接，消息渺然。今兹交通大学举行建校六十周年纪念，自不能不对此经师人师表其最崇敬之意。笔者自惭不学，不克对先生述其万一，然在台同门中稍知先生者亦无多人，为就所知先生之事记其概略，至关于国家之大节，治学之源流，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作者不敢妄拟也。 先生名文治，生长于一个书香之家。前清光绪初年，即从几位有名老师肄业，知道文章应先从立品始。16岁入太仓州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分发在户部补了主事之职。依先生的早年经历，这完全是科举时代仕进途程的一个典型。而先生的功业乃在32岁时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一个新的转变。时在光绪甲午我国对日战败之后，国势脆弱暴露于世，外交问题渐为当时朝野所注意。先生在总理衙门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惠敏黎纯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济之学粗得门径。”其时先生专办机要文电，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条约柜内取阅与各国所订条约，加以研究。又以暇时学习俄文，每于晚间油灯之下，对中俄各条约的文字细加校对。先生目力之受伤实开始于此时。未几戊戌政变，继以拳民起事，京中发生戕杀德国公使及日使馆书记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义，先生仍赴总署办事。某日拳民数百人首裹红布拥入总署办公室，时总署已散值，仅剩先生一人，拳民谓署中妖气极盛，且听说署内洋文书极多，都要烧毁，如有通洋语之人即系奸细，应即杀却。先生力予驳斥，谓与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须依法办理，不能乱杀。拳民无奈，转向先生说，要给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则先要杀却。后来将表焚烧，果能上升，未将先生杀害，先生付之一笑，其临难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丑，清政府与各国议和，先生参与其事。和约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为道歉专使，以先生为随员。先生因得出国赴日，于递国书后在日参观各项事业，憬然于日本维新之效。明年英国新王爱德华加冕，先生又随专使大臣载振赴英致贺，并顺道访问法、比等国，转程赴美游历，经日本返国，周行八万里，自是更注意于欧美诸国所以致富强之道，使先生于治学治事之余，对于国际情势，与新政设施，增加不少观感。先生有代载振所编英轺日记叙述至详，其时先生年38岁。 先生归国后，适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以载振为尚书，广揽人材，以伍廷芳陈壁分任侍郎，徐世昌与先生分任左右丞。虽先生对于外交学研究已有数年，雅不愿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设有通艺司，专管铁路、轮船、电信，以及工业、矿务之事，先生致力于交通事业乃自此始。曾请准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为后来铁路法规的张本。又令各铁路督办大臣按期填送表谱图册，自后始有初步的铁路统计。又如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为标准轨距，以及颁布路务议员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类初期交通建设擘划的功绩，乃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并创立北平祖家街之工业学校，又为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学仪器馆立案成立。先生41岁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农工商部尚书。正在先生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之时，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制，凡正缺官员有父母丧即须开缺，先生于是开缺居丧，而农工商部自后即一蹶不振。 其时邮传部已成立，任尚书者为先生在商部时之同官陈壁。所有路电邮航之事，已由商部移归邮传部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即高等实业学堂，亦由商部移归邮传部管辖。于是陈氏奏请以先生任此校监督。先生到校以后，将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工程科，后改为土木科，创设电机工程科、商船科与铁路管理科，自是学校教育始以交通事业为对象，实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课程水准，增加试验设备，建筑图书馆，每年派遣毕业生赴国外深造及实习。先生在校则提倡国学，自编大学国文讲义，星期日自己授课，每年举行国文大赛，并提倡体育、拳术、音乐、演讲，倡导军事国民教育，使学生实行实弹操练，大开教育界风气之先。先生设教以勤俭敬信为训，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以出处进退辞受取与为人生大节，俭以养廉为立品之始基。当先生在商部时，有某巨商请办铁路，又有某巨商请办银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为先生所峻拒斥责。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员，而寒素逾常人，其淡于荣利与安贫乐道的风格，即此一点已给予后进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业于王紫翔先生之门。初攻性理文学，常书毋不敬、毋自欺六字于座右。18岁开始作读孟札记，理学亦日进。20岁始从事经学，受业南菁书院先后院长黄元同王先谦两先生之门。尤喜治易经，作周易大义，额其斋曰茹经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游京师，获交当世贤俊，始稍周旋于世故。25岁始授徒。馆于顾氏家。自通籍从政后，更注意经世之学，为文亦以奏折或公牍一类为较多。戊戌年清室酝酿政变，先生“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一折为人传诵，有声于时。自长沪校后，编成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古人论文大义二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大学大义一卷，中庸大义一卷，为学生习文治学之范本。离校以后之十余年间，著有十三经提纲十三卷，周子大义、程子大义、朱子大义、张子大义各若干卷，洪范大义三卷，性理学大义十四卷，政治学大义四卷，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尚书大义二卷，诗经大义九卷，礼记大义五卷，阳明学发微七卷，紫阳学发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义五卷，此皆先生70岁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后以完全失明，犹以口授著述无一日或息。先生生于叔季，虽抱匡朝政抒国忧之盛德宏愿，而不获多见于功业，退而讲学，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闻风感发，立德立言，可谓不朽矣。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2）
作者简介： 凌鸿勋（1894…1981年），字竹铭，广东番禺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民国十三至十六年），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恢复了每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创办了工业研究所、确定了校徽、规模宏大的体育馆也竣工落成。于1981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著有《铁路大意》、《台湾工业概况》、《抗战8年交通大记事》、《桥梁学》、《工厂设计》等书，被誉为一代工程巨子。
忆吴有训校长二三事
文/陈蜀尧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学校实行军训，小学叫童子军，大学和中学早上要出操，每周要穿军装上军事课讲步兵操典。军事课不上了，学生思想放纵不羁，生活自由散漫。不少学生头戴洋毡帽（称博士帽），上身穿灰军装，下面是笔挺的毛呢西装裤，尖头皮鞋闪亮光，手拿Stick（又叫文明棍）；有的鼻上还架着金丝眼镜，在沙坪坝、松林坡游来逛去，一副滑稽相。中大柏溪分校全是一年级新生，相对的奇怪装束少些，但穿一半军装一半西装的人很多，成天泡在柏溪小镇的茶馆里打扑克聊天，学习风气很不浓。新到任的校长吴有训特地到分校在大操场集合全体学生讲了一次话。他说：“大学，不单是学校大、院系多、同学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学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负，大志向。八年抗战，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胜利了，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同学们赶上时候了！你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事业有成才能很好报效祖国，不要空度时光。古有名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还举例说：“普法战争（1870…1871年）法国战败，德国（当时叫普鲁士联邦）向法国索取赔款，以当时法国的财力，需要50年才能偿还清。科学家巴斯德发明了微生物发酵技术用于葡萄酒酿造，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法国很快还清了战争赔款。英国科学家牛顿为了研究地心吸力，思想集中在实验上，居室为猫开了大小两个洞，让大猫钻大洞，小锚钻小洞，忘掉了小猫可以钻大洞的笑话。”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当时文昌桥的学生宿舍尚未建成，都住在大礼堂后面临时木棚里，睡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天深夜突然棚子外面吵吵嚷嚷，原来是警察从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据那位被抓的学生讲，他是在夫子庙逛夜市出来在贡院街被人推进去的，泡了两三个小时走不脱。当时的南京政府就在夫子庙前的贡院街。东西贡院街都有妓院，那位中大的学生是被市政府的警察抓来的。第二天吴校长亲自找那位学生谈话，讲了许多做人准则、道德意识，青年人前途为重，要以此为训，好自为之。末了提笔在宣纸上写“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告诉他学校已将他除名了。 六朝松旁的“梅庵”，是纪念中大最早的前身两江师范的创始人，清朝大书法家李端清（字梅庵）先生修建的。艺术系的教室就在梅庵，北墙外是北极阁、鸡鸣寺和台城，西墙外是丹凤街。教室北面至西墙约二百余平米的空地是一片茂密阴森的金竹林。黄昏时候双双对对的情侣在此幽会，甚至白天上课时间也有人前往搂搂抱抱，我们叫它“鸳鸯赴会”。吴校长叫总务处把竹林斫了，在原地建了个亭子，亲自书写题名“移风亭”。移风亭由于离学校行政大楼较远和地处僻静，学生会的干部和系科代表常来此地开会，学运中罢课游行回来总结也多是在此开会。移风亭成了民主亭。 二次大战后，太平洋美军物资通过“救济总署”在上海、南京倾销，有些东西经申请批准即可得到，即使在街上买也很便宜。有一种快餐，体积只有半个砖头大，内装几片压缩饼干、一小听铁皮罐头奶酪、一小包汤粉、两支香烟、两根火柴，外包装纸是用腊浸过的。吃完了用罐头盒装满水，点燃包装纸，燃完水也开了。在野外使用十分方便，我们星期天出外写生画画带上一盒，一天的餐饮都解决了。1946年圣诞节，在四牌楼中大操场四周摆满了这种东西，另外还有面粉、黄油、奶粉、饼干，军靴、毛毯、皮夹克……那天吴校长偕夫人也来操场走了一圈，我见到有人向他捧上一大听黑啤酒想送他，吴校长摇摇头用手杖拨开，不屑一顾。 吴校长居家非常节俭，吴师母常接一些绣花活计贴补家用。40年代南京的小汽车很少，国民党的部长级官员不一定都有小车，政府却为吴有训校长配了一部漂亮的小轿车，但他很少用。一次吴师母生病，总务处安排校长的小车送师母到医院看病，吴校长不同意，说：“轿车是给我公务用的，家属用了不好交待。”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叫黄包车拉师母去医院。 国民党政府复员南京后，撕毁了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所达成的和平建国“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钳制言论自由。很快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1947年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中大教授会屈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开除大批学运活跃分子，吴校长也被迫离开南京去了美国。 20年代吴有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物理实验中对“康普顿效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康普顿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效应”正式命名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这次吴先生访问美国仍然是和康普顿教授研究核原理。 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吴有训很快回到香港。1949年4月26日南京解放，12月1日全市庆祝游行，当中大的队伍到达新街口时，突然有人大声叫：校长！校长！大家向人行道望去，见吴有训正向大家招手。他仍然是穿着一身灰色派力斯长衫，拿着黑布雨伞当手杖。这时有几位同学跑上前去将他簇拥到队伍中来，说说笑笑，一同呼喊庆祝口号。 不久，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和生物系教授秉志同时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还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有关报道庆功会上，中国科学泰斗吴有训先生和他多年的学生、助手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王大珩、赵忠尧、赵九章等核专家一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和接见。 作者简介： 陈蜀尧，南京大学校友，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
罗家伦重建中大（1）
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三、“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罗家伦重建中大（2）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1934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3/4，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四、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由于1932年7月整理委员会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分别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7院的格局。 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测验，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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