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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年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phicl Journ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五、玫瑰色的甜梦 经过几个春夏秋冬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名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罗家伦量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得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认为“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深达200余米。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孰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的“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重建中大（3）
罗家伦离开中大后，历任新疆监察使、台湾当局驻印度大使、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人评说；而作为一位校长，他于中央大学确有颇多建树。
罗家伦与中大（1）
文/何善川 执掌中大十年校政 国立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作为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其在全国各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当可想见，因而管理也实属不易。从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间，该校校长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独罗家伦先生，执掌十年校政。在当时国难当头、战祸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罗家伦凭着执著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使得中大获得较大发展。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大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鼓吹自由民主，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成为当时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的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那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虽只有18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23天之后，亦即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的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作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直到晚年，对于“五四”的激｜情和称道，始终未衰。 1950年“五四”31周年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旧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其划时代的地位”。 改制清大归教育部 1920年秋，罗家伦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资助留美，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哲学，1926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职。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等，在负责交涉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杀，时为该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受蒋介石委派，与熊式辉一道，涉险调查，严责日军，其胆识颇受国民党上层所赏识。3个月后，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委派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2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同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和勃勃雄心，准备在清华大干一番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校园里掀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出的成绩，依旧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清华改归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发展中大教育事业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的中大正处于动乱之中，先是易名风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个月内，四易校名，先后经历了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随后又是易长风潮，1931年到1932年，两年不到，7易校长（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后只得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罗家伦是委员之一，后不到两个月，整理委员会解散，由罗家伦出长中大，至此，这场易长风潮遂告平息。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6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充，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方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34年，专任教师的课目已占四分之三，确保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罗家伦与中大（2）
石子岗畔玫瑰甜梦 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当时的中大逼处都市中心，四面环街，车马喧嚣，不宜研讨学问，熏陶身心，校部面积仅三百多亩，湫隘狭窄，实无发展余地，且师生食宿，杂处市井，难以沟通；教学试验，分散隔离，极不经济，处处都障碍着中大的发展。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另觅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个能容纳5000到10000学生的真正首都大学，同时也实现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罗家伦的设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不仅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赞成，而且也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于是，1934年1月，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便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并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随后，罗家伦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该处北对巍巍紫金，南连葱郁牛首，东倚天印方山，西眺滚滚长江，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风景极佳，而且交通便利，与首都各文化学术机构，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实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后来罗家伦曾作过一首《忆南京》，抒发了他内心的美好向往与怀念： 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望呵， 大江雄浑，秦淮澄清。 这一水三山之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图案设计招标，经公开评定后，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共圈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倘真如愿，中大必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正如罗家伦自己所认为的：“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建筑迁移而定。”可是，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力排众议西迁重庆 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城的建设戛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呈眼前。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势下，罗家伦即刻召开了教授会，议决兵分三路，分赴重庆、两湖和成都，另觅新校址，最后考虑到重庆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的中心，而且地势复杂险要，宜于防空和固守，在那里建校可以获得相对持久的稳定，所以，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西迁重庆。其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果断决策是合乎时宜的。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予中大西迁。可以想见，整所大学的千里大迁徙，其工作是极为艰巨繁杂的。当时南北各大学在迁移过程中，都备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一举西迁重庆，1937年11月初，就在重庆开学复课，八年抗战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为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部分：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能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了44幢校舍。1941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大时的告别演说中，曾不无幽默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西迁后的中大，时常受到敌机的袭扰，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都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在如此简陋困顿的教学条件下，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校长罗家伦继续执著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将原教育学院调整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又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分设9个研究部。在罗家伦最后离开中大时，中大在学科建设上，共拥有7个学院，一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学生人数，1938年在南京注册时为1072人，到1941年6月增为3153人；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共开524种，1941年的下学期则为829种，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以致在抗战初几年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大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三分之二。1941年8月，由于经费拮据，特别是CC派势力对于中大的渗透，罗家伦已到了精疲力竭、不敢支撑的地步，被迫辞职。罗家伦离开了中大，从此也就离开了教育界。其后担任一些闲职，赴台后，曾历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并发，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 作者简介： 何善川，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主任。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文/马亮宽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 临去徘徊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后回国。 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此时胡适刚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参考。”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 作者简介： 马亮宽，1959年12月出生，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研究生学历，民革成员，教授，现任聊城市政协副主席、民革聊城市委主委、聊城大学学报主编。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1）
文/周怀宗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香港九龙。 在这一天，蔡元培先生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子监祭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在曾经的故国山水、如今的异邦城阙里，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溘然而逝。他死后，港绅罗旭苏爵士代表港督及香港各界致祭文曰：“惟公之来，斯土之光！”而我们，这个让先生苦心孤诣、心力交瘁，连午夜梦回时都悚然惊醒的国家，这个拥有两千年教育史的民族，却早已把先生的衣冠远远地抛到了无法追忆的角落里。先生字孑民，我想先生生前身后，都一直在这个几万万人口的泱泱国度里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先生的思想高标见嫉，先生的事业千秋难竟，先生的疑问无人解答，先生的心境冷暖自知。 北大惊雷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这个从科举考试的漫天妖焰里浴火重生，从八股取士的铜墙铁壁中打破樊笼之后，仍旧从容不迫，丝毫也不带烟火气的谦谦君子，在把北京大学办成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论战战场之后，还能那样地气度雅致，那样地休休有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祥地看着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忠厚长者，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极其普通的任命，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生？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暴君们！”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时的蔡元培名播宇内，提亲的自然纷至沓来，但对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规矩，他在墙上贴出再娶的条件：1。须天足；2。须有知识；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后女方可再嫁；5。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蔡元培既为人师表，就该负维护礼教之责，怎能标新立异，破坏宗法？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老顽固们！”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中国带来新的风气，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万世师，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百年以后，还享受着先生的恩惠，他真当得起“万世师表”四个字了！ 薪火谁传 1928年，先生挂冠封印，天涯远引，从此再没能回来。而先生离去后的北大，真正能继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适和马寅初。但尽管他们为先生未竟的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北大却再也不复昔日的风采了。 先生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对先生教育独立的思想自然奉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就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趁国难时期重申教育独立的思想，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接掌北大之后，胡适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其用心之苦，可见一斑。但此时“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胡适空有一腔热血，徒唤奈何！ 马寅初接掌北大，已经是1949年以后，他虽然有心发扬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并未足够为当局重视。先生的精神，竟成广陵遗曲，从此绝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国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风潮，独力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在中国的教育独立、女权平等、平民教育、德育美育等领域都有开山之功，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一百年来，他的功绩无人可及，他的风采无人可及，他的先知先觉，他的百年孤独，亦无人可及。蔡元?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