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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观光旅游而已，还能指望他们学到人家什么好的经验！ “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善，而且在两校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从不会因为没有校长而出现问题。 因此，他回国后，极力主张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并对评议会的职权作了规定。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改革北大过去由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均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各学科（学系）亦设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3）
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仁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 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罗家伦辞职，后复职。1930年，罗家伦被学生驱逐出校。是年，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校长，但乔乘汽车上任时被学生拒之门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吴南轩为校长。这样，从1929年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在此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大大超过了此范围，比如在院长任命上，已形成教授会选二、校长择一任命的制度，校长聘任讲师、教授亦须经教授会同意。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出来的7名评议员组成，负责议决学校重要章制、预算、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系的设立与废止等事项。学校的权力机构实际上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方组成，以评议会的权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而校务会则成了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吴南轩到清华后，不经教授会选举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长，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经教授会选举而拒绝上任。吴便从校外聘请了文学院院长，并指定教务长兼任法学院院长，又弄来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员会，将校章中教师“由校长得聘任委员会之同意后聘任之”改为“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此举遭到清华教授与学生的强烈反对。 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吴南轩，并恢复清华旧制，否则全体教授将于大考后离校。学生会也两次召开代表会，历数吴的劣迹，并决议全体同学整队前往吴南轩以及他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住宅，请其即日离校。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不得不于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灏代理校务，翁推荐清华原教务长、时在美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接任校长，梅于12月3日回国上任。①梅贻琦上任后，坚决站在教授一边，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继蔡元培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成功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即使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也丝毫没有削弱。 今天，当我们提起战时西南联大，仍对其创造的教育奇迹感叹不已。它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培养了何炳棣、邹傥、王浩等人文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占249％。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争创一流”呢？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厚古薄今”的问题。
呼唤教育家
文/谢志浩 1998年是个值得回忆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后有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但让人不理解的是资格很“老”的北京大学没有一本像样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匮乏无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仅仅是1898…1948年这50年间的沧桑，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竟拿不出来1948…1998年这50年间的一半校史，据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才，不知道这“众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特别长，可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但是蔡先生的事业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二先生是继承了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这应该是公道话。现在赞扬胡适先生还可以，但有人仅讲了蒋梦麟先生几句好话，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兴，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 细心想来，1949年以后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给人启迪多多。不过，笔者看来，1949年以后迄今，我们的大学是离教育越来越远。这种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较奇怪的：泯灭教育的教育。我们训练出大量的没有节操的顺民，这是现今我们痛感人心惟危的一个主因。现在只是问题暴露得比较彻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较彻底。以前我们种下种种“因”，不收成某种“果”是反常的。 扯远了。我们想一想，1949年以后的北大还有没有教育家，现今大家比较推崇马寅初老先生。马先生是非常重视气节和名份的。依笔者看，马先生比较符合“士”的行为标准，尽管他竭尽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教育家。这些毫不影响马先生在国史中的地位，笔者对马先生“敢怒敢言见精神”异常崇仰，并视先生为杰出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问题，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教育家？本人和时贤的见解有特别的不同。 （1）是否一个人当了多年的校长即成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应是学者，官僚就不配称为教育家。根据我的体会和观察，中国近代教育家有3种类别：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清华校长梅贻琦本身为学者，但在学术上并无足称道；可他心特专，一辈子服务于清华，可称职业教育家。清华真有幸，有这样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竺可桢先生乃一代气象、地理大师，学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来浙江大学，其辐射力自可想见。竺先生只问事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使浙大由一般地方大学而成“东方的剑桥”，自是情理之中。有关蔡元培先生，时贤议论太多太滥，但许多人都没议到点子上。其实，蔡先生真可称得上政治家办教育。他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现今的大学校长学不好，学不了，也不能学、不敢学。 综合3位教育家，体察到教育家应有学者情怀、教育情怀和人间情怀。通俗地讲，教育家具备学者的素质、大学的理念和民胞物与的情怀。 （2）教育官一般不是教育家。翻阅有关教育人物大词典。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只要在教育口当过几日官，都无一例外地是“教育家”。这可怎么好？这样一数，我们在1949年以后可以弄出一串“教育家”。 有一种现象异常奇怪，在其他部门，官员和学者的分界非常自然。但在教育部门就怪得很，随便什么人都可当教育部门的领导，而且一当教育部门的领导就能成为“教育家”，仕而优则学。这对古代的祖制真是一个不小的革命。 欠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诞生过孔子的国度的最大耻辱，也是1948…1998年这50年间最大的失败。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似乎从不承认这种失败。具有重大担当的北京大学回眸百年历程时，竟然还飘飘然地标榜：我们是有过蔡先生的。荒唐的是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后辈人没能真心体会过，这是蔡先生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顶大悲哀，也是大陆所有大学的心伤。 能够说我们是蔡先生的不肖子孙吗？真的没有大学校长为中国现代学术而开拓吗？事情不能绝对。但有一部分校长是有心而无力的。 提到中国大学的改革，时贤的议论都集中在诸如紧缺的经费、破陋的筒子楼、课程和教材的革新。这些问题的确令校长头痛，但在我看来这些仅仅是皮毛，而根本在于教育生态圈。劣质的教育生态圈是致使教育先天不足的主因。 要想产生和成长大批教育家，首要问题是改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现今这个圈依然杂草丛生。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还处于一种劣性循环，大气候还没有根本的改观，小气候中纲举目张的“纲”也没能解决。诸如教育的理念大学的个性还没有被提上议程。 为什么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解决？说来话长。一言以蔽之，我们究竟在中国建立以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现代大学，还是建立专制和独裁的封建大学？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是虚愿。
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1）
文/谢泳 一、想起钟叔河 因为钱刚的电视片在央视播出，这些天来容闳和早年幼童留美的故事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容闳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引出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现代的话题，其中留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它的核心内容。 钱刚在上世纪80年代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他后期报告文学写作已转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思考，那时他的《海葬》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我记得他当时的兴趣是在李鸿章，这次看到他写容闳，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写作冲动，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他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作家。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与钱刚有过两次接触，但后来失去了联系。我对他的思考和工作一直很关注，他主政《南方周末》的时候，我曾寄过一本我的新书给他，但不知道他收到没有。这次看到他的新作，我佩服这个老朋友不懈的努力。我想起了胡适的老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说到中国近代留学制度，我先想到的是两个湖南人。一个是舒新城，一个是钟叔河。1939年舒新城出版了《中国近代留学史》，在以后关于留学制度的研究中，这本书是必看的参考书。以后对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多数研究，其基本思路大体不出舒新城这本著作。从学术史研究角度观察，没有舒新城的著作，以后关于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研究会有很大困难，因为除了研究方法以外，舒新城的著作中保留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材料。 舒新城的这本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曾由当时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过。但80年代是一个重现实轻历史的时代，读者的热情在当下，对于历史的关注是淡漠的。虽然相关的历史研究著作已出版过不少，但在读者中还没有形成兴趣中心。十几年以后再来观察，早年关注历史的学者现在多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80年代初期，钟叔河主政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很多文化积累方面的书。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和他的学术专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曾名重一时，钱锺书一生极少为人作序，但却对钟叔河的这本书非常推崇。容闳《西学东渐记》就在这套丛书中。它的标点者之一杨向群，多年以后成了我和程巢父编辑的《追寻储安平》一书的责编，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历史在事后观察，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感想。与这套“走向世界”丛书几乎同时，还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当年，我对于这套丛书的兴趣远远超过前一套，想来和我有一样经历的青年会有同感。但90年代以后，人们常常想起的倒是钟叔河编辑的书了，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换。 二、留学制度的形成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制度。当它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以后，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成为一种近似文官制度的东西，特别是早期留学生，大部分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夸大一点说，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基本来自留学生。舒新城曾说过：“如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决定中国留学制度形成的关键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因为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人物。但作为文化建设的留学思路，却是容闳最早提出来的。舒新城对他的评价是：“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舒新城这个逻辑里还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传教士。中国留学制度的起源与他们分不开。1847年，最早把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青年带往美国的是传教士布朗夫妇。 容闳的建议是幼童赴美，容闳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选择幼童赴美，应该说是容闳的远见。他当时建议的年龄是12到14岁。后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的选择大体也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的意义在于这些学生可以真正融入美国生活。因为同时还派了汉文教习，他们在美国没有忘记汉文。从中国后来留学生经历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早期幼童留美和后来庚款留美学生成才比例较高，因为这个年纪容易彻底接受美国教育，同时建立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成年留学生中建立相对较难。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1922年清华放洋的94名学生中出了沈有鼎、闻一多、梅贻宝、罗隆基、潘光旦、雷海宗、吴泽霖、萨本栋、高崇熙、黄子卿、张心一等各学科的著名人物。 近年考察中国重要历史人物教育背景时，留学教育成为观察和分析他们人生经历的一个主要变量。大体说来，人们对留学英美的评价较高，对留学日本的学生评价次之，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有认识。 三、留美学生的影响在文化教育 中国早期留学生学成以后，多数回到中国报务，特别是公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回国的比例也相当高，这主要得之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功劳。胡适早年写《非留学篇》时曾提出过“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可见其思考之深远。另外，当时回国的留学待遇也相当优厚。中国早期留美学生主要出自清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一个留美学生国内最高学历的统计中，北京大学只排在第7位，西南联大排在第11位。从前15名的大学观察，留美学生除了清华以外，主要出在教会大学。留美学生最主要的服务机关是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远远高出留日学生。 早年任教中央大学的常导之在《各国教育制度》一书中曾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常导之最后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它与中国留美学生主要在高等学校从教有关。 如果以1949年为界来分析，当时从政官员的主要留学教育以英美为主。特别是外交方面，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波拉特（Pollrd）著，曹明道译］中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基础。”书中还引了一位美国人的话说：“大家曾说过并且说得很对，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10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
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2）
四、留日学生的影响在政治和军事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引述当时一份文献指出过，中国留日学生一度激增的主要原因是“路近、文同、时短、费省、及留学生头衔好与国内政局不安6种原因。”据许多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的著作指出，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然众多，但真正在日本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和特约生为主。从出身观察，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占相当比例。早年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的中央大学教授夏承枫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认为：“留日学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万余人，在政府是病急乱投医，在留学者是取其价廉而成功易。”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革命家和军人的很多。舒新城说：“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从明治40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从文学界来说，左翼作家中也以留日学生为多。而“新月”作家则以留学英美学生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我当时买了一本，但没有细读，就送了一个朋友。90年代以后，费了许多周折，我才又找了一本。国内外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国内研究中国留学史的，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书中有一章是专讲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影响关系的，材料丰富，分析细密，很给人启发。他在分析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时，认为“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亡命客与留日学生”关系的。所谓“亡命客”是指当时逃到日本的中国政治家。他特别指出，当时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在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下，“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分析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情况后说：“最遗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后来却挑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这些研究视角都是很独特的。 以留学背景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人才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但留学背景也有其特殊性，并不绝对与留学生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以留学背景为评价尺度，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 留学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这一制度的功能便发生了变化。早期留学制度呈开放性，面向世界，英美、欧陆和日本等，都是留学的主要去向，但这个去向后来改变了，由面向世界变成面向前苏联和少数东欧国家，而且已不作为常态教育制度存在。留学生制度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主导力量的基本结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1）
文/高增德 《书屋》1999年第4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年）、《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年）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 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年）、《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年）、《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年）、《〈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年）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2）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1922年4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16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16人中北京大学占11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 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三是“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1922年5月11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