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第 6 部分阅读

文 / 天真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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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劣凇览ッ鞒厮场饩涫拿盏祝蛑钡蕉骼赐竞臀医擦说笔钡那榭鲋螅排宄@寺饕迨撕拖质抵饕逭渭抑洌故怯幸坏篮韫档模亲酉壬翟谝蔡煺媪恕!保?0'  对李济深,他心中不服,他永远忘不了1927年“四一二”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这一幕。他在1949年的日记中有两处提及李时都不怎么友好。一是4月24日,一次聚餐,客人有他、李、俞平伯等三十多人。“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61'他关于这一天的纪事诗有“分我杯羹容李广”之句,与日记有所出入,“分我杯羹”的意思却是相同的,其中充满抑制不住的牢骚和酸葡萄之意。二是4月28日早上接到电话,李济深将于下午二时到颐和园做客。“心清与佩妹准备欢迎,均甚忙碌,余则淡然置之,但亦不免布置一番耳!”下午4点,李济深才来到颐和园,5点到柳的住处,他没有去迎接。“晚饭后客始去,余与心、佩同送之,旋绕乐寿堂一周而返,堂前牡丹盛开,色香均绝,可爱也。”'62'从这些笔墨看,他似乎心情颇好。  只有5月6日,毛泽东和他相约碧云寺的第二天,李济深等到颐和园看他,他在记事诗中还夸李“将军饶有书生气”,并自注“任潮以武人而娴文翰”。'63'让人颇为意外,大概心情大好之故。他之所以对李济深心存不服,除了对夏衍说的这番话,早在他听说4月3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此前还接见了傅作义之后,就在私下发牢骚说: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64'  李济深当时的地位岂是柳亚子可以比肩的,徐铸成的回忆可以作为旁证。3月18日徐进北平,几天后到北京饭店串门,李济深说自己闷在饭店里无聊,请徐带他出去玩玩。第二天,徐即请李等到饭馆吃饭、戏院看戏。结果负责接待的人埋怨说:“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65'  夏衍称“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宋云彬称柳亚子“天真可爱”,都可谓一语中的。“天真”的诗人革命家又哪里懂得那些权谋、权术、策略,纵横捭阖之道,书生之见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必然是不一致的,他内心的不平衡,他的“牢骚”满腹也是必然的,他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爱也好,怨也好,都袒呈在阳光下。 '1'此诗原稿上有明显的修改之处,发表时如下:  开天辟地君大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与原稿相比,第二、第三句改动最大,第四、第五句改动了个别词句。不过全诗意思并无什么大的不同,毛泽东看到的是原稿。  '2'1912年初,柳亚子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不满当时与袁世凯议和的气氛,托病辞职前写下了一首《感事》诗,最后两句是:“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  '3''6''64'《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23、19—24、20页。  '4''7''8''12''13''14''19''24''31''34''35''39''40''43''44''47''49''50''51''61''6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74、341、343、358、358、359、343、343、350、362、363、366、367、355、368、354—356、371、372、373、358—359、360—361页。  '5''10''20''22''23''27''30''41''48''52''53''55''56''57''58''59'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9、115、115、188、115、118、118、131、120、136—137、137、138、139、139—140、143、143页。  '9'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北上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72页。  '11''16''17''18''25''32''38'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54、351、354页、363、363、350、355页。  '15''33''36''45''63'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571、1581、1590、1506、1592页。  '21' 于友:《胡愈之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112页。  '26''42''54'《宋云彬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467、468—469、465—466页。  '28''29''46'《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84、 591、1084—1085页。  '3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1页。  '60'《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424页。  '65'《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85页。

    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20世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将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办成了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

    离开浙大,决不去台湾广州

    1949年元旦,竺可桢日记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1'  时局动荡,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肩头的压力很重,他的内心一点也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十三年的光阴已无情地逝去,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4次西迁,颠沛流离,在广西宜山日寇飞机的轰炸下,竺可桢将“求是”确立为浙大的校训,他明确解释“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这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瞩目的一流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培养了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位足以与蔡元培相比的“伟大的大学校长”(苏步青语)。从1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确实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动人的乐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因为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2'  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所以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ble'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3'  当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原定两点三十分开车,结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十四分才开车,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4'  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人满为患,他只能从车窗跳出,出站时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当天下午三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二千万,他只是“当袁洋五元”了事。'5' 可以说从他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买烧饼充饥,《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三十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到广州才能办理护照。'6'  当天,他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他说:“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7'  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接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后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8'  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9'  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10'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离龙华机场已只有五里。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11'  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不想再上国民党这条船了。  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是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党对他积极争取,团结尊重他。

    希望能苦干到底

    当1949年来临的时候,竺可桢尚未最后意识到曲将终、人将散。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有着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绝望。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12'  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心腹爱将汤恩伯的贪婪。  3月23日,当他听说汤“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后,感叹“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13'  5月20日他又记下了汤向中央银行提取金子一万条及所有银元的传说,并进一步议论——“空|穴来风,非无根之谣乎?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八十万金圆(市价二百四十万),而袁洋价已二千七百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14'  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他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时事,可对宋、孔他们的贪污腐败,他是打心眼里蔑视。不过他对蒋有好感,认为他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有很大功劳。“到了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5'  可以说,他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他曾数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因为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恶痛绝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16'到1943年,“那时大学校长几乎全已加入国民党,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党员。那一年教育部强迫各大学负责人到重庆入训练团,未经他的同意就公布他为三青团的监事,所以当他们要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党也没有关系了(还领有党证)。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交过党费,从未参加过党员会议,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几次来信要他登记,他都复信拒绝了。'17'

    见证最后的白色恐怖

    在1949年的名人抢夺战中,国民党方面虽然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但对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将他列入所谓“和平分子”的黑名单。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18'国民党特务的这张“黑名单”对于竺可桢最终下决心不去台湾,恐怕不会没有影响。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1949年的选择时说到杭州解放前三天离开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19'  对于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将深得杭州市民拥护、对浙大多有照顾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免职、幽禁,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不满。  2月17日一早,他从《大公报》获知陈仪被免职。“公洽到杭后,对于浙大备极爱护,如教职员工之给无价米、吴大信等五人之无条件释放。一旦换调,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变政策也。”  2月18日,“有人以为上月二十六吴大信'等'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陈叔谅早有言,谓浙大学生应加取缔,不知校中教职员全不管事,而使余首当其冲也。季谷谓陈公洽星期一九点去上海。任显群则已先时离杭,因任之作风,非有陈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长陈公洽、市长任显群离杭去沪,市民送者极为拥挤,在太平洋影戏园开会”。陈仪临行前,竺可桢去送行,谈了十分钟。“余告以过去渠对于浙大同人给与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动保安司令部和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据云渠此次之免职,重要原因之一为一月二十六吴大信'等'五人释放'时'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极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识也。” 陈仪与任显群离杭前夕还交代说浙大学生办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向校外发行,“不然必起冲突”。'20'  3月3日,竺可桢在南京和翁文灏见面。“陈公洽之看管亦为事实。……三点朱骝先来谈,知陈公洽免职命在十七日前一周已到,广州孙哲生亦不明底蕴,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长,知陈公洽确不见客,谓其曾函共产方面,愿单独媾和云……”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李季谷来,知陈公洽确被监视于衢州汤恩伯家中,因渠曾亲笔函某长君,劝采取个别与共产党取得和平之故云云……”'21'6月6日,他前天听说陈仪“已被押至台湾”,但告诉他的人“认为无性命之忧”。'22'7月4日,“李季谷来,知外传陈公洽在台与张学良被一同枪毙之说不确”。'23'不过,陈仪最后还是被蒋下令杀害了。  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桢更是见证了国民党的暴戾,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国民党败退前的罪行。  5月6日,他从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国民党士兵4月26日曾进入复旦,校长章友三受到侮辱。“谓不许友三声张,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学生也。复旦校舍亦受破坏。交大驻兵至万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传刊物至二卡车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议驻兵云。”'24'  5月8日、9日,他听说陈鹤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学教职员联谊会曾发帖请陈鹤琴为顾问。请柬尚未发出就遭检查,陈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长适酒醉”,有人问如何发落,“科长乘醉狂言曰一律枪毙。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经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长向市长力保,由陈良面批交警察厅毛森释放。余闻之毛发为之森然”。'25'  5月22日,他在霞飞路看见“有黄牛党以高价买卖银元而枪毙”,不过他认为“昨日枪毙者计六人。但抬高银元黑市决非六人所能为力,亦冤哉枉也”。'26'  6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竺可桢认为“此时轰炸上海,徒苦人民,实乏意义也”。'27'  正是对国民党的暴戾有清楚的认识,他才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失望继而绝望。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对竺可桢选择留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国民党强硬势力总是指责他“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甚至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他一贯信奉孟子、王阳明的性善说,在浙大,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坏人。他理解学生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说的:“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他向来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认同学生的左倾。  到1948年7月5日,他还对学生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沈思岩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气味太重”。'28'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务会议上曾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对浙大“民主墙”——生活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以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即属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加以干预。'29'  竺可桢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为学问而学问”,他为浙大确立的校训“求是”就是要求学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为依归。他本人不过问政治,也劝别人“不必过问政治”。但他担任浙大校长的十三年正是动荡不宁、学运风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别是1942年以来,浙大多次发生学生、老师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间),每一次他都是尽力营救,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奔走,毫不畏缩,更不推卸责任,法庭审判时他都是亲自到场。也因此这个大学校长身上才散发出一种灼人的光芒,大多数浙大师生对他的爱戴同样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  对他而言爱护学生是他的本分、天职,国民党当局每次叫他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很明确:“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他认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后,他以一个校长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自己的道义立场,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将永远感动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国饭店见到张元济和沙文汉(沙孟海弟,后改名张登,浙江新任教育厅长),“据言于子三并非共产党员。谓余在《申报》上发表了谈话,为于子三抱怨,因此酿成各方之同情,国民党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杀云云”。'30'

    为师生的柴米油盐奔走

    在浙大的最后时光,为了维护浙大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浙大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竺可桢几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机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烦恼,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甚至到南京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竺可桢挑重担”的消息,却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该受额外的赞誉。  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5'  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江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36'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37'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  类似的记载在竺可桢的日记中一直持续到5月3日杭州解放。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会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38'  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39'  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40'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41'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42'  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43'  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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