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蹙⒎蚣疤诽煳嗽圃啤！窆蛭胶贾菔谐ぬ氛鹆忠寻粗泄驳本至钣嗷卣愦笾鞒帧Ｈ绱诵湃罚似洳恍抑拢蛴喽哉愦笮３ひ恢笆狄蜒岫裢蚍忠病保?4＇ 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45＇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 6月10日，竺可桢收到杭州来信，得知浙江军管会于6日起派军事代表二人，并派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诉他，大多数教员热切盼望他回校。当时盛传浙大法学院将与上海各校法学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权进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辞了校长，自不便专门进言，“但如其咨询，自当尽忠以告”。＇46＇7月5日，他听说“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与浙大同人商量挽留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47＇ 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贝时璋等参加，与会者纷纷发言请竺可桢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48＇裘克安甚至提议发起请他回校的签名运动。9月6日，蔡邦华告诉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感叹“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9＇
三件事上看心态
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二十五、阴历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50＇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51＇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52＇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地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53＇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54＇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4月24日，更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55＇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二十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56＇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57＇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58＇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岁在贵州为学使时著，时为1794年，中有《治平》《生计》二篇述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氏所说相类，但其书＇较＇马氏第一版《人口论》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谓巧矣。马尔萨斯谓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氏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两者比较，竺可桢发出了“中国科学之不能兴亦以此”的慨叹。＇59＇ 3月28日，他读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3月30日，读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4月9日，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文不过十页、四千余字而已；较之洪亮平《治平》、《生计》两篇一千二百字长约三倍余。但马文头三页约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论，实际有关人口者不过三千字，而其中重复者有之。至于立论，马尔萨斯似较精辟，对于数字更为精密。马尔萨斯提及循环，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Lilley教授约余写文，为科学之社会关系史委员会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为限，余拟作《十八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一位中国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60＇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上海读He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无论如何，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终没有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从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科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党特务人员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报上左倾青年指责他“科学救国”、“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1月16日，王淦昌从美国回来，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欢迎会，同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的问题。竺可桢发言时指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61＇ 2月14日，他去上海时目睹了金山卫及上海附近到处在修工事，听说要筑3500个碉堡，已筑成2000个。面对连天炮火，这位信仰和平的科学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严仁赓在浙大工学院礼堂演讲《有效需求，正义、平等与自由》，反对胡适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经济自由”之说，主张先有经济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学生提问何时才会有经济自由，严答怕要等到共产党当政始有经济自由。另一同学即起问：那么必须有一种政治而后才能有经济自由吗？对此，竺可桢的看法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犹鸡蛋生鸡与鸡生鸡蛋之孰先孰后问题乎”。＇62＇ 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纪念节，竺可桢在演讲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烧，他引用古希腊诗人“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认为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时期。他强调“但问是非，不问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学子恪守“求是”校训，并倡导“恕”，认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检讨自己，学校、整个社会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说人家的坏话，从不会产生世界和平。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办法。我们在大学亦应自己检讨，不要开口便骂政府的贪污无能。学校应当改良之处甚多，如公物之不知爱惜，房屋草地马路之不整洁，以及公共图书之失落破坏，即是吾人不顾公德之表示。借书而久假不归，亦非好道德。借书正应如手中得金圆券一样，随借随脱手，方可使要阅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63＇这一点给夏承焘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早往大学路开二十二年校庆纪念会，竺校长讲恕道，甚好。”＇64＇ 这些言论大体上代表了竺可桢的真实思想，他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校长。难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倾学生一解放就表示对“和平分子”的不满。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陈允敏杭州来信，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65＇无论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还是浙大壁报说他走“中间道路”，其实都算得上是准确的。 竺可桢虽然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他心爱的女儿竺梅投奔了解放区，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是“一鳞半爪”，对解放区的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一窍不通”，他曾在浙大公开说：“世界上有两种势力最大，一个力量以恨为出发点，一个力量以爱为出发点。以恨为出发点，天天要讲斗争、打击、痛骂。”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孙中山、甘地。＇66＇
对新时代开始有感性认识
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67＇ 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68＇ 5月30日下午，谢季华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69＇ 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70＇ 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71＇ 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72＇ 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73＇ 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74＇ 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 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76＇ 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77＇ 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78＇ 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三十年云云”。 ＇79＇ 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80＇ 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81＇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尽管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82＇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未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83＇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84＇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85＇几天以后中央研究院被接收。 8月18日，竺可桢受命参观东北时，曾在大连作过一次《说台风》的演讲，发表在10月的《科学大众》上。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86＇ 10月16日，竺可桢得知自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一（院长是郭沫若），不可能再回到上海了。“在未与郭沫若接洽以前，不知院中之大政方针，故亦事事摸不着头脑。”＇87＇ 10月20日，他到北大理学院和饶树人谈科学院事。“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余谓科学院大政方针虽尚未定，但大概不至于如此极端。”陆定一等都劝他暂时不要南归，等科学院有了眉目再说。＇88＇ 从10月起，竺可桢读的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10月20日， “午后三点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89＇10月31日，在北京回南京路上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于哲学科学颇为广博。书中对马赫学派攻击不遗余力。”＇90＇ 11月5日，他借来一本关于苏联文教事业书，“其中述苏联科学院事颇详”。＇91＇12月10日，他读《科学与社会》一书，有关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 ＇92＇ 从12月19日起，竺可桢开始学俄文。几天后他日记里也讲到，一早起来读半小时俄语。12月21日，他到三联书店买了《联共党史》。晚上，他到中南海参加中苏友好总会举办的晚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天，科学院中苏友好支会也举行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当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饭店联合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他没有去。 60岁的竺可桢从头学俄文也好，阅读《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他所陌生的时代。既然选择了留下，这一切便是很自然的了。 ＇1＇＇3＇＇4＇＇5＇＇6＇＇9＇＇10＇＇11＇＇12＇＇13＇＇14＇＇18＇＇20＇＇21＇＇22＇ ＇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6＇＇47＇＇48＇＇49＇＇50＇＇53＇＇54＇＇56＇＇57＇＇58＇＇59＇＇60＇＇62＇＇63＇＇65＇＇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7＇＇88＇＇89＇＇90＇＇91＇＇92＇《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01、1244、1245、1246、1246—1247、1252、1253、1253、1256、1229、1253、1238、1219—1221、1225、1260、1268、1248、1249、1254、1264、1234、1217—1218、1285、1203、1204、1205、1211、1212、1224、1225、1209、1210、1215、1216、1229、1306、1257、1266、1268、1272、1284、1222、1203、1207、1216、1203、1218、1235、1230、1235—1236、1252—1253、1228、1232—1233、1260、1255—1256、1256、1257、1261、1260、1263、1264、1266、1270、1272、1275、1278、1279、1287、1262、1256、1259、1260、1292、1293—1294、1294、1295、1296、1303页。 ＇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45＇＇51＇＇61＇《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16＇＇17＇＇19＇＇66＇《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52＇＇64＇《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55＇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86＇《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不想挂名外交部长
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3＇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4＇ 他也确实尽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责任，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个电话，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之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5＇ 凭着这一纸证明，这位学生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这不是孤立的，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学生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以适之函来＇二十一晚，即适之飞台前夕所书＇，余告以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嘱其于暑中参加入学考试”）。＇6＇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7＇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抡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8＇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将又蹈傅秉常之覆辙。但傅尚回国一次，胡则在此时期，未必回国也。”＇9＇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10＇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非为私也。”＇11＇ 但即使穷途中的权势者也不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诚恳所感动，权力的逻辑是没有情、诚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阎锡山仍不放他辞职的电报。当夜他还见到了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文：“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