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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硬辉俸谜轿埂Ｇ氪蠹遗笥逊判模颐潜夭怀夥旨省３夥旨时闶枪膊车拇砦螅闶且恢植豢伤〉拇砦螅 弊詈罅菏樘岢觯骸 霸谝磺形勖镉胛蠡犰畛螅鞣矫婢涂晌薰寺堑赜胫泄部舷嗉材焙推健Ｕ馐俏蚁Ｍ诠艘幻娴住Ａ硪环矫嫖蚁Ｍ泄膊常酒洳缓谜街模酒涔ノ笕瘢敫鞣焦餐瓿珊推酵骋弧Ｕ馐歉舻囊幻妗Ｒ蛭牧α看螅杂诠业脑鹑我泊蟆Ｋ簧朴盟堑牧α浚透鹤镉诠摇Ｋ匀斯ニ鹜诠竦痴撸裉炀鸵鹜诠膊场：谜秸呓裉旒炔荒艽嬖冢谡讲挥Ω迷儆小Ｈ魏挝侍庥谜畏绞浇饩觯灰梦淞Γ灰晕淞η笸骋唬挥性傺映僦泄耐骋弧！保?＇ 要知道，其时国民党仍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何况梁处在杀人不眨眼的杨森统治下的重庆，发表这样直白的文章，家人和亲友都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一立场他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但他认为自己将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7＇ 也因此，当他的广西同乡、相识已久的李宗仁上台，积极请人奔走和平之时，一电再电三电请他出山，他只是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8＇杨森甚至为他买好了机票，他还是谢绝了。一次李宗仁飞到重庆，派程思远到北碚看他，并送了一大笔钱，邀他到重庆一见，他感谢李的盛意，但没有去见面。因为办学经费十分困难，那笔钱他收下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并恪守“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两条原则，其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9＇
“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
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办，孙科率直地表示不能接受。2月13日，以“中间人”自居的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也就是1953年周恩来所指责的“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那两篇文章。 第一封就是后来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原题不是这样的）。第二封原题如此。针对惩办战犯等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10＇他主张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并提出解决这一“和谈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 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人民所遭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在国共之外公推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么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永留史册。 相隔五十五年之后，我们重读梁漱溟的这些主张，仿佛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本来就已经书生气太重了，何况还提出如此不着边际、让手握枪杆者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却如此天真烂漫，似乎一点也不懂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更是完全无知。但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一介书生，而不是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人物。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信中他还提到自己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11＇ 他的这些话，在位的国民党当政者听了不会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顾得上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而不管有没有人听。 《敬告中国共产党》（今天早就不会有人用这种语气了）一开始就重申了梁漱溟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他说过去拿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所要正告共产党的是：“从正面说，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的存在。“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最后他重提旧事，说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笑颜以谢，说，感谢你的好意”。他希望十年后的毛泽东也能如此。＇12＇ 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不相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会走得通，这也是1938年初他在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时争辩的焦点。这不是他“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13＇ 就在这一天，一个叫胡明树的广西左派青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诗赠大仇人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哦，我的梁漱溟先生！你认为自己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吗？”此前几天，2月10日，楼栖在《梁漱溟与蒋经国》一文中写道：“像梁漱溟这样的旧式儒家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场自我改造。”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他的指责一直没有停过，来自左派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则是从这时起才骤然升温的，左派们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又深入到骨髓的那种极为固执的自信，是他身上那种坚不可摧的道德自信，天降大任于一身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梁漱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是一位出色的读书人，一个弥漫着浩然之气的儒者，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传统的讲实力、讲权谋的政治尺度下他可能是蹩脚的。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或许也算不上什么高明，有时候还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不过这些书生之见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的真诚、诚实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 当然，他并非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文汇报》、《华商报》、《群众》等共产党或左翼报刊，其中有左翼作家靳以在《中建》杂志发表的《质梁漱溟》文，从开头骂他“倚老卖老”、“自我陶醉”、“大放厥词”，到最后的“自我欣赏”、“妄自尊大”，＇14＇整篇短文充满了火药味。但梁漱溟并未生气，3月10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其中说： 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到不能与他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他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重申了“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的一贯观点，认为这是“合作”的前提。他表示自己从没有高兴积极过，也没有厌倦消极过，而是极有耐烦地为大局努力工作。“你们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如其不信，十年之内自有事实证明。” ＇15＇ 此刻，梁漱溟的立场让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民盟也难以容忍，尽管他早已提出退盟要求，但在3月19日下午北京饭店举行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会上，柳亚子还是“提议开除梁漱溟”，与会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千家驹、潘光旦等十多人，最后“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对此柳亚子只是认为“差强人意”。＇16＇ 5月，勉仁文学院院刊发表梁漱溟在前一年写的《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其中袒露了自己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月，他写下《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对发生在1946年的一段往事向共产党表示歉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政协代表、第三方面的重要人物，梁漱溟一直在为和平奔走努力。那年10月下旬，国共和谈的破裂已进入倒计时，他和其他第三方面代表无不忧心忡忡，在和谈大门即将关闭、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际，情急之下，他们未向国共两方代表征求意见就自行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当时国民党军正攻下张家口、安东等重要城市，占了便宜），内容包括就地停战，暂时维持现状等。但在规定共产党军队驻地的同时，没有对国民党军队驻地同样予以规定；此外，由国民党政府派交通警察（实际上是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改编）接收了原属共方的20县，也是中共绝对无法接受的。这个折衷方案分送国民党政府、中共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周恩来见了声泪俱下，认为第三方面失信（曾口头有约“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和国民党一同压迫他们。梁漱溟等仓皇将另外两份原件收回，周恩来“方才收泪息怒”。但梁表示自己对共方并无恶意。“究竟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语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尽管如此，他最后仍真诚地表示：“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17＇ 这一插曲使梁漱溟下决心告别十年现实政治的生涯，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当中去。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
6月，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断续花了九年工夫，是他继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休息一下。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有一座缙云山，山顶上有个缙云寺。当年夏天，勉仁文学院一放暑假，他就和谢无量夫妇及勉仁文学院的两个同事上山“闭关习静”，住在缙云寺附近的民居中。 从8月4日到9月11日，他闭关的一个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记。其时，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北平”即将改回“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整个古老的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南方许多地方硝烟未熄，国民党残余力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作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梁漱溟毕生的追求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即使在闭关静修之时，他的内心也不平静，对山下、对外界尤其是局势的变化，他始终未能忘怀，可以说无时不在关心——8月5日，“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 8月18日，“闻福州撤守”。8月28日，“闻兰州撤守”。9月6日，“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9日，“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这些政局、军事的变化一一载入了他简短的日记中。 尽管梁漱溟知道“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才能修成“佛法”，如他8月12日的日记所说：“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此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 但真要超脱又谈何容易，他说：“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入寐。” 他感叹自己的“迟钝”，实际上是“放不下”。“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短短一个月中，他虽居山顶，人员、书信、电话的往来都非常频繁，他常感到学佛的“功课受妨碍”。 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荪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山，他已和路明书店签订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十三、十四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 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 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 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 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 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借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 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著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难怪他总是要做梦，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下自己的梦。 8月9日，“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 10日，“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14日，“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 15日，“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时间疲劳乃除”。16日，“夜来梦似减轻”。17日，“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入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21日，“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31日，“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9月6日，“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18＇ 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实际上他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已说得很明白：“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 ＇19＇
“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1949年11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而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作”，“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始终追求的理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清楚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概括指出中国民族性当中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十个特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的政治见解实际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同月，龙山书局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收入他在1941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其中包括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 直到这时，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残山剩水依然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是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横行的天下，重庆《大公报》已于9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改组”的名义窃夺，但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尖锐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遭到什么意外或干扰，民间出版社照样出版他的著作，效率之高，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感叹不已。 12月中旬，梁漱溟到重庆鲜特生家，和青年裴治钅容 住在一屋。裴是中共地下党中专做国民党中上层将领策反工作的，久闻梁的大名，对他非常尊敬。一天，裴拿着毛泽东新作的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读给他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并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并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穷寇莫追”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21＇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2＇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年末，梁漱溟所居住的重庆也不可抗拒地迎来了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1950年1月，他终于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到达北京。他想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著书立说的观察者生涯结束了。其实，从大局未定之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来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23＇ 由此不难判断，梁漱溟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一旦武力能够实现苏联那样的统一与稳定，他对共产党就心悦诚服，他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地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地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1＇＇4＇＇5＇＇6＇＇7＇＇8＇＇10＇＇11＇＇12＇＇15＇＇17＇＇2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0、786—789、971、790—795、796、971、800、800—801、803—807、809—810、830、805—806页。 ＇2＇＇3＇＇18＇＇19＇＇24＇《梁漱溟全集》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76、422—428、424、77页。 ＇9＇＇13＇＇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07、109、110页。 ＇14＇《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54—56页。 ＇16＇《柳亚子文集 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0页。 ＇20＇《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页。 ＇21＇于东：《梁漱溟异议“追穷寇”》，1989年3月21日《团结报》。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 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