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第 10 部分阅读

文 / 天真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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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  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  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  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  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  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  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  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  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  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  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  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  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有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45'  8月21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46'他听叶蠖生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组织中事,由一句“惜不便详记耳”可知,连私秘性最强的日记都不便记,当不会无足轻重。  此外,不愉快的事还有许多。4月19日晚,宋云彬与叶圣陶作了一次长谈,兴致很好,回来还想与傅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他表示要到招待处将傅彬然代填的表格拿回来,看看内容如何,叶圣陶也同意。接着,他就去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的表情很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给他。“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在作了些修改后,他还是原表还了回去,并在当天的日记详细记下了这件事。4月21日晨间,宋云彬与叶圣陶“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47'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当时应邀北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兴奋状态,即有困惑也是浅浅的。4月15日,赵超构和金仲华打赌,前者说大军将于10天内渡江,后者认为没这么快。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赵超构“大得意”,因为他赌胜了金仲华。'48'4月24日,大军已下南京,金仲华赌输了,请宋云彬、叶圣陶、萨空了、傅彬然、刘尊棋等吃了一顿,多数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头的宣传车、秧歌队,胜利的喜悦感染着这些曾经沧海的知识分子,少有想得更远的。  8月22日,宋云彬与昔日同舟北上的陈叔通谈了半小时,陈几天前从上海北来,曾与毛泽东作过六小时的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后谈得上‘城乡交流’也。”陈叔通还说:“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对此,宋云彬的评价是“叔老人极通达,所言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 '49'  实际上,一介书生的宋云彬对中苏关系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对政治他终究是外行,应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叶圣陶对此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从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书编委会待遇从供给改为薪给,大抵按照北平大学教授的标准,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补发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可得小米300斤。当时的物价一个西瓜就要千元,理发一次400元,只有西红柿便宜,100元可买很大的六七个。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报》送来的稿费,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 不过,他在北平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几乎都要和叶圣陶小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记下的一些鲜活细节。比如7月10日,他和叶经过一个西瓜摊,他请叶伉俪同吃西瓜,叶说这样吃不雅观,他说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说:“吃不得的。”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振铎,“相与大笑”,一同步行回来。'51'9月23日即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52'  如此举动似乎不像是他的为人风格。30年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那些岁月中,宋云彬就已养成了开明人特有的笃实、质朴、稳健作风,也就是脚踏实地、认真勤勉、一丝不苟的“开明风”。积习难改,即使在北平编教科书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他对当时读到的书或审读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讳的意见,哪怕是对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或者徐特立这样的元老,乃至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仍不脱书生本色,与他为自己能否最终进入政协代表名单而忧心忡忡的心态大相径庭。  3月31日,他读了两天前买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在日记中说:“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53'  范文澜等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经删改,准备用作高中课本,第一册完成后交给宋审阅。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时间,通读一遍,并加了标点,提出八项意见,说明此书作高中课本,“实在勉强之至”,他认为“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54'7月27日,此书再次删改后交给他最后校阅,他说:“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对书中可笑的常识错误,他认为“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55'第二天,他写信给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56' 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澜回信,到底对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日记中没有记。  7月13日,宋云彬受文供社之托审阅邓初民的《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 '57'  8月18日,他读了经权威单位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在日记中说它“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58'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

    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  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  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  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  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  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  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  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      '1'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41''42''43''44''45''46''47''48' '49''50''51' '52''53''54''55''56''57''58''59''60''62''63''64''65''66''67''68''69''70''71'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5、116、125、130—131、132、133、117、142、118、118、121、129、131、134、137、137、139、140、142、141—142、142、142、143、144、146、149、151、153、162、162、167、119、121、128、114、125、126、126、127、157、135、135、141—142、116、122、152、122、120、152—153、157、140、165、117、128、144、145、141、151、151、151—152、153、154、134、145、115、139、115、120、122、148页。  '61'当年人民日报一位编委的回忆。

    一代词宗:夏承焘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被誉为“一代词宗”。长期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任教,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等。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1948年的最后一天,北平已被大军包围,供电从21日起恢复,燕京大学虽照常上课,清华却已停课。杭州暂时还处在平静的浪谷之中,晚上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和二十多个同事开辞岁晚会,谈笑到八点半才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童心尚存,竟然乐此不疲。连天的炮火,时代的巨变似乎都在短暂的相聚中被忘却了。其实又何尝能忘,面对即将发生的天地翻覆,这个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以填词教书治学为业的学人,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和谣仍盛,淮上战讯仍寂静。蒋氏定明日宣言,笑其一生空辛苦,临老遘此,不知更作何言语。”'1'  这一天是个阴天,手不释卷的“一代词宗”一天没有看书。1949年元旦中午,天气晴暖,他到栖霞岭下访黄宾虹不遇(这位年近90岁的大画家此时正归隐西湖),信步上了孤山,还在平湖秋月拍了一张照片。其时,夏承焘寓居孤山罗苑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虽然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山之间,却也挡不住各种纷至沓来的乱世消息。1月2日午后,他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雁迅舅氏毕业日本明治大学农科,归国后养蜂,屡丧其家赀,此番被勒索一百二十两黄金,尽开出田地园地,一时无人肯买,至今未放回,已耗去谈话话费十余两。每次接洽须一二两,名之曰谈话费。雁迅一妻妹亦被绑未回,近日妇女亦不能免矣。” 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陈雁迅还讲到曾是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谢磊明家,前个月连最后两件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温州籍哲学家叶适的墓砖)也已失去,这是温州文化界的灾厄。夏承焘回忆起暑假时过其家,请求一睹一方名砚的事。“不谓俄顷灰烬,令人起无常之感,怅惘无已。”又有人从乐清来,告诉他“乐清乡间互相残杀,日必数起”。  “微昭昨夕自松江来,谈火车拥挤情况,甚可骇怪。”上车都只能从窗户进去,微昭想进而不得,有两个外国人等候了很久,车上列车员愿以房间相让,劝他们从车窗进去,可他们说本国没有这样的上车法,宁愿不上车。微昭说听他们的语音好像是法国人,而且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夏听了,觉得“此事极动人”。“此足见国格,足见教育。中国教育何日能做到此耶?”  姚鹓雏对他说:“近日和谣仍盛,而仍无端倪,南京如有变动,则金圆券将成废物,经济恐先军事而崩溃。”'2'  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也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唐宋词。1月11日,“校中墙壁消息,谓杜聿明兵团已于十日晨被共军全部歼灭”。'3'16日,“阅报,天津已被共军攻下,北平亦旦夕间事矣”。18日,“过图书馆看报,国府诸公对毛泽东宣言尚在讨论中,北平将单独媾和,共军可兵不血刃得北平”。19日,“昨夜失眠。闻杭州兵到甚多,清华、安定两中学皆被占住。浙大学生为此惶恐,倡议提早于二月一日上课。劝各同学勿回里”。22日,“阅报,蒋已以昨日发文告,离职来杭,昨晚饭于楼外楼,今日返奉化。其一生事业,这番殆为尾声。能摧压百万之师,而不能脱离数群小之包围,历史上所谓英雄,大抵如此。可叹可笑!”'4'  其实,这不过是夏承焘的书生之见,他不知道蒋介石人在溪口,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不过一摆设而已,蒋的“尾声”尚未到来。  1月23日,“阅报,蒋昨日离杭返奉化,北平傅作义已局部停战,交出部队矣。不知将来阎、白如何?传林彪部已南下,铁路修至宿州”。'5'24日,“阅报,民盟分子马寅初等数十人,在北方发表宣言,反对和谈,拥护毛泽东八条件”。26日是个阴冷的早晨,已在寒假中,他和妻子乘校车到浙大,他本来是去听严仁赓教授的演讲,由于全体留校学生都去欢迎出狱同学而演讲改期。“因同往杭州监狱,同学参加者六七百人,在风波桥畔监狱门口呼口号,演胜利舞。十一时半,郦伯瑾、李雅卿、陈建新、吴大信、黄世民五人出狱,各同学举之游行,鞭炮声、欢呼声大作。十二时,大队往凤凰山于子三墓,予等返罗苑。夕心叔自城归,谓三时半在官巷口遇大队,阵容仍甚整齐,嗓音皆哑矣。标语: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  当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他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就是他作出的开明姿态,在国民党掌握的杭州发生这样一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陈仪不久后被免职(乃至被暗杀),有人认为与此不无关系,竺可桢日记也曾谈及。  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中午夏承焘邀请5个朋友到家里分岁,午后两时半才散席。“谈时事,颇多异闻。”'6'29日即农历己丑年春节,这也是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终结前最后一个春节,杭州的气氛表面上却是异常地平静。早上他和妻子及朋友微昭的眷属一起去游岳坟,午后去各同事处答拜年。傍晚,他和微昭从放鹤亭、平湖秋月回来路上,遇到同事郑晓沧,给他看了《正报》的号外。“传和谈不成,李宗仁辞职,由蒋重起指挥战事,扬州共军退出,或江北已有战事。”晚上,他和妻子到艺专去看歌舞大联欢。“浙大、艺专被捕学生皆有演说,反对伪和平。有男女学生六七人,合朗诵新诗,刚毅沉着,甚为激动。”后来遇到熟人才知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经常去他家的一个浙大温州籍同学邵浩然所作,因此要了一份带回家。  1月30日,“晴暖如二三月。终日贺客不断,谈时事新闻,多可怪愕,自来新年,无如今年之紧张者。……谷超豪偕陈建新来。建新在狱一年零三月,以二十六日入狱,二十六日出狱,谈狱中情状甚详。谓于子三在校,同学皆呼为好好先生,平时对人甚和气周到,故学生理事会举为主席,谈吐如处子,未尝有激烈言论,其被捕被杀,全出意外”。  虽然杭州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位不问政治的老夫子和狱中刚出来的政治犯学生和左倾学生交往,一点也不感到什么恐慌,而是很正常,并详细写入日记。  从2月1日起,到4月25日杭州临近解放,大小时事如北平和谈、大军渡江、南京学运,陈仪、任显群去职,以至龙榆生来信、女弟子潘希真订婚,在夏承焘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4月25日的日记中说:“昨夜无事。早上校车,本欲与心叔同往希真家,或传时局已紧,公共汽车已断,乃不果往。抵校晤徐规,谓外传温州已易手,宁波兵变,共军将以午后四时来杭。学生公布广播,共军向王店出发,众疑嘉兴已变。微昭自车站来,谓沪杭路仍通。早晤苏步青,谓杭州维持会已成立,吕公望任会长,竺可桢为副。周岩主席允今日撤退部队。张晓峰今日携家离杭,校中同事多未知,学生已有布告讥讽。晓翁谓谢幼伟亦将他去。  学生录某报载陈援庵致友人书,谓见新局,乃知从前读书枉费心力,由天分太低,不能跳出圈子,劝中年人治学勿蹈其故步云云。题作史学家陈垣变了。”'7'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大变动中,他也未能忘情于词,和朋友一起欣赏了马一浮的一首蝶恋花新词。他保存下来的1949年日记也到这一天为止。'8'

    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

    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的不断上涨。“全社会皆在过不下去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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