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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样是严寒。“过大街购一帽，金元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里西湖尽冰”，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六百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车进城，买食物，领米。14日，“夜月甚皎”，“剪发付十三元，前次仅三元”。＇11＇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一千三百余元，不足买斗米一银元”。（今日银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圆券。）＇11＇ 12日，“校薪发至六月份，今日领六千六百元。内子入城，买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须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发薪，旋以中国银行被周主席征去七亿元工事费，遂无钱贷浙大”。＇13＇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三月份五百倍补发薪七万一千八百元。市上银圆已涨至四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入城，以七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五百倍）五万八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元万金元一枚”。 3月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七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14＇ 4月7日，“今日领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万八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十八万五千元，昨日尚仅十一万余也”。＇15＇9日，“午后为领薪二十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元三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学生公费取消，惟在蒋区者得领临时公费”。＇16＇10日，“今日发校薪一万倍，予得一百三十二万元，托论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今日又发校薪一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17＇22日，“袁头涨至四十余万，今日发薪六十六万，不够二银元”。＇18＇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21＇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记中就两次提及，忧心忡忡。
读书论学不辍，放言得失无忌
物价飞涨，生计维艰，“一代词宗”仍在教书之余读书论学、酬答唱和、作诗填词不辍。他在日记中对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熊十力及“画之大者”黄宾虹等都有无所顾忌的评点，或肯定、赞誉、欣赏，或批评，或提出不同看法。 2月27日，他借来郭沫若的《今昔蒲剑》一册，读了其中关于屈原的几篇。“谓屈子自沉于白起伐郢、楚国分崩时，其死是殉国，非殉情。此说最可爱。”＇22＇ 3月3日，“午后阅郭沫若《今昔蒲剑》完。其古代社会一篇，据金文考我国古代实有奴隶制时代，以奴隶营农业与征战。极称纣王开辟东南之功，驳胡适说儒，谓高宗谅＇门＇音三年是哑病，三年之丧，殷代所无，实创于孔子。儒家乃殷走向氏族社会崩溃以后之贵族，以教礼乐为职业者。”＇23＇ （1949年后他对郭沫若的看法也起了变化，1950年10月7日，“上午阅郭沫若屈原研究，甚多创见。囊嫌此君立论多武断，今重读此册，叹为不可及”。＇24＇） 3月4日，他借读了陈寅恪当年一女生的听课笔记后，在日记中写道：“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爱者。”＇25＇ 3月17日，他借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20册。“有陈寅恪之元微之悼亡诗及艳体诗笺证，以当时社会新旧风气解释微之一生婚宦取巧不德之心理，甚为察微。”＇26＇他在4月份的《国文月刊》发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认为陈寅恪的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并直言“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27＇ 3月10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其博闻强记，诚可惊叹”。（他在1948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28＇） 3月20日，他到岳坟买菜，顺便去黄宾虹家聊到中午，在那里见到了宋高宗的真迹。黄宾虹常说：“北方文化出于子夏，长江流域文化出于子游，周公、太公皆阴谋险狠，此与近日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29＇ 3月23日，他读了中央研究院集刊上胡适考易林是雀篆的文章后，感慨“胡君为考据文，皆罗罗清疏，引人入胜，无烦苦艰难语，此不可及”。＇30＇ 3月24日，他在《国文月刊》读到朱东润论元杂剧及其时代一文，觉得“极好”，称朱所记蒙古人杀戮汉人“诚惊心动魄”。 4月3日午后，他到黄宾虹那里久谈。“皆鬼神迷信事，殊无味。” ＇31＇ 在与朋友交往或读书中有所得、有所悟，他都会一一记下。1月10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一篇论新诗人与旧诗人的文章，认为：“此人所言，不出兴观群怨之旨。孔子云怨，而今人必言斗争，此受西洋新说之过。而建安以来诗人习为应酬无义之作，忘此古训，则今人之说，诚足为针砭之资，不可非也。”＇32＇ 1月12日，他和朋友谈起歌与诗的分别，说：“白石词以歌曲名，殆以自别于不能歌之词。”＇33＇1月23日早上，他和朋友一起在西泠饭店山巅花园谈杜诗，“颇受其益”。2月6日，王伯尹对他说：“马湛翁不满章太炎学问，以太炎时骂程、朱；并谓太炎史学亦不及王壬秋。……又熊十力先生不满齐物论释，听其举出误处颇多。论考据，章胜马、熊；若说理，两翁较笃实云云。”＇34＇ 3月6日，他去陈雁迅家。“雁迅谓太炎为禹庙碑末及孙皓会稽刻石一段，实讥斥当时造中山陵，盖以孙皓比中山也。”＇35＇ 可以说1949年上半年夏承焘过的依然是一个学人读书、教书、写作的生活。偶尔与朋友、熟人相处，也会论人，尽管论学的时候远比论人的时候多。2月8日午后，石宗素和他谈了许多冯玉祥的逸事。“谓其向士兵训话，能使人心死，由出身穷苦，思想恰与彼辈衔接。惟其人但可当旅团长，再高便偾事。予问有私蓄否？云但知在江津买田千亩，不知其他。石翁尝为秦昭代表，留冯处数月，谓其人自不免作伪，然作伪一世，久假不归，亦甚难得。”＇36＇ 2月17日午后，陈雁迅和他说起当年在无锡，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意气甚盛。黄昏徐贤让来他家谈相对论，他在日记中夸其“少年英发，甚可爱佩”。＇37＇ 3月23日，他和伯尹一起去访黄宾虹不遇，散步到苏堤。“谈苏东坡人品不能泛论但在其诗文中求。又谈马湛翁、熊十力二先生异同，伯尹谓十力翁可敬可爱处在其率真，湛翁则笃于故旧之情，其平生取友甚严，而亦不肯轻绝。 大迅来，谈军政界贪污风气与妇女之关系。谓七十军军长陈孔达，杭州人，保定军校毕业，平日多读线装书，自奉甚俭约，在闽在台湾从不携眷。顷谢事返校，家无仆佣，客座敬茶敬烟，皆其夫人躬亲。雁迅尝见其夫人躬自持地拖拭地（夫人杭州人）。近以在杭不能过活，又应陈诚邀赴台湾矣。军人中有此特立独行，诚凤毛麟角。陈君宗文中学学生，钟毓龙先生弟子也。” ＇38＇ 即使前方战火纷飞，夏承焘与远在各地的友好、学生仍是书信往来不断，交流学问所得。2月24日，他接到之江大学时代的得意弟子陈从周来信，替陈改了二首词，并回信告诉学生“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39＇3月1日，他给周予同复信，并附有他写给陈乃乾的信（此人著有赵惠甫年谱，见过其日记全稿），他怂恿陈设法将赵惠甫日记付印。“此书关系清季史料上甚大，价值在越缦堂之上也。” ＇40＇3月4日，哲学家熊十力寄来一长信，叫他转给伯尹。“言童女擦手摩腰可补肾。十力翁自谓治遗髓有神效，但须持久，一二月勿间断。”＇41＇3月21日，他收到广州王季思来信。“告元曲写民生疾苦者并不多，惟关汉卿窦娥冤、鲁齐郎及拜月亭、调风月、谢天香、金线池等有甚感人者。”＇42＇3月26日，他收到陈乃乾来信，说赵惠甫日记原稿从咸丰八年到光绪十五年五月，被富晋山房书店从他孙女手里买去，转归陈群，再为中央图书馆接收。“今闻已运储台湾，不知确否。”赵惠甫与曾国藩相见是在清咸丰五年到十一年，晤对之言可见于他的年谱。所编《清人碑传文传通检》一书无法印出，“时局如此，精力日衰，撰述刊印诸事，殆将止于此矣”。＇43＇3月27日，他到苏堤看桃花，浙江通志馆已解散停顿，有人告诉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有信给他，他没有收到。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在为生计发愁的大转变年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想起著书之类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夏承焘常常夜半不寐，兴致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数文题，晨起亟为写成大纲”。＇44＇1月22日，“夜读国文月刊傅庚生评李杜诗，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间，乃成其伟大。枕上拟一题曰诗人之歧路，预为讲演之资，并以入诗人论”。＇45＇2月13日，“枕上夜醒，拟定论杜甫大纲及戏剧节广播词，四五时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说杜诗大纲写下来。治学的兴致与艰辛都由此可见。 从1月到4月，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不安，他都是读书、作文不断，各种诗词唱和以及请他为各类诗集、词集、论诗说词著作序的人也从未中断过。 1月16日，“灯下得数断句，可足成诗词”。1月20日，“晨草白石词说，至夕初稿成，得八九纸。过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词评”。＇47＇1月24日，“晨写白石词评一页。……过中华书局，以九十元购得影印宋拓秘阁本黄庭经”。1月25日，“作白石情词考一短文”。 1月27日，“阴冷欲雪。读杜诗。”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他仍在读杜甫晚年的诗。＇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虽贺客不断，他还是抽时间做杜诗的札记。2月2日，“读杜诗，成都梓州之作，鲜及民生疾苦者”。＇49＇这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杜诗，偶读乐府诗及其他书，2月11日这天上午有雪，他就终日不出房门，做杜诗札记。 2月17日，为贺陈雁迅母亲的六十寿，他在灯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岁寒心事，对杏桃难说”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写了《记郑以真先生》文，“觉胸怀甚好。平时作文，总不免名利之心，今日为此文，一无所为，自觉今日为不虚生”。＇50＇ 2月23日，他读了日本德富猪一郎著的《杜甫与弥尔顿》数十页。“尚不恶，于我有启示，写札记三四条。”2月24日，“读孟子伯夷章。临圣教序”。2月25日，他对朋友心叔说自己想写论诗人屈原、杜甫各篇内容，心叔劝他说，应该先写定词学考证各文，这本书可以留待晚年再写。“马夷初先生六十以后写说文稿甚辛苦，应乘精力好时，先写研究用心文字也。”＇51＇ 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论《长恨歌》文，想就乐府“青青河畔草”写一长文，专论换韵。“自诗经、楚辞下及词曲，作一总括之换韵例。”＇52＇ 3月3日，他继续读德富猪一郎的《杜甫与弥尔顿》，“颇有启发，札得诗人论数条”。＇53＇3月7日，他读了白居易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54＇3月8日，他读了向达的《唐代之长安与西域文明》，认为“此书颇可爱”。同一天，他给姚鹓雏复信并答赠五律一首，其中有“世变夜鹃知”、“珍重西湖约”等句。＇55＇ 从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来天时间专心写出论《琵琶行》的长文，写得很是辛苦，其间3月10日，“午后写琵琶行文一页，觉无意义，颇思辍笔。阅诗人论稿，拟以札记体写之，惮于作长文，以体弱不耐构思也”。3月15日，“写琵琶行三四纸，颇嫌小文字枉费精神，然念尽性之义，不敢率尔，惟很体弱，不能久用思耳”。＇56＇ 3月20日，他借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叹只记到五十岁。“惜后十年未出记，奉化事亦嫌不详细，不及赵惠甫之记曾文正。此或不敢详，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艰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节负此良友荩忱矣。”＇57＇ 4月5日，他从浙大哲学系借来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学》等书。4月10日，他读白石词有心得，读完《赵惠甫年谱》后他感慨赵“晚年筑室百余间于常熟，一生连娶三四妾，其佛学可想”。＇58＇几天后（13日），他即写了一篇赵惠甫小传。 3月20日，他说：“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写《词性篇》。＇59＇ 4月16日，他写成《词性论》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词性篇》第二稿。此时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没有几天。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毕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家从3月30日开始借读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书。这一天他到浙江图书馆借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我的文学修养》及《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余页，思以此为诗人论之借镜”。31日，“阅高尔基文学论，颇有悟入处”。4月1日、2日，他连日都在读高尔基的书。＇60＇4月5日，他又从浙大哲学系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册。“午后阅艾书小半本，颇欲仿此通俗笔墨，写各大诗人为一书，作中学生读本。”4月6日，“阅大众哲学半本。”＇61＇这也算是他在“新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前作些准备吧。闲暇时，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谢落、桃树开花、柳枝发芽或新柳如烟，夏承焘还教妻子读孟子、读朱光潜的致青年书，在平静中等待着时代的巨变。
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
时局急变，回首半生，4月4日，夏承焘整理藏书和旧稿，仅积稿就可装满满两箱，包括词人年谱、词例、词林系年、南宋词事、词源笺证、诗人旧闻、雁宕十说、诗文词存稿等十四五种。 念此十五种书，若一一写定，须十年心力，劳苦半生，弃之可惜。然成之亦复何用，颇思焚汰其大半，留三四种自玩。近月来于诗人论一书最为自喜，拟以极浅显文字写此六七家大诗人之性格，供中学生阅读，于我国文化或不无小补。如能每月写一篇，则一二年内可结集矣。心叔劝予先写词例，谓马夷初先生老年写说文甚苦，学术著作须精力好时写定。今日拟动手先写苏辛词例一篇，营营一日，遂不得一字。＇62＇ 作为有成就的词学家、词人，他早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他深知治学之艰难，对身外的名声始终保持着警惕。4月15日，他参加东瓯中学周年纪念会，同乡、同事、数学家苏步青在演讲中对他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称之为“过誉”。 4月19日，“得陈从周覆，谓欲集同门刊月轮楼词，贺予五十寿，问予首肯否。时局如此，伤为此不急之务耶？其挚情可感，当为书报之”。＇63＇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余家菊的人生对话，他“颇有佳语”。对人生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3月21日，念及平生师友，他说：“予今年五十，思检旧作日记，作一书，多记师友恩惠，间及自己读书经历。半百忽过，不知尚有光阴几何？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皆不如心叔），恐记亦无多可记。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64＇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假如王阳明在龙场有日录，“岂非天地至文”。宋明理学家语录都出自弟子之手，多有“走漏”，假如他们自己肯详细记下每一天的心境，或弟子能尽量详尽地记下其师一天的言行，“绘声绘色，令人如观电影，无殊亲炙，岂非大快”。＇65＇ 2月8日（正月十一）是夏承焘五十岁生日，天气阴冷，傍晚有雨雪，晚上他吃面自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晚心叔、微昭过谈，谓吾人举目此小房内之事物，为五十年前所无者，殆占大半。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前千年所未有之新世界。记此自庆。今晨送鹧鸪天人日立春词与伯尹，结语“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年看斩新”，寓此意也。＇66＇ 这年春天，“寒食清明都过了”时，他曾经填过“玉楼春”一首，其中有“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的句子，他对“千夫所指罪如山”的国民党政权素无好感，1945年，费巩失踪后，他曾参与签名，留下了“一士头颅索不还”等沉痛的诗句。在1948年的日记里他更是多次流露不满情绪。 11月9日，“报载蒋总统谈话，决戡乱到底，不惜再打八年，闻者皆咋舌。对豪门财产，仍无一字提及”。＇67＇11月17日，阅报知道陈布雷逝世，传服过度安眠药自杀，“以知时事无可为也。”＇68＇ 12月4日，“传蒋语黄绍 ，决不迁都，亦不守南京。众料蒋于无望时自杀，但恐不能如所愿耳”。＇69＇后来他在1950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嘲弄：“昨夕台湾广播，蒋宣称一年后反攻大陆，予未及听。蒋氏前此一二年屡来泛湖，饮于楼外楼。予未尝一见，亦从未于无线电中闻其声音。台湾迟早解放，不知其能决然舍生否？若随妇人逃亡美国，则令人齿冷矣。或谓其在南京亦尝誓死，恐终不肯死。”＇70＇ “花事今年看斩新”，对陌生的共产党的到来，他既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内心深处又不无顾虑，比如他在194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说道：“旬来为时局担心，营营不安。细思只是自私，苟能使大多数人得福利，则牺牲小己，何足顾念。即目前举动，或不合理想，然总比因循腐烂好。放大眼光，坚定心志，以接更新时代，断不可畏葸灰心，自斫丧其生机。王静安自沉＇沈＇，只是可笑可悯。”＇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人生五十是开端”
夏承焘的性格不属于慷慨激昂型，所以少有作狮子吼的时候，但他对闻一多的选择持肯定和向往态度，曾在194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73＇1949年3月9日，他经浙江过通志馆，“遇廖迅甫翁，听谈在参议会骂座事。廖翁寒素，不改书生本色，激昂论事，自谓今年六十四矣，又何所畏避。”＇74＇对敢言之士、书生本色的赞誉溢于笔端。但他自己“出身于自私虚伪之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是艾思奇说的“那种小本经纪、无远见、无气魄，但求学得一手吃饭本领，得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7月25日为申请加入工会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中如此解剖自己： 我父祖皆是小商人，无田地产业，十三四时我父所设布肆倒闭，家计甚窘。19岁毕业师范学校，迄今任教三十二年，全靠薪金收入过活。 我二三十年来研究书本，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解放前一二年偶见学生壁报有“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农民”一语，甚受感动，颇思尽弃所学，然由小资产意识太浓厚，生活圈子太小，故虽欲求新知，以自改造，而仍不能联系实际。 对公共事业无积极负责心，屡以才力不够自解自诿。解放以后，治学教书，观点皆改变，觉从前种种，自误误人……＇75＇ 然而，其为人处世治学处处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曲学阿世，不趋炎附势，他自称教书三十年“乐此不疲”，他信奉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本钱”，对投机分子他从无好感，无论是追随蒋介石的浙大同事张其昀，还是其他随风倒的人他都充满蔑视。他在195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此辈投机分子，可愍可笑。” ＇76＇ 1949年4月，“得知解放军横渡长江，夏先生作诗祝贺”。（由于这首诗没有收入《夏承焘集》，我至今没有见到。）5月3日，杭州解放，他又激｜情难抑，填写了《贺新郎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予年五十作此示妇》二首，＇77＇并写下七律《杭州解放歌》一首：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塞兵。 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 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78＇ 也是此时，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人生五十是开端”。1951年8月16日，他在抄录《满江红》词作时，前面有个按语：“江南解放时，予年五十，尝镌一印，曰人生五十是开端。” 从“花事今年看斩新”到“老来奇事见河清”，改天换地之际，“一代词宗”的心情大致上是乐观、兴奋、不无期待的。新时代开始了，他确实把五十岁看作了人生新的开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8、30、33、35、35—36、36、37、38、41、42、45、53、55—56 、59—60、60—61、37、53、31、32、33、34、38、40、42、44、52、46、56、58、59、42、53、47、12、28、44、46、128、46、49、2、51、50、53、33、33、39、46、39—40、41、50、44、45、46、50、52、33、35、41、35、36、38、42、43、44、46、46—47、47、48—49、50、57、50、53、55、55、59、50、51、39、12、11、20、93、22、24、8、47—48、108、131页。 ＇27＇《夏承焘集》第八册，175、179页。 ＇77＇《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8、254页。 ＇78＇《夏承焘集》第四册，53页。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报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参与创办了学生刊物《双十》（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参与创办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戏剧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解放后，担负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工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等多种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夏衍去世已10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刘少奇临别时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认为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周恩来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学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当然也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所必需采取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和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 “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同志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是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莱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4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他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