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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 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4＇ 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即使文采风流的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适应。他回忆说： “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顺应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5＇ 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1949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50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他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1949年以后“留用”的前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时代的金圆券折合老区的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一般都有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实行的都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老办法，即便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所以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党政军干部的供给制、“低薪制”和 “留用人员”的“保留工资”就发生了矛盾。 一次陈毅请刘伯承在家里吃饭，夏衍、潘汉年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威名显赫的元帅都在哭穷，陈毅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伯承则说自己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不无自嘲地对夏衍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方面，拿“保留工资”的人也有不满、不平，他们的看法是，你们住的是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这种矛盾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只不过小事一桩，大家都服从这种安排，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夏衍却在思考这些不该思考的问题了。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据包天笑日记，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后最大的一次台风，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触电而死，上海街头的行道树有被连根拔起的，有被风吹倒的，积水盈尺，司机纷纷涉水回家，街上到处是散置的车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电车与公共汽车停驶，来往上海的铁路交通也停止。＇6＇ 事过境迁，1981年夏衍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7＇ 二是他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8＇ 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沓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他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他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1＇＇4＇＇7＇＇8＇《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426、441、344、820—821页。 ＇2＇＇3＇＇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410、429—430、417—418页。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914页。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胡风
胡风（1902—1985）， 原名张光人， 湖北蕲春人，诗人、文艺理论家、出色的文学编辑，20世纪后半叶因为蒙冤入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到日本东京留学，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出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常与鲁迅来往，受鲁迅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1945年起主编文学杂志《希望》，悉心扶植路翎等许多有才华的文学新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创作流派“七月”派。1954年他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遭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文艺批评论文集《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一生“甜美的高峰”
1949年10月1日，26岁的李慎之站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度过了极端兴奋的7个小时，在这7个小时中，他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此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如此五彩缤纷的礼花，如此热情欢呼的人群……这一切都令他无比激动、无比感慨。“躬逢盛典，岂可无诗”，他不断地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竭力想把当时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一句话。”让才华横溢的青年李慎之意想不到的是，他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竟被一个人表达出来了，1999年，76岁的李慎之在回首“风雨苍黄五十年”时如此感叹，这个人就是胡风。开国盛典之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发表胡风的长诗，五十年后，他虽然已记不清诗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这一句神来之笔让李慎之不无羡慕，甚至不无妒嫉，尽管他那时并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 《时间开始了》共分《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第二欢乐颂》）五个部分，除了《胜利颂》到1950年才完成，《青春曲》最后没有完成，其余部分都写于1949年11月到12月间。从胡风日记可以知道，这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他在11月6日落笔时并不叫《时间开始了》，而是叫《时间到了》。11月10日，他续写时依然叫《时间到了》。第二天，他在写完第一乐章《欢乐颂》时，才改名为《时间开始了》。12日，他抄改完《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17日，虽然“痔疮剧痛”，但他说： ……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 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顶礼！ 格拉齐亚啊，你永生在我心里！＇1＇ 这也正是胡风“躬逢盛典”的两个月，《时间开始了》就是他内心的音乐，是他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唱出的真诚赞歌，也是他一生“甜美的高峰”。11月20日，“马凡陀来，送来今天《人民日报》，《欢乐颂》发表”。＇2＇《欢乐颂》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颂》，五十五年之后，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胡风当年的“音乐”吧——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方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3＇ 其实，《欢乐颂》歌唱的不是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幕，而是7月1日晚上，毛泽东出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三万人大会上时的情景。当时全场欢声雷动，如同一片欢乐的海洋的场面，作为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胡风也在现场，亲身体会到了平生最大最强烈的“欢乐”。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四时吃饭后，到中南海齐集，到体育场，参加三万人的庆祝中共二十八周年的大会。暴风雨来了，全场不动，暴风雨过后庆祝会开始。中途毛泽东主席来到，全场欢动。近十二时散会。”＇4＇
《欢乐颂》“惊住了一切人”
《欢乐颂》面世不久就被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而且当年12月30日就出版了单行本，“惊住了一切人”。＇5＇《欢乐颂》在文学圈和朋友中的反响，胡风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11月20日，“下午，谢韬来，谈《欢乐颂》，四时左右去。”21日，“上午，《北平儿童》汤小微来……并谈到《欢乐颂》”。＇6＇23日，“得王亚平信，谈到《欢乐颂》”。25日，“电话中知道，盛家伦要把《欢乐颂》写成一个交响乐”。＇7＇26日，“得鲁藜、芦甸信，谈到《欢乐颂》。得M信，她读到《欢乐颂》”。＇8＇12月3日，“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夜，戈金来，谈到《欢乐颂》”。＇9＇5日，“鲁藜从天津来，谈到《欢乐颂》等，一道出街吃面。……得侯唯动信，谈到《欢乐颂》”。＇10＇8日，“……得柏山信，谈到《欢乐颂》”。＇11＇11日，“校改《欢乐颂》，何英来取去付印。……M转来绿原信，谈到《欢乐颂》。……得葛一虹信，想印《欢乐颂》”。＇12＇15日，“王朝闻来，设计《时间开始了》分册封面”。17日，“海燕顾君送来《欢乐颂》校样，校过”。＇13＇18日，“下午，牛汉来，谈到《欢乐颂》。…… 在萧三汽车上，他谈到《欢乐颂》”。＇14＇ 此外他还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都叫了好的”，＇15＇“臧诗人”即臧克家，“碧小说家”就是碧野。 11月16日，在完成第一乐章不久，胡风开始继续写《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写得并“不顺遂”，加上痔疮发作，“很不舒服”。11月19日，他又说：“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16＇但他一直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部组诗的创作中，他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每天的状态。 11月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 “……写下第四乐章开始约五六十行。 “呼吸困难，到瑞芳处休息，她母亲和姐姐来亲切地谈话。” 同一天，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也说：“这些时，差不多完全被一股什么力量冲激差＇着＇，但又不能喷出来。成天像在海涛上掀簸着。第二章还只写一点点。真想全部弄完它，一些东西时常烧起来，困难的是有时不顺遂，好像力气不够似的。” ＇17＇ 11月24日胡风日记说：“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 ＇18＇
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
后来（1951年1月16日），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说：“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19＇ 但他想不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都遇到了困难。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20＇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21＇15日，他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22＇ 所以，他只能设法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光荣赞》、《英雄谱》（《安魂曲》）等几个乐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许是，他满腔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竟然遭到了一连串的误解、歪曲与批评（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 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他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说有“Se情”，何其芳甚至批评他将毛泽东比作“海”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因为毛自比“小学生”。经手发表《欢乐颂》的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击，批评胡风将毛泽东的形象歪曲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云端里的神”，与毛泽东“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不同。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发表长篇大论的《评〈时间开始了〉》，“这更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文化部编审处召开讨论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集体批评《评〈安魂曲〉》。批评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风的意料，“而且还故意地拉到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上去”。＇23＇ 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 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 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这一年胡风47岁。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27＇ 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29＇这个“乔木”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 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 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 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30＇ 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31＇ 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32＇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实上，5月18日，诗人艾青就曾当面说胡风“情绪‘消极’”。＇33＇不过，胡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处境（虽然他自认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意识到罗网已为他张开，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在7月18日即文代会闭幕一天写给老同学朱企霞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 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 他是从显赫的胡乔木那里得知自己不过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记中有三次提及胡乔木。6月9日，“得胡乔木信，官架子十二万分”。＇35＇11月27日，他本来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没时间，安排胡乔木和他谈，胡主要谈了两点。 1。我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 2。要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36＇ 对此，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更详细的回忆。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认了。＇37＇ 这次谈话在胡风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随党的事业，这一点也得到了党的认可，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自己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提到‘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应该入党？是不是因为不在党内，文艺领导才不信任他？＇38＇ 三天后（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经是他学生的陈绪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劝过他，叫他“要求入党”。）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扬，众所周知，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是胡风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早在左翼文学激荡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联”共事，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那时周扬就把胡风看成是“政治敌人”。1949年，当天下大势定于一之后，周扬以“文艺上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是“革命文学班头”，而胡风只是被邀请的客人、一个“同路人”，地位悬殊，身份已明。胡风一到东北解放区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周扬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http://www.xshubao22.com/6/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