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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写在前面的话（1）
文/沈弘
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
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
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
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
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写在前面的话（2）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 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
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2005年1月6日
图像的力量
文/雷颐
摄影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视。它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所说：“我们即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行走，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真确姿态是如何。然而，摄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与放大细部等方法，透露瞬间行走的真正姿势。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
或许，正是由于摄影有如此“魔力”，人们曾以恐惧的心态看待这项能够见证历史——进步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萌生与毁灭——的发明。本雅明还提到，摄影术在法国发明不久，德国的一家小刊物曾愤恨交加地要求及时对抗这项来自法国的恶魔技艺，认为“要将浮动短暂的镜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单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亵渎神灵了。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顶多，只有虔诚的艺术家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守护神明的至高引导之下，鞠躬尽瘁全心奉主，这时才可能完全不靠机器而敢冒险复制出人的神圣五官面容” 。
尽管曾遇强烈反对，摄影仍不可阻挡地迅速普及，甚至刷新了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感知方式，其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虽与其他来自异域的工业文明一同被视为“奇技淫巧”，但面世不久就进入了近代中国。所以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丰富的影像资料供有心者研究，虽然这方面的“开发利用”现在还远远不够。当然，首先拿着相机的“拍摄者”是西方人，而对象、即“被拍摄者”是近代中国的种种“行状”。当然，外来者总有外来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与“猎奇”不无关系。但反过来，“被拍者”却也可藉此反观自身。因为“身在庐山”有时反而难识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们”自处其中的风俗、礼仪习以为常，认为“理该如此”、“天下”都应如此，因此习焉不察，更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正是外来者的新奇目光，把近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定格”下来，使“往事”并未如烟随时光消逝。
北京大学沈弘教授中西学俱佳，多年致力于“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图书馆潜心悉心、孜孜石乞石乞，所藏甚丰。他将零星搜集来、非常罕见的影像汇编成《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成“整体性冲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片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恰如本雅明所说：“相机会愈来愈小，也会愈来愈善于捕捉浮动、隐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会激发观者的联想力。这里，一定要有图说文字的介入，图说借着将生命情境做文字化处理而与摄影建立关系，少了这一过程，任何摄影建构必然会不够明确。”本书中详细的图说使一幅幅历史画面更具内在联系性，这种“图文并茂”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强烈。
面对这些图片，人们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许会感到古国文明的厚重，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会感到旧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许会为烽火夕阳中传统的衰落感伤落泪，或许会为一种新文明旭日东升般的兴起振奋激动……
或许，应如斯宾诺莎所言，面对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
最初的印象
殷勤好客的杭州人
难忘钱塘潮
除了杭州的城墙和西湖的风景之外，给丁韪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钱塘江的潮水。对于后者，《花甲忆记》中也有一段专门的描述：
杭州湾的特殊构形造成了一种罕见的海洋现象，即钱江潮——潮水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潮汐也许更加有名，而芬迪湾的潮位更高；然而钱江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在十月份潮位最高的时候，当地的执政官员们会向它磕头烧香，因为他们相信潮水预示了海神的降临。 （见《花甲忆记》第113页）
过了好多年之后，丁韪良在《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再次提到了钱塘江的潮水威力之大，竟能把一条鲸鱼送到了杭州城外：
可别小看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七八年前，有一条巨大的鲸鱼在这条江的入海口处搁浅。教士裘德生博士——之江大学的校长——亲自跑去观看了那个场面，并且向我仔细描述了当时情景。他估计那条鲸足有100英尺长，尾巴已经被当地人割走了。解释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实：这个漏斗状的海湾潮位出奇地高。每月两次，初一或十五的时候，太阳和月亮的吸引力出于同一方向的时候，海水便咆哮着冲向岸边，形成了潮汐。胡格利河以及芬迪湾的潮汐或许也就不过如此。钱塘江大潮不仅摧毁船只，就连深处的那些庞然大物也无法抵御它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见《中国的觉醒》第23页）
丁韪良在中国前后生活了六十二年年之久，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接触了从乞丐到皇帝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翻译和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其见识不可谓不广。但杭州和西湖的印象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头脑之中。在他后来所撰写的文章和论著中，丁韪良还时常怀着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当年初探杭州城的那段冒险经历和西湖风景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沈弘/文）
来者通名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解除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禁令，新教各教会传教使团在中国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新教传教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总结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成败经验，开始认识到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仪。为此，总部设在上海的广学会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19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本文摘取该书一个章节的内容，对于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后，拜访当地官员所应遵守的一些礼仪细节和注意事项做一番简略的介绍。
凡是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无论他们是传教士、商人或其他人，下船后都必须从他们本国设在中国开放口岸的领事馆里获取一个登记证明，以及允许他们到内地旅行的护照，以便在旅行时能受到当地中国官员的保护。由于这种护照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它们必须用中文来书写。而西方人的姓名若是音译的话，必然会十分拗口，不仅让中国的百姓难以记住，而且在过关卡时，守关的中国士兵也难以辨认他们的护照。这就要求西方人最好能起一个跟自己名字发音相近的中文名字。例如著名美国传教士给自己起名为“丁韪良”，另一位美国传教士Gilbert Reid的中文名字为“李佳白”，而1907年来到中国的英国画家T。 Hodgson Liddell则自称为“李通和”。这样，他们在跟中国人打交道时，由于起了地道的中国名字，双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晚清的中国文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号，所以为了能更好地融入上流社会，有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名号。丁韪良的别号为“冠西”，据说这还是恭亲王得知这位美国人精通中国典籍以后亲自为他起的雅号。
拜访前的准备
西方旅行者在到达目的地或是中途要停留的地方以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便及时递交自己的证件，以及解释自己来此地的目的。这就迫使他要了解一些相关的中国礼仪，以及注意事项。如果这位洋人不懂中文，他就必须带上一个合格的翻译；即使他能说汉语，最好也带上一个可靠的中国仆人或朋友，以便能应付某些方言的翻译，或者应答一些官员通常要问外国人的问题。
拜访者应该穿上他最好的礼服，也就是他在自己国家去拜访一位官员所应穿的那种衣服。有时候西方人来到中国后会选择穿中国服装，然而这个问题在礼仪上并不重要。穿着民族服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儿也有一个小诀窍，即客人穿过膝的长衣服往往可以从主人那儿获得更多的尊敬，因为在晚清的中国，只有那些常年做苦力的乡下人才总是穿短褂的。所以拜访者应该尽量注意这一点，尽管穿长衣服可能会给行动带来不便。
在拜访官员之前，最好先写信告知；如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送一张名片就足够了。主要是询问一下大人在预定那一天是否有空接待客人。中国的官吏很少有上午在家的，所以拜访的时间最好是定于下午的三四点钟。送信的仆人会带回一张附有官员回话的名片。假如是寄信的话，回信中也会夹着一张官员的名片。
见面之前
如果愿意的话，拜访官员的西方人也可以走着去。但是按照严格的中国礼仪，他应当坐有两三个轿夫抬的轿子去，或是乘当地式样的马车去，而且陪同的仆人要穿长衫和靴子，并头戴饰有流苏的帽子，手捧拜访者的“护片”。在快要到衙门的时候，仆人先赶到前面去向守门人通报主人的到来，并将护片递进去。守门人接过护片之后，便转手交给另一位仆人让后者去通报。拜访者的轿子进了衙门之后，穿过几个院子，在一个紧闭的大门前停下来。拜访者依然坐在由轿夫抬着的轿子上，直到从大门里出来一个仆人，对客人说“请进”。假如主人不想见客，就会借口“不在家”，而让仆人直接对客人说“挡驾”，其原意就是“让马车停下来”。
假如主人确实愿意见客，关闭的大门就会敞开，轿子就会被抬进宅门和更里层的屏门，一直来到二堂，官员很可能就在那儿等着客人。但假如主人不想对客人表示出太多礼遇的话，屏门也许就会一直关着，这样的话，拜访者就不得不下轿，跟着仆人走进客厅。而主人往往不一定会等在那。所以这扇门的敞开或关闭暗示着主人是否态度友善或怀有敌意。
所有县级以上的衙门都要经过四重门，才能抵达官员居住的那个院落。开在街面上的第一道门称做头门，第二道是仪门，第三个是带有门的大堂，第四个是宅门。再进去就是屏门，紧接着是二堂和被称作“花厅”的客厅。
倘若主人的官衔为道台，拜访者的轿子是不能进入大堂的；若是知府，轿子会停在宅门外面；而有时即使主人的官衔只不过是知县，轿子也不能被抬进屏门。但拜访者的身份有时会打乱所有这些例行的安排。如果客人的身份高贵，或是主人为了表示尊敬，他就会在二堂里等候客人的到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花厅。
行礼客套
入座攀谈
在大家入座之前，主人会在每一个茶几上摆上一杯茶，客人们会拱手表示感谢。当仆人为主人放好茶杯时，客人就会假装要用双手来帮忙，主人就会从座位上欠身，做一个制止的姿势，嘴里一边说：“不敢，不敢。”沏好的茶并不是要立即就喝，然而交谈随即便开始了。拜访者若是跟主人已经熟悉，便会说“今日又来吵扰”，而主人则回答“客气劳驾”。如果客人中有一个新来者，跟主人熟悉的那一位就会介绍说：“某某先生最近刚到，专程前来拜访您。”主人会答：“不敢，不敢。”拜访者如有要事相商，此时便会开门见山地提出来，同时说些感谢大人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提供保护等奉承话。对于拜访官员的西方人来说，下面这几点尤其值得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
1。拜访者一定要像摄影师所要求的那样“面带微笑”，而且在跟主人说话或回答主人问题时不能笑得太过分。
2。说话时嗓门不能太响，而是音量应该有所控制。
3。对于西方先进机械装置的宣传不能过于露骨和夸大，最好是先等到主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再开始进行介绍。
4。对于中国各种制度和方法的批评，尤其是对于官员腐败的抨击，不宜太公开和直接，因为这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5。当说话者提及自己时，应避免直呼姓名，而应自称为“兄弟”。对于主人也不能直接以第二人称“您”相称，要委婉地称他为“阁下”，假如对方的官衔高于知县的话，就要称“大人”。在说到中国时，拜访者应尊称“贵国”，而说到自己国家时，则应说“敝国”。
6。正式的拜访不宜时间拖得过长，因为官员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务缠身，如果要找一个借口离去很容易，可以推说主人一定很忙，不敢再多打扰。
7。客人“直视”主人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跟主人谈话时，拜访者的眼光一般只停留在对方的胸部，只是偶尔才抬头看一下他的脸——凡是过于放肆的举止都应该避免。
8。在跟不太熟悉的人谈话时应小心谨慎，以防有失检点；跟熟人交谈时更应注意谈吐，以免冒犯对方。要时刻牢记：言多必失。虽然言者无心，但听者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加以夸大和曲解。
9。假如主人会说英语，那么谈话就应该用英语进行，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繁文缛节。
请茶送客
主人若认为谈话时间已经够长了，他就会说：“随便请茶。”这是一个暗示客人应该告辞的信号。反之，如果客人急着要走，他会首先对主人说“请茶”。但假如客人在听到主人请他喝茶时，还有事情尚未办完，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暗示；但主人若是命令仆人给客人进挽茶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信号。客人必须长话短说，或者打住话头，立即起身告辞。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主人显然不想急着让客人走，而只是撤换杯子里已经凉了的茶；这样的话，他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并且在还没说完时就命令给客人换一杯新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全凭拜访者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加以判断。但应该记住，换新茶是一个拜访该结束的信号。
在喝茶时；客人要用双手捧起茶杯，随着主人的动作把茶杯送到嘴边，跟着他抿一两口茶，在主人放下茶杯的同时也将茶杯放下。客人在品尝了茶之后应说“叨扰”之类简单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主人与客人互相拱手，与此同时，仆人会去把轿夫叫来。主人会引导客人走过好几重门，来到停轿子的地方。客人走在主人的前面，每到一个门的时候，就试图要阻止主人再往外走，嘴里说“请留步”或“岂敢”；主人会回答“应该的”或“您太客气了”。到了停轿子的地方，主人和客人又一次打拱。客人从旁边跨过轿子的抬杠时，要注意不让背脊朝着主人，在做最后一次拱手前说“再会”，接着就坐进轿子被人抬走。
客人若是走路回家的话，他在门口与主人告别时，必须弯腰面对主人，徐徐而退，然后再转身离去。倘若是坐马车，客人要先请主人回身，然后才上车。但假如主人客气的话，他就会留步看着客人上车，然后主人和客人互相拱手作别。但如果主人年事已高，或是官衔很高的话，客人在门口告辞以后，要先走一段路以后再上车。
在拜访总督、巡抚一类高官时，轿子不应该一直抬到里面，而是应该下轿，一路走着进来。他也不应该当着官员的面上轿，而应在门口分手之后，徒步走到停轿子的地方。
不同等级的官员们都可以使用轿子，但他们轿子的颜色和抬轿的轿夫人数有所区别。只有皇帝才可以坐由十六个轿夫抬的轿子；直系亲王的轿子由八个轿夫抬，行省的最高行政首领也可以坐由八人抬的轿子，但除了重大场合外，一般不这么做。更低一级的官员可以坐四人抬的轿子，而官衔低于知县的在职官员，只能由两个轿夫来抬，有时候会有第三个轿夫作为替补。
高官的轿子用绿布覆盖，外国公使按照条约的规定与中国的道台平级，所以他们的轿子也可用这种颜色。道台以下的小官吏和外国侨民一律都用蓝布覆盖。普通供出租的轿子盖布是黑色的，并饰有红色条纹。抬新娘的婚轿则总是大红颜色的。 （华立熙/文，沈弘/编译）
洋街坊的杭州日记（1）
洋街坊的杭州日记（2）
1月17日，星期一
我跟着多德先生去拜访目前在杭州的各位传教士。发现这儿的传教士们都很和蔼可亲。全城被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城墙所环绕，杭州的城墙有十个城门和七个水门。
1月18日，星期二
打开了行李并整理好我们的房间。我们的传教使团占据了皮市街上的一幢中式建筑，这条街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鞣皮工和鞋匠。传教使团的隔壁就是一个鞣皮工场。在整理完房间以后，我们想跟倪维思博士交换房间，但遭到他的谢绝。他被长期派驻山东省，目前他是临时在杭州教授一个神学班的学生。
1月19日，星期三
我们开始跟一位杭州的教师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威氏汉语读本，该课本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所编写。我发现最初的几课十分沉闷和单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练习一张表格中的发音。但是我们受益于倪维思博士的经常劝导和建议。
1月20日，星期四
前晌学习汉语，下午跟倪维思博士一起散步。他带我去了大街，那条街只有十至十二英尺宽。我看到了许多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城隍山上，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寺庙。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们拜菩萨。
1月21日，星期五
跟昨天一样。倪维思博士整个早上都在上课，而下午经常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我们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是于1859年首次在杭州开张的。当年倪维思夫妇在两个本地助手的陪伴下于4月8日从宁波来到了这儿。在六和塔附近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终于在城隍山上租到了房子，那儿他们一直住到5月10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于7月1日抵达杭州，仍然住在城隍山上。可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迫使他们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动荡之后又回到了宁波。现在杭州的气候十分宜人，在城隍山上尤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1月22日，星期六
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多德先生早上九点出发去大约十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二百四十个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多德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莱昂的描写虽然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十四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写下了身边的这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1870年杭州日记》，怎能不使我感到分外的亲切？ （沈弘/文）
江边的白河城
参观造纸作坊
旬阳县
第二天我们在旬阳县这个小城的前面登了岸。这个县城坐落在一个离江岸有一段距离的高地上，周围全都是崇山峻岭。从江边望上去，那县城就像被分作三层，就像三个圆形的舞台，其形状颇似一个式样独特、呈半圆形的露天剧场。
另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停泊在城前江岸上的船寥寥无几；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打左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船只都隐藏在一条环城的小河（旬河）里，因为汉江在流经这个地方时水流特别湍急。船的航行也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在纤绳的牵引下把船停在上游很远的地方，并且靠划桨的方式渡河；然而湍急的水流又将我们卷到了下游，然后再靠纤绳的牵引才使我们把船停好。
分层次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县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房屋都很小，有三个墙被刷成粉红色的寺庙，一座建在山顶的宝塔，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很少有人从城里出来看我们，因为县城离汉江还有一点距离，而且必须要穿越旬河。那些来看热闹的都是些粗鲁的人；他们取笑我们的鼻子，并且管我们叫“洋鬼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进城去，正在这时，有人劝阻我不要去，说有位信使要给我们带信件来，所以叫我再等一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这儿没有电报，但中国的消息传播还是那么的迅疾。例如，我不明白人们怎么知道，一位来自汉口的信使带着要送给我们的信件和包裹居然会到达了这儿？这可能只是个假定吧？但是中国人的口气却很肯定：“信使马上就要到了，他离这儿已经不远了。”信使送来的信件原来是从俄国寄出，再由汉口那些热心的同胞们加急转送来的。在中国并没有邮政系统；所有加急的官方信件都是由信使通过驿站的快马层层传递的，有时候同一个信使要带着邮件走很长的距离；然而他所传递的银两和信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向我保证说，信使们是值得信赖的，从来没有过邮件丢失或送错的先例。
我们在船上给信使发了赏金，并让他把我们写好的信件再带回去。
兴安府就在江的右岸，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城墙，在城墙的后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寺院的屋顶；在兴安府的后面还有一些远山耸立在树林和一些光秃秃树干之上。远远望去，那些光秃秃的树干酷似一根根的立柱。
汉江的河床变得很宽，我们把船停在了城市的对面，即汉江的左岸，从附近村庄来的一群中国人围住了我们这条船。兵勇们将人群驱散，而后者在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显示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面目清秀。他问我们是否卖“外国眼镜”，也就是双筒望远镜，以及想要知道我们做买卖的商品种类。人们向他解释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对此表示十分遗憾。我建议为他画一幅肖像画，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当这幅肖像画快要完成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了一声；他非常激动地突然起身，对那张画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跳下船去。我想他可能想起了什么事情，人们只是为了某件急事才叫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再为他感到担心，他的肖像画几乎已经完成了。
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但却在转瞬间变得气势汹汹，他不再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疯子。
“把我的画像交给我！”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拿来，快把那幅画拿来交给我，我要那幅画，我要拿走。”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场面?
(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晚清映像 http://www.xshubao22.com/6/6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