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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时，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无限忠诚”！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是不会象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岳飞当然也不会分辨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象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地热爱和对宋高宗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却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在及其坚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介（王旁）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三、“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转载《叛臣李全》
原载于小隐在线
无论历史的画卷多么波澜壮阔，在某些篇章里却注定是由小人物来完成的，他们就象融入汤汁的细盐，给盛宴添上不可或缺的滋味，而自己却很少获得美食家的赞扬。那是些言辞粗俗、惟利是图的人们，挣扎地活在属于帝王将相、儒林雅士的书卷里，所能留下的只言片语也往往令他们后人难堪和汗颜的。其实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人们，是无法怜惜自己的羽毛的，高尚的人格和超群的智谋有时还不如匹夫的勇气、坚韧，或者毋宁说是凶残更管用。
同样是历史的配角，这个叫李全的人在《宋史》中竟足足留下了两卷（尽管是名列《叛臣传》中），这在两宋包括辽、金史里的所有人臣列传中，只有李纲可以与他比肩了。历史的笔触总对两类人特别垂青，一是英雄，一是小丑；李全显然是属于后者的。
铁枪与红颜
李全，山东潍州人，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么，史称其锐头蜂目，权谲善下人，以弓马趫捷，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宋史·；李全传上》）；周密的《齐东野语》里也说“……重可四五十斤。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枪’”，或有其事。
铸铁为枪，枪身既重又无弹性，四五十斤的枪能运用自如，李全确实不愧为一员虎将，在他一生征战中也多是亲临前线，持勇好斗，即使每每陷入被困的窘境也能凭着手中铁枪和一些些小运气脱身，以至于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源于一次卤莽的冒险，完全是一个乱贼悍匪活脱脱的面目与应有的下场。与李全同时代的还有多人能运“铁枪”，多半也不得善终。一个是“张铁枪”，金花帽军的首领张惠，他的另一个外号叫“赛张飞”，听着就有幼读《水浒》的冲动和快感；张惠早年曾征剿过李全，两人一直是对头，后来败势了，一度归降过李全，溺杀金将答哥，不过最后他还是为金朝尽忠战死在三峰山，口碑要比他的对头好。一个叫“葛铁枪”是武仙麾下的勇将，也死于元军。另一个是“杨铁枪”，元军攻金时聚众自保，“以兵应之”，我附会他是李全的大舅子，当过土皇帝的杨安儿，他妹妹杨妙真“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他的枪法也应该不差的。
就是这个益都府（今济南）以制马鞍为生的工匠杨安儿，在金章宗时期的山东地界，先做了“群盗、无赖相聚剽掠”的首脑，后受招安当上了金的防御使，又趁着蒙古来袭金军主力齐聚中都的混乱态势，重回山东扯旗造反，“杀掠官吏，山东大扰”，改元“天顺”，有模有样地当起了皇帝。由于农民军衣着皆红，所以山东一带的各支农民军都被称为“红袄军”，那其中就有李全兄弟的身影，“全与仲兄福尤桀奡”——“奡”既是傲慢之意，也是古代的一名大力士，善荡舟——到嘉定年间潍州李全已经是可以同杨安儿、泰安刘二祖相提并论的一方豪帅了，借着蒙古兵横扫华北平原的乱局，他占据海州（东海县），北犯直逼益都。
但是声势浩大的红袄军终究是一盘散沙，急于僭号的杨安儿和其他大股首领都在嘉定七、八年间被金仆散安贞的讨伐军神速地各个击破，杨安儿被舟人捕杀，李全也逃上了海岛。这位“用兵果敢”的仆散安贞大人连同他的父亲仆散揆、祖父忠义已经在金朝三世为将，是晚金最后的帅才，可惜他的才能没有来得及经历蒙古铁骑的考验，因为他是章宗女婿的缘故，最后死于金宣宗（章宗的庶出兄长）的猜忌，“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是他的遗言。
失败后的红袄军主力奉安儿之妹杨妙真、母舅刘全为主，盘踞在莒州磨旗山一带，有数万人的规模，依旧是山东群豪名义上的首领，众称杨妙真为“姑姑”（小龙女？）。在当了几天海盗之后，李全也率残部依附之，接着就产生了爱情——我的一位涉猎文坛的朋友说，历史故事里不加一些爱情元素就会显得很乏味——杨氏通焉，遂嫁之。这个“通”字我翻了一下字典，确实没有上下级或上下辈之间媾和之意，看来“姑姑”是妙真部下对她的尊称，不是李杨二人之间的辈分。
顺便估计了一下两人的年龄：李全，根据《续资治通鉴·；卷157》记载“开禧元年……甲申，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硃裕结弓手李全，焚金涟水县。”以及后又记“全，即开禧中戚拱结以复涟水者也。”，至少是金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生人，当时不低于25岁；妙真根据她哥哥“泰和中……安儿时为群盗，亦请降，隶名军中，累官至防御使”和绍定四年（1231年）自称“二十年梨花枪”推算，成年（十六岁）是在1210年前后，当时也不到二十挂零。联想起妙真十二年后还能色诱一方总管夏全，当时该是怎样的风华绝代啊！李全既得美妻，又于困境中获得了大股势力的支配权，实在是一跤跌在了青云里。
“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
贞佑二年（1214年）金宣宗迁都汴梁，兼纳李英封建之策，由此金中央政权对山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在经受了蒙古军队象潮水一样的冲刷后，河北山东的州郡陷入到被地方割据势力瓜分的混战之中。李全在与杨妙真合流后重整旗鼓，曾背靠海州为据点，多次进攻莒、密，想独立打出一片地盘来，却屡屡败于劲敌李二措（完颜霆）、张惠，甚至险些被张惠所擒；而另一支红袄军霍仪部攻沂州不下，反被杀，部将彭义斌投奔李全，后来他和刘庆福成为李全麾下最重要的两位将领。
眼看着山东的地盘就要被瓜分光了，粮食又接济不上，李全象他的前辈一样吃了几顿人肉大餐后，然后决定归附南宋，引路人是原红袄军的旧将季先。宋的江淮制置李珏令他聚山东忠义沿江增戍，原打算是收容逃亡人员增强江防的，不料李全在得到宋的粮草和号召力后，连战连捷，先袭取了莒州，别将于洋和兄长李福又分别攻克了密州和青州，后两州可能只是掠夺或占据部分地区，而莒州一战捕杀了金守将蒲查李家，是较有战绩的胜利。嘉定十一年，李全正式归宋，诏为京东路总管，不过他的属地全在“敌占区”内。
无论是出于抗金的积极性还是扩大自己地盘的动力，李全此后对金的军事进攻十分活跃。是年他围攻海城，与金多路援军激战数月，不克，退守楚州，后又袭取密州，擒杀了金经历官黄掴。
同年，金大举南侵，掩护迁都，也企图用侵宋的土地弥补被蒙古掠夺的部分。金前军统帅完颜额尔克围枣阳军，左副元帅仆散安贞围安丰军及滁、濠、光三州，淮西战事紧张，李珏急令各州忠义军救援，皆不能进。安贞利用宋军只能守点的弱点，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濠州侵石碛，自盱眙侵全椒、来安、天长、**，淮南流民渡江避乱，诸城悉闭。金游骑数百至采石杨林渡，建康大震。”形势岌岌可危。忠义军李全、石硅部驰援盱眙，遇金兵小胜，随后宋军主力“围魏救赵”式的攻唐、邓，力解枣阳之围，金军北归；李全“扼敌归路”，在涡水击破金将卢鼓槌部，“金溺淮者数千人”，不久又与金军战于化陂湖，大胜，杀金将数人，并缴获了驸马金牌，于是李全报捷称斩杀金驸马。
当初宋朝廷悬赏能杀金太子者，赏节度使；杀亲王者，赏承宣使；杀驸马者，赏观察使。因此李全得封州刺史，后有人指出该驸马金牌为仆散安贞之物，而安贞现在军中，全显然是谎报战功，朝廷也眼开眼闭，甚至改作“仆散万忠”记入《宋史·；贾涉传》中以讹传讹。
秋七月，金军再围枣阳军，宋京湖制置史赵方故伎重演，以孟宗政部坚守，许国、扈再兴率主力袭击金军后方，经过八十余天血战，与各路赶来相救的宋军（李全也在其列）里应外合大败金军，“金人自是不敢窥襄阳、枣阳。”整个兴定南侵战争中，以此战最为精彩激烈，赵方之子赵范、赵葵，孟宗政之子孟珂日后皆为抗元名将，许国以后成为李全的制司，直接激化了李全叛宋。
金南侵失败的同时，河北又遭受蒙古张柔军的进攻，降服三十余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金元帅**感觉威胁日增，欲以山东诸郡附宋自固，正巧李全北上克齐州，得知此信后仅带数人入青州与**洽谈，取得了对方的信任，这份胆识也确实不同于普通的农民将领。“林纳之，相见甚欢，置酒结为兄弟”，带着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州版图来归，虽然实际统治地区仍然与其他依附蒙、金的封建武装犬牙交错，象张渔网般支离破碎，但毕竟是名义上“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南宋进入末期时居然一度在淮河以北取得了少见的扩张态势。
**归宋后，金痛感中原统治的根基摇动，连连向李全抛出媚眼，但是李全说出了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句话——“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也许因为他的虚衔上又添加了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的称号，也可能他认定了金国这艘船注定是要沉的。
与此同时，李全忠义军的主要基干刘庆福、彭义斌被任统制，留屯楚州。李全在山东境内实际能支配的兵力反而减少了，他也不再专注于山东战事。其后他偷袭涟水和攻打军事要点东平府的行动中只依靠同为总管的时青、夏全军，连遭败绩。其兄李福与**因夺胶西盐场反目，刺激了**投降蒙古，山东诸郡除青州被李全复夺外又划出了宋的版图，不过南宋朝廷对此也不上心，他们更担心的是忠义军会成为反噬之虎。
从南渡门到楚州兵变
嘉定十二年，由于南附的山东忠义军人数大增，宋相史弥远鉴于开禧北伐的失败不愿公开收纳，仅以“忠义粮”的名义提供一万五千人的钱粮，导致石硅等多路人马哗变，公开夺粮自食，后李全出面调解并担保钱粮供应，才将此风波平息。宋朝廷觉得这支忠义军如饿虎，以肉饲之，啖尽将反噬，便让此前上书“恐山东之祸必移于两淮”的贾涉为江淮制置使来楚州节制，用分屯驻军，淘汰老弱的办法肢解忠义军。贾涉以自己能掌握的南军有7万余人，而将北来的忠义军石硅、夏全等部分为两屯，李全部分五砦，用“陕西义勇法”削减编制，做到“使主胜客”。
另一方面李全在军事胜利后日益骄横，“有轻诸将心”。他暗借贾涉府吏之手排挤副帅季先至死，贾涉急欲收编季先部，反而坐实了恶名，成为忠义军眼中之瘤。季先旧部奉石硅为帅，贾涉又欲分硅军为六部，激化了矛盾，石硅索性不听号令再次自立。于是李全导演，贾涉唱戏的南渡门之变开始了，贾涉将淮 军无钱粮不行，此计一出，石硅马上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局面，部属纷纷散去，他也匆匆投奔蒙古了——他后来与一贯在宋、蒙中摇摆的严实合军守东平、曹州，嘉定十五年为金将王庭玉所杀。
李全在取得贾涉的信任后收容了大部分季先、石硅的旧部，又借金人南犯为名，阻止贾涉亲查军中虚额。后请迁刘全为扬州总管，兼领其部众，将淮东方面忠义军尽数纳入囊中，甚至原属于“正军”中的万名帐前忠义军，也被李全贿赂而后尽统其军。贾涉一面上书史弥远，言“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一面却看着李全贿赂府吏，暗植爪牙却无能为力，连山东**在反投蒙古前，曾多次上书暗诋李全，也无法阻止朝廷加封全为招信军节度，而时间正在**归蒙后的冬季，如同表彰李全丢失山东诸郡的“功绩”一般。
贾涉在宋史中被称为“居方面，号有才”，但政治手腕上远不如他的庶孽子贾似道。李全建节后不到一年，就操纵了一次小兵变，把他关在楚州城外，又让假意让老婆妙真将他送回府，贾涉这才清楚自己是彻头彻地的光杆司令，于是称疾回家死于道中。
接替贾涉的人一开始就很受争议，他就是上文提过的许国，《宋史》用“闻者惊异”来批评这样的人事安排的不可思议。许国是员战功赫赫的老将，从资历和军人气质上看比贾涉更适合，但他胸无半点城府，曾多次上书直言李全“奸谋甚深，反状已著”，根本没有统帅一方大局的才能，连一贯弹劾李全的吏部侍郎乔行简也以为许国“不宜帅淮”。可想而知，这样一位对“地头蛇”带有严重成见又不善于玩阴谋的“强龙”，会给已经非常棘手的淮东政局带来怎样的变故。然而许国还是在众人怀疑担忧的眼神中，无比自信地走上了江淮制置使的帅位。
许国到任后做了三件对攸关命运的大事，其一是对杨妙真郊迎避而不见；其二是痛抑北军，有与南军相竞者，无论曲直偏坐之，甚至裁撤了大多数忠义军的额外犒赏；其三是怠慢李全，不顾官场礼节“节使当庭趋，制使必免礼”，当众坐受李全的拜礼。李全强压怒气回青州驻节，誓言不返，赌气不受许国回赠的名马。许国为震慑已经蠢蠢欲动的北军不满情绪，集两淮马步兵十三万于楚州阅兵，仿佛想重演南渡门的一幕。
然而这是李全玩过的把戏，别人效仿起来就未免出乖露丑了，更何况许国手中的筹码并不多。忠于南宋的北军将领彭义斌、赵邦永被调往山东作战，留在楚州的忠义军主将刘庆福遭许国幕宾羞辱，早就心怀反意。赵邦永在出征前密喻许国：“邦永若去，制使谁与处？”显然他已经察觉情势的危机，可许国满不在乎地说：“我自能兵，尔毋过虑。”更可笑的是，许国对于自己“能兵”的专长迷信到虚妄的程度，当刘庆福即将发动兵变的前夜，计议官苟梦玉得知消息密报许国，他依旧满不在乎地说：“但使反，反即杀，我岂文儒不知兵耶？”许国所倚仗的是扬州强勇军统制彭兴等诸将，但李全多年的公关工作早就使这些将领在楚州兵变时加入了叛军行列。
楚州兵变是在一个戏剧性的变故中开始的，更是以一个喜剧的方式结尾的。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宁宗驾崩，无子，生前预立的太子赵竑仇视权相史弥远，没事书其名“当发配八千里”，又称弥远为“新恩”，意思是发配到新州或恩州，不料史弥远果断废立，立理宗而封竑为济王出居湖州，这个南宋的皇家愤青除了“跂足俟宣召”和哭天抹泪外别无他想。倒是湖州的潘壬兄弟谋立竑为帝，又假借李全的旗号造反，事败后逃往楚州被擒。湖州事变使原有反意的李全更觉难逃嫌疑，索性使刘庆福回楚州造反。原计划是整个淮东忠义军一起哗变，然后偷袭扬州，但盱眙四军不从，计划不得不中断。正当楚州事露之际，许国的骄横懈怠让苟梦玉唱了一出“捉放曹”，他惧祸上身，反告庆福：“制帅欲图汝。”次日一早，许国刚起身便发现官宅火起，“露刃充庭”，整个楚州已经是叛军的天下，他额中一流矢，缒城逃出楚州，羞愧难当，自缢于道。
此后李全还谋袭扬州，被知州赵拱识破，他策划楚州兵变，原就打算叛宋，或自立，或附蒙古；但不料权相史弥远因为废立事受朝野众口斥责，不愿意另生他变，更怕李全势力旁落政敌之手，索性纵容李全的叛变行为，授徐晞稷为淮东制置使，曲意安抚。这个马屁鬼徐晞稷也够“曲意”的，居然称李全为“恩府”、妙真为“恩堂”，制使甘认节使为下，恐怕是李全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
楚州兵变的爆发和朝廷的处置使江淮各部忠义军的叛心大起，盱眙四总管致书请讨贼欲争夺李全的地盘，夏全使部将卞整再次谋取扬州作乱；时青则伪扮金兵夺麦同李全火并；扬州总管刘全也借口铜钱不得越江交易，谋复叛；最后连刘庆福也与李全渐生狭隙。见淮东势乱，李全索性回青州经营山东了。
但是在山东，他却遇上了昔日的部下彭义斌。彭收复山东的许多州郡，不愿听从李全，而且他击败了李全的军队，又迫降了东平严实、真定帅武仙，众至数十万，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以“诛逆全，复神州”之计，几乎将李全逼上绝路（赵范有言：义斌蹙全，如山压卵｜）。可惜的是他在赞黄五马山与元军激战时，因严实复叛，兵败获擒，不屈而死。彭义斌遗言“我大宋臣，义岂为它人属耶！”印证了他是所有出身红袄军将领中最为慷慨激越的终局，而此前南宋政权因为忌惮李全的缘故，一直默许着李全对他叛逆的诬告，以至《宋史》中竟无传。
“我乃不忠不孝之人”
彭义斌兵败身死，李全辖其残部成为山东境内唯一未依附蒙古的势力。宝庆二年，元军大举进攻青州，李全大小百余战，尤未能退敌，无奈之下据青州孤城死守。元军主将孛鲁是木华黎之子，汉化颇深，没有象以前的元军那样遇坚城绕行掳掠，而是筑长壁坚持围城。李全使兄长李福南下求援，自己守城达一年之久，数十万军民最后仅剩数千人，元军始终不退，终于不得不降了。
孛鲁十分器重这位降将，在此之前能和蒙军对峙那么久的中原将领不多，给李全**山东行省之权；同时孛鲁也不放心李全，因其有反复的劣迹，而且他一直与宋金间的封建势力时青等人有书信来往。刚在元营中安顿下来，李全就得到了时青的密信，其兄李福、妻刘氏、次子被宋军所杀，为首的是**、邢德等五人。李全大恸，力求南下报仇，孛鲁不准，李全遂断一指以明誓；孛鲁答应了，并派一张姓宣差同行。宝庆三年十月，李全回到楚州，杀人复仇，最后连同时青一家一块儿宰了，吞并时青所部，重新招兵买马，教习水军，受宋钱粮而岁贡大元，甚至与金合纵，做了一只在三国之间朝秦暮楚的蝙蝠。
那此前发生了什么呢？当李福回到楚州时，发现别说北上救援，楚州李全家人的局势就已经危机四伏了。朝廷对于李全军的态度完全是北宋之于辽、南宋之于金政策的缩影，得知李全被围青州后，换上刘琸为淮东制置使，“稍欲图贼”——《宋史》里这四个字说得妙绝，连落井下石的勇气也不足，只敢稍稍地玩些花样，也许因为尚不清楚蒙古同李全的胜败吧。
刘琸就是来稍稍玩花样的军事白痴，面对不足三千人的楚州守军，放着自随的三万镇江军不动，反而游说盱眙总管夏全、时青出兵。夏全当然愿意吞下楚州这块肥肉，盛兵陈于城外，而且此刻又传来李全身死的传闻；但是夏全接到了来自杨妙真的口信：“将军非山东归附耶？狐死兔悲，李氏灭，将军宁独存？愿将军垂盼！”我想那一刻夏全一定回忆起当年在杨安儿麾下的青春时光，回忆起十二年前那个令他夜不能寐的倩影。其后妙真的话更露骨：“人言三哥死，吾一妇人，安能自立！便当事太尉为夫，子女玉帛、干戈仓廪，皆太尉有，望即领此，无多言也。”于是酣饮而归，转仇为好。这虽然是很老套的手法，但该插点煽情片段的时候，还是应该义无返顾的插一点。
就象夏全招架不住杨妙真的美人计一样，刘琸也丝毫招架不住夏全的反戈一击，其实他尚有精兵万余，若是竭力抵抗，凭借他淮东制置使的头衔，也足够号令各部忠义军、各州驻军前往平叛，而这位老兄却“窘束不能发一令，叹息而已”，末了缒城而逃，不久便应了在楚州当制使者的魔鬼定律，在失意中死去了。
那一边，夏全收拾了刘琸，满心欢喜地回楚州跟妙真过小日子了，结果却吃了妙真的闭门羹，方知中计，自己老家盱眙也被张惠、范成进所占，无可奈何之下，大掠淮上后投奔金国去了。
其后的淮东政局可以用“混乱不堪”来形容，简要的说，就是李福杀刘庆福夺军权，又赶走了下一任制置使姚翀——搞笑的是这家伙也是缒城而逃，连许国算上这根绳子已经救了三个方面大员的命了，不知道还牢不牢。不过朝廷上没人愿意接着去尝试了，索性将淮河防线后移至长江，改楚州为淮安军，命通判张国明权守视之，大量削减供应忠义军的粮草。李福没有李全的威望，也没有四处搞钱粮的本事，饿肚子的部下中有李福的老冤家**（李全破益都时擒获之）、原贾涉旧将王义深及国安用、阎通、刑德等五人聚计曰：“朝廷不降钱粮，为有反者未除耳。”遂起兵杀李福等诸人，杨妙真易服往海州。
随后就由李全来演出为兄报仇的一幕，并时青部，复夺盱眙，成为夹于元、宋、金中的一大独立势力。从宝庆三年末到绍定三年冬季李全正式伐宋止，南宋朝廷在明知李全必反的情况下一直供给他的钱粮，妄图用这一点点蝇头小利填满李全的野心，甚至还封他为彰化、保康军节度使、仪同三司、京东镇抚使。淮河边上的军民有“养北贼，戕淮民”之语，愤言朝政的**。
即便是这样，也改变不了李全南侵的决心。当李全南归楚州后，便大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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