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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防火箭?如果遇到火攻,纸甲怎么防护呢?
以上转自历史大论坛之国史雅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锅锅你写的论文也发一些啊!!!让我们长长见识。今天还更新么???小yngyng
咳咳,诸位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啊?以前锅锅转贴文章,都在标题或者文后表明“转贴”字样,这篇文章有么?嘿嘿,还要锅锅说的更加明白么?
这个星期赶稿子,三章《岔路》锅锅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发出来,所以先弄篇论文发出来,一来是给大家有看的东东,二来也是阐述一下锅锅对于民族问题的观点。
希望诸位对《岔路》的支持一如既往~~
※※※※※※※※※※※※※※※※※※
——从唐帝国前期统治阶级中的民族构成看同时期唐的民族政策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官君策
唐帝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至今,国人称汉族为“汉人”,海外国人则无论民族统统以“唐人”自称,可见,唐帝国对各民族人民影响之深。【转自铁血www。tiexue。www。tiexue。www。tiexue。www。tiexue。】
唐帝国鼎盛时期,若将各个藩属、羁縻州包括在内,在疆域上,东至大海,西到中亚乌浒河流域,北方囊括蒙古高原直至西伯利亚平原,南方越过秦岭,在今天中南半岛诸国中具有极深的影响力。这个大帝国中,包括回鹘、渤海、南诏这样经过唐朝皇帝册封的属国,也有吐蕃、新罗这样的唐朝藩国,更有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阗国这样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
唐中前期,北方各民族以“天可汗”称呼唐天子,这个称呼不仅仅是表现出对唐天子的敬畏,在更深的含义中,有视唐天子为北方各民族之共主、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唐帝国的地方政权的重要意义。而且,唐帝国也册封统治者为帝国的官吏,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版图,成为不改他们传统习惯的羁縻府州,总数多达800多个。
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它的建立自然离不开夷汉各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唐前期统治阶层的民族构成看到部分表露。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
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搀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时期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就李虎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甚至还在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的“运动”中分到一个鲜卑姓氏——大野氏,成为北周亲信贵族,当然,这个姓氏单**还没有什么,与李虎的名字一连读就出笑话了。这个似乎适合生活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名字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自然对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不仅如此,在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也多是胡族出身:
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代北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刘政会等七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历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应不为过。
其次,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再结合唐前期的现实背景,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唐朝的建立是在推翻隋朝,并进一步剪平各地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唐朝的政治意图扩展到征服全国之时,他们就与突厥人的战略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意图是趁隋末大乱,分割中原各地势力并使之互相争斗,自己则从中控制,如同早期对待北周和北齐那样。唐朝的战略打破了突厥人的幻想,双方由同盟者转变成为对手。自从唐朝建立以后,突厥就对中原展开持续进攻。唐高祖当政的9年,中央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削平各地的武装势力,而这些势力恰恰受突厥人的支持。太宗即位的当月,突厥颉利可汗就率领10万大军向唐进攻,这对唐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逐一剪平各地割据势力之后,唐朝便将其中心任务转向对付东突厥。贞观四年(630),唐朝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暴风雪灾害频仍之机,派大军并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将东突厥征服。这是唐朝建国以来对外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随后,唐朝又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势力,在东北和西域两地展开攻势。公元640年,唐军消灭高昌国,在此地建立西州,由唐人直接控制。唐朝以此为契机,进而又征服了西突厥势力。而在东北,唐太宗也数次调派大军东征高丽,直至高宗即位后,唐终于将高丽制服,从而完成了自隋文帝以来中央王朝对东北区域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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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族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附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族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
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似乎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外国人在政府做官的现象。
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种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尚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
在我们回首敬仰这个帝国的时候,请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
阿史那社尔将军,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妻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太宗时封毕国公。
执失思力将军,突厥酋长。妻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太宗时封安国公。
契苾何力将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高宗朝受封凉国公。
黑齿常之将军,百济西部人。高宗朝封燕国公。
泉男生将军,字元德,高句丽盖苏文子。高宗朝受封卞国公。
李多祚将军,其先祖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中宗朝受封辽阳郡王,食实户八百。
论弓仁将军,吐蕃族。玄宗朝受赠拨川郡王。
哥舒翰将军,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玄宗朝受封西平郡王。【转自铁血www。tiexue。www。tiexue。www。tiexue。www。tiexue。】
高仙芝将军,高句丽人。玄宗朝受封鸿胪卿、假御史中丞,四镇节度使。
尉迟胜将军,本阗国国王。安禄山反,胜使弟曜摄国事,身率兵五千赴难。肃宗时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实封百户。
尚可孤将军,东部鲜卑宇文氏别支。德宗时封冯翊郡王,食实户二百。
……
被推动的文明
前一篇文字激|情足够,却是极不正规,这是经过修改后,稍稍正规一些的文字,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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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唐前期开放型的民族政策在唐帝国建立及发展中的作用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官君策
摘要:唐帝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至今,国人称汉族为“汉人”,海外国人则无论民族统统以“唐人”自称,可见,唐帝国对各民族人民影响之深。但是,在唐帝国的建立过程以及初唐时期,唐的统治机构内,自上而下,也容纳了无数的其他民族官吏,这些人与诸多汉族官员一道,为大唐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唐统治者以放开的胸怀,形成了唐初开放型的民族政策,才使得初唐即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庞大帝国,也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得以加速前进。
关键字:唐帝国,民族,开放型
隋末,各地兴起的农民起义和王朝内部边帅的起兵叛乱,使得隋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北部边地的军帅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等都曾依违突厥,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1】。时在太原防御突厥的李渊,亦起兵反隋,也转而向突厥求兵援助【2】。李渊势力坐大之后,他的目标是代隋而立,并统一全国。这就与突厥的利益产生了冲撞,于是,突厥由支持李渊转而与他对抗,唐、突厥的关系逆转直下。贞观四年(D630),唐太宗派李责力、李靖等合众10余万,趁突厥内部矛盾激化、风雪降灾之机,将东突厥灭亡。随后,唐军又征服了代突厥而起的薛延陀势力,漠北铁勒系统的各支系力量纷纷投附于唐。据《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三月条记载:“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太宗)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将中原王朝的天子称号——皇帝与游牧政权的最高首领称号——可汗集中于一人身上,前无古例。这反映了唐朝势力在北部大漠地区的雄强,其势头超越了前此任何朝代。
唐帝国鼎盛时期,若将各个藩属、羁縻州包括在内,在疆域上,东至大海,西到中亚乌浒河流域,北方囊括蒙古高原直至西伯利亚平原,南方越过秦岭,在今天中南半岛诸国中具有极深的影响力。这个大帝国中,包括回鹘、渤海、南诏这样经过唐朝皇帝册封的属国,也有吐蕃、新罗这样的唐朝藩国,更有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阗国这样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唐帝国也册封这些小国的统治者为帝国的官吏,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版图,成为不改他们传统习惯的羁縻府州,总数多达800多个。
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它的建立自然离不开夷汉各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唐前期统治阶层的民族构成看到部分表露。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
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搀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时期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就李虎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甚至还在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的“运动”中分到一个鲜卑姓氏——大野氏【3】,成为北周亲信贵族,当然,这个姓氏单**还没有什么,与李虎的名字一连读就出笑话了。这个似乎适合生活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名字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自然对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不仅如此,在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也多是胡族出身:
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代北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在这些之中,以窦抗最为典型。窦抗是李渊妻窦氏从兄,“与高祖少相押”【4】,显系至亲,且为故旧。窦抗的族出,为匈奴费也头人【5】;有意思的是,宇文士及也是“匈奴破野(费也)头”出身。在唐人眼中,窦、宇文二氏自北魏以降,一直被视为代北贵姓的最高等级。窦氏自拓拔魏迄李唐有4女被册为皇后,至少有6人拜相,7人当主,数百人任中央或地方文武大员。而窦抗的直系祖先“累世仕魏,皆至大官”;宇文士及的家族,亦同样是世代攒缨。其父述,隋文帝时,超拜上柱国,摧右卫大将军,权倾一时【6】。
唐帝国初期,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鲜卑族)、尉迟敬德(羌人)、高士廉(鲜卑人)、刘弘基(匈奴族)、屈突通(奚人)、长孙顺德(鲜卑族)、刘政会(匈奴族)等七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历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应不为过。
其次,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唐初名将李靖曾讲:“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7】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再结合唐前期的现实背景,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唐朝的建立是在推翻隋朝,并进一步剪平各地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唐朝的政治意图扩展到征服全国之时,他们就与突厥人的战略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意图是趁隋末大乱,分割中原各地势力并使之互相争斗,自己则从中控制,如同早期对待北周和北齐那样。唐朝的战略打破了突厥人的幻想,双方由同盟者转变成为对手。自从唐朝建立以后,突厥就对中原展开持续进攻。唐高祖当政的9年,中央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削平各地的武装势力,而这些势力恰恰受突厥人的支持。太宗即位的当月,突厥颉利可汗就率领10万大军向唐进攻,这对唐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逐一剪平各地割据势力之后,唐朝便将其中心任务转向对付东突厥。贞观四年(630),唐朝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暴风雪灾害频仍之机,派大军并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将东突厥征服。这是唐朝建国以来对外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随后,唐朝又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势力,在东北和西域两地展开攻势。公元640年,唐军消灭高昌国,在此地建立西州,由唐人直接控制。唐朝以此为契机,进而又征服了西突厥势力。而在东北,唐太宗也数次调派大军东征高丽,直至高宗即位后,唐终于将高丽制服,从而完成了自隋文帝以来中央王朝对东北区域的战略目标。
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
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8】
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族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附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族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
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似乎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外国人在政府做官的现象。
也正是这样开放型的民族政策,开放性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源源不断的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更使得诸多汉族官僚能够平等的与其他民族人才竞争,在统治机构中产生出一种良性竞争机制。人以才举,只要有才华,就不会被埋没,人才的选拔、官员的晋升,不看出身,不论财富,更不以民族、种族的差异而贬低人才。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天宝年以后,安史之乱,才逐渐为“华夷之辨”的论调所代替。也结束了唐帝国的百年盛世。
但是,开放性的民族政策,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种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尚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而盛唐开放性的民族政策,恰恰成为华夏文明前进的推动力。
在我们回首敬仰那伟大帝国的时候,请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
阿史那社尔将军,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妻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太宗时封毕国公。
执失思力将军,突厥酋长。妻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太宗时封安国公。
契苾何力将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高宗朝受封凉国公。
黑齿常之将军,百济西部人。高宗朝封燕国公。
泉男生将军,字元德,高句丽盖苏文子。高宗朝受封卞国公。
李多祚将军,其先祖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中宗朝受封辽阳郡王,食实户八百。
论弓仁将军,吐蕃族。玄宗朝受赠拨川郡王。
哥舒翰将军,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玄宗朝受封西平郡王。
高仙芝将军,高句丽人。玄宗朝受封鸿胪卿、假御史中丞,四镇节度使。
尉迟胜将军,本阗国国王。安禄山反,胜使弟曜摄国事,身率兵五千赴难。肃宗时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实封百户。
尚可孤将军,东部鲜卑宇文氏别支。德宗时封冯翊郡王,食实户二百。【9】
……
【参考数目】:
【1】《旧唐书》(卷55)薛举传,刘武周传_李轨传。((卷56)梁师都传。(卷54)窦建德传。
【2】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
【4】《新唐书》(卷108)窦抗
【5】石见清裕《唐王朝的建立与匈奴费也头》摘译载《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6】《周书》卷30《窦炽传》;《隋书》卷39《窦荣定传》
【7】《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8】《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9】《新唐书》(卷123)诸夷蕃将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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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锅锅,2005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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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人,心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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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调整心情全力码字……
以上没人爱的锅锅
2005年10月14日
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题外话:这几日,锅锅在痛苦的反思《青龙血裔》的写作思路,最近锅锅感到对于《青龙》的写作越来越艰难和缓慢,写出的东西,来自己都不满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锅锅在彻底的修真与彻底争霸间反复思索着。影响了《岔路》的写作,这里说声对不起的同时,将一片网文转过来,大家共赏。
锅锅,2005年12月22日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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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岳飞之“忠”
刘坤太
提起岳飞,立即就会使人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八百多年来,岳飞一直是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来,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是所谓“愚忠”说,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其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使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氏在《晋阳学刊》上又大论《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写观点。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对此公案,笔者学疏识浅,本无发言之权,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汉民族被推到危亡关头,而**的宋王朝统治者,却在金贵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怜,甘心出卖中原民族的利益,无耻地背叛了汉民族国家。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马上无情地唾弃了卖国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忠”的概**再次升华,把仅有的一层名义上“忠君”的薄纱也彻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卖国皇帝,逼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强迫皇帝去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这一传统伦理概**赋于新的内涵。
随后,当宋钦宗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和时,两河人民不仅不对换皇帝“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用“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壮烈行动,表达对皇帝极度轻蔑,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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